2012年全球中國藝術品拍賣有關鼻煙壺部分，前五大高價拍品畫琺瑯鼻煙壺就占了三席，其中一件出自上海崇源的清雍正〈銅胎畫琺瑯牡丹花荷包形鼻煙壺〉，更是以人民幣517萬5,000元的高價拔得鼻煙壺類的頭籌。事實上，肇興於清代的鼻煙壺，追溯其濫觴，儘管與西方吸聞鼻烟的嗜好難脫關係，但清代盛貯鼻煙的鼻煙壺，非但造型式樣更勝西方，同時其精巧可供把玩的雅物形象，也猶令人有「盈握洞天」的收藏雅趣，特別是瑰麗絢爛的形象獨步於其他類別的畫琺瑯鼻煙壺，更讓人心迷神往。
畫琺瑯鼻煙壺．堪稱帝王雅物
概略來說，畫琺瑯鼻煙壺基本上又可細分為：金屬胎畫琺瑯、玻璃胎畫琺瑯與瓷胎畫琺瑯三種品類。其中金屬胎畫琺瑯的製作時間可稱得上是三類畫琺瑯中最先製作完備的創新品種。學者咸信，金屬胎畫琺瑯鼻煙壺的始製時間應該不會晚於康熙中晚期，並且歷經雍正朝的進一步發展，到乾隆時期達到全面成熟的最高頂峰。不唯如此，金屬胎畫琺瑯的胎體質地亦有金胎、銀胎與銅胎的不同分別，只不過銅胎的數量比例遠高於其他兩類而已。
史料顯示，康熙十九年（1680）清廷於紫禁城內設立了琺瑯廠，隨即著手生產掐絲琺瑯與鏨胎琺瑯。康熙二十三年（1684）以後，隨著海禁的放寬，東西貿易亦逐漸開展，自15世紀以降流行於歐洲的畫琺瑯技術乃於焉傳入中土。此間，又由於康熙皇帝對畫琺瑯雅物的喜愛關切，於是在既有的掐絲琺瑯製作基礎上也開始摸索畫琺瑯的創製，再加上康熙五十五年（1716）以後，廣東能燒琺瑯的匠師潘淳、楊士章以及法國耶穌會教士陳忠信（Jean Baptiste Gravereau）等相繼入值內廷作坊，一種在金屬胎上用各色琺瑯釉料、並且嚴格遵照皇帝意志，以及依圖案設計要求直接彩繪，再經低溫燒造完成的畫琺瑯鼻煙壺乃於宮中璀璨地誕生。
康熙時期金屬胎畫琺瑯鼻煙壺的製作，雖然還處於初期的發展階段，但相關成品的水準其實已臻於精美。事實上，康熙時期的金屬胎畫琺瑯鼻煙壺的底部都會署有「康熙御製」的琺瑯釉彩年款，這在其他同時期的宮廷器物中顯得特別與眾不同，也間接說明康熙皇帝對是類鼻煙壺珍愛有加。整體來看，康熙時期金屬胎畫琺瑯鼻煙壺的造型式樣較少變化，多數呈扁瓶式貌，通體以白釉為地，腹部作圓形開光，開光內飾折枝花卉，開光外繪纏枝花卉，但也有開光內結合蒔繪或鑲嵌它物的複合式技法，至於露出的銅胎則施以鎏金，通體予人簡潔秀美的藝術觀感。不過必須強調的是，康熙畫琺瑯鼻煙壺的傳世數量相對較少，有心收藏者若遇見類似的收藏品當思謹慎鑑別。
雍、乾兩朝，再創藝術新局
雍正時期金屬胎畫琺瑯鼻煙壺在康熙朝的基礎上更有精益求精的進展，除了鼻煙壺造型式樣更趨多樣化外，自行研發試煉多色琺瑯釉料也獲得突破性的成就。如雍正六年七月圓明園來帖即稱，舊有西洋琺瑯料有：月白色、白色、黃色、綠色、深亮藍色、淺藍色、松黃色、深亮綠色、黑色九種；而自行新煉的琺瑯釉料也達：月白色、白色、黃色、淺綠色、亮青色、藍色、松綠色、亮綠色、黑色九種；至於新增的琺瑯釉料包括：軟白色、秋香色、淺松黃綠色、藕荷色、淺綠色、醬色、深葡萄色、青銅色、松黃色亦有九種。由此推知，雍正朝對琺瑯釉料的掌握似乎已達到爐火純青的境地。儘管在諸多釉色的配比變化中，雍正皇帝似乎對黑地琺瑯五彩的裝飾類型情有獨鍾，例如我們不難從傳世的作品中發現較多的黑地作品，同時檢索清宮《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如雍正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內務府總管海望持出，黑地琺瑯五彩流雲畫玉兔秋香鼻煙壺一件。奉旨：玉兔不好，其餘照樣燒造。欽此。」亦同樣可窺知雍正皇帝對此類黑地琺瑯五彩鼻煙壺備加關心的一面。除此之外，雍正朝金屬胎畫琺瑯鼻煙壺，整體亦給人淡雅柔和的文人意趣，具有極高的藝術鑑賞品味。
進入乾隆朝以後，金屬胎畫琺瑯鼻煙壺的製作可謂達到全面發展的成熟盛況。一方面鼻煙壺的造型式樣續有翻新，如蔬果式、花蕊式、鳳尾式、橄欖式……等一應俱全；另方面在釉色掌控更趨純熟之際，受西方畫家供值內廷的影響，鼻煙壺的紋樣裝飾也陸續出現西洋風景與人物的圖案設計，尤有甚者，有些山水亭閣人物的圖案布局，更是細膩地講究遠近大小與陰影明暗，讓乾隆朝金屬胎畫琺瑯鼻煙壺在整體上予人景物清新、層次分別的全新視覺感受。然而物極必反，乾隆五十四年（1789）以後，清宮造辦處琺瑯作因「無活計可做」，一度裁撤了琺瑯作，雖然琺瑯作亦曾間歇恢復生產，但嘉慶十八年（1813）終究還是停止生產金屬胎琺瑯鼻煙壺，自此以後，宮廷金屬胎琺瑯鼻煙壺的製作逐漸走入歷史。晚清之際，是類鼻煙壺的製作縱然也能持續見諸民間作坊，只是其精美程度實已遠不能與康、雍、乾三朝相提並論。
玻璃胎畫琺瑯．魅力無法擋
正當金屬胎畫琺瑯鼻煙壺大放異彩之際，外型更趨秀美瑰麗的玻璃胎畫琺瑯鼻煙壺也迫不及待地躍上歷史舞台。北京故宮博物院鼻煙壺專家夏更起指出，玻璃胎畫琺瑯鼻煙壺的出現，基本上是因為具足了兩項必要條件，其一是由歐洲引進的畫琺瑯製作工藝已日臻熟成；其二是內廷已能生產高質量且純淨度又佳的玻璃胎體。琺瑯釉料必須在純淨度極佳的涅白玻璃地上彩繪，才能充分彰顯它的多姿絢爛；而由於玻璃的熔點（約攝氏800度）與琺瑯的熔點（約攝氏750度）相近，也因此上好釉彩的待燒品，二次入窯時如果窯爐內的溫度偏高，則玻璃胎體容易變形；但如果窯爐內的溫度過低，則琺瑯釉料因不能充分熔解而導致呈色不佳。不僅如此，各種不同顏色的琺瑯釉料的熔點其實也不盡相同，以致焙燒時又必須由高熔點到低熔點分次燒造完成。換句話說，玻璃胎畫琺瑯的製作工序極其繁瑣，倘若過程中稍有疏失，則不免有前功盡棄的遺憾。
多數學者相信，玻璃胎畫琺瑯鼻煙壺的始作時間點應該可落於康熙晚期，縱然康熙時期的相關製作檔案多數已散佚難徵，後人基本上已無法綜覽全貌。但由於康熙三十九年（1700）內廷玻璃廠籌建完成後，不僅陸續徵調山東和廣州的能工巧匠入值，而且配合歐洲玻璃製作技術的引進，此時內廷應已能煉製出質地精純的玻璃。此外，如前所述，康熙晚年因得到法國耶穌會教士陳忠信的技術指導，畫琺瑯的相關運用技術亦已達可以自在揮灑的地步。據此關鍵的兩項技術利基，再結合間接文獻的佐證，如康熙五十五年（1716），廣西巡撫陳元龍曾於奏摺聲稱，皇帝賞賜他「御製琺瑯五彩紅玻璃鼻煙壺一件」等記載，玻璃胎畫琺瑯鼻煙壺始作於康熙晚期以前的推論，應該是可以高度肯定的。
玻璃胎，乾隆時期再進化
有關雍正朝的玻璃胎畫琺瑯鼻煙壺，台北故宮博物院存有一件清宮舊藏的雍正年製款〈玻璃胎畫琺瑯竹節式鼻煙壺〉，也成為標誌性的唯一實物例證。巧合的是，進一步對照雍正年間的造辦處檔案，上述這件竹節式鼻煙壺應該作於雍正六年，據同年七月的檔案稱：「十二日做得玻璃胎燒琺瑯節節雙喜鼻煙壺一件」。然而，若再仔細檢索相關檔案記載，有些琺瑯作史料因並未清楚言明鼻煙壺的具體材質，故而也多少阻礙我們進一步窺探玻璃胎畫琺瑯鼻煙壺的製作面貌。如雍正八年檔案載：「三月初六日據圓明園來帖內稱，郎中海望持進畫飛鳴食宿雁琺瑯鼻煙壺一對進呈。奉旨：此鼻煙壺畫得甚好！燒造得亦甚好！畫此琺瑯是何人？燒造是何人？欽此。海望隨奏稱：此鼻煙壺係譚榮畫的，煉琺瑯料是鄧八格，還有太監幾名、役匠幾名幫助辦理燒造等語奏聞。奉旨：賞給鄧八格二十兩、譚榮二十兩，其餘匠役等爾酌量，每人賞給銀十兩。」事實上，雍正皇帝對於製作精良的畫琺瑯鼻煙壺既能偶爾不吝給予賞賜，同時對於無法如期燒造完成的「命活」（即皇帝交辦的任務），有時亦出現不忍苛責的罕見反應。如雍正十年之際，皇帝雖曾傳旨修改一件玻璃胎畫琺瑯水盛，但傳命一段時日之後，造辦處卻只能以「照此水盛仿作過，並未造成」等語回覆，而後續檔案竟也沒有相關究責罰銀的記錄。水盛如此，鼻煙壺亦當也有如斯情形。種種跡象顯示，雍正皇帝的大手筆賞賜以及默認燒造失敗的反常態度，都在在表明玻璃胎畫琺瑯鼻煙壺的製作程序艱難與成品之精美，簡直只能用非比尋常來形容。
乾隆年間燒製的玻璃胎畫琺瑯鼻煙壺，大概是同類項目中存世數量最夥的清宮舊藏。與銅胎畫琺瑯鼻煙壺類似，乾隆時期玻璃胎畫琺瑯的造型也趨於多樣化，但多數是在涅白玻璃地上施繪琺瑯彩紋樣，所飾紋樣除傳統的折枝或纏枝花卉外，更不乏西洋人物。底部的「乾隆年製」款，既有藍彩、金彩，也有刻款，所書字體亦包羅了楷體、篆體與仿宋體等式樣。至於所呈現出的藝術風格又可概分為兩種類型：其一是清麗秀雅的文人逸氣，其二則是瑰麗堂皇的宮廷氣息。
乾隆時期的玻璃胎畫琺瑯鼻煙壺雖比康熙、雍正時期多出許多，但若與同時代的銅胎畫琺瑯相比，則玻璃胎畫琺瑯的數量明顯少了不少。其實，乾隆時期的玻璃胎畫琺瑯鼻煙壺雖有明顯增多，不過在具體製作上卻還是不時出現燒造失敗的案例。如「乾隆四十三年七月十七日，太監張寧交金星玻璃煙壺一件、描金藍玻璃煙壺一件、洋法琺瑯五彩各式煙壺七件……傳旨，按各式花樣，每樣燒造六件。欽此。」但傳命三個月過去，琺瑯作仍無法順利交出東西，以致乾隆在惱怒之餘，又於同年十一月下令「太監鄂魯里傳旨本年七月內傳做各式煙壺，為何遲滯，至今尚未做得一件，將承辦人員治不是。欽此。」可是即便相關人等遭受罰俸一年的嚴厲處分，不過從「乾隆四十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太監鄂魯里傳旨四十三年傳做畫琺瑯玻璃煙壺九樣，每樣各六個，陸續進呈過四樣，其餘五樣現做未完，著在五樣內做一樣呈覽。」可知對於玻璃胎畫琺瑯鼻煙壺未能按時完成的現實困境，乾隆也只能暗自選擇妥協，而這也再一次證明清宮玻璃胎畫琺瑯鼻煙壺的彌足珍貴。
瓷胎畫琺瑯鼻煙壺．神祕無蹤影
鼻煙壺中的金屬胎畫琺瑯與難度更高的玻璃胎畫琺瑯業已陸續克服後，製作難度介於兩者之間的瓷胎畫琺瑯，按理也應該可以順利製作才是。只是不知何故，目前兩岸故宮竟然遍尋不著任何一件瓷胎畫琺瑯鼻煙壺的蹤跡。眾所周知，雍正時期的瓷胎畫琺瑯官窯瓷器素以製作精美為後世激賞，而台北故宮博物院也有為數不少的瓷胎畫琺瑯官窯瓷器庋藏。也因此，內廷要製作瓷胎畫琺瑯鼻煙壺應該不是什麼難事，可是如今除了兩岸故宮典藏有量豐質精的乾隆時期瓷胎粉彩鼻煙壺外，幾乎不見瓷胎畫琺瑯鼻煙壺的蹤影。有關瓷胎畫琺瑯鼻煙壺為何不見於清宮舊藏，還有待兩岸故宮相關學者進一步研究解密，但瓷胎畫琺瑯與瓷胎粉彩的區別卻已有一定的定論。學者指出，琺瑯彩與粉彩的關鍵區別，首先在於琺瑯彩的化學成分含有硼，而粉彩則無；其次由於兩者用來調和顏料的油與水的比例不同，其中水調色在放大鏡底下往往有較明顯的筆書痕跡，而且色彩濃郁的部分也有較粗顆粒的痕跡，但以上這些現象幾乎不見於琺瑯彩。
鼻煙壺中的畫琺瑯品種是清宮鼻煙壺中的一朵奇葩，她的精美讓人讚嘆，她的纖巧讓人愛不釋手，她的製作困難更讓人珍惜有加。綜合以上論述，清宮畫琺瑯鼻煙壺的製作時間主要集中於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以後民間雖續有承繼與發展，但精細程度已不如從前。此外，畫琺瑯鼻煙壺又以銅胎數量最多，而且康、雍、乾三代皆有風格獨具的精緻珍品存世。而玻璃胎除雍正朝僅見一例且康熙朝沒有任何作品傳世外，多數仍集中於乾隆時期，至於瓷胎畫琺瑯則完全不見任何蹤影。無庸置疑，康、雍、乾三朝是畫琺瑯鼻煙壺製作的黃金時期，而乾隆以後畫琺瑯鼻煙壺則逐漸退出宮廷的控制。換句話說，明瞭了上述的歷史發展，面對市場龍蛇雜處的諸多畫琺瑯鼻煙壺，如何清楚定位與鑑別也就不會完全沒有方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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