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一封信談龍場悟道
明朝武宗正德三年（1508），一位正當壯年、準備一展抱負的文官，因為得罪當道的宦官劉瑾，被皇帝處以廷杖打了40大板，幾乎喪命。之後貶官至大明西南貴陽附近的龍場擔任驛丞。這位正直的年輕官員王守仁（1472～1529），字伯安，號陽明山人，浙江餘姚人。弘治十二年（1499）進士，在他被貶官龍場之前，擔任的是兵部清吏司主事。之後累官南贛巡撫、南京兵部尚書。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率部鎮壓福建地方叛亂，於豐城途中獲悉寧王反，率領義兵水陸並進，搗南昌，連下九江、南康，費時35天，平叛擒宸濠。嘉靖六年（1527）總督兩廣軍事。王守仁集思想家、文學家、政治家、軍事家、書法家諸多身分於一身，乃歷史上罕見之全能大儒。
龍場是明朝在貴州設的小驛站，位在今日離貴陽38公里路程的修文縣。即便在今天，修文這地方的人口仍然不多，而在王守仁的時代，那裡住的多為不通漢語的苗人，漢族讀書人並不多見，有的也只是被貶的不得志官員。但王陽明於此沉潛讀書，某個晚上突然從床上一躍而起，欣喜若狂，領悟了聖人之道自在心中，「吾性自足」，無須向外界探求的真道。「吾心即道」，「心即理」，這也就是影響後世深遠的「龍場悟道」，龍場因此成為中國讀書人的聖地。悟道後的王陽明，心情轉為積極樂觀，不再留戀功名富貴。他先在龍場創立龍岡書院，隨後主講於貴陽的文明書院，首次公開講述「知行合一」學說。龍場之於王陽明，正如潮州之於韓愈，瓊州之於蘇東坡。可以說，龍場造就了王陽明，而王陽明也光耀了龍場。
龍場雖然是他悟道的地方，但停留的時間非常短暫，僅不到兩年，留下的交遊記錄很有限。他當時寫給王侍御的一封信很幸運地保留了下來（圖1），信的內容是這樣的：「侍生王守仁頓首敬啟。侍御王老先生大人執事。昨承頒胙，兼錫多儀。生以丁日感微寒，迄今未敢風，未能參謝。感荷之餘，可勝惶悚。先遣門人越榛、鄒木請罪，尚容稍間面詣也。即日，侍生守仁再拜啟上。外小詩稿一通呈教。餘空。」
這封信寫給「王侍御」，也就是王濟，號汝楫，江蘇丹徒人。王濟於正德三年（1508）正月以監察御史身分來按貴陽，重視教化，在當地有政聲。翌年（1509）五月即奉召返京，流寓貴州時間不到一年半。王濟曾經重新刊刻宋代謝枋得《文章規範》一書，王陽明欣然為之作《重刊文章規範序》，內文說到：「蓋古文之奧不只於是，是獨為舉業者設耳。世之學者傳習已久，而貴陽之士獨未之多見。侍御王君汝楫於按歷之暇，手錄其所記憶，求善本而校是之。謀諸方伯郭公輩，相與捐俸廩之資，鋟之梓，將以嘉惠貴陽之士。」當時貴州文教事業匱乏，基本讀物奇缺。王濟在公暇時致力於《文章規範》的發行，以便為黔中參加科舉的士人提供參考範本。王濟在貴州知識階層富盛名，與文人雅士多所唱酬。根據王陽明所言，「士大夫之有事於貴陽者，自都憲王公（即王濟）而下，復相與歌而合之，聯為巨帙，屬守仁敘於其後。」包括王陽明在內的貴陽菁英分子，都想藉王濟巡按貴州的機會，密切彼此間的關係，促使其為貴州文化教育事業多作些實事。
信文中說，昨日承蒙王濟贈送祭祀用的酒肉及禮品，非常感謝。但從祭祀日以來有點小感冒，至今還不敢吹風，故未能親自登門道謝。先遣二位弟子奉上此信及一小詩稿，等身體稍微康復，再親自拜訪。信中提到王陽明門人「越榛」，乃曹軒之妹婿，王陽明曾為曹軒之父曹霖（？～1505）撰寫墓誌銘。根據《乾隆貴州通志》卷二十六〈選舉〉載：「越榛，貴州宣慰司人，正德五年（1510）舉人，官知縣；鄒木，貴州宣慰司人，正德八年（1513）舉人，官教諭。」從信文提到的王濟、越榛、鄒木三人與貴州的地緣關係，知此信札寫於王陽明在正德三年（1508）歷官貴州，至四年（1509）五月王濟返京前。
王陽明寫給貴州弟子的書信，目前所知僅有〈鎮遠旅邸書札〉、〈寄貴陽諸生〉、〈寄葉子蒼〉、〈寄李惟善〉幾件。而王侍御、越榛、鄒木身分的確認，更彌補了王陽明黔中時期文獻之闕。〈鎮遠旅邸書札〉王陽明列名的20餘位門人，包括張時裕、向子佩、越文實、鄒近仁、范希夷、郝升之、汪原銘、李惟善、陳良臣、湯伯元、陳宗魯、葉子蒼、易輔之、詹良臣、王世臣、袁邦彥、李良臣、高鳴鳳、何廷遠、陳壽寧。再以〈與王侍御書〉對照〈鎮遠旅邸書札〉，我們可以知道越文實、鄒近仁即為越榛與鄒木。
在這批貴州弟子中，較為知名的是陳宗魯、湯伯元、葉子蒼三人。陳宗魯，名文學，貴陽人，《王陽明全集》中有〈贈陳宗魯〉一首，從中可看出王陽明對他的器重。根據《貴陽通志》載，陳宗魯於正德十一年（1516）舉鄉試，曾任耀州知州，改簡掛冠後歸貴陽潛心研究王學。湯伯元，名啤，貴陽人，正德十六年（1521）進士，歷任南京戶部郎、潮州知府。郭子章《黔記》載：「宗魯得文成之和，並擅詞章；伯元得文成之正，具有吏治。」葉子蒼，名梧，正德八年（1513）舉人，與徐愛有往來。王陽明在〈寄葉子蒼〉中稱讚他：「子蒼安得以位卑為小就乎？苟以其平日所學薰陶接引，使一方人士得有所觀感，誠可以不愧其職。」根據《王陽明全集．年譜》所載，王陽明過世後，陳宗魯、葉子蒼、湯伯元等人曾經上書給當時巡撫貴州的監察御史王杏，「請建祠以慰士民之懷」，隔年陳宗魯、葉子蒼又協助王杏校刊《陽明先生文錄續編》。可見貴州王門推廣其學術的熱情，不僅在王陽明講學於貴陽時，更在他去世後延續不斷。
陽明門人與後學
龍場在地理上或許只是個不起眼的驛遞小站，但卻是王陽明生涯中蛻變破繭的「心靈大站」。此後的十餘年間，他的官職雖有變化，活動的地方也不斷遷徙，但所到之處總以講學為先，弟子門人遍及大江南北，陽明心學因此成為一代學風。弟子宣揚陽明學的實際情況，可以從鄒守益（1491～1562）的一封信得到一些訊息（圖2），信文中寫道：「青陽新建陽明書屋于九華，同志諸友命記其成。」鄒守益師事王陽明，曾助其平定宸濠之亂，並篤守王學傳統，為王門正派。鄒守益與王陽明之師生關係極為緊密，終其一生，言談間必稱先師。由「青陽新建陽明書屋于九華」一句，知此信札作於嘉靖六年（1527）至七年（1528）間。陽明書屋在青陽縣九華山化城寺西，王陽明曾兩至九華山講學，嘉靖七年知縣祝增（北京密雲人，嘉靖五年〔1526〕任安徽青陽知縣）為之建立書院。在鄒守益《東廓鄒先生文集》卷四，錄有〈九華山陽明書院記〉，寫於嘉靖七年。由鄒守益信札內容，可見其推廣陽明學的熱情與努力。
陽明學講求「知行合一」，是一種注重事功的「實學」，因此出現了一批很能做事打仗的陽明學者。例如石簡（圖3）為官參政，文修武治有良法，擅長兵法，多次平盜匪亂，所治之處，皆有政聲；鄒守益，興辦講會推廣心學，曾幫助王陽明平宸濠之亂。羅洪先（1504～1564，圖4），於天文、地理、禮樂、典章、水利、邊塞、戰陣、攻守、陰陽、術數，無不精心探究；唐順之（1507～1560，圖5），「嘉靖八才子」之一，並與歸有光、王慎中合稱「嘉靖三大家」。東南倭亂，唐順之以「知兵」起為兵部郎中督師浙江，親率兵船於崇明破倭寇於海上；書畫巨擘徐渭（1521～1593，圖6）受學於季本，受知於唐順之，受表兄王畿影響尤大，自幼喜讀兵書，擔任胡宗憲幕客，參與抗倭戰役；郭子章（1542～1618）與鄒元標、王時槐講學於青原山、白鷺洲，為江右王門學派代表人物。曾任右都副御史巡撫貴州，兼制蜀楚軍事，與湖廣川貴總督李化龍合力剿平播州楊應龍之亂。凡此諸例，都可見證陽明學在實務上的事功。
後語
明代中晚期，心學大行於天下，影響了徐階、張居正、胡宗憲、徐渭、湯顯祖、徐光啟、黃宗羲等天下的一流人物。直到清朝，陽明心學的影響力依然巨大，王士禛說：「王文成公為明的一流人物，立德、立功、立言，皆居絕頂。」曾國藩說：「王陽明矯正舊風氣，開出新風氣，功不在禹下。」梁啟超說：「王學絕非獨善其身之學。而救時良藥，未有切於是者。」王陽明思想對日本崛起有極深影響，乃是明治維新最重要的精神資源。武士道更奉遵陽明之學中「知行合一」之觀念。日俄戰爭中擊敗俄國艦隊的日本海軍大將東鄉平八郎，畢生為王陽明學說所折服，特意佩一方印章，上面刻著「一生伏首拜陽明」。直到今日，陽明學在亞洲甚至歐美地區，仍對當代社會有著積極重大的影響。無怪乎儒學史家哈佛大學教授杜維明預言：「21世紀，將是王陽明的時代！」
圖片提供｜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