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典斯德哥爾摩東方博物館的館藏及展覽
每一座博物館的成立皆有其發生的歷史背景，對於北歐斯堪地那維亞半島上的瑞典斯德哥爾摩東方博物館（瑞典語：Östasiatiskamuseet；英語：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來說，故事的起源可以從一件大型圓形淺盤說起（圖2）。這件盤子應是餐具的托盤，盤子正面白色的胎體上，以銀灰色的線條沿盤緣畫著一座港市的風景圖，中間清楚地標示著瑞典的國徽，國徽旁呈現了辨識度極高的斯堪地那維亞半島地圖的樣貌，半島上畫著一座飄揚著十字旗的城堡，位置與現今的斯德哥爾摩相當，瓷盤上的城市圖景仍可在今日的老城區及船島中找到幾分相似的景致。這些圖像除了說明這是瑞典東印度公司（SOIC）於18世紀時從中國景德鎮所訂製的瓷盤，也反映出過往瑞典對於亞洲所進行的探索。
事實上，早在瑞典皇室向中國景德鎮訂製成套的餐具組之前，瑞典人已隨著荷蘭東印度公司（VOC）的腳步，將東亞的歷史與文化，以文字或文物的形式攜回北歐。在這些人當中，最值得一提的便是台灣史學者熟悉、曾居留過台灣的揆一（Fredrik Coyet，c.1615/1620～1687）。揆一任職於荷蘭東印度公司時，先於1647～1648年及1652～1653年居住於日本長崎，後來更成為台灣的行政長官。揆一由日本攜回的漆器（圖3），以黑漆作為背景的圓形盾牌，表面周圍以金漆勾勒出花、鳥、蜻蜓等生物，中央則飾以西洋徽章及天使，充滿著混合東西圖像的異國情調，也見證了瑞典與日本之間的首次交流。
瑞典對於東亞文物的收藏，在20世紀初期有了長足的進展，當時還是王儲的古斯塔夫六世（Gustav IV Adolf，1882～1973），與王妃在1926～1927年至東亞做了一次深度旅遊，不僅在日本各地參訪不同的博物館，在參與中國的中部及西北地區的考古活動中，部分的出土文物於後來構成了當前中國展廳的主要基礎。當中國文物陸續進駐瑞典的時候，日本文物亦在其支持下，分別於1911及1931年舉辦了兩次大型的藝術展覽。而20世紀中葉，當東方博物館正式在目前的位置上站穩基礎，中國文物的相關收藏也順勢在1963年開館時與瑞典民眾首次相遇；大概也就是這個時候，館方接收瑞典國立博物館（瑞典語：Nationalmuseum）有關亞洲及裝飾部分的收藏，當中包含了不少日本文物，使得日本文物也固定成為其收藏項目。
開館後的數十載，博物館持續以東亞文物為主軸擴充藏品。千禧年之後，博物館開始進行空間整修計畫，首先於2005年以「在中國之前的中國（China before China）」為題展出中國地區的史前文物， 2007年秋季推出了大約有千件展品的「中土之國（The Middle Kingdom）」中國文物展，當中許多展件來自於瑞典皇室等對中國文物的收藏，使得這裡的收藏相當具有特殊性，部分展件連中國本地都甚少見到。當中國文物展覽開幕後，「中國圖書史（China's History of Books）」隨之粉墨登場，其利用主展覽室到圖書館的走道作為陳設空間，帶領觀眾一路走向知識的殿堂。
在博物館陸續推出以中國文物為主的常設展時，日本文物也於1972年有了固定的展出空間，後來隨著2002年空間的整修，改以特展方式與觀眾見面。直至2011年，日本展廳終於以「日本：從文物及圖像來說故事（Japan：Artefacts and Images Tell the Story）」為題，呈現以江戶時期為主軸的常設展。隔年，在韓國設計師黃斗鎮（Hwang Doojin）的規劃下，又設置一間以東亞文化為主題的韓國常設展廳，加強瑞典與亞洲的連結。今年，適值1963年開館後的50週年，博物館於5月推出兩項特展：一為精選中國河南省七家博物館重要文物，以婦好為主軸的夏商周青銅器展「戰士王后（The Warrior Queen and the Bronze Age of China，展期5月～11月）」，一是將古斯塔夫六世遺贈給博物館的文物另闢展室，舉辦「國王的贈禮（The King's Gift－Gustaf VI Adolf's Gift to the People of Sweden，展期5月～11月）」，以彰顯瑞典王室對博物館的貢獻。
II從展場到展覽：中國、日韓與特展區
瑞典東方博物館建築本體是由原海軍軍械庫改建而成，因此建築主體─布堂（Tyghuset），為符合當時貯藏物件所需而顯得特別狹長（總長約200公尺）。按理說，由於其一開始並非為現今所藏文物量身訂製的場所，展示的效果理應有所縮限，但是今天走進東方博物館，卻發現館方反而利用狹長空間的優勢，橫向聯繫同樓層的不同展室，達到展廳之間的群聚性。（圖4）所有的展廳皆分布在第二或第三樓層，館方在一樓長形的空間中安排二處樓梯通往中國及日本的展廳，其中的二樓以中國文物為展覽的核心，三樓的常設展廳則包括日本、韓國展室，而二個展室中間又安插了特別展廳及一間小型的看畫室。
中國展區：中土之國琳琅萬象
如前所揭，這個展區由前至後共分為三個部分：「在中國之前的中國」、「中土之國」及「中國圖書史」。「在中國之前的中國」所呈現的是在中國尚未形成帝國前，也就是亞洲大陸東方史前時期出土的文物展示。這個展覽特別著重介紹當時人們如何生活及製作所需器物（圖5）。值得一提的是，根據館方的資料，展廳中的新石器時代器物較中國以外的其他海外博物館多出許多。這與博物館創建者之一的安特生（Johan Gunnar Andersson，1874～1960）等學者，在1920年代參與中國的考古工作也頗有關連。至於後端的展廳則是一條通往圖書館的長廊，館方利用這條通道呈現了「中國圖書史」的展覽（圖6），內容由青銅器時期的甲骨書寫開始，一直涵蓋10世紀以來的版印手卷及書籍的發展。
中國展區中最吸引人的，莫過於「中土之國」展覽，其主軸大致可分為兩部分：一是順著時代，從商代一直延續到晚清，如此以編年史形式的展覽文物，均擺放在展廳中由Tham & Videgård Hansson所設計的紅色燈籠狀長型展櫃中（圖7），隨著時代的延伸，館方另以不同主題穿插於各朝代之間，這些有趣的主題大約可分為三類，分別從材質、中國與外界的藝術交流、及瑞典對中國藝術文物的收藏等角度分別歸整。以材質為主的單元包括：青銅器、瓷器、織品、漆器、玉石與滑石、象牙、竹器、犀牛角、玻璃等；以中外交流為主的項目有：從印度到中國、遠近皆來的到訪者、來自西方與南方的形式設計、佛教與伊斯蘭教、與西方的海上貿易、在東方採購的歐洲貿易公司、遠銷歐洲的瓷器；最後從瑞典收藏中國文物的歷史背景中，以「1926年上海南京路」單元做為故事開端，依次包括：瓷器引進瑞典、格利普斯霍爾姆的餐具、皇后的茶器、王室訂製的瓷器、瑞典沉船的發掘、以及瑞典早期瓷器的收藏等小單元。
皇家之藏：國王捐贈中國文物
大部分在展櫃中的中國文物如明代青花瓷或清代琺瑯器等，對我們來說應該都不陌生，但從瑞典的角度來看，其特殊的收藏脈絡便對居住在東亞的觀眾具有不少的新鮮感，例如：中國文物何時開始進入瑞典？它們循著什麼樣的管道運至此地？而中國的器物又在什麼時間點，開始被有系統地典藏？
首先，第一批到達瑞典的中國文物是由奧格斯堡（Augsburg）市民敬獻給古斯塔夫二世（Gustav II Adolf，1594～1632）的瓷器，這開啟瑞典收存中國文物的歷史。後來的克麗斯堤娜女王（Queen Kristina，1626～1689）亦對中國瓷器懷有高度的興趣，並且收集由葡萄牙及其他國家所贈送的中國瓷器，之後1731年成立的瑞典東印度公司進口了大量中國瓷器，使得中國文物在瑞典境內的流通大量增加。除了一般常見的青花瓷器，當地的民眾亦可訂製具有自家徽章的瓷器，是如18世紀對歐洲甚有影響力的Anders Bachmanson Nordencrantz（1697～1772）所訂製的瓷盤（圖8），除了盤中繪有Nordencrantz的家族徽章，盤子邊緣則飾有輪子、工具等與家族相關行業的圖像。但這些自17世紀以來便存在瑞典的中國器物，當時應該只做為炫耀財富或具實用性的器具，真正在瑞典有系統地收藏中國文物，應始於19世紀中期之後。
自19世紀後半開始，國王卡爾十五世（Karl XV，1826～1872）及奧斯卡二世（Oscar II，1829～1907）收集早先已散落的瑞典格利普霍姆堡（Gripsholm）成套皇家瓷器。繼之，古斯塔夫六世在1907年購得收藏的第一件中國文物──乾隆時期的〈六角粉彩瓷盤〉（圖9），開啟對東方文物的熱愛。除了國內的市場外，他亦將收藏的觸角延伸至世界各地。1926年，他與王妃在參訪日本、韓國後，在該年10月17日到達北京，參觀了那時才對大眾開放不久的故宮博物院。最後在他行至上海時，除積極地參觀文物展覽，也與文物商有所接洽，一件從南京路古董商手中所購藏的〈婦女頭像〉（圖10），便是當中的一例。近來的研究說明這件頭像的風格與山西太原附近「晉祠」塑像甚為相似，反映出博物館典藏與研究的豐富成果。
日本、韓國展區：東亞古文明的窗口
若觀眾不經中間樓梯而從博物館大廳的前端階梯，則可以直接到達三樓的展室。行至於此，映入眼簾的是一尊代表日本古墳時期的埴輪陶偶，陶偶的身後是一張經放大的日本套印版畫，版畫上正是日本常設展廳的主題──「日本：從文物及圖像來說故事」（圖11）。此展述說日本故事的方式有兩處切入點：一是從日本自身的文化（Japan in Japan）出發，另一則從日本與世界往來的歷史開啟（Japan in the world-the world in Japan），特別是從瑞典與日本交流的角度來看日本藝術的特質。就日本自身的文化而言，江戶時期的城市文化為常設展的主軸，展覽試圖從武士、工匠、商人等不同階級及性別的角度來看由町人所組成的城市物質文化。此外，為了配合一些易受環境光害所影響的脆弱文物，在展廳中還特地隔出一區展示版畫或織品，呈現更為完整的藝術與文化面貌。
此外，在日本常設展的規劃中，與武士相關的文物亦占了重要的部分。從整個博物館的收藏件數來看，有關日本文物的收藏約有4,100件，其中與武士相關的刀劍藝術便占1,100件，而刀鐔甚至超過800件，「鐔」這個組成武士刀的重要元件之所以在後來廣為流傳，除有精美的圖案令人愛不釋手外（圖12），更與1876年日本開始禁止配刀有關，而這個令人賞玩悅目的武士刀特殊部件，便成為受西方人士喜愛、出口西方世界的重要文物。至於反映城市生活的浮世繪版畫，館藏大約有1,300件左右，雖然因為環境條件的限制，現場只能見到少數的版畫或書籍，但亦已為江戶城市生活勾勒出多采面貌。不論武士或商人所使用的精美器具，皆需經由工匠的巧手製作，展場中的微雕作品（圖13，日文「根付」，通常用來繫扣住佩掛於腰間的印籠）最能體現工匠的巧思與巧藝，以這件牙雕為例，在半節姆指大的尺度裡，不僅展現了男士騎馬的英姿，也帶出《小粟判官》這齣經常在歌舞伎表演中出現的故事。
如此精美的日本藝術，又是經歷了什麼樣的收藏過程呢？除了上文所提，生於斯德哥爾摩的揆一與日本有所接觸外，後來著名植物學家吞伯格（Carl Peter Thunberg，1743～1828）亦透過荷蘭東印度公司抵達日本，這兩個例子說明了當時瑞典對日本文物的收購，主要透過第三國的貿易（荷蘭或中國）所取得。至於對日本藝術作有系統的介紹，使其在瑞典植根，這點同樣得助於古斯塔夫六世。他在1911及1931年所贊助的兩次日本文物展，為瑞典民眾認識日本藝術文化奠定了良好的基礎。在19世紀末、20世紀初之際，瑞典對日本藝術的喜愛具體地表現在文物收藏及藝術應用上，前者如一批約650件捐贈給博物館的日本工藝品，即來自Oscar Bjӧrck（1860～1929）的收藏，日本風格（Japonism）也在這個時間點，對當地工藝亦引起不小的影響風潮。以上皆足以說明瑞典與日本在藝術交流具備不可輕忽的重量。
除了日本展，去年（2012）才開幕的韓國展廳亦提供一條窺探東亞藝術的途徑，由前述知名的設計師黃斗鎮以現代簡潔的線條及色調，配上紙糊窗戶所透進的柔和光源，營造出韓國展廳的淡雅氛圍（圖14）。透過這個展間，博物館希望以4世紀（三國時期）至19世紀（朝鮮末期）的文物呈現為觀眾帶來認識韓國文化的機會。
50週年特展：戰士王后婦好
在三樓兩端的常設展之間，尚包含幾處的特展空間，目前的展覽包括：一、「日本明信片特展（Japanese Postcards：Late 19th Century～Early 1950s，展期4月～10月）」，除了以明信片的圖像反映日本當時的重要事件，亦從這些展品說明日本與世界現代化的接軌。二、50週年紀念特展之「國王的贈禮」，呈現古斯塔夫六世於1973年，遺贈給東方博物館的中國文物。三、50週年紀念特展之「戰士王后」，其文物主要來自河南省七間博物館的精品收藏，以商代婦好這位率領數千士兵驍勇沙場的人物為主軸，透過夏、商、周的青銅器，呈現中國有關祭祀、飲食等古代文化。最後，在這些常設或特展廳中，筆者認為值得一提的是看似低調沉靜的繪畫展室（圖15），在這個展室中，館方似乎有意讓看完展覽的觀眾在這裡稍作休息，因此特別在面對畫作的位置，擺放一排有靠背的座椅，期許觀眾能在沉澱的片刻時光中，感受過往900年來的偉大山水畫作，也再次回味東方博物館精彩的藝術典藏。
圖片提供｜朱龍興（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院處助理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