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窯遺址（圖1）位於河北省曲陽縣澗磁、北鎮村及燕川、野北村一帶，其中澗磁、北鎮窯區保存最好、規模最大，總面積約117萬平方公尺。1934年葉麟趾首次指出定窯窯址位於河北省曲陽縣剪子村（即澗磁村），從而為定窯的實地調查指明了方向。（註1）1951、1957年北京故宮博物院兩次對窯址進行現場調查，確認該地區確為定窯窯址的同時，透過採集標本探索定窯的瓷器種類及燒瓷歷史。（註2）1960～1962年，河北省文物工作隊對定窯窯址進行了調查和小規模試掘，透過地層及出土遺物對定窯進行了初步分期。（註3）1985～1987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對定窯進行過一次大規模考古發掘，發掘總面積1859平方公尺，出土了一批能代表定窯不同時期產品特徵及燒造水準的遺存。（註4）2009～2010年，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與北京大學聯合考古隊對定窯遺址再次發掘，發掘總面積776平方公尺，清理窯爐、灰坑、作坊、灶等各類遺跡94處，發現帶有「官」、「尚藥局」、「尚食局」和「東宮」等款識的器物殘片多件，另有大量各時期的瓷器和窯具出土，（註5）此次考古發掘的重要收穫之一，即基本確定定窯的創燒時間為中唐時期。本文首先對定窯創燒問題的研究現狀進行論述，後通過文獻記載結合考古調查資料，推測定窯創燒於隋代。拋磚引玉，有望於方家。
回眸專家研究成果與現狀
建立在窯址考古發掘基礎上的科學分期研究是每一座窯址研究的基礎和重心，而分期研究面對的首要問題即窯址的創燒問題。目前對定窯的分期進行過研究的主要學者有林洪、馮先銘、李輝柄、謝明良、張金茹、穆青、權奎山（註6至12）等，關於定窯創燒的時間主要有初唐說（馮先銘、李輝柄、謝明良、穆青）、中唐說（權奎山、張金茹）、晚唐說（林洪）三種。初唐說的代表人物為馮先銘，其認為「從多次調查窯址與小面積試掘所獲得的瓷器及標本分析，可以確定曲陽澗磁村燒瓷創燒於唐，因為發掘品及窯址之中遺留有大量唐代器物殘件。早期有平底碗，外施黃釉，裡部施白釉，胎質較粗，呈灰色，胎釉之間敷有一層化妝土；這類碗與山西渾源、安徽淮南唐壽州窯址所出唐碗具有類似特徵，這是曲陽澗磁村唐代瓷器的早期形式。」（註13）後在1982年出版的《中國陶瓷史》中亦如此敘述：「曲陽澗磁村窯址發掘中取得的早期標本，有平底淺身碗，外施黃釉裡施白釉，胎厚重，製作較粗糙，這種碗具有唐代早期的典型風格。」（註14）後李輝柄、謝明良、穆青等多從馮先銘說法，謝明良還在引文中特地指出「由於馮先銘氏舉出了早期作品的具體造型和裝飾作風可供比較，故其採用初唐說。」（註15）
權奎山根據已發表的窯址早期材料，挑出碗、盞托、盒、罐、注子五類，共計20種式樣的器物與唐代紀年墓葬出土的瓷器進行比對，發現窯址所出與紀年材料的對比集中於唐大和八年至咸通五年（834～864）之間，「進而可以推斷，定窯也可能就創燒於這個時期，即9世紀中葉，可能會略早一點，但不會早於9世紀初葉。」（註16）張金茹認為「圓唇敞口拱壁平底黃釉碗、敞口圓唇拱壁餅足內白外青釉施化妝土碗、餅足白釉施化妝土碗三種碗，均以三角形墊餅燒造，器壁弧度較大，圓餅足棱處不加旋削，這均為唐代中期碗型的特徵。」（註17）1960～1962年對定窯遺址的發掘是定窯窯址的首次考古發掘，其「根據《曲陽縣誌》卷六：『唐宋以來，舊有瓷窯，五代後周尚有瓷務稅史，宋時有瓷窯商人，今廢』的情況，結合這次我們調查採集和發掘出土純然是晚唐作風的遺物及其所壓疊的地層關係上看，可以推斷，澗磁村定窯創燒和最初發展階段，應在晚唐和五代。」（註18）
2009～2010年考古發掘為定窯窯址的第三次考古發掘，其發掘的重要收穫之一是「我們在不同發掘地點的八、九個探方中發現了晚唐、五代到宋初的地層，其下即為生土，並出土有中唐時期特徵的碗、執壺殘片等，這種反覆出現的事實使我們基本可以確定，定窯的創燒時代在中晚唐時期，早不過中唐。以往關於定窯的創燒時間有初唐和隋代說，都還缺少實物依據。」（註19）這是關於定窯創燒問題的最新考古成果。
定窯古文獻：公元805年唐碑
目前所見與定窯相關的最早文字記載為鐫刻於唐永貞元年（805）的〈唐恒岳故禪師影堂紀德之碑〉（註20，圖2），該碑發現於曲陽縣靈山鎮燕川村南的慧炬寺舊址，現藏於曲陽縣北岳廟內。碑文的主要內容記述慧炬寺的創寺僧智力禪師的生平、功德及慧炬寺名稱的由來。該碑的重要價值有三點：一是記錄了慧炬寺的創寺時間為唐代宗永泰初（765），創寺僧為智力禪師。二是記錄在修寺過程中發現石刻，記載慧炬寺址在北齊天保年間有寺院。三是碑陰的功德主名錄中記有大量與窯冶相關的官員官職與姓名。光緒年間《曲陽縣誌》中載慧炬寺內尚有〈唐故大德智力禪師遺德之碑〉，其碑文內容與〈唐恒岳故禪師影堂紀德之碑〉所記內容基本相同，碑的時代為唐貞元十五年（799），惜該碑目前尚未發現，有無與窯業相關的資訊不可知。（註21）
〈唐恒岳故禪師影堂紀德之碑〉碑陰所列與瓷窯相關的人員有：「石城冶將前府城左□□□雲麾將軍守右金吾衛大將軍試殿中監杜良臣，□□□□□□□雲麾將軍守右衛大將軍試太常卿杜長文，義武軍節度隨軍攝恒陽縣令盧悅、丞李，都知瓷窯等三冶節度總管驃騎大將軍試殿中監李庭珪，瓷窯冶副將試太常卿李仙期，都知瓷窯等三冶判官李成璘，都知白土冶將試殿中監張遇清，都知瓷窯冶將試殿中監翟弘濟，瓷窯冶虞侯蔡莊、副將王從利、散副將郭伯誠，驅使官賈璡、張璘、李少華，白土冶判官蔡榮進，虞侯李希□、副將竇□、□□□□，都知瓷窯冶百將韓重光、王希朝，押官劉□□、王朝□、羅獻弘，兵曹李□□，倉曹祖晏湛，騎曹張韶，都司趙恒清，押官侯自聿、成遙福、□□□、成□迪、王休佺、皇甫定海、郭□□、趙西岩。勾當管內普通使崔儼、李晏平。恒山冶副將雲麾將軍守左金吾衛大將軍試太常卿邱如臻，都知瓷窯勾當供使細茶器雲麾將軍守左金吾衛大將軍試太常卿楊春，□□□、妻郭氏、男士倌、士景、士練，同勾當茶器楊良捷、弟良播、良□。」（註22，圖3）慧炬寺所在的位置為定窯的燕川、野北區南側，東4公里為靈山鎮，東8公里為澗磁、北鎮區，由此可知其碑陰大量窯冶官的出現與其寺處在定窯窯址核心分布區附近有關，同時反映了靈山鎮一帶當時製瓷業的興盛。該碑「永貞元年（805）歲次乙酉十二月景申朔八月癸卯建」，由碑陰官員官職可知，唐永貞元年時，慧炬寺所在的曲陽靈山村一帶有石城冶、白土冶、恒山冶三個大型的窯場，有三冶節度總管、冶副將、三冶判官等三冶管理機構及冶判官、冶虞侯、冶副將、冶百將、押官三冶各自自上而下的管理機構，有勾當管內普通使、勾當供使細茶器、同勾當茶器等負責定窯瓷器管理、細茶器上供等事宜的官員。
由此我們可以判定，定窯在唐永貞元年（805）時在今天的靈山鎮一帶已形成頗具規模的製瓷業，能生產「細茶器」等精細瓷器，有完備的自上而下的管理機構負責窯場的瓷器生產、監管、貢御等具體事務。
考古調查資料，提供年代新證
1957年，北京故宮博物院馮先銘對定窯遺址進行了複查，在距澗磁村西南一里許的山腳下一片叫紅土墊的地裡，發現高足盤、碗等青釉瓷片30餘件，其中「平底盌多係直沿，胎厚重，外部施半截釉，疊燒，它的形式與南朝墓出土碗約略相同。高足盤的口沿微向外撇。根據這些特點來推斷，其時代應當屬於北朝末期到隋這一階段。」（圖4）
2009年定窯考古發掘期間，定窯考古隊對馮先銘所述的紅土墊地區進行了仔細踏查，從對村中長者的探訪中可知，紅土墊地塊位於現澗磁村西北500公尺左右，通過對紅土墊地塊的詳細踏查，地表未發現馮先銘所述的青瓷碗、盤殘片等青釉瓷片。
2012年11月，為進一步探尋馮先銘所述青釉瓷片的具體出土地點，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又對澗磁嶺附近地區進行了詳細踏查，在澗磁嶺西側馮先銘所述紅土墊的南側200公尺、澗磁嶺1號窯包西側約350公尺、螞蟻溝西200公尺的台地上，發現了早期青瓷器殘片60餘片（圖5），青瓷殘片的分布範圍南北100公尺、東西80公尺（圖6）。地表採集到的遺物有青瓷碗、缽、盤、瓶及窯具殘件，胎體較厚，施化妝土，多為青灰胎，有少量黃砂胎；碗、缽、瓶均內施滿釉，外施釉及下腹部，高足盤盤體部分內外施釉，碗、盤內底有積釉，積釉處有冰裂紋；釉色有青黃、褐青、青釉三類，釉中多含有黑色斑點。碗的數量最多，但均為口沿、腹、底部殘片，未有可復原器。碗口沿殘片六件（圖7、8），圓唇直口深曲腹，施褐青釉，釉中雜質較多。碗底殘片12件（圖9、10），均餅足，內底多有三顆支釘痕，餅足中心稍內凹。缽的數量僅次於碗，發現有口沿、腹片及底部殘件。缽口沿殘片十件（圖11、12），分圓唇斂口、厚方唇斂口兩類，施青釉，有冰裂紋，釉中雜質較多。缽底殘片七件（圖13、14），均平底，內底有支釘痕，釉色多為青釉，施釉不均。高足盤殘片兩件（圖15、16），一件為盤底及口沿殘片，口微侈，折腹，平底內底有一圈凹弦紋，弦紋上殘有兩顆支釘痕，外下腹微折，外底中心殘有接足的痕跡，內外均施滿青釉，雜有黑點；另一件僅存檔底部分，內平底，有一圈凹弦紋，殘有一顆支釘痕，外壁稍曲，內外施褐青釉，雜質較多。瓶殘片四件（圖17），兩件為厚胎大件器的肩部殘件，施褐青釉、青釉，兩件為小件侈口瓶的口沿殘件，施青釉。除以上四類產品外，尚發現三叉形支釘十餘件（圖18、19），分大小兩類，均為捏製。另發現兩件碗口沿黏接殘片及一件餅足碗與窯具黏接殘片（圖20、21）。
從地表採集的遺物分析，遺址的時代為隋代，同時從窯具、黏接類殘品的發現可知，調查採集的青釉產品為本區域窯場燒造，而非外來品，同時結合該片遺址的位置，基本可以確定該片遺址應為定窯窯址的創燒地點之一，這對人們一直認為定窯的創燒地點位於洹河西側區域之傳統觀點提出了挑戰。
通過以上的碑文記載及考古調查資料，我們可以基本確定：定窯創燒於隋，早期窯址的分布範圍較小，僅在洹河支流三會河的南北兩側有分布，產品多為粗厚胎施化妝土的青黃釉、青褐釉餅足碗、斂口缽、高足盤、瓶等，窯具為捏製的三叉形支釘。由於澗磁嶺盛產上好的製瓷、釉原料，又有洹河、三會河經過，至中唐時期，定窯已發展成為頗具規模的製瓷業中心，在今靈山鎮一帶，至少已有石城冶、恒山冶、白土冶三大窯場，能燒製精細的細茶器等高檔瓷器以貢御，政府在此設有專門的機構負責當地的瓷窯事務。晚唐五代為定窯發展的第一個高峰，其大量精細白瓷及「官」、「新官」款等貢御產品的出土，使其取代邢窯而成為北方最著名的白瓷窯址。北宋中後期為定窯發展的第二個高峰，澗磁嶺豐富且高品質的瓷土、充足且易開採的煤炭資源、覆燒法的發明、拉坯、烘坯等燒瓷技術的提高、窯爐規模的擴大與結構的改進等，均促成了定窯的製瓷業達到頂峰，這從大量精美的仿青銅禮器及「尚藥局」、「尚食局」款貢御產品的出現可以佐證。金代為定窯發展的第三個高峰，河北地區毗鄰金代的統治中心，其經濟的繁榮為定窯製瓷業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環境，在定窯窯址分布的北鎮區、澗磁嶺區、澗磁西區、燕川區均有很厚的金代窯業堆積，範圍基本覆蓋所有定窯的分布區域，說明金代是定窯生產規模最大的時期，同時從出土的「尚食局」、「東宮」等產品可知，金代定窯繼續燒造貢御類精細瓷器。金代以後的定窯雖然繼續生產，但規模和品質則與我們所說的定窯相差甚遠，定窯逐步淹沒在歷史的長河中。
馮先銘雖在紅土墊地區發現了隋代的碗、高足盤，但由於採集遺物太少，故其最終將定窯的創燒時間定為初唐時期。唐永貞元年石碑的發現，雖對創燒問題的解決有所幫助，但終非解決之道，2012年的考古調查將對定窯創燒問題的解決產生了決定性影響，定窯創燒問題的最終解決需進一步的考古發掘工作來證實。
註釋：
註1：葉麟趾（錫嘏）《古今中外陶磁彙編》，文奎堂書莊，1934，頁9～12。
註2：陳萬里〈邢越二窯及定窯〉，《文物參考資料》，1953年第9期，頁91～106。馮先銘〈瓷器淺說（續）〉，《文物》，1959年第7期，頁67～71。
註3、6、18：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林洪）〈河北曲陽縣澗磁村定窯遺址調查與試掘〉，《考古》1965年第8期，頁394～412。
註4：劉世樞〈曲陽縣唐、宋定窯遺址〉，《中國考古學年鑑1986》，頁90～91。劉世樞〈曲陽縣定窯遺址發掘〉，《中國考古學年鑑1987》，頁106～107。劉世樞《曲陽縣定窯遺址》，《中國考古學年鑑1988》，頁126。
註5、19：韓立森、秦大樹、黃信、劉未〈定窯遺址考古發掘取得重要成果〉，《中國文物報》2010年1月22日，總第1796期。
註7、13：馮先銘〈定窯〉，《中國陶瓷．定窯》，上海美術出版社，1983。
註8：李輝柄、畢南海《論定窯燒瓷工藝的發展與歷史分期》，《考古》1987年第12期，頁1119～1128，轉頁1139。
註9、15：謝明良〈定窯白瓷概說〉，《定窯白瓷特展圖錄》，台北故宮博物院，1987。
註10：張金茹〈定窯瓷器分期初探〉，《文物春秋》1995年第3期，頁43～49，轉頁95。
註11：穆青《定瓷藝術》，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頁36～37。
註12、16：權奎山〈唐五代時期定窯初探〉，《故宮博物院院刊》2008年第4期，頁40～55、頁42。
註14：中國硅酸鹽學會《中國陶瓷史》，1982年9月第1版，頁232。
註17：張金茹〈定窯瓷器分期初探〉，《文物春秋》1995年第3期，頁43。
註20：王麗敏、田韶品〈曲陽發現唐恒岳故禪師影堂紀德之碑〉，《文物春秋》2009年第6期，頁57～60，轉64頁。
註21：董濤撰、周斯億等編修《光緒曲陽縣誌》，清光緒三十年曲陽小學堂本。卷11，金石錄上，〈大德智力禪師碑〉。
註22：曲陽縣文物保管所編印《古北嶽遺存碑石錄》（內部資料），頁5。馮金忠〈唐恒岳故禪師影堂紀德之碑所見唐代之定窯〉，《故宮博物院院刊》，2013年第3期，頁39～49。本文在引用時通過與原碑拓片進行比較，對以上二錄文內容部分修改，對原錄文斷句進行了調整。
圖片提供｜黃信（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