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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950,誕生於信仰的藝術

700~950,誕生於信仰的藝術

唐代繪畫何處尋──從文獻到考古實例 但凡談到唐代繪畫史就不能不提起幾個名字,像是曾奉唐太宗之命繪製〈凌煙閣功臣…
唐〈引路菩薩〉,絹本設色,80.5×53.8公分,英國大英博物館藏。©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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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繪畫何處尋──從文獻到考古實例

但凡談到唐代繪畫史就不能不提起幾個名字,像是曾奉唐太宗之命繪製〈凌煙閣功臣圖〉的閻立本,或是擅繪金碧山水、時稱「國朝山水第一」的李思訓、李昭道父子,以及被蘇軾讚譽為「詩中有畫,畫中有詩」、創水墨寫意畫風的王維,和分別以馬畫和仕女畫聞名的韓幹、周昉等;而活躍於開元、天寶年間的吳道子更是當中不可或缺之要角,這位傳奇畫家不僅擁有極富線條表現力的筆墨功底,還兼備直入人心的傳神寫照功力,遂為自己博得「百代畫聖」之稱號。但遺憾的是,再怎麼言之鑿鑿,前述唐代畫家的畫藝仍只停留於文獻書冊間。今日雖得以見到閻立本〈歷代帝王圖〉、李昭道〈明皇幸蜀圖〉、周昉〈簪花仕女圖〉等畫跡傳世,但一般多將這些作品判為年代較晚之摹本,即便其或能還原當時繪畫面貌於萬一,終非可靠的唐代原作。

幸運的是,唐代繪畫的這塊缺環,有20世紀以來的考古成果予以填補。如在陝西省乾縣的唐代章懷太子墓、懿德太子墓、永泰公主墓和新疆阿斯塔那等唐代墓葬中,即出現描繪狩獵出行、客使來訪、打馬球等場面之壁畫和侍女、舞伎等形象,既呈現當時社會風俗的實景,也提供可供參照的唐代繪畫標準品。

敦煌驚奇──藏經洞裡的稀世珍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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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葬出土之外,因宗教信仰而生的繪畫作品,對於建構唐代繪畫的面貌亦可謂居功厥偉。唐代君主除下令廢佛的唐武宗外,大多佛、道並重,上行下效,誦經拜佛之風自是廣及民間。雖時移事往,仍有不少佛教文物遺留至今。特別是位居甘肅的敦煌石窟,除保存大量佛教雕塑,窟內早至北涼、晚至西夏的壁畫亦是追溯唐代繪畫流變的珍貴材料;不僅如此,敦煌藏經洞的發現,更為現今為數不多的唐、五代絹本畫跡一舉增添諸多實例。

「藏經洞」是附屬於敦煌第16窟的小窟,位於該窟甬道北側壁內,編號第17窟,由晚唐河西都僧統洪辯所開,於11世紀初因故封閉。直到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流寓此地的道士王圓籙因清理積沙偶然發現此窟,封存其中的五萬餘件4~11世紀經卷、文書、絹畫、法器等文物才得以重現世間。在當年中國內憂外患紛至的時局下,這批文物很快被各國探險家瓜分,四散世界各公私收藏。如大英博物館及圖書館和印度國立博物館便藏有斯坦因(M. A. Stein)取得之兩萬餘件敦煌文物,法國國立圖書館和吉美博物館則藏有伯希和(P. Pelliot)於藏經洞搜購的一萬餘件寫本、絹畫和織物等,而日本龍谷大學、大谷大學,以及俄羅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和聖彼德堡艾爾米塔什博物館等也存有為數不少的相關收藏。

◆唐〈引路菩薩〉

現藏大英博物館的〈引路菩薩〉(圖1)即是斯坦因由藏經洞攜回的唐代絹畫精品之一,畫幅右上長方形框內存有「引路菩」三字,所指應即「引路菩薩」,據此可知此畫乃表現引路菩薩帶領亡靈升天的情景。全畫的焦點無疑為占據畫幅泰半、於祥雲上騰行的引路大菩薩。祂頭戴花冠,背後有環繞細火燄紋的圓形頭光;上身袒露,只披瓔珞、天衣和綬帶等,下著裙,足踏蓮花;右手執長柄香爐,左手持蓮,蓮畔垂一繪有團花的白幡。順著菩薩回首垂望的方向,可見一身形微小、低頭攏手的女子,當為亡靈生前形象,其裝束、髮型乃至臉部刻劃均為典型唐代婦女樣式,可與傳周昉〈簪花仕女圖〉相印證。畫幅左上可見隱現雲間的樓閣屋宇,應即亡靈最終歸屬的佛國世界。全畫所用線條穩定流利,又於人物衣褶或肌理起伏處施加細膩暈染,完美結合來自中原的線描傳統與敦煌本地的凹凸暈染法,搭配以橙、綠、紅、米色等彩繪,華麗而不失雅緻,香爐和菩薩髮飾局部甚至描金敷色,讓人見識到唐代繪畫的高度成就。

700~950,誕生於信仰的藝術 1
唐〈引路菩薩〉,絹本設色,80.5×53.8公分,英國大英博物館藏。©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唐〈引路菩薩〉,絹本設色,80.5×53.8公分,英國大英博物館藏。©The Trustees of the British Muse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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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千手千眼觀音經變〉

而藏於吉美博物館的〈千手千眼觀音經變〉(圖2)則繪於曹氏家族統治敦煌期間(約919~1036),隨畫附有五代後晉「天福八年」(943)題銘。畫中主尊置身於一圓光內,結跏趺坐於蓮花寶座;頭戴化佛寶冠,背後有頭光;42隻大手成對地結出不同手印,並持握各式法器,後方並列的無數小手則組成宛如背光的樣式,所有手掌均繪有眼睛。主尊周圍環繞14名天人,由榜題可知最上層為四天王,中層為婆藪仙與大辯才天女,下層則為碧毒、蜜跡、大神、火頭等四金剛,和位居角落的毗那耶歌、毗那也歌,以及日藏、月藏二供養菩薩。畫幅下方中央由左至右書有長篇發願文,記述此畫乃供職曹氏政權的馬千進為紀念亡母「阿張」所繪。銘文左側即為盤坐榻上的阿張像,身著白色華服及頭飾,雙頰塗有明顯腮紅;右手持長柄香爐,左手覆於煙上;身後修竹旁立有一手捧包袱的侍女。銘文右側空間則捨當時常見的引路菩薩或地藏菩薩,而改繪以新樣「水月觀音菩薩」,其半跏坐於邊角鋒利的山岩上,左腳踏蓮,右手持楊枝,左手持淨瓶,身後為象徵月亮的圓光和修竹。

五代943年〈千手千眼觀音經變〉,絹本設色,123.5×84.3公分,法國吉美博物館藏。©Musée Guimet, Paris。
五代943年〈千手千眼觀音經變〉,絹本設色,123.5×84.3公分,法國吉美博物館藏。©Musée Guimet, Paris。

此畫不僅在圖像上反映晚唐五代以來流行於敦煌地區的信仰內涵,也呈現當年特殊時空背景下的繪畫面貌。中唐以降,敦煌與中原的關係不若往昔密切,敦煌藝術遂演變為一種地方風格,於承襲中原線描傳統之餘,又自當地悠久的凹凸暈染傳統中發展出明暗對比益形強烈的手法,誇張地表現肌理塊狀的結組。此外,相較於唐代〈引路菩薩〉懸殊的人、神比例,此畫所描繪之供養人像不僅大過諸天和一旁的水月觀音,且更著重於人物形貌細節的刻劃,也透露出一股朝向人間化、世俗化發展的趨向。

圖片提供|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蘇玲怡6 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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