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到唐代時，往來中亞與歐洲的商旅之路曾經絡繹不絕。雖說中西交通之路十分複雜且時有變遷，但大致可理出三條主線：首先是為人熟知的主要幹道──由中原出發，沿河西走廊進入中西亞；另外兩條則為北亞草原與東南海路。藉由頻繁來往，各樣風俗與器物在駝鈴、馬蹄和浪濤聲中迴旋交融，其中由西方傳入、最具影響力的當屬金銀食器的使用。魏晉南北朝時金銀器皿數量不多，而且舶來品的比例甚高，中、西亞風格濃厚，是中國使用與製作金銀器的初始階段；直到唐代，自產金銀器的比例大為增加，本土器形與紋飾的特色逐漸展露，於是開啟物質文化新的一頁。
唐代金銀器技法的發展
唐代所製作的金銀飲食器之所以發展蓬勃，主要得力於社會風尚和工藝技術。首先，方士向來推崇「金銀為食器，可得不死」之說，自然影響了致力於追求長生不死的唐人。其次，漢末以來北方統治者多有胡人血統與游牧背景，引領社會對胡風的崇尚，更對異域傳來的奇珍異寶趨之若鶩，隋唐社會也繼承了這種風氣。此外，隋唐統治者以其夷夏關係良好自豪，企圖建立超越秦漢的帝國，這種對各民族「愛之如一」的政治標榜，使得唐帝國能廣納外來工匠，而其引進的技術與紋飾，開啟了金銀器製作的高峰。
唐代以前對金銀性質的了解不深，常以鑄造青銅器的方式來生產金銀器，這樣一來不但耗費材料，更抹煞了金銀器金屬延展性極佳的特點，如西漢南越王墓的銀盒即為鑄造而成的。而透過考古的發現，則可知魏晉南北朝時的金銀器數量增加，但多為舶來品；要到唐代本土製品才開始大放異彩。
唐代金銀器的製造技術多樣且成熟，以下僅就和獅子紋樣相關的技法進行介紹。首先是「錘鍱」，錘鍱在西方有長久的歷史，傳入後成為唐代工匠製作金銀器的主要技術。藉由捶打，工匠可將原料延伸塑造成想要的形狀。形體簡單的器物可直接捶打成形，複雜的則須分別打造各部位後再焊接。工匠有時候會在金銀薄片下方墊上一塊預製的堅硬底模，這種按底模成形的手法被稱為「模沖」，此一技法被廣泛地運用於紋樣製作上。用這種方法製成的紋樣凹凸有致，造型準確。本文列舉的浮雕式獅紋多為模沖成形，之後才鏨刻細部紋理（如圖7、8）。除了模沖，有些獅紋是鏨刻成形的。鏨刻在唐代常稱為「鏤」和「鈒鏤」。鏨刻的種類繁多，為因應不同需求而有各式各樣的鏨頭。鏨刻出的線條，又可依製作方式分為擠壓和剔出兩種。
講究一點的作品會在紋飾成形後鎏金。在中國，鎏金技術歷史悠久，早在漢代便已使用。然而「鎏金」一詞未出現於唐代人的記載，而是以「金塗」、「金花」、「鍍金」等稱之。製作方式是將汞和純金按一定比例混和成金汞，塗在器物表面後以火烘烤，汞蒸發後金自然固結於表面。目前唐代考古發現的金器不多，但鎏金銀器數量不少。鎏金一來可提高銀器的價值，二來其豔麗的金黃和銀器雅致的銀白光輝形成炫目的對比。尤其金的穩定性高，不易受溫溼度和酸鹼影響而脫落，形成的紋飾能長久保持，所以鎏金銀器深受唐人歡迎。
學者齊東方將唐代金銀器發展分為三個階段：首先是8世紀中葉以前（唐高祖到唐玄宗開元前期）為飛速發展期，是受外來影響最大的一期，此時的工匠已經掌握前述三種技術，作品紋樣鏨刻痕粗深，鎏金處不限於紋樣，而是遍及全器；除了模仿舶來品，這個階段的唐代工匠已經開始發揮創意改造形制和紋樣，以因應本土習俗風尚。第二階段是8世紀中葉到8世紀末（唐玄宗開元後到唐憲宗時期）是成熟時期。此時期器形少見於西方器物，也不見於傳統器物，已開創出自己特色。紋樣也有同樣的發展，而且趨向寫實，分單元布局。在以上兩期，唐代金銀器製作由中央朝廷控制，主要使用者為皇室和上層官員。第三階段是9世紀（唐憲宗到唐末）為普及和多樣化時期，金銀器發展重心隨經濟中心南移，浙西等地的金銀器生產數量和水平都不亞於中央；金銀製作也不再是中央獨大，地方作坊興起，甚至有個人工匠出現。除了王公貴族，地方官和富裕的百姓也得以享用金銀器，因此器物種類與紋飾大量增加。
唐代金銀器上的動物紋樣記錄了這段社會變化和工藝傳播。學者羅森（Jessica Rawson）指出，浮雕式動物紋樣見證了西來文化影響下唐代金銀器發展的第一步，當中又以獅子最具代表性。不管是動物形象、姿態、構圖或是承載這些動物紋飾的器形，在在展現了文化交流的軌跡與在地化歷程。
從西亞到中土，獅子的形象
獅子雖少見於中土，但在西亞和非洲卻是常見的重要動物；《聖經》中也屢屢見到關於獅子的記載。埃及人把獅子當作力量的象徵，並用來代表法老，人面獅身像即為一例。寫實的獅子形象也常出現在中亞巴比倫與亞述的建築上，例如現今收藏於德國柏林貝加蒙博物館（Pergamon Museum）的伊西達門（Ishtar Gate，約建於公元前575年）便以彩色磁磚拼出寫實的獅子形象。在薩珊帝國（224～651），獅子更是常見的裝飾母題，大至建築、小至印章與錢幣，都能看見獅子雄赳赳、氣昂昂的身影。以大英博物館所藏、來自伊朗的金屬製品為例（圖1），這隻獅子瞪著銅鈴大的雙眼直視前方，直挺挺的鼻子，微抿著嘴唇，彷彿可以感到牠即將爆發的氣勢，而在新疆約特干（Yotkan）發現許多陶質飾板，上面也模印了類似的獅子形象（圖2）。考古學者認為這批陶質飾板是1～4世紀的作品，與大英博物館所藏之金屬製品年代相符，見證了獅子形象在絲路上的傳遞。
另一個獅子形象的重要源頭是南亞。南亞的獅子紋樣亦源遠流長，尤其在佛教將之視為護法後地位大為提升。當中最為人知的要算是公元前3世紀孔雀王朝時所立的〈阿育王柱〉。四隻獅子蹲踞柱頂，背靠背並以面朝外，象徵佛向四方說法。這種蹲踞的姿態似乎格式化，成為印度獅子的代表形象（圖3），也隨著佛教傳播廣為流傳。
雖說在春秋中期到戰國晚期，中國便可見到零星的獅子紋樣，但此時的獅子多帶翼，並以神獸的形象出現。到漢代，人們對實物的認識增加並定其名為「師子」，然而仍以神獸形象續存，一直到魏晉南北朝都經常出現在畫像磚上。隨著東西交流日漸頻繁，人們對獅子形象的掌握也日趨準確。例如《漢書．西域傳》記載烏弋山離國產獅子。三國時期的孟康說明「師子似虎，正黃有髯耏，尾端茸毛大如斗。」唐代顏師古進一步說明「『師子』即《爾雅》所謂『狻猊』也」，並點出孟康所說的「耏」是「頰旁毛」。這種認識也許是因為獅子在中土愈來愈常見。根據《舊唐書》的記載，唐太宗貞觀年間到唐玄宗開元年間，西域各國如康居、波斯、拂菻等國均遣使送獅子入唐。貞觀九年四月康居遣使送獅子入唐時，唐太宗更詔虞世南為此作〈獅子賦〉，顯示身為金銀器主要消費者的唐代皇帝與官員有機會親眼見到獅子。另外，唐代織品上也可以找到獅子的蹤跡（圖4），這隻獅子張口回頭，尾部上翹，頭尾之間織有由右到左的「師子」兩字，再次印證上述文獻記錄與獅子實際形象的對應。
外來影響，產生浮雕式動物紋
獅子紋樣歷史久遠、源頭多樣，但羅森認為唐代金銀器上浮雕動物紋的主要來源是中西亞金銀器。內蒙古李家營子墓葬和陝西何家村窖藏的兩組金銀器提供了有力的證據。
李家營子墓葬中有件銀盤，上面裝飾有浮雕猞猁（圖5）。猞猁是中型貓科動物，其中一種廣泛分布於歐亞大陸，目前學者普遍認為這件猞猁銀盤是舶來品。齊東方指出這件作品的原產地可能在薩珊帝國東北或是粟特地區，不過薩珊銀器常在盤心仔細刻出雙圈，把主題動物圈在中央，而這件作品卻沒有雙圈，因此來自粟特地區的可能性較大。該銀盤中央微凹，猞猁正好安放在凹陷處；牠的兩隻長尖耳微微後貼，雙眼瞪視前方，齜牙裂嘴，舌頭微微上翹。右前肢輕抬，尾巴下垂。工匠刻劃了猞猁身上的斑點與肌肉線條，但僅在某些部位標示出毛髮。這種在器物中央安放單隻寫實動物紋樣、而四周留白的布局，在粟特的器物上很常見，卻不常在唐以前的中國器物出現。
然而，陝西何家村窖藏中有一組8世紀中葉（唐高祖到唐玄宗開元前期）以前的本土製銀盤就採用這種粟特常見的構圖方式，見證了唐代前期外來文化的影響。這組銀盤一共五件，分別是〈鎏金鳳鳥紋六曲銀盤〉（圖6）、〈鎏金飛廉紋六曲銀盤〉、〈鎏金熊紋六曲銀盤〉、〈鎏金雙狐紋雙桃形銀盤〉及〈鎏金龜紋桃形銀盤〉。由於布局方式和前述猞猁銀盤非常相似，這組作品一度被歸為舶來品，但目前學界已達成共識，認為此組銀器為本土產造。學者孫機指出粟特器形以圓形為主，六曲和桃形都是本土器形，尤其桃子是東亞植物；另外，鳳凰、飛廉及龜都是中國重要的傳統紋飾，可見從器形和裝飾母題來看均顯示此組銀盤非舶來品。
李家營子墓葬和何家村窖藏的這套銀盤，見證了外來技術與構圖在唐帝國落地生根的過程。唐代工匠在這些基礎上進行改造與創新，掀開中國金銀器工藝的新頁。
唐代金銀器上的獅紋
◆單獨居中的獅子
陝西八府莊出土的〈獅紋金花銀盤〉（圖7）是8世紀中葉到8世紀末（唐玄宗開元後到唐憲宗時期）的作品，已經具有典型唐代特色。這件六曲銀盤帶有三只卷葉形足，是唐代常見的器形。不僅有許多實物存在，在墓葬和敦煌石窟壁畫中也常常見到它的蹤跡。它和前述何家村窖藏出土作品一樣是錘鍱成形，之後敲打出正中央的動物母題，鎏金之後鏨刻出細部紋飾。工匠精準地捕捉了獅子回頭嘶吼的瞬間；獅子向右轉頭，張口嘶吼，尾巴高舉，糾結的肌肉展現出迅速回身時的力道，右前腳微抬，蓄勢待發。這種威猛的形象正符合虞世南在〈獅子賦〉中的描繪：「奮鬣舐唇，來忽往，瞋目電曜，發聲雷響。」值得留意的是獅子轉頭的角度，對於自然界的獅子而言簡直是不可能的任務。這與其說是描繪獅子的自然樣態，不如說是展現匠人對獅子精神氣質的領會。這種姿態也同樣能在圖4的織品上看到，也許此種程式化的姿態已成為獅子的招牌動作之一，讓工匠能自由運用在不同材質上。
◆獅紋、植物紋的結合
除了中央的獅子，盤子四周的植物裝飾也值得注意。不同於何家村窖藏銀盤的窄緣，這件〈獅紋金花銀盤〉的寬闊盤沿是唐代工匠的創發。工匠一樣採取錘鍱技術，在銀盤的每一瓣上都裝飾一朵盛開的花，兩旁各以花苞點綴，最後以植莖將三者串連起來。波浪形的植莖成功增強了整件作品的律動感。羅森指出，這種將動物和植物紋飾並用於金銀器皿，是唐代工匠劃時代的創舉。她認為纏枝植物紋也是外來元素，但不同於浮雕動物紋，植物紋並非以金銀器皿為載體，而是建築和織品。這些來自各方的紋飾在工匠的巧思下，集結在唐代金銀器上，大大豐富了紋飾組合的可能性，也影響了其他材質的器皿，如漆器和陶瓷的裝飾。
在另一件同期作品上，動物和植物紋飾結合地更緊密。這件平底無足的六曲淺銀盤出土於內蒙古錦山窖藏（圖8），雖發現於北方，但可能為南方產品。寬闊的盤沿分別裝飾有六組相間的兩種大花闊葉折枝紋樣，盤底則以另兩種不同的折枝花葉交錯裝飾，簇擁著盤心的獅子。工匠手法細膩，除了以較深的線條表現出毛束，更以陰線鏨刻出獅子全身的細毛。這隻獅子同時舉起右側的前、後肢，這種姿勢必然易失去平衡而跌倒，顯然不是對自然界獅子的寫實描繪。此外其鬃毛捲曲，髮際極高。深目闊鼻，張口作獅子吼，是佛教護法獅子的常見形象。一起出土的其他器物也顯示這件獅子的形象可能受到佛教影響。
伴隨這件銀盤出土的器物中有一件摩羯魚銀盤，摩羯魚是佛教中的重要元素。另外還有一式兩件的鹿紋銀盤，盤心的鹿伏臥在地，令人聯想到佛教圖像中常用以象徵聽法的臥鹿。此外，其中一件鹿紋盤的底部刻有銘文「……臣劉贊進」，說明是宣州刺史劉贊進獻之物。根據《新唐書》與《舊唐書》的記載，劉贊活動於唐德宗在位期間。德宗是位篤信佛教的皇帝，曾將佛指骨「取來禁中供養」。劉贊極有可能選擇帶有佛教風格紋飾的銀盤以投上所好。由這裡看來，金銀器上的獅子形象又是一變。
◆成對直立之雙獅
除了單獨出現，成對的獅子也常見於金銀器上。8世紀中葉以前的作品、如陝西何家村窖藏的〈鎏金雙獅紋銀碗〉（圖9）以高浮雕的方式呈現，獅子安排在碗的中心位置。兩隻獅子昂首挺胸對稱排列，相互凝視，舉起一前足和對方擊掌，另外三足蹬地，尾巴上揚。鬃毛以精細的曲線表現，身上的渦卷紋則增加幾許流動性，降低金屬浮雕帶出的冷硬僵直之感；兩隻獅子口中各銜一枝植莖（應為西方傳入的忍冬與莨苕），植株上方交纏。雙獅足下也裝飾了植物紋。這組圖案先以雙圈圍住，再飾以一個由捲雲組成的外圈。這種在環狀紋樣帶形成的圓形區域中，設置裝飾母題的組合紋飾稱為「團窠」。團窠是中西亞傳統裝飾，在埃及和歐洲某些地方也能發現這種紋樣，團窠東傳後大受歡迎。其中，填以獅子的團窠在絲路遺址發現的織品上時有所見（圖10）。因此，除了金銀器本身，織品在金銀器紋飾的中西交流上所扮演的角色也值得注意。
◆迴旋的雙奔獅
不只直立相對，雙獅也常旋繞中心相互追逐。這種構圖方式在8世紀中葉以前便已出現，但主要見於9世紀。8世紀中葉以前作品的代表是何家村窖藏的〈雙獅紋短柄三足金鐺〉。一樣以團窠形式裝飾在器皿正中心，兩隻高浮雕的獅子繞著器皿中心相互追逐，外面圈有繩索紋。
9世紀的代表作品則有陝西法門寺地宮出土的〈鎏金雙獅紋菱弧形圈足銀盒〉（圖11）。正如前面所提到的，9世紀後南方金銀生產興起，這件便產於浙西，由江南西道的李姓官員進奉。作品器蓋上有弧形菱花開光，邊上飾有聯珠紋，和器物輪廓垂直交錯。開光外的四個角落各有一組花草，開光內也有四組卷草纏枝花，每組以花為中心，枝葉由花下繞花一圈後旋出與其他單元交纏。這種以細莖旋繞花朵的纏枝紋在遼、宋陶瓷上很受歡迎，可以做為唐代金銀器影響其他材質的又一例證。器蓋正中央是兩隻獅子，繞著器物中心旋轉飛奔於花草中。雖是相互追逐，但一隻獅子前視，另一隻回首，兩相顧盼，這種後者前視、前者回頭的格式也經常用在平面布局上。整體而言紋飾疏朗，呈現點對稱布局。另一件是浙江水邱氏墓（901）出土的〈鎏金銀三足蓋罐〉。獅頭略有磨損，但仍可看出工匠仔細鏨刻出的鬃毛，脊線的扭轉展現出可以看出獅子繞圓圈奔跑時的扭力。纏花卷草比前述法門寺地宮出土品繁密許多，緊緊包覆著主題獅紋。
這種對迴旋奔獅紋的喜愛持續到遼代，在內蒙古吐爾基山遼墓和內蒙赤峰耶律羽之墓出土的銀盒（941），都能看到兩隻雄獅在花卉蔓草中追逐嬉戲的身影。遼代繼承了唐代的獅子形象，以耶律羽之墓出土的銀盒為例（圖12），這件銀盒和前述法門寺銀盒大同小異，平底無足，但仍是以四瓣弧形菱花為輪廓；器蓋上的開光與輪廓方向一致，不再交錯；除了聯珠紋，開光外面還裝飾了一圈如意雲紋組成的外框。每個菱花瓣可視為一個單元，左右兩端飾有卷枝，中央裝飾有一隻頭朝外的蝶紋。整組紋飾下面襯有鏨刻出的蔓草花卉，打破單元界線向外伸展，既創造整體感、又襯托了蝶紋與卷枝。開光內的兩隻獅子兩腿後蹬，前肢上揚，尾巴高高翹起，展現出誇張的速度感。獅子鬃毛毛束清晰可見，尾巴分成四縷，曲線走向透露出獅毛被快速奔跑產生的風。這件作品的獅紋繼承了唐代設計，也是一隻前視、一隻回頭，相互輝映。和法門寺銀盒不同的是，這件作品花紋繁密，緊貼中間的獅紋。
獅子紋樣，體現中西交流
唐代在中西亞金銀器的刺激下，開始以動物紋樣裝飾金銀器皿。浮雕式動物紋經常是模沖成形之後鏨刻細部並鎏金，如上述的獅紋。一開始的階段繼承西方風格，除了中間的浮雕式動物紋之外全部留白；之後開始在周圍空白的地方加上植物裝飾：初期成單元式分布，後來漸漸打破單元、相互纏繞，和主題動物紋的搭配也愈來愈緊密。獅紋的主要呈現方式有三種：單獨出現、對稱直立、迴旋追逐，這些紋飾搭配和構圖方式都為漆器和陶瓷等其他材質樹立了裝飾典範，開啟器皿裝飾的新一頁歷史。另外，文化交流向來非單向：外來金銀器引起唐代工匠仿製改造，改造版的金銀器又再西傳，影響當地金銀器設計。這一頁交流史可說是迂迴反轉，交融影響不斷。
參考書目與延伸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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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wson, Jessica《Chinese Ornament：The Lotus and the Dragon》，London：The British Museum，1984。
Rawson, Jessica《The Ornament on Chinese Silver of the Tang Dynasty（AD 618～960）》，London：The British Museum，1982。
圖片提供｜林郡儀（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藝術史與考古碩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