乍看之下，滿布冷調深綠色鏽的青銅器，並不像其他多彩多姿的文物能立刻吸引人們的目光。然而這些散發歲月幽光的古老器物，在遠古時代也曾擁有炫亮奪目的金色光芒，成為專供上層貴族、特別是一國之君使用的專用器。
1928～1937年間，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河南安陽進行大規模發掘時，發現了商朝後期的都城遺址「殷墟」，以及11座位於侯家莊西北岡附近、帶有墓道的商代王陵墓葬（圖1、2），就此揭開商代青銅文明盛世的面紗。雖說歷經三千年來多次的盜掘後，埋藏於這些大墓裡的文物泰半已被搜括殆盡，卻仍有不少罕見且精美絕倫的青銅器保存下來。時隔40年後（1976），考古學家又在殷墟宗廟遺址西南方，發掘出商王武丁之后婦好的墓葬。幸運的是，這座墓並未遭受盜擾，當中一共出土1928件器物，其中就包括了468件造型、紋飾精美且具高度藝術性的青銅器。透過上述王室貴族墓葬出土的青銅器，不僅讓世人得以窺見商代王室豪華的墓葬規模，還能瞭解殷商時期青銅工藝的製作技術、風格和水準，進一步為目前公、私收藏的諸多傳世青銅器重新定位，還原其脈絡或身分。
象徵王權的「國之重器」
在中國古代，「祭祀」與「戰爭」對於國家生存與延續有著相當重要的影響力。是以《左傳》有云「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在殷商時期的高階貴族墓中，就經常出土體形巨大、厚重的青銅禮器「鼎」或兵器「鉞」，反映出「祀」與「戎」確實為有商一代最重要的大事。
◆安陽殷墟，三件巨鼎傳奇
傳說中，有「夏鑄九鼎」的故事，亦即夏禹登基為王後，將天下分為九州，並鑄造九個鼎，刻上各地風土名物。自此之後，鼎就成為國家重器，用以象徵國家政權的正統地位。
在1930年代侯家莊西北岡王陵考古行動中，就挖掘出兩件令人眼前為之一亮的巨鼎：〈牛方鼎〉和〈鹿方鼎〉（圖3）。參與這次發掘計劃的梁思永，在1935年5月9日的工作日記中寫下：「在冠帶巷……四點半得王鳳祥送來厚宣（胡厚宣）函，報告1004墓室區南道口發現巨型方鼎二（即牛鼎、鹿鼎）。與濟之（李濟）立刻出城奔侯莊工作地。到時已清出……在墓中清擺時攝照了活動電影。」
〈牛方鼎〉與〈鹿方鼎〉同在1004號大墓南道與墓坑交接處出土。其中，〈牛方鼎〉（圖4）高73.2公分，重110公斤，是安陽考古中最早發掘到、也是體積最大、最重的青銅器。其器體呈長方形，口沿外張，上有兩立耳，四足為中空圓柱體，在四個邊角及器壁中央均鑄有稜脊；整件器身滿裝紋飾，兩個立耳各裝飾著兩隻側身相對的虎紋，器腹中央則裝飾高鼓的浮雕牛首獸面紋，兩側各立一隻冠羽飛揚的鳳鳥，左右兩旁口緣下方也以浮雕的夔龍紋做裝飾，四隻腳雕飾著牛首，在腹底則鑄有一象形的「牛」字銘文，與全器的主題紋飾相互呼應，整體裝飾極為精緻華麗。
侯家莊1004號墓被發現時，隨葬文物多已被盜掘一空，〈牛方鼎〉僅僅是墓道邊緣的遺留物，據此推測，這座大墓原本可能埋藏了體積更大且製作更為精美的青銅鼎。1976年，小屯5號墓、即婦好墓的發掘，更加證實了這種可能性。婦好墓是一座沒有墓道的長方形豎穴坑墓，長5.6公尺，寬4公尺，深7.5公尺，面積22.4平方公尺，其規模相較於面積達284.61平方公尺、帶有四條墓道的侯家莊1004號「亞」字形大墓，可謂相去甚遠。然而，婦好墓中出土最大的一件青銅器〈司母辛方鼎〉（圖5），高80公分、重達128公斤，卻比〈牛方鼎〉略大了些。由〈司母辛方鼎〉器身上所刻鑄的「司母辛」銘文，可知其應當是商王武丁之子：祖庚或祖甲為其母婦好（辛）所作的祭器。其形制大小和製作的精緻度，皆與〈牛方鼎〉相近，但器腹設計為長方形素面，近口沿的飾帶裝飾淺浮雕獸面紋，左右及下方飾帶內則排列三道高鼓平行的乳釘紋，四隻腳也裝飾著生動的浮雕獸面紋及三道弦紋，整體紋飾看起來簡潔有力，搭配厚重的器身，散發出莊嚴雄強的氣勢。
青銅鼎，通常是一座墓葬隨葬器中的「巨無霸」，而若說起巨無霸中的王者，自非〈司母戊方鼎〉（圖6）莫屬。〈司母戊方鼎〉雖非安陽考古發掘出土，而是1939年由安陽殷墟武官村一位村民偶然發現，但一般都認為其可能是出自1950年發現的武官村大墓隨葬器。這件鼎的擁有者應當是武丁三位法定配偶之一的「戊」，作器者同樣是商王武丁的子輩祖庚或祖甲。鼎高133公分，重875公斤，體積、重量皆遠遠超過前述第二、三名的〈司母辛方鼎〉與〈牛方鼎〉；器身四面中央為長方形素面，上下與左右飾帶內均裝飾獸面紋、夔紋及牛首紋，四隻足也裝飾著浮雕獸面紋及弦紋；可茲留意的是，鼎的立耳上鑄刻有狀似老虎、張口欲吞噬人首的二獸形象（圖7），觀之令人生畏。學者張光直認為，這種人獸結合的母題，是統治者或巫師用來溝通天地，作為人神之間連繫互通的媒介，反映當時的宗教信仰。
眾所周知，青銅器是一種以銅、錫等貴金屬、再加上少量鉛所製成的器物，在原料取得和鑄造技術上原本就具有很高的難度；想當然耳，欲鑄造如〈司母戊方鼎〉這般器形及厚度都明顯增大的青銅器，對當時的鑄造技術更是一大挑戰。根據研究，在鑄造此巨鼎的過程中，不僅在立耳採用「後鑄法」，以加強與器體的銜接強度，在鑄造器身時，為了讓器身與陶範於澆鑄之後能順利脫模，更採用多達24塊腹範；此外，在器底還留有六處明顯的長方形凹槽，可能是在鑄造時，為了便於在內模和底範之間放置長方形泥片，固定撐住頂部的陶範，以維持器身一定的厚度。青銅器的鑄造，從採礦、冶金，一直到製作塊範、澆鑄，每個環節都需要專業的技術知識、大量的人力，以及嚴密的分工系統，因此，也只有掌握最高權力的君王和貴族才能鑄造有如〈司母戊方鼎〉這般「世界之最」的家國重器。
◆持婦好、亞醜鉞出征，誰與爭鋒
在國家形成的階段，戰爭往往成為鞏固政權的必要手段；而影響戰爭成敗的重要關鍵，便是兵器的優良與否。在婦好墓出土的眾多青銅中，兵器就多達130餘件，種類包含鉞、戈、鏃和弓形器等當時最精良的武器。其中最令人矚目的，莫過於兩件鑄有「婦好」銘文的巨型青銅鉞，其長度均超過30公分，重達8.5公斤，在殷墟考古發掘史上可說是前所未見。這兩件鉞的形狀略似斧，弧形刃，肩部平直，下方有對稱的長方形穿，內為長方形，寬度倍於長度，兩側則為對稱的六個血槽。引人注目的是，兩件鉞中，一件裝飾著與〈司母戊方鼎〉立耳部位類似的「虎食人首」紋飾（圖8），望之怵目驚心；另一件則裝飾一頭兩身的龍紋，頗富神秘色彩。
鉞，是古代軍事統帥和王權的代表，史書曾記載周武王伐殷時「左仗黃鉞，右秉白旄以麾」以及「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擁護）武王」的情景；在殷商出土的甲骨文中，也留下諸多婦好代替武丁四處征伐、立下戰功的記錄，由此觀之，這兩件大鉞很可能是婦好率兵出征時的一對重要儀仗，也是她做為歷史上著名的曠世英雌形象之表徵。
除了上述的兩件〈婦好鉞〉，1965～1966年間，在山東益都蘇埠屯的「亞醜」家族墓中，也出土一對體形巨大的青銅鉞。其中一件鉞（圖9），長31.7公分，寬35.8公分，重4.9公斤，兩面左右側各鑄有「亞醜」銘文，一為正寫、一為反寫，器身為寬弧刃，平肩，寬短內，兩面透雕人面，眉、目、鼻、耳五官明顯突起，雙目圓睜、牙齒外露，表情猙獰恐怖。在商代考古中，長度超過30公分的鉞，通常出土於大型的王侯貴族墓葬中；而屬於「亞醜」家族的蘇埠屯1號墓，不但是擁有四條墓道的「亞」字形大墓，而且其槨室也是呈亞字形，再加上墓中埋藏大量殉人等現象，在在都顯示了此墓的規格與安陽西北岡的王陵墓相當接近。根據學者考證，「亞醜」指的極可能是商代後期活動於山東的薄姑氏諸侯，且此氏族應即商王朝在東方的重要盟國。又由亞醜墓中出現如此碩大、製作精美的銅鉞，更彰顯出墓主的身分與商王接近，擁有至高無上的政治及軍事統帥之權力。
展現工藝極致的方形器
在一般印象中，青銅器多半為圓的造型，但是在婦好或亞醜等商代高階貴族墓中，卻出現很高比例的方形器，包括了方鼎、方彝、方尊、方斝、方觚、方簋、方壺等。若將它們與同器類的圓形青銅器並置，便顯得格外吸睛。
如高68.6公分、重18.3公斤、體形為一般青銅斝兩倍的〈婦好方斝〉（圖10），其造型就完全顛覆「斝應該是圓形」的印象，而特意突顯方形器轉折的稜角。只見其長方形的口沿外敞，器口有巨大對稱的塔形立柱，器身則從頸部、腹部、一直到三足，由三個轉折分明的部分構成，器腹四面均裝飾獸面紋，頸部及三足則裝飾蕉葉紋及夔紋；在方斝合範的部位──器身四面中央及側邊，還以華麗的條狀扉稜做為裝飾，不僅加強方形器的戲劇張力，也讓這件青銅器呈現強烈的個性。
同樣以高鼓稜脊來裝飾器表的，還有〈婦好方尊〉及〈亞醜方尊〉（圖11、12）。這兩件方尊的外形、比例和重量相近，從器頸、肩部、腹部到圈足，均呈四段式轉折，器口雖以誇張的外敞形式表現，但方正的造型卻帶來一股穩重及平衡感；若搭配器身上隨範線分布的高鼓稜脊，既可修飾鑄造時合範的痕跡，還能強化器物的轉折及厚實感，形成有如建築物般宏偉的氣勢。在這兩件方尊的肩上，還別具巧思地裝飾了特殊造型的動物，如伏臥的立鳥、捲鼻的象首，以及帶手掌式大角的獸首，十分引人注目；更不用說器身還滿飾獸面紋、蕉葉紋及夔紋，並以雲雷紋襯底，營造出繁複華麗的視覺效果。
從工藝製作的角度來看，方形器相較於圓形器，在製範時須使用較多的泥範拼組起來。然而塊範一旦增多，便會使鑄造的難度提高，因此方形青銅器通常只出現在最高階的貴族墓葬中；此外，為了突顯方形器物肩上吸睛的動物立雕，或是在轉折劇烈、外張的器頸上（稱為脰部）裝飾華美的紋飾，除了必須使用「後鑄法」讓附件與器體鑄接在一起，還要在脰部附近安置墊片（圖13），確保紋飾在澆鑄的過程中仍能保持清晰。以上種種在鑄造技術及知識上的突破，無非是想藉由極致的工藝和獨特的美感造型，突顯王公貴族非凡的藝術品味，達到區隔身分的效果。
自然＆抽象結合 動物立雕青銅器
在安陽殷墟貴族墓葬出土的青銅器，除了方、圓的造型，也出現一些打破幾何窠臼、且融合自然寫實動物形象的動物式立雕青銅器。如〈婦好鴞尊〉（圖14）原為盛酒器，卻設計成猛禽的形象：器體為一站立昂首的鴞，圓眼寬喙，小耳高冠，雙翅併攏於身側，緊緊包覆粗短的雙足，雙足與下垂的尾翼剛好構成支撐全器的三個支點，其造型可謂與西北岡王陵1001號大墓出土的〈大理石立梟〉有異曲同工之妙（圖15）。〈婦好鴞尊〉的腹腔中空，可盛酒液，背後鑄有把手，頭頂後部開一活動式半圓形口，上頭有蓋，蓋面上鑄有龍、鳥立雕各一，全體器身以高浮雕滿裝獸面、蛇、夔、蟬等各種紋飾，並以細密的雲雷紋襯底（圖16）。此器將自然寫實與抽象裝飾融為一體，誠為殷墟青銅器中的上乘傑作，亦顯示出設計者非凡的藝術造詣。
商代後期的動物立雕式青銅器，一方面講究自然寫實的立體感，另一方面也追求紋飾滿裝的效果，此一特點，在另一件青銅酒器〈婦好觥〉（圖17）上也可以見到。此件觥分為蓋與器身兩部分：蓋前端的獸面模仿老虎形象，有著突鼓的眼睛、外露的獠牙和直豎的立耳；尾側則設計成可愛的鴟鴞模樣，眼睛圓瞪、尖喙翹起（圖18），兩獸面中間以一道扉稜貫穿首尾；器身部分則呈長方形，前有流口，後為雕飾牛頭的。若是將蓋與器合上，便能看到前面像是一隻蹲坐的老虎，前肢抱頸、後肢作蹲狀；尾端則是另一隻昂首站立、展翅欲飛的鴞。在裝飾上，全器以獸面、夔龍紋為主紋，雲雷紋為底紋，穿插或填入由老虎與鴟鴞所組成的身體部位，並藉著高低起伏的淺浮雕和不同的紋飾組合，製造彷彿交響樂一般主從結構分明、層次變化多端且充滿戲劇張力的視覺效果。
賦予創意更大空間 蟠龍盤
絕大多數青銅器因受限於器物本身形狀或塊範鑄造技術影響，往往無法讓紋飾在器體上呈現連續性的布局或開展。唯獨水器中的「盤」，可以滿足這項設計的需求。
如婦好墓出土的〈蟠龍紋盤〉，器腹外壁及圈足皆裝飾商代常見的獸面紋，但若將盤底傾斜，正視盤內（圖19、20），便能清楚見到圓形的盤面中央，有一隻以立體高浮雕裝飾的蟠龍，正張大眼睛凝視觀者。龍的雙目為「臣」字眼，頭上有一對鈍角，身上則裝飾代表鱗片的菱形紋，長長的身軀像蛇一樣屈曲盤繞、若潛若浮於盤面；仔細端詳，蟠龍的四周，還環繞裝飾著鳥、魚、夔等動物圖案，似乎正隨著蟠龍在空中或水裡迴游盤旋。如此生動的景象，不由得讓人佩服工匠的巧思，讓這件青銅盤成為一件令人驚豔的工藝傑作。
在以酒器為重的商代青銅禮器系統中，青銅盤屬於「物以稀為貴」的水器，一般只出現在等級較高的貴族墓葬中，諸如婦好〈蟠龍紋盤〉這種以盤繞龍紋作為母題而設計的盤，則更是稀少。安陽殷墟小屯18號墓恰好也出土一件〈蟠龍紋盤〉（圖21）；據該墓出土銅器上刻鑄有「子漁」銘文，可知此墓的主人應當即是商王武丁之子。若將子漁墓與婦好墓出土的〈蟠龍紋盤〉相互比較，就會發現兩者無論在造型、紋飾與盤面設計上都十分相近。不過，子漁墓盤的體型略小、重量較輕，且圍繞蟠龍四周的空間亦多裝飾布列疏朗的魚紋；此外，盤上主體紋飾「蟠龍」在鑄刻上的精緻度亦不如婦好墓。顯然地，婦好既為商王武丁的后妃，又擁有彪炳的戰功，不論在輩分或權位上皆高於子漁，由出土的隨葬器中，正反映了此種墓主人身分的高低之別。
這種工藝與身分相對應的現象，讓後人得以根據考古出土的文物和資料，結合器物、紋飾風格以及鑄造技術的研究，針對目前公立博物館或私人收藏的傳世青銅器給予清楚的定位，並還原其身分。例如，此一領域的開拓學者陳芳妹在分析台北故宮收藏的一件〈蟠龍紋盤〉（圖22）後，認為此盤無論就鑄造水準、抑或紋飾的裝飾面積與精緻度，皆明顯高於婦好墓出土的青銅盤，因而斷定其可能便是西北岡王陵墓群中某位商王的隨葬品。
自1928年迄今，安陽殷墟的考古發掘，已為殷商青銅文明發展史增添光輝的新頁，但其中仍不免有些缺憾：「假使西北岡王陵沒有受到盜掘與破壞，那麼我們見到的又將是何種絢爛的光景？」抱持著這樣的懷想與憧憬，當人們再次回到博物館、凝視玻璃櫥窗展示的古老青銅器時，多少能激發追尋答案的動力。或許有一天，我們將能拼湊出三千年前、青銅器背後的那些人和那些精彩故事。
圖片提供｜廖堯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