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皇帝、日本有天皇、西方有數不盡的君主。「皇帝」對中國人來說可能是個既熟悉又陌生的名詞，是皇權的象徵。皇帝和皇權的不可分割性，讓皇帝的一舉一動都帶有政治意涵，而皇權又是如何一代傳過一代呢？雖然自古皇帝即位多承接先皇意志，不過，「上天」也扮演了相當重要的角色，特別是繼位過程如有所異議、天下紛亂時，祥瑞之象的出現或許正諭示著上天的應允，代表著正統、太平之意。但上天之意可遇不可求，因此人言的祥瑞、人為的吉祥之器適時地安撫了皇帝惴惴不安的心。「圖必有意，意必吉祥」是清宮御用器的基本準則，而這樣的準則在九龍奪嫡之後的勝者雍正皇帝、及被賦予中興使命的同治皇帝兩朝更發揮到極致。「皇上吉祥」的背後，究竟隱含了些什麼呢？
政治的操弄與安慰劑
雍正、祥瑞、吉言活計
清聖祖康熙皇帝，在位61年，育有35位皇子。清帝國皇位繼承並非嫡長子制度，即便是皇太子，也不代表一定能繼承皇帝大位，也就是說，皇位爭奪是場馬拉松式的競賽，必須兢兢業業到最後一刻。在太子黨、八皇子黨與四皇子黨暗中角力的結果，最後勝利的人便是熟知的四皇子胤禛，也就是雍正皇帝。皇位角逐勢必是明爭暗鬥、黑幕不斷，最常見的野史描述便是雍正皇帝竄改詔書以奪取皇位，但事情的真相應該就如《清聖祖實錄》記載：「雍親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貴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統。著繼朕登基，即皇帝位。」
但或許是與手足兄弟的你爭我奪，讓清世祖雍正皇帝心中一直存在著股不安定感，這股不安造就了清帝國文獻記載中出現「祥瑞之象」最為頻繁的一個年代。雍正朝廷特別盛行「天人感應說」，一國之君是代表上天來統治國家，皇帝是受命於天，若出現祥瑞之象，便是上天對於皇帝的認同與讚許勉勵，顯現皇帝治理天下有道，為有德君王。雍正皇帝對於祥瑞災禍異常的在意，揭示了透過「天人感應說」表明其皇位繼承的合法性，並且從雍正皇帝對於地方官員上摺稟報祥瑞的態度，「祥瑞之象」在此也變成了一種政治上忠誠度的代表，成為變相的政治操作手段。
關於祥瑞，雍正皇帝有他自己的定義：「夫祥瑞者，特其兆耳，兆也者，吉之先見，尚屬未成之際，全在乎人事贊成。凡靈芝、慶雲、麟鳳、嘉禾之屬，皆天心所以示喜，豈得不以為慶。」祥瑞之象就是吉祥的具象化，在雍正朝中最為人熟知的祥瑞之象有九者，分別為「合璧連珠」、「黃河清」、「景陵靈芝」、「嘉禾」、「瑞繭」、「甘露」、「醴泉」、「闕里慶雲」和「房山鳳凰」，其中不少畫成繪畫存世，如郎世寧〈聚瑞圖〉（上海博物館、台北故宮各藏一）、蔣廷錫〈瑞蔬圖〉（吉林省博物院藏）等。
北京故宮藏有雍正朝〈明黃色緞繡鏨金龍狐皮袍〉，圓領右衽，馬蹄繡，在肩頸領口繡有日、月等五聯星辰，此外衣袍也裝飾有彩繡金龍和十二章，此件龍袍最大的特色在於使用星辰為裝飾母題，從留存的黃簽可知確為雍正皇帝御用朝服。雍正三年，欽天監官員上報朝廷，今年將會有「日月合璧以同明，五星聯珠而共貫」的奇事發生。自古五星聯珠皆被視為吉祥之兆，同時也經常賦予政治意義。官員上奏認為五星聯珠揭示了「惟我皇上至誠至孝，大德大仁，是以上格天心致此瑞應」，雍正皇帝朱批認為雖當之有愧，但承蒙上天庇佑，欣然接受。
地方官員不間斷的上奏祥瑞之象，中國遍地開滿了吉祥之貌，雍正皇帝雖然也曾懷疑過祥瑞的真實性，但內心實因這些祥瑞之象安心不少。雍正七年刊行的《大義覺迷錄》中雍正自述：「朕即位之初，孝陵著草叢生。六年之秋，景陵芝英產於寶城山上。以至雙歧五秀之嘉禾，九歲盈尺之瑞穀，五星聚於奎璧，黃河清於六省，駢實連株之應，卿雲甘露之祥。」雍正皇帝藉由一而再出現的祥瑞之象來鞏固自己的皇權地位，另一方面，為了在皇帝面前留下個好印象，官員臣子投其所好，樂於上奏祥瑞事蹟，討皇帝歡心之餘，也一表忠心。
雍正朝在外朝有源源不絕的祥瑞之象，而在內廷之中，大批的藝術品也被賦予了吉祥之意，這類作品被稱作「吉言活計」，顧名思義，就是帶有吉祥寓意的作品。吉言活計早在雍正元年就已出現，此年內務府《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以下簡稱《活計檔》）中，郎中保德曾交付朱筆壽山福海、葫蘆福桃、節節平安、福壽香盒等吉祥字樣給雍正皇帝，雍正下令配合這些字樣，多做一些作品呈覽，就是吉言活計較早的製作，水仙、石榴、葫蘆、玉罄等等經常出現在這類作品上（圖1）。
吉言活計可說是另一種具象化的祥瑞，紋樣的設計變得格外重要。雙鵪鶉搭配一枝稻穗，稻穗一莖二穗，便成了「歲歲雙安」；用螺鈿做成一個平面的海螺形狀，裝飾上紅色的蝙蝠，海螺內又有壽山石做的小山，正是「壽山福海」的代表，這樣諧音取義的例子正是吉言活計的典型作法，其中「歲歲雙安」還是雍正自己的獨到創意，而這樣的吉祥紋樣一直留傳於清宮之中。作品〈紫檀邊座嵌雞翅木山水插屏〉（圖2），在紫檀邊框的作品中央，以雞翅木和染牙拼湊出了一道風景，水岸邊一隻鵪鶉抬頭望向飛來的另一隻鵪鶉，盤懸在空中的鵪鶉回望，岸邊搭配有一莖雙穗的稻穀，構成了最典型的「歲歲雙安」紋飾。歲歲雙安紋樣經常在不同材質上出現，如玉器、琺瑯器都有（圖3）。
此外，雍正皇帝還特別喜歡「節節雙喜」，是竹枝加上喜鵲的組合，雍正朝〈十二美人圖〉的〈觀鵲〉一張，畫中美人抬頭所望的作品便是節節雙喜的構圖。作品〈紫檀百寶嵌梅竹雙禽圖筆筒〉（圖4），利用了螺鈿、象牙、玉石等多樣材質組合紋樣，畫面中央為一棵盛開的梅花樹，枝頭立有相依偎的雙鵲，梅花樹下則有兩叢竹子，這正是檔案之中「節節雙喜」紋樣。歲歲雙安與節節雙喜的紋飾經常一同出現，常見者為製作插屏，要求一面製歲歲雙安，另一面搭配節節雙喜。
北京故宮藏雍正朝〈琺瑯彩胭脂紅地開光描金花鳥碗〉，便是吉言活計的代表作之一（圖5）。作品敞口、圈足，碗內心印陰文「永樂年製」、外底圈足內則繪有一棵桃子，寫有「雍正年製」四字楷書款。整件作品外壁施以紅色釉底，三面開光，各開光間飾有各色團花紋飾。三面開光中，一面繪有壽山、紅蝠和海波，壽山上長有靈芝，是為「壽山福海圖」；一面的畫面中央以桃枝橫亙，結有兩棵飽滿的桃子，桃枝上則有葫蘆藤纏繞，兩顆葫蘆垂掛著，畫面左下方則搭配有一隻紅蝠，為「萬代長春圖」；最後一面開光，畫有兩隻喜鵲，一隻盤旋於空中，一隻停踞在竹枝上，相互鳴叫狀，為「節節雙喜圖」，三面開光各代表不同的吉言意義。
此外桃子也是雍正朝作品上常見的吉祥紋樣，經常搭配紅色蝙蝠連袂出現。〈畫琺瑯桃式洗〉（圖6），銅胎，為大小雙桃形象形器，一側裝飾有古銅色、帶有紋理的桃枝，延伸到器底，成為器座，器底書有「雍正年製」黑色四字款。器身顏色大致呈嫩青色，卻在桃子尾端染上淡淡的粉紅，透出果實正熟、鮮豔欲滴的樣子。同時工匠在桃子器身上會有桃葉，並在綠葉間點綴紅蝠，構成「福壽雙全」的吉祥寓意。
根據《活計檔》，地方官員會依循節日而進獻不同貢品，紋樣也會依時而定，包括了端午節、中秋節、萬壽節及年節。其中萬壽節為帝王的誕辰，取自萬壽無疆之意，每到這個節日，官員們無所不用其極的搜刮奇珍異品孝敬皇帝，當然在紋樣上也要帶有相對應的意義。雍正五年逢雍正皇帝五十大壽，怡親王允祥以及內務府造辦處精心打造了一批吉言活計，分別為「無量九尊」、「天保九如」、「園明九照」、「青平九有」、「蟠桃九熟」、「萬年九英」、「文房九寶」、「禹貢九鼎」、「嘉禾九瑞」，且這批吉言活計名稱中都掛有一個「九」字，除突顯九五至尊的皇帝身分外，同時也包含福壽綿長之意。
祝壽盆景也是雍正朝吉言活計的獨特品項，在《活計檔》記載，雍正二年萬壽節呈進的貢品便包含了「潘桃九熟、萬國先春、天祿萬年、福壽三多盆景」，上述雍正五年的吉言活計中，「萬年九英」也屬吉祥盆景，以菊花、竹子、葫蘆、苓芝組合而成。北京故宮藏〈銅鍍金纍絲嵌珠寶盆三星獻瑞盆景〉是現存的祝壽盆景之一（圖7），其上有珊瑚樹、松樹、碧璽點綴成的桃實，中央分別為紅珊瑚雕刻而成的壽星、銅鍍金的童子和仙鹿。壽星代表了「壽」，而鹿取諧音為「祿」，童子為「福」，三星合一，寓意富貴長壽之意。
如此龐大且頻繁出現的吉言活計，就如同外朝接連上報的祥瑞一樣，起了安定龍心的效果，相輔相成。此外，處於內廷中的吉言活計，屏除了祥瑞之象所帶有的政治操弄，更多的是一種心靈上的慰藉，說是種安慰劑也不為過。北京故宮林姝對於這些吉言活計下了一個註解：「吉言的提出與確立滿足了雍正皇帝內心世界的部分情感需求，並在創意、設計、製作、觀覽的全過程中享受著精神上的娛樂。」言語上的「皇上吉祥」、「萬福金安」，搭配觸目可及的吉言活計，這樣的內廷正是讓雍正皇帝在朝政繁忙之餘，得以放鬆身心之所在。
是誰中興了清帝國？
同治與大婚瓷
同治十一年九月十五日，午門正中的大門緩緩打開，十六人皇后鳳輿緩緩的抬進了紫禁城中。宮裡四處張燈結彩、喜字滿掛，這一天正是同治皇帝的大婚之日，也是清帝國闊別200年的盛世。清帝國多數皇帝都是在婚後即帝位，僅舉行冊封皇后之禮，清帝國一朝只有順治、康熙、同治、光緒四朝皇帝行過大婚禮，其中康熙朝到同治至少闊別了200年之久。
道光時期的鴉片戰爭、咸豐朝的太平天國和英法聯軍，清帝國國勢因為接踵而至的內憂外患，逐漸走向下坡。年幼即位的同治皇帝，前半生雖多受制於生母慈禧太后，但在親政後也有一番作為，興辦洋務、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為中心思想的「自強運動」，是同治朝透過朝野官員推動的一大政治活動。即便「自強運動」的改革在往後的多場戰役中未顯成效，但也可看成同治皇帝、以至整個朝廷希望在維護皇權的基礎上，施行有效的政治改革，因此學者們稱這段時期為「同治中興」。
在這一段難得和平的時間帶中，「同治大婚」當然也被視為重要的政治活動之一。同治選定的皇后人選為翰林院侍講崇綺之女，屬蒙古人的阿魯特氏。不論兩宮太后在這場親事背後的政治角力，為了這場難得的皇家喜事，所動用的各項成本是歷來皇帝大婚中數一數二。同治大婚於同治十一年舉行，但相關的事前準備於同治六年就已開始；同時宮內外為了婚禮花費了大量銀兩，江南各大織造為大婚製作了263件各式御袍，內務府打造各式金銀用器、皇后妝奩、食用器皿等就花費了50萬兩銀錢，所費不貲。
朝廷對於同治大婚的重視也體現在一套特殊的瓷器，現在多稱為「大婚瓷」。大婚瓷的燒造地點多在江西景德鎮御窯廠，燒造時間最早可追溯至同治六年。觀察作品，同治大婚瓷有幾個特點：一、文獻記載大婚瓷多成套燒製，一套最少有148件，多者可達600餘件，多達23種器形，其中生活日用器占多數，如碗、盤、碟、茶盅、渣斗等。二、大婚瓷多以紅色和黃色為底，紅色自古便是吉慶的代表，而黃色則是皇家富貴、帝王之色。紋樣上，多是應景的吉祥圖案，有喜鵲、蝙蝠的祥瑞花鳥；八吉祥、八寶紋等宗教吉祥紋飾；也有直接將文字書寫成其上當成紋樣，如「喜」、「壽」等。三、大婚瓷的紋樣經過特別設計，最少有23種組合，都含有吉祥意義，現今仍保留不少大婚瓷的官方樣稿，「黃地梅花春燕海碗圖」樣稿便是其中之一（圖8）。這類樣稿多以碗為型做畫樣，彩色紋樣僅繪製於左半邊，右邊依樣製作，畫樣旁邊留有當時此紋樣需要成做的器形，寫有「大盌十件、中盌十件、湯盌十件……」等，工匠心領神會，會按畫樣將紋樣套用在不同器形上，無須另外繪製樣稿。
作品〈黃地粉彩喜鵲梅花紋粉盒〉（圖9）便是利用「黃地梅花春燕海碗圖」樣稿製作而成的作品。器形為女子梳妝用的粉盒，黃色地，盒蓋、盒身各以梅花樹貫穿，梅花有的含苞、有的大方盛開。數隻喜鵲盤踞在梅枝上，或展翅、或回首、或休憩、或梳理，姿態各異，構成喜鵲登梅，寓意「喜上眉梢」。器底有「同治年製」款，為同治大婚瓷23種組合之一，檔案記載為「黃地喜鵲梅」。
另外一種以紅色為底的作品，最常見者為「紅地金喜字」紋樣，北京故宮藏〈硯紅地金彩喜字盒〉便是一例（圖10）。這件作品也是粉盒，子母口，器內外均施以紅地，口沿、圈足處以施金彩回紋。紋飾的重點在於器身上十個雙喜字，器蓋上則是以正中的金彩壽字、四周環繞雙喜字兩排。器內底部繪製有結帶毛筆、銀錠、如意紋，寓意「必定如意」。器底則有「燕喜同合」款，此類款在同治大婚瓷中算是少數。同樣為紅地作品，〈紅地粉彩花蝶開光龍鳳紋蓋盒〉則略有不同（圖11）。器內同樣裝飾有「必定如意」紋，但器外壁在盒蓋、盒身各有四個圓形開光，內繪龍鳳雙喜紋，其它部分則襯以藍蝶、白花紋飾，底款為「長春同慶」。
同治大婚瓷中，有一類是專為皇后設計的作品，檔案中記載為「皇后大妝奩內需用瓷器」。此類瓷器於同治十年發往江西九江製作，均皆為「百子樣」，作品有「五彩瓷百子大果盤」、「五彩瓷百子大瓶」、「五彩瓷百子飯碗」等。〈粉彩嬰戲圖大果盤〉應為這一類作品之一（圖12），敞口，盤內飾以百子嬰戲圖，小嬰孩兒們在盤壁上環繞一圈，有舞龍、戲金魚、牽象、跑旱船等等可愛模樣，盤中則是「麒麟送子圖」，圖中一童子座一匹昂首麒麟而來，四周有孩子燃放鞭炮，彩雲、紅蝠高掛天際，洋溢著歡慶的氣氛。
北京故宮目前所知藏有這類同治大婚瓷約有3000餘件，多數均與上列作品雷同，色彩繽紛豔麗，不過在已知23種吉祥紋飾中，有一種以墨彩表現，文獻上稱之為「畫墨樣」。〈墨彩花蝶紋茶盅〉便是同治大婚瓷較為素雅的一件作品（圖13），應就是紋線上的「畫墨樣」作品。這茶盅在白底上以黑墨勾勒花葉的邊框、加之渲染而成，其中器身上可見纍纍的石榴果實。石榴經常被當成吉祥的象徵，古人稱「千房同膜，千子如一」，表明石榴寓意多子多孫，而在描繪石榴時，多數採取石榴果實迸開、露出果漿的模樣。在這件作品上，即可見到垂落果漿的石榴。
按檔案所載，同治大婚瓷多數發往江西景德鎮御窯廠燒製，但事實上，御窯廠在同治初年因經年戰火波及，無法有大規模的生產。但是，為了燒造同治大婚用瓷，同治五年清朝廷恢復御窯廠的燒造，並從同治六年起開始陸續燒造大婚用瓷。這些大婚用瓷的設計，來自於造辦處的工匠畫樣，將畫樣發往御窯廠，陶匠們在依樣燒造而成，因為作品器形端正、色彩豔麗，被當成同治御窯廠的代表之作。北京故宮研究員王光堯檢視此些年間朝廷撥款給御窯廠的經費，可知同治五年御窯廠的再啟動花費朝廷近13萬兩銀外，並且發現在同治年間，朝廷每年撥款給江西御窯廠1萬兩歲用銀，這樣的額度正是乾隆四年到嘉慶四年御窯廠的舊制，而這段期間也正是御窯廠、以至整個清帝國最為風光的時刻。從御窯廠的再次開窯燒造，到御窯廠歲用銀的制度，同治朝上下透過這些步驟企圖挽回清帝國已逝去的光輝歲月，而在這樣背景下所打造出來的同治大婚瓷，反映的不單純是一件喜事，更承載了晚清帝國中興夢想的一個縮影。
同治朝中的大婚瓷正是清宮吉言活計的延伸，百官們在大婚典禮上高喊著「皇上吉祥」，心中所冀望的是頹敗後的清帝國要靠著「同治中興」再次拔昇。皇帝即國家，大婚瓷上的一言一語，投射的是官員臣子們對於國家東山再起的殷殷期盼。
參考書目與延伸閱讀：劉偉〈龍鳳呈祥，同治皇帝大婚與大婚禮用瓷〉，《歷代宮廷藏瓷》，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3，頁251～257。王光堯〈同治大婚用瓷：晚清家國時事的一個縮影〉，《紫禁城》，2006：1，頁73～75。故宮博物院編《官樣御瓷︰故宮博物院藏清代製瓷官樣與御窯瓷器》，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7。林莉娜〈雍正朝之祥瑞符應〉，《清世宗文物大展》，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9，頁374～398。嵇若昕〈清世宗的藝術品味〉，《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09，頁400～413。林姝〈雍正時期的吉言活計〉，《為君難―雍正其人其事及其時代論文集》，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0，頁405～426。董健麗〈同治大婚瓷研究〉，《故宮博物院院刊》，2010，頁117～127。趙小春〈故宮博物院藏同治大婚瓷器〉，《東方博物》，2011：2，頁51～57。
圖片提供｜本刊資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