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大倉藏書、
人大／陳獨秀胡適往來信札、
清大／清華簡—近五年三捷報匯介
關於藝術市場新聞的報導，書畫文物的高額成交價和這些高額成交之書畫瓷器工藝品的企業家得主的消息，幾乎占據了所有的版面，其實不只企業家從市場中購藏藝術品，中國的大學在具經濟實力的校友支持贊助之下，也紛紛積極從市場中購買收藏，甚至跨洋至海外搶購，只不過所購藏的目標並非中國書畫瓷器工藝品之類的藝術品，而是具備史料和文獻價值的竹簡帛書、信札手稿和古籍善本，並且因此新設專職機構從事整理研究，令其成為全民、甚至全世界共享的文化財。
大倉藏書入藏北京大學圖書館
去年（2013）12月12日，日本大倉藏書的入藏北京大學圖書館便是盛事一樁，此為海外回流中國的典籍中最大的一批，此批古籍善本部分為大倉集團創辦人大倉喜八郎自清末民初重要藏書家和刻書家董康手中所購得。五、六年前，大倉集團即打算出售，引起各方熱烈爭取。北京大學圖書館預計於5月3日舉辦展覽將之公諸於世。
大倉喜八郎（1837～1928）為日本財閥型藏家，最初經營南北雜貨店，後來趁著日本幕府末年動亂之際和明治維新革命期間，藉軍火買賣累積財富，明治年間則轉型從事國際貿易並供應日本軍國主義用品成為超級御用商人，極盛時期海內外相關企業總數高達300餘家。出身新發田藩，家世良好，雅號「鶴彥」的大倉喜八郎，少年時期起即熱衷和歌，喜與文人墨客交遊，對於藝文的熱愛從不曾稍減，異於當時財閥型藏家因兼具茶人身分而走向茶道具的收藏，而是以50餘年的時間蒐集中、日兩國的古代藝術品，並於大正六年（1916）獲准並於隔年（1917）闢建日本全國第一家私人美術館──大倉集古館，一償宿願。
據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古代文學研究室副主任蔣寅於〈日藏漢籍一瞥〉一文中指出，秘籍匯萃之地的大倉文化財團所藏漢籍數量不多（作者按：據悉為3萬5560冊），但約三分之一是善本，計有宋版七部、元版15部，明版175部，明清鈔本107部。其中以日本大正六年所購《書舶庸談》作者董康之誦芬室藏書居多。董氏藏書多得鮑廷博知不足齋、會稽徐時棟城西草堂舊藏之本，故書中多有二家印記。這些書都經清代名家遞藏，有怡親王、錢謙益、錢遵王、徐乾學、吳焯、黃丕烈、汪士鐘、孫星衍、丁丙諸家印記，足可寶重。《書經提要》、《閩中考》、《三國紀年》、《革除編年》、《韓集舉正》、《梅巖胡先生文集》、《太史范公文集》、《字溪集》等則是四庫底本，有「翰林院」、「廣運之寶」印記及沈與文、鄭曉、汲古閣等明代藏書家印鑑，《大金國志》、《中興禦侮錄》、《江表志》等也有「翰林院」、「軍機處」印章，系四庫採進書，文物價值尤其高。
董康（1867～1947），字綬金、綬經，自署誦芬室主人，江蘇武進人，光緒十五年（1889）進士，清末和民國年間歷任司法要職，具司法權威地位，於20世紀初開訪書東瀛風氣之先，得到胡適、傅增湘在內等許多學術名流的讚譽。其家境富裕，素喜藏書，早年任職京城之時便經常出入書肆尋訪舊籍。而他為了印書，曾經在北京爛漫胡同法源寺寓所內長期供養一批刻工，專門從事圖書刊印，為自己也為他人印書。一生前往日本七次，與日本著名漢學家和藏書家幾乎都有往來，遍訪圖書寮、內閣文庫、靜嘉堂文庫、東京帝國大學文學部研究室等公私收藏，其訪書結果皆記錄於《書舶庸談》一書之中。
〈陳獨秀致胡適信札〉入藏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
稍早，2009年春季中國嘉德古籍善本拍賣以人民幣554.4萬元成交的〈陳獨秀致胡適信札〉，因極具史料價值和時代意義，促使中國國家文物局首次行使「國家優先購買權」，而以上述成交價從原得標者手中購得，並交由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收藏，則是另一鮮明的例子。
此批信札書寫於1920至1935年，由胡適後人收藏，於此拍賣首度現身，這批長達十數年的13通27頁信件中，內容涉及1920年《新青年》獨立辦刊事件、1920年《新青年》編輯同人分裂事件、1920年上海學生罷課遊行運動、胡適參加段祺瑞「善後會議」事件、陳獨秀獄中出版文稿等，將許多歷史事件的前因後果完整呈現，胡適與陳獨秀二人從最初的摯友、到之後漸漸分道揚鑣的數十年恩怨情誼也加以揭露，可補中國近現代歷史之遺。人民大學歷史系的教授也就之進行更進一步的研究和發表。
戰國竹簡入藏清華大學
更早，2008年7月一批戰國竹簡為北京清華大學所收藏，更是轟動一時，此批戰國竹簡有字者為數共2388枚，簡稱為《清華簡》，因內容包涵有《尚書》、類似《尚書》的文獻20餘篇，以及體例近似《竹書紀年》的史書《繫年》，其重要性堪稱與發掘古文《尚書》的西漢孔壁以及出土《竹書紀年》的西晉汲塚此兩項發現相媲美，此兩項發現於1925年王國維在北京清華大學以〈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現之學問〉所作演講中，被視為是「自漢以來中國學問上最大發現」。
此批竹簡應為盜墓者盜挖後流散海外，據計畫主持人、也是歷史學和古文字學泰斗李學勤指出，竹簡在進入北京清華大學之前的2006年冬天，於香港市場現身，並淹沒在一片假簡之間，直到真實價值被確認之後，才經由清華大學校友的捐贈而落腳歸家。此批竹簡進入清華大學之後，還先於2008年10月14日經歷過由校方邀請11位專家所參與的「清華大學所藏竹簡鑑定會」。這11位專家包括北京大學考古學家李伯謙、上海復旦大學古文字學家裘錫圭及吉林大學、武漢大學、中山大學、香港中文大學、中國國家文物局、中國文化遺產研究院、上海博物館、荊州博物館等在考古學、歷史學、古文字學、古文獻學等各領域最具聲望的學者。
此一會議所出具的鑑定意見，對此批竹簡評價極高：「從竹簡形制和文字看，鑑定組認為這批竹簡應是楚地出土的戰國時代簡冊。這批竹簡內涵豐富，初步觀察以書籍為主，其中有對探索中國歷史和傳統文化極為重要的『經、史』類書，大多在已經發現的先秦竹簡中是從未見過的，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在簡牘形制與古文字研究等方面也具有重要價值。鑑定組一致認為，這批戰國竹簡是十分珍貴的歷史文物，涉及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內容，是前所罕見的重大發現，必將受到國內外學者重視，對歷史學、考古學、古文字學、文獻學等許多學科將會產生廣泛深遠的影響。」
同年12月由校方送北京大學加速器質譜實驗室、第四紀年代測定實驗室對《清華簡》的無字殘片樣品作AMS碳14年代測定，經樹輪校正的年份是公元前305 ± 30年，即戰國中期偏晚，與鑑定會議學者們研判的結果一致。同時間開始進行清點與保護，並於次年（2009）開始釋讀，為求進一步的整理研究，更於同年4月25日成立出土文獻研究和保護中心，由李學勤擔任中心主任一職。
儘管還在整理研究的初期階段，但迄今為止成果已相當豐碩，其中最引人矚目的是豐富的材料提供了《尚書》流傳和古文《尚書》真偽問題的解謎機會！《尚書》為中國最早的一部史書，記錄唐堯至春秋時期秦穆公之上古先秦帝王的講演辭、命令、宣言和談話紀錄，記事之外也有思想，是中國歷史文化的核心典籍之一，然其命運卻是多舛……
秦始皇統一中國之後實施「焚書坑儒」的愚民政策，其所設的挾書之律將民間蒐羅而來的《詩》、《書》及諸子百家著作集中燒毀，僅剩下的宮中圖書，又在楚漢之爭時為項羽所燒毀，原有的《尚書》抄本幾乎不見，僅剩博士伏生藏於牆壁之中殘存的28／29篇，漢代諸儒以漢代通行的隸書記錄伏生所教授的《尚書》，故所傳稱為今文《尚書》。「孔壁中經」為幾次漢代有關《尚書》發現中最有名者，為用秦代以前的文字抄寫而成，被稱為古文《尚書》，其經孔子後人孔安國整理，篇目比今文《尚書》多出16篇。古文《尚書》和今文《尚書》兩者存在很大差異，從此引起中國學術史上兩千多年的今古文之爭。
為了解決此一紛爭，兩千多年來中國歷朝歷代於海內外不斷追尋原來的《尚書》寫本，以恢復《尚書》一書的原貌，但卻未果，即使是20世紀以來大量戰國秦漢簡帛佚籍的紛紛出土，其種類豐富到涵蓋漢代皇家圖書館所藏圖書的所有類別，卻也依舊不見《尚書》和《竹書紀年》一類的典籍，一切直到《清華簡》的出現此一願望才終於獲得實現。就其現階段的整理進展發現了《清華簡》中包含與古文《尚書》有關的篇目、與今文《尚書》有關的篇目、與《逸周書》有關的篇目、從不為後人所知的《尚書》一類的篇目。
《尚書》之外，《清華簡》中還包含一種編年體的史書《繫年》，這部史書共138支簡，所記史事上起西周之初，下到戰國前期，為周代的斷代史，與《春秋》經傳、《史記》等對比，有許多新的內涵，其史書體材和文句與《竹書紀年》十分相類。《尚書》和《繫年》之外，詩、禮、樂、易皆有，而以前兩者為主，尤其是《尚書》。
歷史的因緣際會令文物離散他方，而必須要禮失求諸野，中國近30年持續不斷的復興中國文化熱潮，輔以近十餘年中國藝術市場的蓬勃發展，不僅吸引海內外收藏紛紛現身，且同時提供這些流失文物回歸家鄉的管道和契機，公立的大學作為收藏機構，不僅提供專業良好的保存與研究，更較絕大多數祕而不宣的私人收藏更能造福大眾，大倉藏書的入藏北京大學圖書館、〈陳獨秀致胡適信札〉的入藏中國人民大學博物館、戰國竹簡的入藏清華大學，便皆是箇中精彩且重要的代表。
圖片提供｜本刊資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