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福開森（John C. Ferguson，1866～1945）是著名的中國藝術收藏家。他也編著了《歷代著錄畫目》（1934）及《歷代著錄吉金目》（1939）──兩部直至21世紀數位革命前仍被使用的參考文獻。從加拿大牧師之子到北京藝術界的一員，他經歷了怎樣的發展歷程？他又如何從對繪畫一無所知的買家，轉變為鑑定故宮博物院藏品的鑑賞家？福開森從1880年代開始擔任傳教士，1890年代成為清朝政府的顧問，1910年代成為藝術品買賣商人。直到1920年代（60多歲時）他才成為富裕的收藏家與研究者。福開森把自身抱負與對中國藝術的熱忱相結合，促使他成為今日我們記憶的模樣。他的成功也有賴於時值現代化過程之中國，與具文化企圖之美國，漸漸地將中國文物視作為藝術。
一位加拿大牧師之子如何成為中國藝術專家？
福開森生於加拿大安大略省鄰近多倫多的地區，是衛理公會牧師之子。家境清貧。多年之後，福開森某次於北京度過聖誕節，如此描述他送給僕役們兒女的禮物：「每個小孩拿到一個裝有水果糖和堅果的袋子，以及紅紙包裝的禮物，還有一些蛋糕與糖葫蘆。這些遠豐富於我孩提時父母所能給予的。」（註1）福開森18歲離家之後，便開始自食其力。
福開森離開加拿大前往美國波士頓大學（福開森經常被稱為美國人，事實上他於1892年歸化為美國公民。如同當時加拿大人的想法：比起英國，他對於美國的認同感還更強烈）。他在此獲得大學學位，並且以一年的時間完成神學院的學業。當時波士頓大學並沒有提供藝術史課程，福開森的中國藝術史知識全為自修而得。
受盛宣懷賞識，結識大亨摩根
1887年，福開森帶著新婚妻子到中國擔任傳教士（圖1）。他負責為南京衛理公會教區創辦西式大學。他與清朝官員交涉，計畫購買校地、翻譯書籍、開班授課，並待在學校躲過排洋騷亂時期。1897年1月，首屆的七位男學生從今日我們所稱的南京大學畢業。
福開森成功地創辦南京大學，引起清朝政府傑出的改革者盛宣懷的注意。1897年，福開森在盛宣懷的邀請下，移居上海創辦西學的新學校──南洋公學，即今日上海最負盛名的學校之一──交通大學。當時福開森宣稱基於經濟因素而離開神職：他有五個小孩，而為了創辦南京大學以及養家，已經使他負債纍纍。不過他應該是渴望發揮自己的能力、企圖在工作上開啟更大的格局；而非迫於經濟因素，才因而離職。
直至1912年之前，福開森一直與盛宣懷合作密切，先是擔任南洋公學的校長、然後成為盛宣懷的外國人顧問。在1903年，他獲聘擔任中國鐵路局首席秘書，當時的局長即為盛宣懷。身為秘書，福開森有機會與實業家約翰．皮爾龐特．摩根（J. P. Morgan，1837～1913）接觸。摩根是建造中國粵漢鐵路公司的主要股東，同時也是紐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董事會的主席。福開森在中國建立的人際網絡，也讓他結識了美國上流階層的菁英人士。
福開森因為盛宣懷工作而備受關注，促使其他清朝官員也聘用他擔任顧問。其中最重要的官員是端方（1861～1911）。在1900年代，福開森一方面透過與端方的關係、另一方面其本身也積極地運作，參與了以下幾方面的發展：（1）清代的收藏文化；（2）關注中國如何用西式方法展覽藝術品；（3）西方對中國古董興趣持續的增長。
與金石家端方的接觸
端方為滿人，1901～1904年為湖北巡撫，後於1906～1909年擔任兩江總督（「兩江」包括了江蘇、江西、安徽與上海；首府為南京）。在1904年左右，端方收集到一批十分有價值的中國青銅器、石碑、玉器、拓本以及書畫。他屬於金石學菁英圈的一員。
金石學是晚清的顯學。清朝的古物研究者──即金石家，主要研究刻於金屬、石材等古物上的文字。他們蒐集青銅器、玉器以及石碑，透過拓本的形式，分享這些古物與文字。在19世紀以及20世紀早期，能獲得全形拓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製作一個全形拓，工匠必須將器物的各部分拓本細心的組合成一個看似立體的圖像（圖2）。金石家以這種形式的圖片，為收藏目錄配圖。有時他們也會將拓片裝裱為卷軸，在拓片旁邊會有題跋，並把題跋視為收藏的一部分。
福開森與端方的密切接觸大約在1906～1909年，此時滿人收藏家端方擔任兩江總督，而美國人福開森則是他的顧問。以下是福開森拜訪端方南京住所時之記錄：「與端方的接觸，為我開啟了鑑賞青銅器之門⋯⋯數個待在代表皇權的南京衙門的夜晚，我與他並坐，享用放置在大諸葛鼓上的晚餐，而我們坐在小的鼓上面。藉由藏家展示新獲得的青銅器寶物，這般場合的特殊性隨之提高。」（註2）
對福開森來說，這的確是非常特殊的場合，過去他從未被邀請參加這類的藝術鑑賞活動。在多倫多時沒有，因為當時那裡連一間美術館也沒有；更不用說在波士頓，福開森與那些鑑賞美術品的菁英並沒有交集。這種雅集燃起了福開森對中國美術的熱情。
也許是在這樣的場合裡，福開森從端方處獲得了金石拓片。福開森很可能沒有辦法回贈任何相似的物品，但在這次單向的贈與中，他也參與了傳統金石學裡交換拓片的活動。在一件包含兩個漢代畫像磚拓本的卷軸上，端方向福開森表達了祝福之意，並且記下贈與拓片的時間──公元1909年。
端方推動中國古文物的態度，正如同收藏文物一般精力充沛。正是他的拓展，福開森得以深入金石傳統。查爾斯．朗．佛利爾（Charles Freer），這位美國當時重要的亞洲藝術收藏家，在1909年拜訪了端方；而日本美術雜誌《國華》的編者瀧清一（1874～1945）則在1910年也拜訪了端方。端方這位兩江總督是試圖用西方展覽方式展示中國藝術的先鋒者，例如在1904年，端方挑選了一批古文物赴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斯「路易斯安那展覽會」。在1908年，他運送數件作品參加由皇家亞洲協會上海北中國分會所贊助的「中國古代瓷器與藝術品展」。這其中包括了一件魏代的房屋模型以及兩件漢代、隋代的瓶子。
在學習欣賞端方收藏的同時，福開森已是上海皇家亞洲協會的主要成員了。在協會中，他推展促進出將中國文物視為藝術品的熱潮。福開森是策劃「中國古代瓷器與藝術品展」的組織者之一，這次展覽將西方人與清代官員的收藏齊聚一堂。英國學者尼可．皮爾斯（Nick Pearce）曾稱此展為上海第一個展覽（註3），展覽極為成功。在此之後，委員會不斷討論要在協會的美術館展覽藝術品，但這個想法被回絕了，因為以「中國藝術品與考古」為題的展覽花費太昂貴了（註4）。取而代之的是委員會為圖書館挑選中國藝術相關的出版物，例如《國華》。此外，委員會成員亦歡迎佛利爾參與1911年的會議，並且收下了佛利爾在龍門石窟拍攝的兩大冊照片。
在上海皇家亞洲協會的狀況清晰的反映了西方、日本與中國等地，對中國藝術與考古學的日漸著迷。日本與西方探險者探索龍門石窟等遺址發掘便是驅動因素之一，一如端方所贊助的該場國際展覽。
1911年
中國革命起．
危機即轉機
福開森為大都會
博物館購畫
1911年是福開森職涯的關鍵年，也是中國歷史重要的一年。當福開森邁向中國藝術鑑賞家之路，革命也在此時襲來。起初，他被藝術鑑賞與展覽這個既古典又現代的領域吸引了，他十分熟悉端方的眾多收藏，並且協助策劃了一場重要的展覽。然而對福開森而言，要成為中國源遠流長藝術與金石學圈子內的行家，仍有一條很長的路。
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止了福開森在清廷的工作，迫使他需要尋找新收入來源。此時他已有八個孩子，在中國與波士頓兩地都有房子，1911年時他還賒欠了次子查理在哈佛的學費。福開森從他擁有的報社──《新聞報》中獲取重要的收入，但失去清廷的這份薪水對他有當然的影響，因而他試圖藉由經營中國藝術的買賣，以彌補這一部分的收入缺口。
為大都會尋寶藏，半買半相送
1912年，福開森在前往美國的一趟旅程中，說服了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董事會主席摩根和副主席羅博特．德佛斯特（Robert W. deForest），他能勝任博物館第一批中國藝術文物的挑選工作。而摩根和德佛斯特也注意到，就在這段時間日本的藝術史家岡倉天心已為波士頓美術館選購一批中國藝術品，充實他們本來就突出的亞洲藝術收藏；至於已經向美國國有的史密森尼協會承諾捐贈其收藏的佛利爾，也在他於中國活動的1909年時，聚焦在中國繪畫的購藏，直到1919年過世為止。相較之下，那時的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有的是明清瓷器，其中還包括一些是從摩根收藏借來的，但是繪畫卻只有十件。而福開森正是可以協助大都會在收藏上迎頭趕上競爭對手的人選。
當時渴求中國藝術品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美國博物館的快速成長。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與波士頓美術館成立於1870年代、並在1910年代擴張。其他的博物館此時才在策劃的階段，例如佛利爾美術館、克利夫蘭美術館。這些美術館相當專業，他們受過精良訓練的策展人只尋求原作、高品質的藝術品，而不要曾在美國首個藝廊展示過的複製品。就中國藝術而言，波士頓美術館、佛利爾美術館、大都會博物館渴求中國繪畫、佛教雕塑以及重要古代文物，他們不再對19世紀晚期曾吸引西方收藏家的皇家瓷器與裝飾藝術品感興趣。
1912年夏天，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董事會預付福開森高達5萬美元的預算，為博物館購買繪畫、青銅器與古代陶瓷。福開森以繪畫為優先項目。他在1912年6月抵達北京，發現了一批就他看來屬高品質的繪畫。同年12月，他寄送120件繪畫到紐約，在第一批船運的作品中，包括了歸屬在宋、元著名畫家名下的手卷，及兩套明代扇面和一套六開正統派畫家冊頁。
然而當這些作品抵達紐約，博物館的人員並不滿意，德佛斯特要求福開森不要再買這類作品，不過他已經用盡了5萬美元。福開森無法放棄這個他覺得是購買畫作的大好機會，於是他用自己的財產購買了70多件繪畫，並在1913年11月親自帶去紐約。他的僱主只願意購買第二批的一半，不過，福開森願意提供其餘的一半作為禮物贈送給大都會，堅持這些繪畫收藏是代表中國繪畫發展面貌的一部分。
尋貨管道：蔡乃煌、完顏景賢與金城
對在中國藝術領域仍是新手的福開森來說，怎麼樣能夠找到所有他想要的中國繪畫？他最初是透過一位上海官員（道台）蔡乃煌（1860～1916）購買。福開森記錄了蔡乃煌曾協助他，從清代高級官員徐郙的收藏買了七件繪畫。這七件包括了：
◎傳宋董源〈真蹟〉，福開森認為是10世紀董源所畫。現今認為是17世紀或更晚的佚名畫家，有蔡乃煌1912年的題跋（圖3）。
◎〈山水景物〉，福開森認為是郭熙，現今認為是17世紀或者更晚的佚名畫家，有蔡乃煌1912年題跋。
蔡氏在1912年寫下長跋，確認這些作品歸屬於10至11世紀的大師，這點使他的誠信令人懷疑。更被人們譴責的是，福開森記載了蔡氏還有一些不願出售的畫作，這說明了只要福開森能被蔡氏說服購買明清時代所繪製的「郭熙」，蔡乃煌就不需要幫他尋找更古老的作品。
一段時間之後，福開森開始接觸到兩位北京藝術界較為知名的人物──完顏景賢與金城。完顏景賢（1875～1931）是出身滿洲的鑑賞家與古董商，協助端方打造其繪畫收藏。福開森於1913年在景賢家中看了七張畫作，包括李成〈讀碑窠石圖〉（現為日本大阪市立美術館收藏）以及〈十馬圖〉，福開森被告知〈十馬圖〉斷為唐代，因此在與景賢一起觀看的畫作中，福開森只買了這件作品。相較於福開森購買了一件，岡倉天心至少在1911至1912年間，替波士頓美術館向景賢買進了四件手卷，這批作品包括舊傳為董源的〈平林霽色圖〉、仇英〈彈箜篌圖〉等。顯然，景賢並沒有給福開森機會購買到如他所提供給岡倉天心那般具有品質的古畫。
第二位值得注意的聯繫人──金城（1867～1926），他身為藝術家、收藏家及民國政府國務秘書。金城協助福開森購買了〈墨竹譜〉，福開森當時認為是元代吳鎮所畫，這件作品來自另一位滿洲收藏家寶熙。另外，福開森曾以為是清代正統派畫家的扇面，也是來自寶熙的收藏，但沒有記錄表示此作與金城有關。這些扇面舊傳為王原祁與王時敏所畫，現在看來都是托名偽作。然而，美國收藏中確實有來自金城收藏的重要畫作：如大都會藝術博物館收藏的羅聘〈飲篠園〉（圖4），其上即有金城鑑藏印，雖然這是福開森從北京古董市場──琉璃廠的德寶齋所購得的；佛利爾美術館也有四件定為宋或元代的作品，上面鈐蓋了金城的藏印，包括了12世紀的〈解鞍調箭圖〉。同樣的情況再次發生──金城顯然也擁有好的古畫，但是他也沒提供給福開森。
福開森還從琉璃廠的古董店買了一些不錯的作品。有兩套便宜的48開明清扇面冊頁來自德寶齋，48開並非小數目，而這兩套冊頁包含了大部分今日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視為有價值的福開森收藏，最好的作品之一是項聖謨的〈梅開枝梢〉（圖5）。從琉璃廠德寶齋，福開森還購買了一套他認為是宋元時代的冊頁作品。第二套冊頁來自「北平的Hsu Ling-hou」，目前尚未被辨識出來。這套冊頁中的數開，現在被定為明、清兩代所畫，不過，其中仍不乏較早的佳作，例如〈待渡圖〉（圖6）。
前述曾提到岡倉天心向完顏景賢購買畫作，實際上，岡倉氏並非福開森在北京要面對的唯一競爭者。日本漢學家兼藝術古董商內藤湖南（1866～1934），在1930年代記錄了一些曾是完顏景賢收藏的傳宋代繪畫，幾件傳來「我邦」（日本），這當中有一半為阿部房次郎（1868～1937）所藏（註5）。內藤氏在向這位大阪織品大亨（阿部房次郎）介紹景賢所藏的古畫作品時，扮演了關鍵的角色。阿部房次郎所藏的中國藝術品在1943年捐贈大阪市立美術館，其中就有北宋的〈讀碑窠石圖〉。這件就是福開森於1913年在景賢家中所見，但是福開森並沒有購買者。
福開森搞砸了嗎？
在1912年，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與福開森共同面對一個難題：紐約的博物館想要重要且高品質的中國藝術品，但是福開森無法勝任篩選的工作。福開森過去十年來從事的藝術相關活動，並非在於培養他對中國繪畫與偽作的辨別，對他而言，最困難的是中國繪畫的原作、摹本以及偽作之間在認定上的模糊地帶。在中國，擁有或販賣一件偽作並不是那麼可恥的事情，藝術史家方聞曾如此說明：「如果有人輕信去購買、並從偽作中獲得樂趣，那何必糟蹋窮人的幻想？」（註6）福開森在1912年的任務，並非任何一個西方人能夠圓滿達成的。佛利爾有充足的藝術鑑別經驗，他成功地從提供者手中取得相當好的繪畫。但是和福開森一樣，佛利爾也曾在誤鑑是宋元畫作的狀況下，無意間買了許多明清的繪畫。長久以來福開森被認為從中國鑑賞家學習了相關知識，以下也會論及他從其中學到的程度有多少。但在創館的初期，大都會藝術博物館還是應該要聘雇日本訓練的藝術史學者或者漢學家會比較好。
那麼，這樣是否意味福開森搞砸了呢？其實不然，對大都會藝術博物館以及福開森來說，這是一個變動的、但是充滿生產力的中國藝術收藏的開端。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得到一些很好的早期繪畫，以及更多直到今日仍有價值的明清作品。對福開森而言，在北京與古董商碰面、為紐約的博物館選購繪畫，同時為了製作圖錄而仔細的閱讀傳統中國文獻，是成為學者以及鑑藏家很重要的過程。
福開森與大都會的合約終止於1914年初。他並未被如辨識中國繪畫原作這類的困難打擊，反而相信這是一次購買藝術品的特別時機。接下來近五年的時間，他是活躍於美國買家與北京賣家之間的仲介者。在為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花費了5萬美元購藏藝術品後，福開森已是位公認的知名買家。中國首都的古董商和持有收藏的家族與他接觸，提供欲出售的物品。許多美國博物館藏有福開森1910年代購得的作品。舉例來說，福開森代表佛利爾在1914年買下端方家族提供的〈洛神賦圖〉，這是端方家族最著名的收藏品之一；克利夫蘭美術館的理事給了福開森1萬5000美元，為1916年開館的該館購買藝術品；在1915年，賓州大學商借並隨即買下了30件福開森在1914年末於紐約Knoedler Gallery展示的作品。可以說，美國美術館的發展終於和中國繪畫與古文物史無前例地產生了密切的關聯。於此同時，如佛利爾等先驅的收藏家，也使得這些文物更廣為人知。結果便是美術館的領導者認為中國藝術是收藏中必要的一部分。而福開森便是少數從這樣的需求中獲利、同時刺激此需求的古董商之一。
游移在古董商與收藏家之間
福開森之收藏及文物買賣
在過去，福開森經常被描述成一位定期為美國博物館與私人收藏家購買藏品的學者與收藏家。實際上，他也是我們了解古董商與收藏家角色如何重疊的好例子。約莫在福開森為佛利爾購買端方家族藏品〈洛神賦圖〉的1914年，他也從該家族購買了〈勘書圖〉（圖7）與西周〈小克鼎〉，前者傳稱為王齊翰所繪，被認為是福開森私人收藏中最重要的畫作，後者也被認為是福開森收藏中最有價值的青銅器。從1914年後的福開森，我們是否可以視其為收藏家，或者他開始有意識的為自己購買文物？事實上並非全然如此。在1914年福開森購買〈勘書圖〉，到1934年捐贈給南京大學的這20年間，他似乎沒有想把這幅珍品提供給其他買家。但是另一方面，他卻希望賓州大學美術館購買〈小克鼎〉，但是該美術館拒絕了提議。
是收藏家、學者，也是仲介商
在1920年代，福開森比較明顯的是為自己、而非為他人購買文物。在1915年末，他在袁世凱政府擔任外國顧問的工作，在這樣的職位下，他遷回中國長住，到1928年國民政府掌權為止，一直以顧問的身分為北洋政府工作。他住在一個優雅的中國式居所，在薪水、報業盈利與投資獲利等經濟基礎下，生活舒適無虞（圖8、9、10）。他將時間主要投入在中國藝術、考古的學習與寫作上。即使仍不時扮演西方收藏家的仲介者，但是這些銷售的利潤是額外的收入。而福開森也終於在60多歲的時候成為了中國藝術的學者與收藏家。
在1934年，福開森捐贈了超過1000件文物給南京大學──這間他在身為年輕傳教士時期協助成立的學校。而在形塑自己的收藏方面，福開森則倚賴他最早接觸的北京藝術圈，以及在美術館與考古界中新結識的友朋。正因為他將許多藏品視為與中國收藏家、學者相熟的軌跡，文物出處與來源成為理解他收藏的重要核心。
福開森的捐贈目錄將文物分成以下的類別（註7）：
◎銅器：福開森的銅器高達400件，包含了將近40件古代（漢代以前）禮器，以及260枚銅幣。
◎石 ◎書（法） ◎畫：大約有30件被定為宋代，其餘則分別為宋以前、元代、明代以及清代。
◎玉器 ◎陶器 ◎瓷器 ◎緙絲
◎雜器：印鑑、墨與硯台、五件象牙、以及漆器、琺瑯、木器等皆被列為「雜器」
◎拓本：這個重要的類別包含超過100件單件與19冊各類文物的拓本
◎照片：這類50件中包含了圖冊、石印與珂羅版
這些物品中有少數可以追尋來源。我們知道有端方的收藏品：漢代畫像磚拓本、〈勘書圖〉、〈小克鼎〉。也有來自福開森早年熟人的其他作品，像是金城所做的宋代山水畫摹本、傳明代沈周〈各式梅花圖〉，上有完顏景賢題跋。
與故宮博物院、古物陳列所的因緣
在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福開森收藏的文物也從朋友或同事手中取得。其中一位是廉泉（1868～1933），他是前清代官員、上海出版商以及藝術品收藏家。約在1930年，他與福開森一樣都是故宮博物院審查委員會成員，在1931年，廉泉成為古物陳列所的代表。
在顯示福開森的收藏如何依賴其與北京新博物館（古物陳列所與故宮博物院）的關係時，福開森與廉泉的接觸是很好的例子。古物陳列所在1914年由金城等人共同創辦，展示保存在瀋陽與承德滿洲皇宮的帝國珍品。與金城同為袁世凱政府同事的福開森，宣稱他可以自由地接觸到所有古物陳列所的珍品，雖然在某種程度上他誇大了實情，但是他仍是文物鑑定委員會的一員，負責檢核博物館的青銅器。
在1930年左右，福開森也被邀請擔任故宮博物院古物館審查委員會一職，鑑定所有博物館收藏的文物。一起與福開森工作的有廉泉，除此之外還有青銅器學者馬衡、容庚與唐蘭。這些人也提供文物讓福開森收藏，並協助其學術研究。
金石學圈的社群網絡
廉泉與福開森相互拜訪並進行藝術交流。在1930年廉泉寫信給福開森，說明原本計畫拜訪他，但是因為下雨而取消，並表示改天福開森方便時再登門。這乍看之下似乎是枯燥乏味的通訊，但是福開森保存了此信，並且標示此信為「廉南湖筆跡」（意譯，註8）。他將此視為一件書法範本，同時也是與廉泉社交聯繫的記錄。另外一件福開森的收藏，由唐代書法家歐陽詢所書〈千字文〉的刻石拓本，他在1933年這樣記述著：「由我親愛的同事廉南湖取得」（意譯，註9）。
福開森最重要的書法收藏，是〈大觀帖〉第六卷的拓本，此為保存王羲之（321～379）書法面貌的十卷刻帖之一。這些文字鐫刻在石頭上，並且在12世紀大觀年間開始轉拓為紙本。此拓本前一位收藏者為楊壽樞（1865～？），是與盛宣懷有關的收藏家暨清代官員。福開森與楊壽樞的初次接觸可回溯至1913年，當時他到完顏景賢處看一幅從楊壽樞處借來的畫作。1930年，楊壽樞的財務狀況逐步惡化，因此當楊壽樞得知福開森要把其收藏捐贈給南京大學，他便把〈大觀帖〉賣給了福開森。
除了長期被收藏的傳世品，福開森更收集許多新挖掘出的文物。和他傳世品的收藏例子一樣，福開森取得這些新發掘品有賴於與主持考古發掘研究者的私人關係。活躍於此領域的學者中，與他最親近的是馬衡（1881～1955）。馬衡是研究傳統金石學文獻與文物的佼佼者，並且是科學考古發掘的擁護者。在福開森擔任南洋公學校長時，馬衡曾經在此授課。1923年時，馬衡成為北京大學歷史系的教授，並於1934年擔任故宮博物院的院長。
馬衡為他的老師編纂兩本圖冊，以記錄他在北中國的發掘成果。其中之一是《陶器拓本》，包含了11幅從河北易縣發掘的陶器拓片。馬衡在題記裡指出，他在1930年指揮了此次遺址的發掘，兩年後，一位易縣當地居民提供他更多的陶器遺物。
福開森十分珍惜廉泉的信件，並將馬衡給他的提示紙條以手工製作成冊，顯示他所擁有的許多文物，其意義與重要性超過了藝術品或古文物本身。福開森希冀在自己與前任收藏者之間建立直接、物質性的關聯。在福開森的理解中，古典與當代的學術、文學與視覺藝術，都是中國「文化」的一部分。這也是他受中國藝術吸引的理由之一：
「強烈影響我的主題之一⋯⋯是文學與藝術之間存在已久的直接、緊密的關係⋯⋯日常生活中藝術與文學也沒有分離。王維、米芾、趙孟頫集官員、詩人、學者、書法家以及畫家等身分於一身⋯⋯這些學者面對著繪畫寫下他的博學評論，雖然令我們（西方人）裹足不前，不過對這些人們來說是愉悅的，在他們心中，文化依舊結合著文學與藝術。歷史學家為石碑撰稿，再由他親筆書寫，如此也就保存了清晰的個人性，彷彿是此物件再現的某一個部分。」（註10）
福開森的目標不只是保存文物，還包括個人性；不只是藝術家的作品，還包括一個人的足跡，此人也許曾經同時是官員、詩人、學者、書法家與畫家。在福開森的經驗來說，文人（士大夫）是很真實的；從他的收藏可以看到實踐此一文人（士大夫）理念的好友，如端方、金城與廉泉等人。
蒐藏書法對聯，成為福開森將活躍於此時的學者、收藏家與官員作品聚納為收藏的方法。他擁有由知名金石學家，如吳大澂、王懿榮、盛昱所寫的對聯各一幅，還有一些是專門為福開森所寫並題跋，例如來自金城的對聯。這些文字變成創作者與福開森交往互動的記錄。
當福開森得以從知名收藏家處購買或獲得文物時，他便如法炮製。但是他的收藏也包含了多樣化的各式複製品：拓片、拓片冊或照片圖冊。福開森不僅以蒐集文物的方式來保存收藏品，他更複製它們。身為古董商，福開森在1910年代為自己留下了小部分的文物外，他的收藏也依賴為其他人仲介交易，他因此有資源購買昂貴而無法自行負擔得起的文物，某種程度上，藉由製作和彙整複製品，他得以接近這些青銅器與繪畫。
端方藏銅禁的三種圖像
在1924年，福開森古董商職涯最受矚目的交易之一──協助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向端方家族購買一套用來承放青銅器的銅禁和相配的酒器（圖11）。這一套19件的文物1901年於陝西寶雞縣發掘出土，旋即被端方所得，現今斷為西周時期。透過這筆交易，福開森得到這套銅禁與酒器的三組圖像：木刻版畫、拓片及照片。
這三組寶雞古物圖像中的第一組是木刻版畫，乃是根據一組稍早的拓片刊印。（編按：當時盛行在木頭上刻印來複製拓片，可以多次拓印）福開森從端方家族得到兩件印刷的複製品：自己保留一件、另一件送到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在交易完成之後，福開森還曾在天津的美國領事館留置這套青銅器長達三個星期之久。在此段期間，在一個中國團隊的協助下，他取得了這些銅器的一套全形拓，並且在稍後將此集結成冊（圖12）。拓本的每一開都鈐蓋了「陶齋所藏吉金」之印，福開森後來解釋了這個緣由：
「我擁有一方由端方兒子贈送的端方真印。在青銅器運送到美國之前，我在所製作的青銅器拓片冊頁上鈐蓋了端方的這個印章。我之所以會做這件事情，是希望以這樣的標記來榮耀青銅器之前的擁有者（端方）。他已逝世，不知道這場交易，也對我添蓋鈐印之事一無所知。」（註11）
在紐約收到這套禮器與酒器後，大都會藝術博物館寄了這套青銅禮器以及每一件酒器的照片給福開森。他將這些照片保存在另一套圖冊《陶齋舊藏古禁全器》之中。
福開森收藏中的拓片與照片圖冊在他的監督下，都有很好的編輯整理。許多彙編的工作都在福開森準備將文物捐贈給南京之時，也就是1930～1940年代完成。但是有一些拓片，原屬於較早的前一代收藏家，而且在進入福開森收藏前便已經被題跋了：例如〈芮伯壺〉與其拓片，就都曾是端方的收藏（圖2，這件青銅器現藏於上海博物館）。這是一件全尺寸的全形拓，當它還在前一任收藏家的保管之時，周圍已遍布了曾觀賞此件銅器的鑑賞家題跋。當福開森在寶雞出土的禮器拓片蓋上端方的藏印，我們可以假定他試著使拓片與芮伯壺的感覺相似──一方面表示端方欣賞過這項文物，或甚至是在端方的監督下完成拓本。
編纂圖輯，完成歷代著錄雙冊
在1940年，也就是福開森致力於收藏的最後一年，他編纂了《陶齋吉金拓本》（圖13）。這本圖冊包含了65件由福開森在1913年搜集的青銅器銘文拓片。在一個中文的註解中，福開森這麼說明著：「皆有陶齋校勘金石文字記、印章。鑑別之精，殊深欽佩。因名之曰《陶齋吉金拓本》。」
這本圖冊有著福開森的文言文題跋，顯示了福開森編纂圖冊時自我的標榜。他擁有了端方以及其他鑑賞家曾經擁有的文物──不管其是原作、或者複製品。他展示了對於金石傳統的了解，並且將自己投身於這個從數十載之前開始學習的金石學術圈。透過手寫的附註，照福開森的話，他嘗試「保有鮮明的個人性，彷彿他也是文物中某部分的再現。」值得留意的是，福開森總結了他的註解：「庚辰（1940）初夏福開森識。」他使用中國曆法，是將自己與清朝古物學家聯繫的另一種方式。
直到1943年，福開森都還居住在北京，晚年也完成了《歷代著錄畫目》（1934）與《歷代著錄吉金目》（1939）。前述這些具有里程碑性質的參考書，羅列出每一件傳統著錄中所提到的繪畫或者青銅器，當時有一組助手協助編纂，其中有一些人是聘雇來的、其他的則為福開森關係密切的朋友與學生（或者學生的學生），例如馬衡、容庚、唐蘭都參與編纂了《歷代著錄吉金目》。如同福開森的藝術收藏，他的學術也依靠金石學家、鑑藏家寬廣的網絡，才能達到他在中國生涯所需的一切知識。在1943年，福開森被日本侵略者軟禁在家中；同年末，美國與日本交換囚犯，他被當成犯人遣送到美國。在紐約安頓不久後，福開森於1945年逝世。
20世紀早期，福開森抓住了此時中國藝術的韁繩。此時的中國藝術如同一匹年輕、精力充沛的馬，不過福開森正好有經驗以及膽量能夠一躍而上。這一趟旅程帶領他接觸到展示收藏的清代官員以及購買中國文物的西方美術館，有愈來愈多的清代官員出售有價值的藏品。之後，他更接觸到新的美術館以及考古發掘。當他下馬時，他所獲得的文化認同，遠超過他若停留在多倫多所不能企及之處。南京大學博物館將福開森的旅程歸入中國藝術的範疇。在近代中國，新出土的文物除了標誌考古學的進展，也展示了福開森與學者的關連性。同時，還有一個重要的情懷蘊藏在這些文物的收藏當中：在晚清的南京，福開森所珍視的菁英文化之收藏，曾讓他留下至深的印象；而他也竭盡所能，透過他的收藏與謹慎編輯的目錄，來顯示他已成為這個傳統中的一分子。
＊本篇文章節錄自Lara Netting《A Perpetual Fire：John C. Ferguson（1866-1945）and his Quest for Chinese Art and Culture》（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2013）。
聶婷（Lara Netting）1988～1989年間於中國武漢就讀中學時接觸到中國藝術。1998年獲得美國波特蘭里德大學歷史學系學士學位，2009年獲得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學系博士學位；曾榮獲美國亞洲協會博物館（Asia Society Museum）Getty研究獎助以及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J. Clawson Mills研究獎助；2013年為台灣中央研究院訪問研究員；2014～2015年將執教於美國紐約城市大學（City College）。
註釋：註1：〈福開森致Charles Ferguson，1937年12月26日〉，福開森家族報告，佛利爾與沙可樂博物館檔案。註2：福開森〈青銅容器〉，《中國季刊（China Journal）》11（1929），頁284。註3：尼可．皮爾斯〈1908年上海：鮑爾與中國首次藝術展覽〉，《West 86th》18，no.1（2011）。註4：〈序言〉，《皇家亞洲協會北中國分會期刊（Journal of the North 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50（1919），頁xiv。註5：弓野隆之〈蘇東坡＆燕文貴，在大阪！〉，《典藏古美術》，2011年10月號，頁258。語出自阿部房次郎《爽籟館欣賞：阿部房次郎、阿部孝次郎著作》6卷，大阪：博文堂，1930。註6：方聞〈中國畫的偽作問題〉，《亞洲藝術（Artibus Asiae）》25（1962），頁99。註7：中、英文的分類標題是摘自：福開森〈贈送南京大學的文章清單〉（1934）；福開森〈福氏所藏物品清冊〉，安卷號117，全宗號649，歷史檔案編號2。註8：〈#154廉南湖筆跡〉，福開森輯冊，雜項141-177，南京大學博物館藏。註9：這是福開森於1933年註解宋拓〈化度寺碑冊〉照片時所陳述的。註10：福開森〈中國拾遺〉，《波士頓大學期刊（Boston University Bulletin）》X，no.18（1921），頁13～14。註11：〈#234圖片辨識〉，福開森輯冊，繪畫與書寫234-268，南京大學博物館藏。
端方，the key person
1902年起，福開森開始擔任端方的顧問，1906～1909年間，兩人展開了密切的互動，從而福開森，一個外國人，得以一睹端方的收藏，進入他隸屬的金石菁英圈，成就我們今日認識的福開森。那麼，這個關鍵人物到底是何方神聖？
端方（1861～1911），滿州正白旗人，出生於滿洲貴族家庭，過繼給伯父桂清為子，姓托活洛氏，字午橋、午樵，號陶齋、寶華庵，謚忠愍。在網頁搜尋他的名字，一下子就會跑出大把大把的資料。咦！怎麼有的講政局大鬥法，有的大談新式教育、女子教育，甚至也有很學術的，有翁同龢也有楊守敬，還有好多藝術品收藏。原來他既是晚清時候重要的疆臣、使臣、教育家，更是大名鼎鼎的收藏家兼舉辦中國博物館、博覽會的先驅。
端方收藏的契機，或許是家學淵源，早年便開始收藏宋元善本、金石碑帖、今古名家書畫，最廣為人知的藏品莫過於現藏於美國佛利爾沙可樂美術館的〈洛神賦圖〉、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的〈青銅柉禁〉，以及南京大學博物館的〈小克鼎〉與〈勘書圖〉。他富厚的收藏如今可見於其與門下共同出版《陶齋吉金錄》、《陶齋吉金續錄》、《陶齋藏石記》、藏畫目錄《壬寅消夏錄》，藏磚、藏玉部分，後人也輯有目錄。而其收藏事業，甚至文化事業絕非一人之力可蹴及，周遭的良師益友、專業的幕僚團隊成為最堅實的後盾。跟據學者賴鈺勻的研究，這些人包括了對端方等出版事業貢獻良深、集金石學家與清流黨雙重身分的繆荃孫，他們一同商定藏品的年代、討論書籍裝幀和公共圖書館大計；而既是金石學家又是端方賓友的楊守敬，兩人的關係可不止於楊氏為端方品鑑藏品，端方的收藏和來往的友朋也成就了楊氏的研究，為他帶來學友；其時還往來了不少外國人，包括美國查爾斯．朗．佛利爾（Charles Freer）、日本瀧清一等。福開森便身處於這樣複雜網絡中的一環。
圖片提供｜聶婷（Lara Netting，美國紐約城市大學城市學院助理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