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故宮文物遠赴東京國立博物館展出的新聞，在網路與平面媒體產生熱烈的討論與反響，日方更以「神品至寶」作為特別展的眼目（作者按：東京國立博物館「特別展『台北 國立故宮博物院—神品至寶—』」，2014年6月24日～9月15日）。此展覽不僅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具有開創意義，更讓人遙思20世紀初，隨著時代劇變而流散海外的文物，幾經周折在東洋落地生根的故事。晚清收藏大家端方身後藏品星散，即是其例，以其富貴權勢，終不能保全一物於一家一姓之手，可見物既有靈，一時聚散，不能由人，歐陽修所謂「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於有力之強。」又謂「聚多而終必散」，允為知言。
端方生平
端方是有清一代以大官兼大收藏家之殿軍（圖1），象徵清代官員收藏風氣之巔峰。端方（1861～1911），滿州正白旗人，姓托活洛氏（托忒克），字午橋、午樵，號匋齋、寶華庵，謚忠敏。光緒八年（1882）以蔭生中舉，任工部員外郎，光緒二十四年（1898）戊戌變法，以翁同龢之薦參與設立農工商總局。新政失敗後，他未獲嚴譴，外調陝西布政使並護巡撫篆，旋因兩宮西狩，護駕有功，深獲慈禧太后賞識，調任河南布政使，未幾升遷為湖北巡撫，署理湖廣、兩江總督。光緒三十一年（1905），日俄戰爭之後，清廷預備立憲，時任湖南巡撫的端方回京述職，即被命為出使各國考察政治大臣，歷涉東西洋，回國後，任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任滿遷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未滿百日即因政敵攻擊下野。宣統三年（1911），起復為川漢粵漢鐵路督辦大臣，在保路運動中死於親兵叛變，身瘞四川，首懸武昌，其下場之酷烈，亦為晚清滿漢大員中極罕見者。
由於家學影響和京師人文薈萃之故，端方早年即萌發收藏宋元善本、金石碑帖、今古名家書畫的興趣，其後歷任外官封圻，門客多精鑑之士，搜羅宏富，考訂詳盡。至其遊歷東西洋期間（圖2），除了飽覽各國文教政治機構外，更銳意蒐集包括希臘石刻、埃及石棺等世界文物，是中國藏家關注世界其他古文明之先驅者；出使歸來後，他博採東西洋之長，在南京舉辦南洋勸業會，為中國最早具有世界性和國際觀的博覽會，並在北京琉璃廠成立陶齋博物館（圖3），同時，集門客之力，出版《陶齋吉金錄》、《陶齋吉金續錄》、《陶齋藏石記》、《壬寅消夏錄》（稿本）等巨構。後人又將其藏磚、藏玉輯為目錄多種行世。
藏品東渡
端方性通脫，頗能虛心折節。對他收藏事業有所助益的師友包括翁同龢、潘袓蔭、盛昱、王懿榮、葉昌熾；幕府則中有繆荃孫、楊守敬、楊鍾羲、張袓翼、鄧邦述、李審言、況周頤、李葆恂、龔錫齡、陳慶年等，他們或精於賞鑑、或長於撰述考證，是端方收藏事業的核心人物。此外，羅振玉、王國維亦曾以端方的藏品進行研究，創獲頗多。值得一提的是，由於任湖北巡撫時與日本商界、政界經常往來，端方藏品早已聞名東洋，1909年9月，京都大學教授團赴清國訪書，拜謁端方於北京黃米胡同私宅，獲觀〈唐《說文》寫本木部〉、〈隋開皇十三年造像〉和宋元善本、書畫名蹟等，這段因緣也開啟日後端方藏品東流日本的契機。
筆者根據現有的公私立博物館目錄考察，端方舊藏存於日本者，可分為藏金、藏石、書畫、善本、藏磚與古玉雜項等五類，而以關西地區為大宗。端方藏品東流，除了內藤湖南的原因，當時山中商會（Yamanaka & Co.）轉賣文物和關西地區「蘭亭會」雅集的介入也不容小覷。
藏金
日本山中商會轉賣文物有一個明確的路徑，即收購的文物中，最精美而價高者轉賣至歐美，而較次者則留售給日本藏家。其他日本的文物商，如受限於經濟實力、銷售渠道與銷售點，所以從中國取得的文物，有許多直接留在日本的巨室財閥手中，並未轉賣至歐美。端方的藏品中，也由於等級不同，存在著類似的現象，例如紋飾最為精美的青銅器多半在歐美，而較小的藏器則藏於日本。
其中，京都藤井有鄰館（以下簡稱有鄰館）搜羅端方舊藏之〈克鐘〉、秦銅權、漢代鎏金鈁、綏和元年（公元前8年）鎏金鋗、漢安元年（142）造弩機、建初元年（76）造弩機等。〈丼人鐘〉藏於東京台東區書道博物館（以下簡稱書道博物館）。極為精美的南朝劉宋元嘉十四年（437）〈韓謙造鎏金銅佛坐像〉，現藏於日本永青文庫。
◆分散輾轉的「克鐘」與「丼人鐘」
光緒十六年（1890），陝西扶風法門寺任村出土窖藏青銅器120餘件，包括〈大克鼎〉、〈小克鼎〉、〈克〉與一套〈克鐘〉和〈克鎛〉等。當時這些窖藏器先流入京津，由丁樹楨、丁麟年、張燕謀、潘祖蔭、柯劭愍、吳大澂、李蔭軒、端方等人收藏。
關於〈克鐘〉的數目，歷來有所爭議：一說以五鐘一鎛合計，認為共有六件，又將〈克鎛〉稱為「全文克鐘」；或以銘文內容分為上下篇行，〈克鐘〉應為雙數，至少當有六枚，另有一枚則杳然不知所蹤，〈克鎛〉應另列一件，不與鐘編聯。
今日傳世五鐘，端方得其三。世變忽起，端方藏〈克鐘〉亦星散至有鄰館與上海博物館。有鄰館所藏者（圖4），經潘祖蔭、端方遞藏。《有鄰大觀．地部》記為「盤雲龍鐘」，蓋就其篆間紋飾而言，鼓部配以一對象鼻螭紋，筆者於2010年末參訪有鄰館時，曾親見此物，型態完整優美，呈現平實樸素的藝術美感。銘文清晰，銘文為下篇：「乘，克不敢彖（弛），尃（溥）奠王令。克敢對揚天子休，用乍（作）（朕）皇且（祖）考白（伯）寶 （ ，林）鐘，用屯（純）叚（嘏）永令（命），克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
無獨有偶，端方另一件與〈克鐘〉年代、藝術風格相近的藏器「〈丼人鐘〉」，也遭遇同組分散的命運。傳世四件〈丼人鐘〉，原分藏於吳大澂、潘祖蔭、端方、陳介祺之手，端方所藏，為中村不折所得，現藏於書道博物館。
藏石
◆端方藏石之謎
過去學界對於端方身後藏石的流向缺乏可靠線索，可供利用的檔案也非常有限。曾有學者利用現藏於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的《北洋政府收購端方所藏文物有關文件》，推論端方藏石早在1916年以前已星散。這批檔案記錄了一個耐人尋味的故事：原來端方長子繼先將端方藏石聚於一處，並開列價值，意在「售入公家」。此事經北洋政府總統府、國務院、內務部、教育部等單位反覆咨文，最後，「大總統令」批示：「內務部呈遵議清故署四川總督端方家藏古物收歸國有辦法批令。悉」後，繼先忽以「移家天津，各物多所散失，無從匯輯，復念國家財政困難，諸務待興，不急之圖宜在所後」為由，要求取消收歸國有之事。其實「故物散失」乃藉口，真正原因是國有價格過低，使得收購淪為空談，繼先遂自找台階。
事實上在1927年前，端方藏石仍妥善聚於一處，筆者以現藏於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館的《造像各種石刻目—陶齋原藏》考證（圖5），發現在繼先拒售給政府後，曾有坊間商人，意欲透過「中日文化委員會」（即為利用中國庚子賠款成立的「中日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之省稱）介紹藏品到日本。這冊《造像各種石刻目：陶齋原藏》出版者、出版時間、地點均不詳。冊中開列陶齋藏石七百餘種，雖然以「石刻」標目，實際內容包括一千多枚貞卜文字（無目，僅視為一種）、藏石、磚瓦與古埃及希臘文物，以及內閣大庫檔案（大庫檔案有序無目）。本目錄迄今僅存於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圖書室者。由於並非限制影印的特藏書籍，因此筆者也在某些學者處見過影印本，皆以此為底本影印。此書序中明言：「自端氏沒，迄今十五、六年矣。」則可知是書成日期約在1926～1927年之間。因此這是佐證1927年以前端方藏石流向的重要記錄。此書岩村成允於1938年寄贈給（新）東方文化研究院；若吾人大膽地推測寄贈日期亦為求售日期，則端方藏石仍集中在一處的時間下限可推至1938年——中日戰爭爆發後近一年，端方藏石雖仍在中國境內、而欲整批運往日本，這一動人心魄的歷史場景實是不可想像，筆者姑且不做如此大膽的結論，還是將下限仍定於1927年。此外，「中日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可謂是今日日本兩大研究中國學術重鎮——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京都大學人文學研究所——的前身。若收購事成，對中日學術交流的影響將難以估計。此書除了佐證1927年前端方藏石仍大多數聚存於中國之一處，更據稱將隨同附上給賣家參考的拓本與照片，如果確有其事，則可能是端方藏品最為豐富的影像資料專輯。
另外原序中記載，端方歿後15、16年，「茲幸其殷商貞卜文字，與樂石專瓦、外暨埃及希臘之重器，都凡七百餘事（原註：但貞卜文字一種已有一千餘枚之多）為一有力者聚而存之。」此有力者為誰，實難斷定。然據書後第二篇序言為求售清內閣檔案文書，明言此批檔案即羅振玉轉售給李盛鐸氏者。李氏苦於維持藏品。因此文中也建議「中日文化委員會」應「收管」此批史料。按李盛鐸除了藏書名動一時外，也曾趁隙搜集敦煌文書與古董字畫。雖然李氏家貲不若端方產業富厚，但李氏與日本淵源深厚，序言當中所提到續藏端方七百餘事文物的有力者，是否為李盛鐸雖不得而知，但不失為一可能的猜測。
從現有的公私立博物館收藏目錄來看，這筆交易最終並未成功。然而卻透顯出當時日本購買中國文物的一個側面，端方藏品的收購，背後介入者很可能是與中國賠款有極密切關連的「中日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這是文物交流過程中，極為特殊的歷史片段。
◆端方藏石在日本
端方舊藏〈鮑綦造塔記〉、〈後秦呂憲墓表〉、〈東魏司馬昇墓志〉入藏書道博物館；〈隋寶梁經石〉、〈梁天監井闌〉入藏有鄰館，兩品分別收錄於《有鄰大觀．地部》、《有鄰大觀．天部》，不在常設展內展出。
端方不僅嗜購碑帖，更好入手原石，葉昌熾《緣督廬日記鈔》光緒二十四年戊戌正月廿七日（1898年2月17日）記道：「赴省館，應蔚廷前輩之約同端午橋，午橋在定州得唐井闌，八面有字，圓徑丈許，輦載到京，道路駭告，真可為好事矣。」可見當時不過是個小京官的端方，不但注重以傳文記事為主的大篇碑刻，連略有字跡銘刻的「井闌」也銳意蒐集。〈梁天監十五年井闌〉是他的佳品（圖6）。井在江蘇勾容城北，文共七行，時人於乾隆五十年（1785）訪得，最早由孫星衍記錄，碑拓早已傳世；由於與〈瘞鶴銘〉筆法相近，相傳為南朝山中宰相陶弘景所書，端方則將原石與碑拓一同收藏，與其所藏水前本〈瘞鶴銘〉共相寶愛，允為雙璧。
碑帖書畫
◆〈西嶽華山碑〉（長垣本）歸宿書道博物館
端方所收集之墨拓，流入日本的極多，畫像石、造像記之類有益於社會史研究之拓本，固然廣為日人收集，而若由書藝品藻的角度出發，則最有名的當屬〈西嶽華山碑〉（長垣本）（圖7）。
〈西嶽華山碑〉傳世有四種，其年代雖有不同意見，但總以順德、長垣兩本為較早版本，斷為北宋或宋以前拓本，故而端方寶愛非常，乃至號齋名為寶華盦。據施安昌《漢華山碑題跋年表》所錄，長垣本於光緒三十三年（1907）入於端方寶華盦，與端方有關之最後題跋記於1911年——「宣統三年四月十一日，長沙徐景濤、桂陽夏壽田同觀」，之後並無任何題跋；直到1929年才有中村不折抄錄楊守敬之題記。此物很可能是直接由端方後人售入日本，現藏於書道博物館。
◆十六應真圖卷
〈十六應真圖卷〉傳為宋代石恪所繪，有「匋齋鑑藏書畫」印記，未見於《壬寅消夏錄》，現藏於有鄰館，收入《有鄰大觀．宙部》。
善本古籍
1909年，京都大學教授團赴清國訪書，內藤湖南、狩野直喜、小川琢治、富岡謙藏、濱田耕作與瀧精一等赴北京調查敦煌文書的下落，並拜謁端方，據內藤湖南所說，端方當時「罷官在家，傾其篋衍而示之。因獲飽觀三代以下金石、宋元法書名畫，蓋不下數十百種，皆希世寶……」端方在四川遇刺身亡後，內藤湖南即開始關注端方藏品的下落，其中唯一的唐寫本《說文解字》卷——〈唐《說文》寫本木部〉尤為內藤氏所眷戀。
〈唐《說文》寫本木部〉現存六葉，共94行，188字。根據圖版和《唐說文寫本木部箋異．題辭》所附圖，可知其形制為每行二篆，分二段記載，先用大字表示篆體，其下橫寫反切注音，解說之文，又分二或三行書寫。篆字屬懸針體，楷書則似唐人寫經風格。此本曾入南宋內府，有米友仁題跋。入清後，原為莫友芝舊藏，曾國藩手書引首題記（圖8），並有吳雲、翁同龢跋。光緒三十三年（1907）歸入端方後，有楊守敬、陳寶琛、陳慶年、樊增祥、劉師培、內藤湖南題跋。端方死後，此本先歸完顏景賢，岩村成允（即前述寄《造像各種石刻目—陶齋原藏》至東方文化學院的寄贈人）和市村瓚次郎可為證。內藤湖南花了17年的時間，透過完顏景賢、羅振玉、日本外務省的關係，終於在1926年2月獲得此本，犬養毅、鈴木虎雄等為之題記。尤為可慨者，此卷東渡日本後，仍繼續與端方的「故人們」見面，端方舊幕楊鍾羲曾於清亡後赴日短暫講學，而鄭孝胥則以滿州國總理身分訪日，他們都在內藤湖南處重見此卷，楊鍾羲寫下「曷勝今昔之感」的家國之思，鄭孝胥則題下「俱非易遇」的微妙政治語言（圖9）。〈唐《說文》寫本木部〉於1934年被指定為日本國寶，現歸藏於日本財團法人武田科學振興財團杏雨書屋收藏。
藏磚、古玉、雜項
端方藏磚原有部分錄於《匋齋藏石記》，今仍將磚、石分行，有鄰館藏有漢〈單于和親磚〉、漢〈長樂未央磚〉；古玉有周代的玉琮、玉玦、玉璧、琬圭；端方知名的藏鉥「燕將渠印」亦入有鄰館之列。
後記：從端方收藏到收藏端方
搜羅端方舊藏最多的京都藤井有鄰館與東京台東區書道博物館的收藏與陳列方式，充滿了私人藏家的趣味。如果抱持著參觀現代大型國立博物館「重寶重器」與「開放展間」的成見，難免大失所望。相反地，正如日本學者吉見俊哉所啟示，這類由私人收藏轉型而來的博物館，充滿了大航海時代那種「獵奇」的趣味。而筆者觀察，這種私人收藏的獵奇趣味，正與端方收藏陳列的方式互相呼應，例如有鄰館入口院落設立以漢代石扉所做的石亭、中嵌宋代黃釉佛像、有大石床。亭一面開放，一面佛龕、兩面石碑（圖10）。乍看之下極為矛盾，卻呈現私人藏家如何安排藏品的趣味。又如東京台東區書道博物館的陳列室裡，匯聚了各色的石碑與磚瓦，更直接令人聯想到一百多年前的晚清——不過略早於這些私人收藏的幾十年前——端方將各地蒐集來的石碑列於几案廊廡之下，映襯燭影搖曳或是月色森白，多少令人有些聳然，難怪當時人非議端方的橫死是來自於這種奇特的鑑藏方式。但從今日的眼光來看，端方的「陳列」方法可能還帶點「策展」的意味呢。
圖片提供｜賴鈺勻（北京清華大學歷史系博士，研究領域為晚清文化史、藝術史、知識社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