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中國江南水鄉文化博物館
漢人來避禍
融合中原．古越文化的餘杭大地
餘杭位於杭嘉湖平原南端，西依天目山，南瀕錢塘江，境內河網密布，有苕溪、東苕溪、餘杭塘河、上塘河等。在結束了春秋戰國的動盪之後，餘杭便成為大秦帝國最早一批屬縣。整個秦漢時期，餘杭先民依山傍水，休養生息，在承襲先秦時期吳越文化基礎上，快速地與中原文化相融合，社會經濟文化都得到了長足的發展。
自餘杭歸屬秦中央集權政府後，結束了戰亂，秦統治者為了鞏固統治，弱化楚國在當地的勢力，對包括餘杭在內的江南之地，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一方面將有罪之人遷徙至此，改變當地民族結構；另一方面「徙大越民置餘杭、伊攻、□故鄣。」（註1）將錢塘江以南的越民回遷。特別是西漢、東漢末年，因戰亂，多有中原漢人來此避禍，使得餘杭大地上融入了中原文化的因素，為當地古越文化注入了新鮮血液。幾種文化不斷碰撞、滲透、融合，為餘杭多元文化的形成打下了基礎。
考古調查資料表明，餘杭境內存在大量的兩漢遺存，主要分布在東布溪、餘杭塘河、上塘河一帶，即現在餘杭街道、中泰街道、瓶窯鎮、良渚街道及臨平街道等地。尤其是在苕溪北岸縣城西北的義橋等地、苕溪南岸縣城東南的上文山、南面的中泰鳳凰山、百畝地一帶是墓葬最為集中的區域。顯示出兩漢時期這一區域聚落發展迅速，人口密集，區域特徵明顯，成為當時餘杭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也是太湖流域聚落發展較快的區塊之一（註2）。
鐵製農具＋水利建設
農業迅速發展
大量中原漢人南遷定居，不僅使得餘杭人口不斷增多，同時他們也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和工具，這表現在牛耕技術得到推廣和鐵製農具普遍使用上。特別是鐵製農具已經成為餘杭先民農作不可或缺的工具。「鐵器，民之大用也。器用便利，則用力少而得作多，農夫樂事勸功。」（註3）而在餘杭發掘的漢墓隨葬品中，鐵鍤、鐵耨、鐵鐮、鐵斧、鐵鉤等鐵製農具也較為常見。1976年在餘杭造紙廠採集的〈鐵鍤〉，高13公分、刃寬15.5公分、銎厚2.8～12.7公分，凹字形，弧面刃，長方形銎，尾端可插直柄。
農業的迅速發展離不開對河流湖泊的整治。餘杭位於東苕溪下游地區，而東苕溪源於東天目山，是浙江省的暴雨中心之一。自古這裡經常發生洪澇災害，早在良渚文化時期就曾因防禦洪水建造過彭公水壩系統這樣龐大的防洪水利工程。至秦漢時期，尤其是東漢，餘杭水利建設呈蓬勃發展之勢。東漢熹平年間，餘杭縣令陳渾開始建堤防洪，興建了西險大塘和苕溪塘路。其中西險大塘起自餘杭鎮的石門橋，經餘杭街道、瓶窯鎮、良渚街道、仁和街道勞家陡門至湖州德清大閘止，全長44.94公里，其中餘杭區境內長38.98公里。同時沿溪一帶增設西涵陡門、東郭堰等陡門塘堰數十處。
為削弱苕溪上游水勢，東漢熹平二年（173），縣令陳渾「始築兩湖以瀦水，其並溪者曰南下湖，環三十里；並山者曰南上湖，環三十二里。於湖西北為石門函以納溪水，又於湖東南五畝塍立滾壩。」（註4）南湖位於大滌山之北、苕溪之南，總面積約1.37萬畝。
這些水利工程的興建，在餘杭境內的東苕溪周圍形成了堤壩、陡門、分洪水庫為一體的防洪、灌溉水利工程，使吳郡東苕溪流域的水利系統得到根本性改良，改變了東苕溪流域甚至是太湖流域的生態環境，促進了農業的快速發展，會稽、丹陽、豫章等郡糧食產量增加，還曾有南糧北調現象，《後漢書．安帝紀》記載，東漢永初七年（113）調「零陵、桂陽、丹陽、豫章、會稽租米，贍給南陽、廣陵、下邳、彭城、山陽、廬江、九江饑民」。
漢墓中陶井、汲水罐等隨葬品的大量出土，表明兩漢時期除了興建大型水利工程，還透過鑿井開發地下水，促進農業發展。這些陶井在幾個集中居住區的漢墓中均有出土，這說明當時陶井已經較為普遍，特別是2012年在禾豐遺址中出土了漢代〈陶井〉，更可證明此點。此〈陶井〉並使用了春秋戰國時期的陶圈沉井技術，而出土的汲水罐多為束頸或者有耳，說明當時的汲水方式是用繩索繫住小罐取水。
餘杭為水鄉澤國，先民們對居住的房屋也比較有講究。其房屋一般為干欄式建築，懸山式頂或者囤頂，一間或兩間。1974年大觀山出土的〈陶屋模型〉，下面為四個支撐柱成干欄式，囤頂，前有房檐，兩間房。這種建築風格與之後的廊簷式建築相似，比較適合江南氣候。這一時期，餘杭先民已經開始飼養家畜家禽，主要飼養雞、狗、馬、豬等。這些動物形明器在兩漢墓葬中出土數量較多。飼養的雞、馬、豬、狗等，應為人們肉類食物的來源之一。
冶銅、冶鐵技術發達
實用器融入日常生活
春秋戰國時期，餘杭冶銅業非常發達，生產的器類以兵器為主。到戰國末，冶鐵業開始興起，但仍以青銅製品為大宗。秦漢時期，餘杭冶銅、冶鐵業均發生了變化。此時銅器鑄造在形制、工藝、種類上都有所發展，但是青銅器在人們日常生活中的使用逐漸淡化。銅器鑄造多以生產銅鏡、銅錢、銅燈、銅釜、銅尊、銅帶鉤、銅洗、銅碗、銅耳杯、銅盉等日用必需品為主，尤以銅鏡居多，不僅數量所占比重大，且種類多，有昭明鏡、日光鏡、神獸鏡、連弧紋鏡、車馬人物鏡、四神博局鏡等等，器形厚實精美，使得這一地區成為兩漢時期比較重要的銅鏡生產地之一。銅器中也有少量銅劍等武器，1975年5月舟枕廢品站揀選的西漢〈鎏金劍柄〉，雖然只剩柄部，但仍可以看出製作工藝比較精良，劍首採用鎏金技術。在這些銅器中，銅洗、銅卮、銅杯等具有典型漢代形制，銅燈等屬新產品。這說明銅製品的應用除了常規的容器，已經廣泛應用到日常生活的其他各個方面。說明此時冶銅業工藝技術較高，鎏金技術較為普遍（註5）。也可以看出餘杭文化的廣泛交流。
兩漢時期餘杭的冶鐵業得到快速發展，冶鐵技術比戰國時期有長足進步。從目前境內出土的漢代鐵製品來看，當時餘杭的冶鐵業已經具有了一定的規模。鐵製品以農具、武器為主，還有鐵釜等極少部分的日用品。農具有鐵鍤、鐵鐮、鐵鉤、鐵斧等，這也可以證明此時餘杭已經廣泛採用牛耕技術。鐵製兵器浙江省內出土較少，多集中於長興（註6）。而餘杭保存也不少，有鐵刀九件、鐵劍八件、鐵矛八件。其中一對〈鐵矛〉，1990年1月瓶窯鎮長命柏樹廟採集；長42～47.8公分，刃寬2.5～3.4公分，銎徑2.3公分，矛身呈葉形，形體細長，兩面開刃，中脊凸起，尖鋒。骹中空，略呈圓錐形，用以插柲。末端處有兩個對稱圓孔。在整個矛體鍍鉻，製作精良。此外，在西漢時期，隨著鋼鐵冶鍛技術的進步，出現了一種新型的兵器――環首刀，它直體長身，薄刃厚脊，短柄，柄首加有扁圓狀的環。由此分析，此時的餘杭也是鐵製兵器出土較為集中的地區，且工藝精美，保存較好。
龍窯燒造高溫釉陶
瓷器起源轉折期的生產中心
目前餘杭境內出土的秦漢時期器物最大宗為陶器，僅中國江南水鄉文化博物館館藏就有近兩千件。僅從這數量上看，秦漢時期餘杭窯業已相當發達，數量大幅度增加，規模進一步擴大。從目前的考古資料看，此時的窯場主要分布在良渚安溪、大陸一帶，有坑門水庫、茶山灣、東饅頭山、馬金口、雞籠山、鴿寶山、百廟山、盧村等窯址。安溪饅頭山窯址現場顯現3.5公尺厚的窯床（註7），而從盧村窯址發現的窯具分析，當時餘杭窯業應採用龍窯燒造。
此時餘杭窯場的產品不同於戰國時期原始瓷，被學術界稱之為秦漢原始瓷，江浙地區稱作為高溫釉陶。針對兩漢高溫釉陶，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胡繼根在〈試論漢代的高溫釉陶〉中進行了詳細論述。餘杭出土的高溫釉陶的燒造技術和特點基本符合此文中的觀點。燒造技術沿襲了戰國原始瓷的製造工藝，一般採用泥條盤築或輪製，也有少量手製成型的，義橋出土的分體陶灶即可證明此點。
這一時期，餘杭的高溫釉陶產量非常大，種類也較為豐富。以目前館藏高溫釉陶統計，壺、盒、瓿數量最多，罐、鼎、熏爐等次之，還有少量的鍾、罍、勺、缽等日用品。各類高溫釉陶數量比重隨著時代也有變化，早期（西漢）多以生產鼎、盒、壺為主的仿銅禮器，明顯受到楚文化影響。而以古越文化為基礎的罐、熏爐、缽等日用器數量較少；晚期（東漢）基本沒有了仿銅禮器。（註8）這批高溫釉陶器表一般採用刻劃、拍印、錐刺、鏤空等方式裝點紋飾。紋飾有水波紋、弦紋（最為常見）、葉脈紋（多裝飾於耳面）、簡易鳥紋（多飾於壺、瓿、罐、熏爐等肩部）、編織紋、梳狀紋、人面或獸面紋（多為壺、瓿等的鋪獸）、S形紋、乳釘紋等。熏爐除裝飾部分上述紋飾外，也常用鏤空的幾何形紋飾。
高溫釉陶的釉分布位置多為俯視時可以看到的地方，如口沿、肩部、上腹部等。對於施釉方法的認識，學術界多認為是自然成釉。而胡繼根根據高溫釉陶的釉顯現的位置分析，認為是人工運用淋或噴的方法上釉。不管怎樣，高溫釉陶的釉表現於器表的方法及位置，與戰國原始瓷和成熟青瓷的施釉法應不同。
除了大批高溫釉陶，還有少量較為成熟的青瓷器和醬褐色釉陶出土。1987年反山漢墓出土的東漢青瓷扁壺，高28.7公分、口徑6公分、腹徑9.5～23.7公分、底徑9.5～13.7公分，小直口，肩部安銜環雙耳，扁圓腹，長方形高圈足。腹部飾同心圓和水波紋，耳面飾三角紋和葉脈紋，上方貼橫向「S」形堆紋。通體施釉，釉色泛黃。說明了餘杭地區的青瓷製作技藝已經初顯。餘杭也是成熟的青瓷的故鄉。
根據上述分析，此時的餘杭已是瓷器起源轉折時期的一個生產中心。2013年發掘的位於良渚街道盧村的盧村窯址是目前發現唯一生產高溫釉陶的窯址。
承襲古越文化葬俗
中原厚葬之風盛行
春秋戰國時期，餘杭曾為越、楚、吳的屬地，古越文化根深蒂固，這主要表現在墓葬習俗中墓地的選擇、營建方式和隨葬品方面。根據目前境內已發掘的兩漢墓葬分析，餘杭先民多習慣在秦漢之前人工堆築的土墩上建造墓地。臨平禾豐西漢墓、石馬兜漢墓、大觀山果園漢墓等墓葬基本都為建於人工堆築的熟土墩內的墓葬，「反映了這類可能源自於良渚文化時期的高台土塚、盛行於吳越文化時期的土墩墓的遺風。」（註9）但從目前已發掘漢代墓葬分析，這個階段餘杭先民的墓葬營建方式也有著明顯的兩漢墓制的特點，基本為土坑木槨墓、土坑棺槨墓、木槨磚室墓、券頂磚槨墓，以單人葬為主，東漢時出現了異穴合葬或同穴異槨葬的多人合葬現象。
餘杭兩漢墓葬除了承襲古越文化墓葬習俗外，在瓶窯大觀山果園、莫角山漢墓、義橋等漢墓群中有著明顯的家族墓地的特徵，土墩中部的墓葬一般較大，四周分散小型墓。這種家族式墓地應該是受到了中原文化影響。也為「探索餘杭漢代家族墓地的地域特徵、分布規律、擇墓標準等提供了材料」（註10）。餘杭地區的這種墓葬習俗，特別是墓地選擇、埋葬方式上比較具有地域性，與湖州、嘉興地區的漢墓較為一致，也成為浙江南北部方式的分界嶺。
秦漢時期特別是兩漢比較流行厚葬之風，餘杭雖地處偏遠，發展程度未及中原地區，但是秦漢統一天下後，尤其是西漢初期，餘杭也為郡國並行制的實施地區。中原厚葬之風也深深影響了餘杭，表現之一就是在隨葬品上，無論是平民百姓還是家族都比較注重隨葬品種類、數量。西漢隨葬品多以鼎、壺、瓿等仿銅陶禮器為主，且組合明顯，罐、碗、缽等日用品較少。而東漢這種仿銅陶禮器逐漸減少，已無明顯組合，罐、碗、熏爐、勺等日用品數量急劇增加，一般在隨葬品中所占比重較大。
動感陶俑、精美銅鏡
古拙奔放的藝術魅力
秦漢時期，因國家的統一，政治的穩定，經濟的恢復和發展，客觀上促進了獨具魅力的秦漢藝術風格的形成。在人們的衣食住行等各個方面無不彰顯出藝術的魅力，特別體現在陶俑、繪畫、陶瓷器、銅鏡等方面。
目前出土的陶器中不乏釉色晶亮、造型奇異的，尤其是用於裝飾的紋飾，種類繁多，線條柔和，追求抽象、簡易之美。而在熏爐上常採用鏤空的三角形、圓形、長方形等幾何紋單一或成組裝飾，顯得簡單、大方、樸素、古拙。陶俑雖然目前出土數量較少，仍可從中領略它的藝術魅力。這些陶俑體量小、形象栩栩如生、樸實，不同於中原地區的高大、壯觀、寫實的特點。1976年瓶窯鎮長命採集一件東漢〈陶俑〉，臉部微右側，睜目、高鼻、張嘴、絡腮鬍，鬍鬚倒豎，略顯誇張，雙耳向腦後長，束髻，頸粗短。這件陶俑具有胡人風格，體現了張騫出使西域後漢文化與西域文化的交流。除俑外，出土的鳥、豬、羊、雞、馬等動物製作較簡單，但神態可掬，或低頭，或昂首闊步，或仰天長嘯，極具浪漫情懷。餘杭義橋出土的一對西漢〈高溫釉陶鳥〉，羽毛刻劃精細、逼真，小鳥偎依在大鳥背上的溫馨場面讓人賞心悅目。
銅鏡作為秦漢時期餘杭銅器的主要器類，有著非常突出、典型的特徵，它不僅是人們日常生活用品，也是美觀華麗的藝術品。兩漢是中國銅鏡發展史的一個繁榮期，無論是它的紋飾圖案和裝飾藝術均集中體現了兩漢時期人們的審美情趣，是漢代工藝的重要組成部分。
兩漢時期，會稽郡是全國銅鏡鑄造中心。餘杭漢代墓銅質隨葬品也以銅鏡居多，這些銅鏡製作精良，整體厚重規整，正面平滑光澤度好，背面裝飾豐富、精美的紋飾。早期紋樣簡單古拙，主要有日光鏡、昭明鏡、雲雷紋鏡、四乳四鳥鏡等。西漢晚到東漢初紋飾趨於動感，圖案較為生動，重視邊緣裝飾，最流行的是博局鏡。至東漢中晚期，出現畫像鏡、龍虎鏡、神獸鏡等。漢代銅鏡紋飾一般採用四區法，講究對稱，出現「軸對稱」式新風格（註11）。用粗、細線條相結合勾畫，立體層次和節奏感強，頗具古拙奔放的藝術風格。2004年星橋街道橫山村蠟燭庵出土的東漢〈貞夫鏡〉，直徑24公分，扁圓鈕，連珠紋鈕座。主題紋飾取材於韓朋和貞夫的浪漫愛情故事。在戰國時期宋國，韓朋自幼喪父，為照顧母親，娶妻貞夫，恩愛有加。後韓朋出仕宋國，六年未歸，貞夫寄書於夫，韓朋得書因思念妻子，失書於殿前。宋王愛其言，騙取貞夫，害韓朋，最終貞夫與韓朋雙雙殉情。此面銅鏡以四區法，截取故事部分，通過人物、榜題等體現貞夫對愛情的忠貞不渝。此面銅鏡取材民間故事和鏡面出現建築形式是非常少見的。
整個秦漢時期，在大一統的政治局面下，餘杭社會逐漸穩定，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各行各業得到長足進步，尤其是窯業發展，已然成為此時的一個生產中心；文化多元，藝術古拙奔放；是餘杭發展歷史階段中的重要階段。
西漢〈高溫釉陶灶〉，2004年良渚街道石馬兜出土，長30.6公分、寬13.2公分、高12公分。
西漢〈高溫釉陶井與汲水罐〉，1970年徑山鎮長樂五七幹校山坡採集，井高21.2～21.6公分、腹徑12.9公分、底徑10.7公分；汲水罐高3.9公分、腹徑2.1公分、底徑3.6公分。
西漢〈高溫釉陶盤口壺〉，1975年餘杭街道舟枕採集，高42公分、口徑13公分、腹徑29公分、圈足高2.4公分、足徑13.2公分。
西漢晚期至王莽時期〈高溫釉陶爐型熏〉，1990年3月瓶窯鎮長命姜介山出土，高15.8公分、口徑8.4公分、底徑12.7公分。
西漢〈高溫釉陶長頸壺〉，1988年5月彭公採集，高25.5公分、口徑4.8公分、腹徑16.3公分、足徑11.9公分。
東漢〈劃花水波紋青瓷扁壺〉，1986年瓶窯鎮反山漢墓出土，高28.7公分、口徑6公分、腹徑9.5～23.7公分、底徑9.5～13.7公分。
東漢〈陶俑〉，1976年瓶窯鎮長命採集，高21公分。
考古餘杭系列展－秦漢時期
展覽地點：中國江南水鄉文化博物館（餘杭博物館）
展覽時間：7/4～9/10
註釋：
註1：《越絕書》卷第八。
註2：《浙江通史》卷三《秦漢六朝卷》，第84頁。
註3：桓寬《鹽鐵論．水旱第三十六》。
註4：清嘉慶《餘杭縣誌》卷十《山水》。
註5：周琍〈漢代江南鑄銅業的發展〉，《南方文物》，1997年2月。
註6：《浙江通史》卷三《秦漢六朝卷》。
註7：《餘杭文物志》，中華書局，1999。
註8：胡繼根〈試論漢代的高溫釉陶〉，《浙江省考古研究所學刊》第九輯。
註9、10：胡繼根〈杭州大觀山果園漢墓發掘簡報〉，《浙江漢六朝墓報告集》，科學出版社，2012。
註11：衛琪〈略談漢代銅鏡的裝飾紋樣〉，《蘇州大學學報》，2005年6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