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Asian Civilisations Museum）
相信愛好中國陶瓷的讀者對中國外銷瓷並不陌生，自唐宋以來，中國陶瓷的銷售從東亞、東南亞地區，漸擴張至西亞、東非，甚至遠播歐洲、美洲，這項歷久不衰的全球化商品在不同的時空條件下，影響了世界各地的陶瓷發展和文化史。
立足亞洲，放眼世界──亞洲文明博物館
位於新加坡的亞洲文明博物館（Asian Civilisations Museum）在今夏推出中國外銷瓷特展「China Mania！The Global Passion for Porcelain，800～1900」（瘋迷中國！全球陶瓷熱800～1900），呈現150件9至20世紀的中國陶瓷。這並不是第一個中國外銷瓷展覽，過去在歐美各地都曾舉辦以收藏為主題的中國外銷瓷展；中、港、澳等地的博物館也日漸重視，相繼舉辦展覽和研討會，從生產者與出口貿易的角度作為回應。東南亞地區雖陸續出土墓葬與沉船中的中國外銷瓷，但多半有區域或時代的限制。而此次展出的作品以全球為範圍，橫跨千年，讓觀眾對中國外銷瓷有更全面的認識。
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外銷瓷作為一項商品，其流通性以及迎合不同市場需求的適應力，是它之所以能行銷全球的關鍵。新加坡雖非中國外銷瓷的主要銷售市場，但是就一個全球貿易轉運港而言，中國外銷瓷是值得關注的。亞洲文明博物館自1997年開館以來，便致力於亞洲藝術的收藏與推廣，使民眾認識來自亞洲各地移民祖先的母文化。該館館藏由起初的中國文物收藏，逐步擴展至土生華人（Peranakan即峇峇─娘惹，馬來人與外地移民通婚之後裔）以及馬來文化圈、東南亞地區、印度文化和伊斯蘭文化之文物，也因此亞洲文明博物館成為東南亞最具潛力的亞洲藝術博物館。本次中國外銷瓷特展「China Mania！」將以中國陶瓷為媒介，呈現海洋貿易網絡下的亞洲與歐洲藝術風貌。
青花與五彩──中日陶瓷貿易新風格
16世紀中國景德鎮民窯因商業競爭日漸繁榮，不僅控制中國大部分的陶瓷內銷市場，在日本尚未取得燒製輕薄剔透的白瓷技術之前，景德鎮也是日本主要的陶瓷供應產地。由於深受日本貴族與茶人青睞，明末天啟年間（1621～1627），被稱為「古染付」的景德鎮青花瓷大量流入日本。這一類青花外銷瓷多半是缽、盤、瓶、罐等日用器形，畫風輕快奔放，生動活潑，特別是輸出日本的小碟有許多獨創的造型如菊形、桃形、松柏形、魚形、兔形等，十分可愛討喜。
本次展出的〈青花豚形小碟五件〉（圖1） 是日本茶道主人宴客時裝盛點心的小碟，日文稱「向付け」，通常五或十件為一組。五件豚形小碟皆為臥姿，小豬的眼神、吻部與耳朵的皺褶，以及身上的鬃毛等細部描繪略有不同；邊緣有剝落掉釉的現象，是由於當時景德鎮的瓷胎與釉的質量下降，燒製時瓷胎收縮率大於釉汁的收縮率，因而邊緣的白釉收縮露出素胎，看似如蟲蛀，又被日人稱為「蟲蝕痕」。這些富有濃厚日本質樸氣息的「古染付」青花瓷，有許多是日人攜帶木製模型前往景德鎮訂購，在中國並沒有類似作品出土或傳世，且因日本茶道講究厚實穩重的器具，所以胎體都較厚，在中國陶瓷中也相當罕見。
除了青花瓷，明代嘉靖年間（1522～1566）的景德鎮金彩瓷也是一項專為日本市場生產的外銷瓷類型，由於色彩豔麗紋飾精緻，宛如華麗的金襴織錦，因此日本人稱之為「金襴手」。這些金彩瓷通常以紅綠彩為主色，有時搭配藍彩、黃彩，最後貼上金箔或以泥金裝飾。嘉靖金彩外銷瓷多半為執壺之類的酒器，富有伊斯蘭裝飾風味。此外也有少部分唐人仕女舞樂造型的金彩執壺，如〈五彩仕女執壺〉（圖2），反映了日本江戶時期崇尚「唐物」的中式情趣。這件〈五彩仕女執壺〉頭髮與眼眉以釉下青花勾勒，身著朱紅長袍並飾以綠彩、孔雀藍彩和金彩。人偶立於台座上，右手與右腳舉起作跳舞姿勢，其右手為注口、左手為壺把，而頭頂髮髻則為木製壺蓋，用以注入酒水。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與大英博物館亦有類似的金彩仕女執壺收藏。「金襴手」的裝飾風格反映江戶時代日本貴冑對金碧輝煌風尚的追求，在17世紀末～18世紀上半葉，日本有田窯亦生產大量的金彩瓷器，不但供應日本國內市場，也透過伊萬里港外銷至荷蘭等地。
中國外銷瓷中的「古染付」與「金襴手」對日本陶瓷有著深厚的影響。在清初施行海禁政策期間（1655～1683），中國各大港口全面禁止對外貿易，世界陶瓷貿易頓時失去商品供應來源，而此時日本窯業技術正蓬勃發展，很快地取代中國外銷瓷在歐洲市場的地位，並透過模仿中國青花瓷與五彩、金彩瓷，日漸發展出風格鮮明的伊萬里外銷瓷。更有趣的是，當清康熙二十三年（1684）中國海禁解除，景德鎮外銷瓷再度傾銷世界，其中也出現一類仿伊萬里風格的瓷器，為的就是奪回已接受日本風格的歐洲陶瓷市場。
粉彩革命──訂製西洋品味
繼青花與五彩之後，中國彩瓷發展至康熙、雍正朝出現巨大的變革，琺瑯彩料的引進，使瓷器紋飾也能表現如繪畫一般具有豐富的色彩和多層次的變化。此時的釉上彩瓷由於添加「玻璃白」，較以往的五彩瓷顏色更加鮮亮而粉嫩，因此普遍被稱作「粉彩瓷」。由於釉色種類增多，中國外銷瓷的表現性在18世紀中期達到巔峰。過去受限於釉料性質，只能以青花或單色釉線條模仿西洋銅版畫，如今彷彿油畫般的繪畫效果更加受到歐洲人的青睞，特別訂製的訂單比例也相對提高。
儘管1710年德國煉金術士Johann Friedrich Böttger（1682～1719）已找到燒製硬瓷的配方，開啟歐洲的製瓷工業，18世紀的中國對歐洲的陶瓷貿易仍然相當興盛，英國、法國、丹麥、瑞典紛紛至廣州設立商行，與中國進行貿易。廣州的陶瓷商人為海外顧客提供個別化的訂製服務，接受各式各樣的西方稿樣，這些訂製瓷不論在器形、紋飾和色彩上都與中國內銷陶瓷截然不同。受到洛可可藝術的影響，1740至1750年代歐洲開始流行自然寫實與不規則、不對稱的造形，法國與德國地區的窯場相繼推出人物與動物造形的釉陶器（fäience），很快地這種風格也出現在中國陶瓷訂單上。例如此件〈粉彩豬首湯碗與托盤〉（圖3）就被認為是以歐洲陶瓷為藍本的模仿之作。湯碗以野豬首為造形，嘴角至耳朵以上為碗蓋，下為碗身；托盤中央則描繪豬首正面形象，由正上方俯瞰湯碗與盤恰巧相互呼應。湯碗造形生動，但是毫毛生長方向不一致；湯盤的豬首圖像過於對稱而顯得不自然，這些描繪技術透露了中國陶工尚不能掌握西洋繪畫的原理，雖能寫其形卻無法得其意。
有時因中國陶工無法完全表現歐洲客戶的美感要求，又或是在訂製過程中溝通不良，造成整批訂製瓷出現瑕疵，有些歐洲人便在中國購買白瓷或半成品，帶回歐洲另行繪製或鑲上金屬邊。中國瓷器不僅作為餐具等實用器皿外銷歐洲，同時也作為歐洲藝術品的材料。此次展出的18世紀歐洲加工香薰（圖4），是一件相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它由不同媒材組合而成，包括紅珊瑚、日本漆碗、中國瓷馬以及歐洲銅雕。此香薰上半部兩個漆碗口沿相對，中間鑲上鏤空銅片，可打開放置乾燥香料，頂部則鑲上紅珊瑚作蓋把。一般這類18世紀法國製作的香薰，通常是以銅雕結合瓷製動物和瓷壺或瓷碗，但此作品卻採用中國瓷器、日本漆器和可能來自義大利的紅珊瑚，不禁讓人聯想到歐洲奇品收藏室（Cabinet of Art and Curiosity）的傳統，既顯示訂製者對自然史與東方世界的好奇，也暗示著能擁有珍稀物品的權勢與財富。
廣彩外銷瓷──伊斯蘭文化與中國藝術的交融
另一個不可忽略的是西亞外銷瓷市場，它對中國陶瓷的發展影響甚遠。當我們談到青花瓷的起源，便不得不注意所謂的「唐代青花」與中東藍釉陶器的關係。1998年在印尼海域打撈的9世紀沉船「黑石號」，證實「唐青花」陶瓷已外銷西亞地區。目前最龐大且完整的中國外銷瓷收藏，莫過於位在伊斯坦堡的托普卡比皇宮博物館（Topkapi Palace Museum，俗稱砲門宮博物館），其所收藏的元代青花瓷是研究早期景德鎮青花瓷的重要參考。
隨著中國陶瓷的演變發展，西亞的蘇丹和貴族們不僅鍾情於青花瓷，也搭上粉彩風潮，至廣州訂製廣彩瓷器。所謂「廣彩」就廣義來說，是指景德鎮燒製的白瓷運至廣州，依外國顧客的需求彩繪各類紋飾；狹義的廣彩則是指19世紀流行的「廣州織金彩瓷」，因其大量使用金彩及紅、綠、藍、黑等作為錦地，如同織金錦緞而得名。18世紀晚期，由於歐洲陶瓷業日益蓬勃且成本降低，原本描繪精緻且風格多樣化的中國訂製瓷因此訂單大減，廣州加彩的風格也逐漸形式化，到了19世紀已演變為描繪開光人物及花鳥的滿版構圖。此時的廣彩瓷器通常在器皿中央會留一處空白開光，填上顧客要求的徽章紋或文字。清代後期這一類型的外銷瓷多半銷往西亞和美洲地區，歐洲也有少量進口。
伊朗的卡札爾王朝（Kajar Dynasty）擁有不少廣彩瓷器，如蘇丹納賽爾丁．沙（Naser al-Din Shah，1831～1896）之子馬蘇德．米爾扎．策爾．索爾坦（Massoud Mirza Zell-e Soltan，1850～1918）所訂製的〈金彩阿拉伯文人物碗三件〉（圖5），屬於整套訂製餐具的一部分。大碗外側開光中以波斯文寫著：「閣下吉祥的、最光榮的、至高的、尊貴的、顯赫的蘇丹馬蘇德．米爾扎．雅敏．阿勒道拉．策爾蘇丹委託製造。」這一系列廣彩外銷瓷，以較罕見的藍彩錦地為底色，雖然是形式化的構圖，然而描繪細膩，是晚清出口的廣彩中品質較精美者。即便到了1970～1980年代，中東地區仍是廣彩瓷器的重要銷售地，可見其風格在當地相當受歡迎。
以往外銷瓷散布在世界各地，中國亦少有傳世出土品，難以一窺全貌。如今隨著文物流入藝術市場，以及日益頻繁的文化交流，我們得以欣賞歷世歷代中國外銷瓷的多元風格與工藝演變。這股中國狂潮的迷人之處，不僅在於中國製瓷業的技術展現，更是跨文化的商業與藝術結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