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歷史博物館，座落於保存台灣植物標本的植物園區，古色古香、紅牆綠瓦的中國式建築隨著相比鄰的植物園荷花池四季景緻變換，展現不同的風情。館舍規模不大但卻十分可親，在參觀藝術展覽的同時還能眺望生機盎然的自然景觀，視野極佳，為戰後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後由國民政府於1955年所建立的第一個國立博物館，當時稱為國立歷史文物美術博物館，負責執行「宣揚中華文化」的政策。
價值判定，各館不同
在毫無館藏的情況下，首任館長包遵彭與當時幾位文化界人士，應變權宜，藉由複製品、標本、模型展示中華文化歷史。之後經由教育部、外交部撥交的河南博物館文物（河南新鄭鄭塚、安陽殷墟及輝縣出土的文物）與日本歸還古物、海關沒收轉交文物、民間捐贈與博物館自身購藏，收藏內容涵蓋範圍由中華文物擴展至閩台文物、原住民文物及國際文物等。文物品類從史前彩陶、商周甲骨銅器、唐三彩、長沙窯、明清刺繡、漆器、玉器、石灣陶到民初家具與戲偶，及當代書畫等，如今數量累積約為五萬餘件，其中三萬件為古代錢幣。以下由擔任古物分級審查委員的國立歷史博物館研究員兼典藏組組長楊式昭，以及負責史博館古物分級業務的典藏組研究人員郭祐麟接受本刊專訪，暢談參與台灣古物分級的經驗與觀察，以及史博館古物分級工作的進行情況及相關思考。
參與文建會（今文化部前身）四年古物審議委員會並參與2009～2011年中研院和故宮青銅器實物勘查、資歷深厚的楊式昭，言簡意賅地概述台灣古物分級的施行情況：「台灣古物分級的時間開始得很晚，當初並不重視，2005年之前歸教育部管轄，之後則交由文建會負責，《文資法》條例明訂是由中央政府進行古物分級，而在文建會2006年修正發布《文化資產保存法施行細則》並籌設文資局後，開始進行公有古物的分級，現況是公立博物館所保存的古物最多。做法是先行文給各個單位，由該單位先行篩選，然後報到文建會，由文建會請專業委員會進行先期審查，由古物審議委員會做最後裁決，再加以公告，如此等於給文物按了身分證，從此要小心維護保存，萬一毀損是有罰則的。」
「在實物勘查與最後評議審查的過程中，每位委員可以說標準相當嚴苛，而每個博物館對自己館藏重視的價值是不同的，像是中研院以考古價值為重，故宮藏品大部分皆為傳世品，史博館則兩者皆有，所以眼光、標準都不同，有時也會有意外的結果，但大致上是符合期望的；而由於台灣有不同的民族，文化十分多元，所以很難有一定的標準去評量」，她繼續說道。
出境規範，思考宜再細膩
楊式昭指出，古物分級的審查委員皆會充分地了解文物後做出嚴謹的判斷，而每個博物館也都很珍視自己的收藏，她以史博館館藏為例說明：「〈魯王壙誌〉是很有意思的例子，民國48年8月22日，國軍在金門舊金城城東炸山採石之際，發現古墓一座，發掘之後，發現一塊近於方形的長方石碑，從碑上刻寫的文字，確定為南明監國魯王朱以海壙誌。當時一起出土的還有永曆通寶、方磚、瓷碗等。金門政務委員會為不使古物流失，當即移交本館永久典藏。從這篇壙誌可以考訂舊史記載上的錯誤。根據《明史》記載，監國魯王是清人入關、明崇禎帝自縊後，張國維等人擁立於紹興的明朝帝室子孫，於抗清失敗後，輾轉『遁入海上，久之，居金門，鄭成功禮待頗恭，既而懈。以海心不能平，將往南澳，成功使人沉之海中。』但是壙誌則記載曰：『……魯王素有哮疾，壬寅十一月十三日中痰而薨。』所以證明清人記載是錯誤的。魯王壙誌因此從重要古物升格為國寶。」
「在審議判定文物級別時，有的需要說明其價值，如日據時代與番社相關的文物；有的則因具備正式而絕對的理由而不用多做說明，如史博館藏河南新鄭鄭塚出土的春秋時期青銅鼎是第一個有蓋鼎，以及春秋時期青銅尊是第一個出現的老虎造型的尊器，還有春秋時期獸形器座是孤品，便因其重要性和稀少性，而立刻可判定為國寶」，楊式昭接著補充。
在收藏品被列為國寶和重要古物之後，原則上不可出境，如遇到需要出國展出時須報請行政院核准，且展出國需出具「免司法扣押」證明，楊式昭認為這樣的標準應該有更複雜而完善的思考，並視情況而有彈性空間：「史博館館藏重要古物林玉山〈黃牛〉膠彩作品和國寶〈魯王壙誌〉原本要參加2013年10月於韓國釜山舉辦的台灣展，便因韓國沒有免司法扣押的立法而無法參與，這兩件文物，一件是台灣藝術家的創作，一件是在台灣出土，根本不用擔心會被韓國所扣押，應給予放行為宜。」
最早參與計畫制定
關於史博館古物分級執行情況，1993～1997年參與古物分級指定實施要點研擬的郭祐麟詳細說明道：「國立歷史博物館早在古物分級工作由教育部負責時期，即擔任相關計畫之部分幕僚作業，依照博物館各自的收藏特色和《文資法》的標準自行分類，提報之前內部先自行分級，史博館於1997年做過篩選；到2007年時，召開館內暫行分級審查會議共六次，書畫、陶瓷、玉器、工藝品等各項專家自館藏中評選，於會議中逐一討論各件文物的特殊性及與鄰近地區如中國大陸、日本、韓國甚至歐美地區文物之對等關係，求其本乎台灣地域性，終需具有世界宏觀的原則，將覺得重要的列冊。當時經選定建議列入重要古物者有152件，建議列入國寶者有32件，歷經2010年13次和2011年一次共14場次的專案小組實物勘查後，由文建會兩次公告產生國寶五件、重要古物42件。」
進行古物分級工作所遇到的困難，郭祐麟指出史博館專業人力資源十分有限，故而無法將古物分級工作盡善盡美地完成。原本編制即不大的史博館，古物分級工作最多只能調派一人專責負擔，因此在原有的館務工作之外，很難撥出更多的時間和資源進行古物分級前置作業的調查研究工作，導致部分館內初步分級結果無法獲得專家學者的認可，產生遺珠之憾。
專業人員匱乏，分級工作難以完善
郭祐麟舉出代表例子說明：「像是〈熹平石經〉，史博館專家認為應該列為國寶，但當時審查委員沒有碰觸過這樣的東西，認為真偽有問題就不用審了，〈熹平石經〉是東漢蔡邕等人歷時九年將官定本的《易經》、《論語》、《尚書》、《春秋》、《公羊》、《魯詩》、《儀禮》七經刻在46片石板上，立在洛陽城南太學門外，供來自四方的儒生觀視及摹寫。1922年在洛陽太學遺址出土殘石百餘塊，史博館所藏這兩塊《公羊傳》經文殘石，為目前已知存世石經殘石中最大塊者，民國初年為古董商所經手，史博館是從市場上買到的，流傳經歷受到質疑，為當時審查的專家學者認為是後仿的，史博館無法提出充分的證據反駁，所以只有暫時接受這樣的結果。」
「博物館文物專業人員逐年減少當中，且並沒有再持續增加填補空缺，所以無法在短時間內去進行如此耗時的調查研究工作，且一旦提出這樣的需求，資源得自己找，要定到國寶、重要古物這樣級數的文物，參照比對的資料需要長時間的累積，才能有準確的證據可以提出，這樣的過程會占據你很多的時間，而原本的工作已十分繁重，還是得持續進行。」
對於國家古物審議委員會判定的館藏古物分級結果，郭祐麟表示可以接受，理由是：「《文資法》中原本即寫明分級結果是可以變動的，歷經一段時間可再重新檢視，再作調整。等到時機恰當，不論是更多出土發現或是天災人禍等種種因素導致相關文物地位排比的改變，在更多客觀條件和文史脈絡支持之後，可以再對現行的分級結果進行翻案。」
視野深廣與否，是最大挑戰
言及古物分級工作的挑戰，郭祐麟認為：「最大的挑戰在於這些篩選需要一、二十年的文物研究經驗，你對文物本身要很熟悉，要有深入的了解，你才會知道該類文物的存世量、或者與之相關的幾個重要的代表階段和作品，清楚知道該文物的定位之後，才能去進行古物分級的工作。就史博館來說，這樣的人員歷經退休離職正逐年減少，目前只剩下十分之一而已。」
「從各個專家所寫出的文物定級理由有時令自己有新的收穫。持續地尋找並修改資料的過程中強迫自己學習，從而對博物館館藏十分熟悉，擴大對各個類別來龍去脈的認識，視野被打開，且都是第一手接觸、近距離的觀察，令自己對館藏各類文物有了全面而深刻的認識與體會，是非常寶貴的經驗，這樣特殊的際遇正是因為博物館本身不大才能獲得；如果是大型博物館，歷經專業分工，也只能獲得局部的經驗。一座寶山一定要進去多看、多動、多碰，否則它永遠只會是『寶山』兩個字而已，是不會為你所用的，一定要把它移植到你的心中，寶山才能為你所擁有。但目的也不是在擁有，而是在傳承它，藉由博物館這個平台讓更多人可以受益」，郭祐麟分享十年來參與古物分級工作的心得。
完成分級後的配套措施，郭祐麟指出：「完成分級後，收藏管理一定會受到約束，如果國際交流展要出借國寶和重要古物，一定要送到行政院審核，文物本身如果已經十分脆弱或者是獨一無二的物件多數是不給出國的，古物分級之後，基本上典藏、保存情況並沒有改變，研究如館藏導讀、《歷史文物月刊》等出版品中都會有專文介紹，在常態性的館藏展覽中也會盡量展出，展覽會特別標示出國寶和重要古物的身分並有較完整的介紹，宣傳推廣上也會強調。」
他並進而提出建言：「受限於200字內的公告字數，古物分級理由多數內容顯得雷同，無法充分說明該文物獨特的珍貴之處和重要性，這幾年文資局有發行介紹這些國寶和重要古物的出版品，不過還是太簡單了，未來也許可以針對這些國寶和重要古物更多的加值運用，做更多的推廣，像是融入中小學生的課程之中。」
朝專業博物館發展，館藏宜合理瘦身
完成古物分級工作，郭祐麟重新審視史博館館藏之後認為，史博館館藏或許可以考慮經過正常的行政手續精簡，將不合時宜或質量已經不好的收藏淘汰，郭祐麟提出建言：「史博館是國民政府遷台後的第一座博物館，資源十分有限，一切從零開始，收藏來自教育部、民間團體、當代書畫家，以及博物館自身的購藏，每個時期有不同的累積，雖然博物館有五萬多件的收藏，但在我的心中可以少掉三分之二，民國八十年以前只要捐贈，博物館就收藏，並不經過審查，海報、印刷品、複製品都有，也有贗品，當時收藏量不夠所以求量，但是東西不對卻要花這麼多的人力物力以國家規格去保存和維持，實是一種資源的浪費，應該要做一次瘦身，這是合理的調整。保存的空間很有限，一個蘿蔔一個坑，應該存放更具文化價值的東西，而非只是一個物件而已，這是一個博物館走向專業該有的考量。」
他更進一步提出小館資源整合運用以充分發揮功效的理想：「如果要成為國家博物館，收藏應該要精、謹、美，這樣才有意義，五萬多件館藏中，經常展出者只有三千件左右，有能力有魄力的話，在文化部的資源整合下，去簡省重複性的資源投入，例如大台北地區的五個博物館都收藏同樣的東西，資源要一次發給五個博物館，還不如讓資源重整，藝術類、文物類、歷史類、考古類的各自歸位形成各具特色的專業博物館，可以另外設立一個國家博物館，讓各具特色的博物館的收藏能集中展出，這個國家博物館不用投資典藏、設備、研究，只要有很好的展覽空間，有經過良好訓練的人員即可，像史博館這樣小型的博物館其資源是很有限的，很難對所有的東西都做很好的保存，博物館本身的收藏質量是很難跟故宮或中國大陸很多博物館相比的。」
「典藏專注在某個屬性，經由跨館際的策展，藏品相互支援，像史博館收藏的當代藝術作品一定不如北美館或國美館，這些收藏20年、30年展不到一次，但是在別的當代館可能兩三年就會展出一次。不同屬性的典藏品其保存條件和環境是不一樣的，台灣並不大，不需要很多館做同樣的事情，資源可以因此更集中，而且不會互搶，像是如果每個館都要購藏某類物件，很容易讓商人有炒作的空間，什麼都要就什麼都不是」，他繼續說道。
古物分級工作的執行儘管增添文博工作者於日常業務之外的沉重負擔，但卻也是檢視制度法規以及博物館體質、定位和發展方向的良好契機，值得有關單位和在位者重視並進而加以改善。
圖片提供｜鄭又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