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承堯在何懷碩台北四維路家中畫畫。後二人為何懷碩及陳美娥。
楔子
今天（2015/4/18）《中國時報》A16版吳垠慧有畫家余承堯史博館畫展的報導。刊出一幅大圖片，二篇短稿，簡介余承堯的一生和他的畫，言簡意賅。不過當年的事與她所聽到的不盡相符，相關人士所說也有不實處。與簡秀枝女士閒談中，她要我把事實寫出來，有感於她的熱誠，我答應把手頭的工作挪開，將未來《澀盦回憶錄》裡面的一段故事提前下筆。我曾說過：過去一百年，最優秀的「台灣畫家」有兩位：余承堯與洪瑞麟。秀枝女士馬上說，是不是還有蕭如松，我說，也可以，蕭如松的水彩在過去百年台灣確無出其右。其實，過去百年台灣著名畫家當然不只二三人，水彩畫家還有李澤藩。不過，許多享盛譽的「台灣畫家」，只是籍貫上的，沒有本土的精神內涵與獨特的表現風格。
這兩位台灣畫家與我確有特別的緣分。如同北京的李可染先生與我有特別的緣分一樣。他們三位在世時都曾請主事者特別要我為他們寫一篇畫評。回想這一切，我寫此文時特別感到有特殊的榮幸；而我差不多久已忘卻這分特別的榮幸了。這三位大師（「大師」兩字，現在很廉價；這三位才真正名符其實。）先後於20世紀末謝世。不過，知道這三位與我有特殊緣分者都還健在，不能說謊。我所寫那三篇評論文章都可見於兩岸不只一種出版品中，不必贅述。本文主要是記述這兩位20世紀台灣大畫家與我所親見親歷的故事，或有裨於未來的「台灣文獻」，也必有讀者有興趣知道其中一些祕辛。
余承堯與我
余承堯先生何時、如何以畫家的身分為藝壇及社會所知？根據現有的資料以及我親身所經歷，我稍作一番整理，情形應是這樣：第一位發現余承堯的人是紐約大名鼎鼎的C.C. Wang王季遷（己千）先生。因為他是修養有素的書畫家，更是大收藏家。開放前數十年中，大陸不能去所以常到港台訪友看古董書畫。王先生藏有中國古琴，也喜歡玩彈，遂結識了台灣古琴名家梁在平先生。梁先生的國樂團常到海外宣慰僑胞，也必為己千先生所常請教。他們兩人的交誼我不清楚，但王先生親口告訴我，有一次在梁在平家，見牆上掛著一幅山水畫，問是誰所畫？答曰：福建同鄉退伍中將余承堯。王覺得余畫很有意思，遂由梁引薦認識余老，並向余老買了幾幅水墨大山水，帶到美國去宣揚台灣這一位了不起的素人畫家，所作完全在傳統之外，奇特清新，不可思議。余老在美國的畫名比在台灣早為關心中國現代水墨畫者所知，乃起因於王己千先生的慧眼。（雄獅圖書出版的《余承堯》，執筆者林銓居，該書90頁說是李鑄晉由梁在平家中牆上的山水畫，而認識余承堯，與我親耳聽王先生所言，故事相同，卻換了主角，顯然是林銓居弄錯傳聞，張冠李戴。因為林較年輕，與王、李、梁可能不熟，甚至未曾見過。因梁在平與余老是同鄉老友，才有機會讓余老的畫為外來客所發現。梁在平是古琴家，在他家王己千發現余畫，是因為梁王二人都玩古琴，順理成章。余老完全是隱者，也沒有電話，所以欲見余老必經由梁才能找到。李鑄晉經王己千而梁在平而認識余老，頗為曲折。傳聞中把王與李二人換位，變成李在梁家發現余畫，把王己千省略了。王與梁是多年琴友，我曾一起見過，這一段故事，王不可能搶當主角。）
20世紀美國中國美術史教授知名者有方聞、何惠鑑、李鑄晉、吳納蓀（師大美術系王詠香老師之弟）等人。還有一位早年在台北多年的中國繪畫學者羅覃（Thomas Lawton，我大學時代曾見過他）。因為其中羅、李與台灣有特殊淵源，也較關心台灣。1963年，李趁到台北故宮作研究之便，也通過王、梁而認識余承堯。那時候台北受美國前衛藝術的影響，某些「先進分子」開始搞反傳統的新派水墨。我認為羅、李兩位美術史學者，意識到他們出面來提導這個新潮流，鼓勵並贊助一批新秀，把中國新一代與美國潮流結合起來，對美國藝術的世界化有功，對古老的中國藝術的現代化也有功。他們便不只是寫史，也有心協助創造歷史，這是一個美術史學者額外的歷史勳業與地位。那時候，台北有兩個走西化道路的前衛畫會，就是「五月」與「東方」。兩畫會已於李鑄晉1963年來台北故宮研究之前數年（即1957年前後）成立並展開活動。其中有學院背景的五月畫會與李鑄晉可謂一拍即合。回美國時便與羅覃計畫推出「中國山水畫的新傳統」，由王己千、陳其寬（陳為建築師，喜歡畫諧趣水墨小品，沒有傳統根基。其風格一半是水彩，一半是卡通。因為此時在「前衛」潮流中，沒有傳統根基甚且已成「創新」的不二法門，陳也就堂而皇之廁身水墨畫家之列。他與王己千皆美籍華人。）以及五月畫會最活耀的劉國松、莊喆、馮鍾睿，再加上新發現的余承堯共六人聯合展出（見林銓居書90頁）。從1966年開始，由紐約「美國藝術聯盟」負責辦理，在美國作了兩年的巡迴展。到了1968年，李又籌劃了一個名為「中國繪畫的新方向」的展覽，包括畫家八人，由當時李所執教的堪薩斯大學美術館負責辦理。展覽從1970年起，又巡迴了兩年（畫家有：陳庭詩、馮鍾睿、何懷碩、徐術修、洪嫻、劉國松、歐陽如水（旅日）、吳昊、余承堯。（以上完全錄自李鑄晉〈遲開的花朵—余承堯，代序〉，漢雅軒1988年出版《余承堯90回顧展 千巖競秀》第7頁）。1972年，李又應美國其他美術館的要求，作第二次「新方向」聯展，裡面除余承堯之外，增加了香港畫家五人，共11人。李鑄晉成為提導中國繪畫新傳統祖師爺的壯志，更加清楚，聲勢也更為浩大了。
這時候有一個插曲，是關於我與李的故事。
1969年是我師大畢業四年後第一次個人畫展。地點是當時葉公超先生為我安排的中美文化經濟協會，地址在台北車站今日新光大廈同一邊的一間日據時代老式日本瓦房（當時全是平房）。地點是人來人往的「火車頭」。那時候，台北除了中山堂之外，幾乎沒有甚麼正式展場。那個協會理事長是梁寒操，與公超先生同鄉。那時候五月畫會剛創立三年左右，正與李鑄晉彼此如魚得水之時。劉國松學長陪同李教授來看我的畫展，是第一次見李。他一番稱讚之餘，甚欣賞我一幅水墨掛軸，題目叫〈凍河〉。劉學長建議我把那幅畫送李，我當面答應了。因為認識了李教授，1970年他在美國舉辦的「中國繪畫新方向展」便邀我加入。此後，他與夫人前後請我吃飯有二三次。有時他回堪薩斯再來台北，又找我見面。他與夫人都是廣東人，我們便用廣東話交談，更顯親切。李吩咐我把我所畫的畫給他一份全部照片（當時只有黑白，還未有彩色），同時要我發表的文章全部影印一份給他。那時候我第一次畫展，既沒有畫冊，拙文也沒有出版過，我遵囑給他一份。那時第一個得到洛克菲勒獎助赴美展覽的已有劉國松。關於此事，又有一個插曲。劉的好友莊喆忽然沒有在李鑄晉策劃的「新方向」聯展中，這事出有因。
五月畫會成員最初劉與莊喆兩人原是「革命伙伴」，聽說本來先邀請赴美的是莊喆，因故通知不達，由劉先得。也有一說兩友有所爭執，以至從此影響友誼，分道揚鑣。這是當時畫壇盡人皆知而不知詳細情形的一件事。
李教授與夫人一次請我吃飯時，當面告訴我未來我可能就是洛氏基金會獎助赴美訪問、展覽的人。因為還未最後拍板，不要對人言。後來很奇怪。李教授來台北，與我見面時不再提起以前所說的事，我也以為不必急躁，從未詢問。居然好幾年過去全無消息。1974年我應邀到美國許多文化中心與大學博物館去畫展，1978年才回台北。多年沒機會與李教授碰面，也沒收到他回我的信。我想一定事出有因，不必再提。好在我從未告訴過畫壇中人，免得招人笑話。後來，有人告訴我：別忘了你曾經批評五月畫會，又反對美國推行的「抽象主義繪畫」，我才恍然大悟。一個有獨立見解的人，常常直言不諱，月旦天下事，難免傷人利益，常「顧人怨」（閩南語）。我也曾指出雄獅出版大陸名勝石碑上的文字釋文許多錯誤，使人聞過則怒，也自此結怨。做人實難，做評論家更難。不是鄉愿，便是懦夫，不然便為眾矢之的，或為「烈士」。但種瓜得瓜，志既在此也不須有怨。
很多年過去，李教授與夫人來台北，我們都會見面。我從不再提往事。我心頭那個疑問也不想知道答案了。
上面所述，我把我所經歷，仔細對照參看李鑄晉、林銓居和我1988年在漢雅軒《千巖競秀》我所寫的〈獨立於傳統與時潮之外〉一文。脈絡已明確呈現，余老何時、如何被發現的故事已相當清楚。
我從王己千口中知台灣有此奇才，也在「中國山水畫的新傳統」聯展目錄上看到余老的畫，當然很想認識他。等到1983年王己千先生來台在史博館個展，我與王先生、陳其寬、徐小虎等數人才由梁在平先生處取得地址找到余老。我記得余老在門口小爐子上煮菜。居室光線不充足，很老舊，一張桌子上滿是紙筆用具，顯得零亂。櫃上、床下似乎有許多大大小小一捆一捆的水墨畫，也有水墨著色的，都顯得破舊，有些有汙漬、灰塵。一個孤老兒，過著刻苦而散淡至極的生活，看了使人難受。我們暗中商量每人買幾張余老的畫，以示敬意。余老很客氣，說要送，後來大家商量個價錢，各拿三、五張，總共大約幾萬元。世事難料，我們原是要對老人家一點幫助，沒想到不數年間，余老的畫走上市場，價格飛升，反而是我們受了余老的恩惠，這是後話。
我第一次見了余老，不但沒有「摒於門外」當他成「棄卒」，而且極想盡力幫他辦個展以饗世人。我特別去史博館見當時館長何浩天。他見我大力推薦，說：何教授說好一定是好的，並答應安排。過一段時間，風聞何館長因一件什麼事而退休，換了別人做館長，此事便從長計議，一擱兩三年。有一天，遇到石守謙與李賢文，那時雄獅已有畫廊，我跟李說我介紹一個特優老畫家余承堯給你幫他辦畫展，二人均不知余老。李說畫得真好嗎？我說：保證難得的好。本來我要在史博館為他辦展，因為拖太久了，不如介紹給你辦。如此才有雄獅畫廊1986年10月舉辦余承堯畫展。並不是「李賢文聽聞石守謙等師長提及余承堯此人，便登門拜訪。」而石守謙先生說「在那之前，余承堯在台灣是被畫壇摒於門外的棄卒；在那之後，他卻是各大美術館、畫廊畫展不可或缺的明星。」吳垠慧說「打開余承堯在台知名度的推手之一就是《雄獅美術》雜誌創辦人暨雄獅畫廊負責人李賢文。」（見4月18日中時文化新聞）這些說法很多地方不是事實。第一，余老不露鋒芒，不與社會往來，幾乎沒有人知道他。他畫畫只是個人愛好與排遣歲月的寄託，毫無名利之想。畫壇無人知道有此人，當然談不上被畫壇摒於門外，更不能說是「棄卒」。「在那之後」余老變成明星，則是事實。第二，「打開余老知名度」第一功應記在王己千先生頭上，然後是李鑄晉教授，第三是我為余老個展奔走。我推薦給李賢文時余老已名聲在外國，只是台灣不知而已。李賢文連我推薦余老的事實都要掩蓋。李賢文不算推手；李只是受益者。
雄獅1986年辦余老個展尚未開幕之時，香港拍賣公司目錄剛巧到台北，余承堯的畫第一次上了拍賣市場，估價不低。在此緊要關頭，雄獅畫廊馬上改變常規：開幕而不標價，等待香港拍賣結果作參考再定價。畫廊界都知雄獅畫廊不止一次買下余老一大批作品，是因而獲厚利者。所以第二年雄獅又推出余老第二次個展。最近史博館展出也有雄獅的收藏在其中。
我自1983年拜識余老，到他於1993年仙逝，前後約十年。為發揚余老的人與藝，演講之外，寫過多次長短文章發表於報刊。承余老對我的厚愛，並把我視為後輩知音。他的義女陳美娥很清楚我與余老的緣分，他晚年除了二次回福建故鄉，在台北的時間，找他的人多，他總是主動要請我吃飯。那時我住在敦化南路隔壁四維路，巷口有一家驥園（先前叫季園），我請他吃過之後，他喜歡驥園，離我家又近，他三不五時要請我吃驥園。有時吃完因為走沒幾步就可到我家，余老有時會來飲茶、寫字。有時候我去基隆路他家看望他。
有一次，美娥兄妹與余老都在，大家幫忙余老整理他尚存的作品。〈長江萬里圖〉當然是他最重要的作品，其他都是些零碎的小幅（他另三件大作是四屏與八屏大山水已為收藏家收藏了）。他說，〈長江萬里圖〉要交給我，由我去處理。我嚇一跳，千萬不能答應。我說這是一件最珍貴的余老傳世之作，我們大家應尋找一位適宜的藏家，以適當的高價讓他收藏，並附帶條件：精印一本《長江萬里圖》畫冊，請許多名家寫序跋評論；開一個展覽會。我又說，我沒資格接受這麼貴重的東西；而且，若接受了，世人會說我為余老所做微薄的一切，就圖謀得到好處。余老覺得我說得有理，不再說話。後來翻到一件余老畫〈長江萬里圖〉試筆的一小段。約全圖十分之一，120公分。余老說：那麼這一小段送你做紀念吧。如今這一小段在我家，我曾想把它補畫成一幅余何合作畫，後來想還是原樣留著好，改天在上面寫一個跋就是了。
過了些時，有一天遇到美娥兄妹，他哥哥說：「何教授，余老的〈長江萬里圖〉我收藏了。」我一愣，余老九十出頭了，他的珍寶還能自己擁有嗎？我才悟到余老托付我的心願與原因。但我決不能接受，這是我的原則。今天我想通了，余老的畫，不論存在哪裡，在何人手上，總在這個地球上；他的風格與成就，永遠在歷史上，在後人心裡，這幅巨製也不止一次有了印刷品，為天下所共賞。想想看：如果博物館中〈最後的晚餐〉被竊，有損達文西的成就嗎？
1993年余承堯先生95歲在廈門逝世，我應邀在《典藏》6月號寫〈悼念余老〉，在《中國時報》寫〈被漠視的天才—敬悼余承堯先生〉。雄獅也來邀稿，我也把稿子給他，在當年7月號。22年後寫這些故事，感慨萬方。
洪瑞麟與我
1979年上半年，當時尚未停辦的《雄獅美術》主人李賢文先生來找我，他說他們要為洪瑞麟先生辦畫展，出畫冊。洪先生要求能不能請何先生寫一篇評論文章。我突然錯愕。我知道洪瑞麟的大名，因為曾從什麼舊報刊上看過他畫礦工的畫，極佳。但我腦海中以為他是日據時期的台灣畫家，早已作古。李賢文說他還在台北，我很驚喜，立刻答應。
我那時候30多歲，畫水墨畫，寫藝術論評文章，可說正值「年富力強」的階段。我敬重的名家點名為他寫評論，可以想見，我內心如何興奮。我們原不相識，在藝術上共鳴，這不是人生的特殊緣分麼？我之所以馬上欣然應命，因為我僅從少數幾張洪老的礦工圖便對他的圖畫藝術水準的判斷有了自信。很快，李賢文帶我去見洪老，彼此便有一見如故之感。我問洪老為什麼選我來寫，他說：你的文章我看多了，我很佩服你的見解，常常剪貼你發表的文章給我日本的老同學。我當然極感榮幸。洪老對我的信任，他給我觀看他的畫，還有他很多素描、速寫，並且要我幫他挑選出最好的展出及出版。我一下子看這麼多洪畫，讚嘆不已。他還讓我自選幾幅作禮物送給我。我只要了五小幅，感謝不已。到今天，我除了轉贈友人二幅，尚存三幅（見圖）。
大概四天的功夫，我為洪先生寫了七千五百字一篇評論，題目為〈地底的靈魂——論洪瑞麟先生的畫〉。稿子於1979年6月上旬交給李賢文。7月刊登在《中國時報》和《雄獅美術》。7月雄獅出版社馬上出版與我文題相近的一本《地底之光——洪瑞麟礦工速寫集》，卻沒用我〈地底的靈魂〉一文，而由別人寫序，我可以感到其中必有蹊蹺——《雄獅美術》編輯部有人對我不爽也。
春之藝廊洪瑞麟畫展開幕致詞，我被邀，但排在最末上台，我更不樂，但我轉念一笑置之：雄獅再見。後來，雄獅又開畫廊。他們沒有人懂得如此一來，雄獅雜誌自然便淪為變成畫廊宣傳手冊。這正是所謂球員兼裁判，大失公信力也。閩南語叫「自己殺（台刀），賺腹內」，我曾表示有違「行規」，但聞者不悅，這也是我不再寫稿的原因。後來雄獅雜誌與畫廊都「雙關」，良有以也。
許多人不知道雄獅創辦的往事。雄獅原以鉛筆廠起家，而進到中小學美術用品的經營。1971年年初，雄獅鉛筆董事長李阿目先生設家宴（好像在北投）邀請美術界人士吃飯，宣告此事，敬請支持。我記得有席德進，何政廣和我，其他人忘了。當時何政廣就是董事長聘請的主編。開始時《雄獅美術》薄薄一本小冊子，類似現在善士印贈的《道德》月刊。現在查Google「雄獅美術」首頁稱「李阿目以已經營回饋社會的公益理念，支持次子李賢文創辦《雄獅美術》月刊，何政廣擔任主編。」這個首頁當然是後人所編撰，與我40多年前所親歷印象不同。當時此「創辦人」還是中學生，董事長沒介紹給大家，也不讓他上餐桌。當然李阿目才是真正的創辦人。更奇的是，後來雄獅若干週年出專輯慶祝，李賢文寫慶賀文一個字也沒有提及《雄獅美術》是在李阿目先生在世時創辦的，也令人驚奇。
後來不久，何政廣離開雄獅，自己創辦《藝術家》，直到現在。雄獅月刊開頭那一段故事，只有何政廣最清楚了。
洪瑞麟畢生第一次畫展，在春之藝廊大成功，洪老享有盛名之後，專家多了，爭辦展覽多了，收藏家多了，畫廊也樂了。我當時正忙於「國立藝術學院」創校的事，沒多聯繫。聽說他赴美定居並遊覽歐洲寫生。這一位樸素的真誠的畫家，在熱潮中勇退，大概不習慣在名利場中當別人的籌碼吧。
幾年後，他兒子曾寄洪老新畫冊給我。他1996年在美逝世。我在聯副發表〈為受苦者造像——悼念洪瑞麟先生〉。當年我寫洪瑞麟，沒有人提供我任何背景資料，僅憑我對他的畫的見識與接觸其人之後的悟性。我討厭餖飣瀨祭，虛文軟語的文章。我寫此文，理性的思路，連繫歷史；強烈的感性，對表現受苦者的景仰。文中我指出有三種畫的品流：畫家的畫；顧客的畫與人生的畫。洪瑞麟是後者。台灣沒有讓洪老的藝術思想與創作態度在美術教育中發光發熱，所以一般台灣畫家的作品常是西方世界櫥窗的山寨版，比日本與東南亞更沒有自己的特色。洪瑞麟不是顧客畫家（或投資收藏家喜愛的畫家），他是柯勒惠支、奧魯那種畫家。他的藝術在未來的「台灣文獻」中有最高的地位，為當代許多台灣人所不自知。
圖片提供｜何懷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