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鄰近中央政府各機關與台大、師大兩所重要學府的地緣關係，台北城南成為官舍與宿舍集中的區域，於是1949年隨國民政府遷台而後任職於政府和教育文化界的大批文化菁英多落腳此處。文人、藝術家在此聚集，除了詩社，報社、文學出版社隨之陸續出現，也逐漸促成了和平東路一段至羅斯福路一帶筆墨莊、裱畫店、美術社、水墨西畫藝廊林立，人文薈萃，藝文風氣之盛可見一斑。然而隨著老一輩文化人的凋零、電腦化的時代來臨，上述行業跟著沒落，盛況不如當年，本刊特別專訪經營筆墨文化事業長達33年、並在1983年進駐和平東路的蕙風堂老闆洪能仕，從其事業發展歷程暢談台灣書法環境在不同面向的變遷。
戒嚴期間，書法學習資源匱乏
洪能仕是台南善化人，中學就讀台南一中，大學考上台大商學系國貿組，榮登高考國際貿易人員組唯一優等，1991年進入陽明海運企劃處。從小熱衷書法的他在大學書法恩師周鳳五號召下，於1992年投身筆墨莊的行列，由周鳳五取王羲之〈蘭亭集序〉中「惠風和暢」詞句命名「惠風堂文化事業有限公司」，從本來不會做生意的文人，歷經股東改組、年年搬遷店面的顛沛流離時光，終於在將「惠」字加上草字頭，改成「蕙風堂筆墨有限公司」之後情況好轉；如今經營有成，成為台灣最大筆墨公司的老闆，其完整的經營面向堪稱亞洲之最。他回憶1970年代的台灣書法學習風氣並不興盛，毛筆品質不佳，能夠看得到的字帖很少有好的，「當時台灣流行顏真卿、柳公權，也很流行周鈞亭寫的諸葛亮〈出師表〉，他是當時考試院院長賈景德的代筆。以前台北市信義路上的國際學舍還在，經常辦書展，書展中湘江出版社專門賣字帖，其中就數周鈞亭的這個帖子賣得最好。」
「由於處於戒嚴時期，禁止從中國大陸進口字帖，多見到由台灣出版社翻印中國大陸舊的版本，所以品質不佳，這些出版社許多現在都已經不存在了，台南當時有家大眾書局盜印二玄社的《書蹟名品叢刊》，售價不便宜，銷路並不好，因為當時大家所得低」，他笑著回憶道：「日本二玄社的書最早是由衡陽路的大陸書店所引進，我以前讀大學時，都是學期末要回南部前看口袋剩下多少錢，就全拿去大陸書店買幾本字帖，去集大莊買中國大陸製作的狼毫，由於價格非常高，所以每學期都把口袋剩下的錢全部貢獻出去，然後假期回到南部時一切開銷就全靠家裡。」
身在南部的洪能仕很羨慕北部的書法學習環境，1970年代後半北上就讀台大如魚得水，不僅參加了美術社書法組師承薛平南、施春茂、許永進，更在大四時遇見在中文系任教的周鳳五，學校之外，也積極在校外尋找學習機會，他提起一段有趣的往事：「我大一時去歷史博物館報名書法班，開班是掛名陳子和，當時只知道陳子和是大師，其餘一無所知；結果去上課時發現是個30幾歲的年輕人，上課時就是一直臨帖給大家看，也叫陳老師，但後來才搞清楚實際上授課的是陳瑞庚。」
洪能仕指出，台灣的毛筆一直要到他讀大學時的1970年代後半，才變得比較好；而到了1980年代，由位於重慶南路書店街、名氣很大的勝大莊進一步推動毛筆的進步，主要是拉拔了一位從台南來到台北、製作毛筆的師傅林枝南，其留在台南的兄弟林枝水也是製筆好手，所製毛筆供應多家筆墨莊，兩兄弟各有所長，皆是身處幕後的無名藝師。他繼續指出，1987年解嚴之後，但未全面開放返鄉探親、也還未解禁進口中國大陸字帖及文房用具之時，位於重慶南路書店街的小書齋，有辦法自中國大陸引進大規模的筆、墨、紙、硯、印材以及相關字帖書籍，匯聚中國大陸各地資源，儘管售價高昂但對市場吸引力很大，因此生意一枝獨秀。
代理二玄社套書，平民化價格有利書法普及
日本二玄社在二戰之後引領全世界書法界的腳步，其所發行的出版品銷售到世界各地。在1990年開始成為二玄社台灣區總代理的洪能仕，指出字帖叢刊及相關參考書的重要性：「書法是一種藝術，藝術是要有內涵的，寫字一樣是要有內涵的，要有內涵你必須要讀書，書的內容包括書法理論、書法史、書法技法等，早期台灣沒有什麼這一類的書，直到後來小書齋引進很多，蕙風堂則是要到1990年才引進二玄社的書。」
「日本的書學出版很發達，書編得很漂亮，你說宋徽宗和唐太宗有什麼關係，沒有什麼關係，但把他們編成《書蹟名品叢刊》，一套208本中，他們兩位各是其中一本，便連結起他們在書法方面的關聯，此叢刊可說是二戰之後影響世界學習中華書法最深遠的一套書。《書蹟名品叢刊》還沒有按照年代順序，二玄社後來有一套《中國法書選》60本，挑選最具代表性的作品組件，從甲骨文一直編到清末的吳昌碩，按照時間順序編排，這60本基本上就是中國書法第一線的作品集，等於是『圖版中國書法史』，只要記得趙之謙是59號，吳昌碩是60號，就知道他們的前後順序是怎麼樣，基本上就會有一個概念。」
在早期台灣好字帖難得一見，即使有引進二玄社字帖套書者，卻又是貴族般的高昂售價，因此洪能仕開始代理二玄社的書之後，決定將價格大幅降低，對於打開台灣書學視野及促進書法普及化方面甚有貢獻，他說：「價格平民化之後，鼓勵大家買套書才會有書法史觀，《書蹟名品叢刊》雖然比較大套，倒也賣了100多套，後來推出的《中國法書選》更是賣了3000多套。我會與二玄社和日本編書法字典專家次井清美打交道，是在書法家江育民的鼓勵之下，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出版的《故宮法書全集》30本也是次井清美編的。他編的書法字典以前經由東京堂出版，現在則是以個人名義把價格壓低，更加平民化。」
轉型做出版，進行市場區隔
除了1990年開始引進日本的書學刊物讓學書者眼界大開，並以低廉售價廣為普及，蕙風堂稍早於1987年進行轉型，向二玄社看齊，從單純的筆墨莊變身出版社，洪能仕說道：「通常比較有理想性的出版社，會用賺錢的項目去支持虧錢的理論書籍，蕙風堂民國76年底也開始從事出版，也是用入門字帖書的利潤去養理論的書，入門字帖像是《九成宮醴泉銘入門》、《雁塔聖教序入門》，從教你橫畫、直畫開始。」
「我們剛開始是從毛筆開始，一家筆墨莊或筆墨公司成立的門檻不會很高，只要找個毛筆師傅來配合就可以做了，資金和人員都不需要太多，同類型的公司之間很可能出現以削價方式來進行惡性競爭；但做出版是有門檻的，首先要懂得選材，知道要印什麼東西，肚子裡要有墨水，可以有市場的區隔，所以做出版對我們來說，是一個層次的提昇。」
「當初台灣要做出版是很困難的，故宮的授權金滿高的，所以台灣的出版社由故宮授權出版的書非常少，故宮那些寶是看得見但用不上，家裡也不是有很多藏書之類的背景，所以我們出版的資源是非常少的，唯一的一條路就只有進行碑拓的修復。例如唐朝刻的〈九成宮醴泉銘〉石碑，經過1300年風吹雨打會泐蝕，所以愈早的拓本愈好，唐拓最好，退而求其次，宋拓也很好。但我們手上都沒有這些，我不是書香世家或藏家能擁有很好的碑版，資源等於是接近零，所以便選擇〈九成宮醴泉銘〉的某個版本，然後請李郁周教授來修復，將不清楚的字修復清楚，等於是對古典的一種詮釋。」
「不過對碑拓進行字帖修復也有人不認同，一開始時，杜忠誥老師一直在罵我們不應該荼毒後學，施春茂老師臨的〈九成宮醴泉銘〉出版，我們也將杜老師罵我們的文章附在裡面，兩者銷售量是五十比一，修復版是五十，臨寫本是一，一切就是看市場上的需求，沒有關係。臨寫本沒有人買，修復版一直持續在出，這表示是書學同好的肯定。李郁周老師很嚴謹，往往會一改再改，所以我們就一直再版，隨時有人提意見，覺得有道理就改，出現哪個版本裡的哪個字比較好就會選用，算是在沒有資源下的一條出路。」
小學不教書法，書學及相關產業地基流失
除此之外，蕙風堂還是全台灣各級學校筆墨紙硯碑帖最大的供應商，可從中觀察台灣學校的書法教育情況，洪能仕指出：「修復版字帖之外，我們也出綠色的寫字簿，對眼睛比較好，叫描綠，和古代的描紅相對應。在陳水扁當總統之前銷路比較好，後來去中國化之後銷路變差，以前學期剛開始的時候，我們的寫字簿是來不及送的，學校都會打電話來催，完全是供不應求的狀態，後來就都沒有生意了。字帖、描紅、描綠之外，我們還請書法家詹吳法、連德森和蔡明讚合編了一套《國小書法》的教材，共八冊，因為書法不是國小正式的課程，所以沒有辦法審訂，這套書一直賣得不好，現在愈賣愈差；以前康軒也出過書法課本，見不好就收了，但是我們就一直堅持下去，賣不好是因為國小書法課取消了。」
「這個學期台北市和新北市的國小恢復書法課，是兩個禮拜一堂，在這種情況下也不會買一本教材去用，因為上不完；老師只會上其中的一課到兩課，因為他們還要有練習寫的時間。台北市教育局是用我們出版、李郁周修復的〈九成宮醴泉銘〉去採字重編成教材，由李郁周授權給他們，表示我們修復本教育界的接受度還是很高。其他各縣市的小學可能有書法課，但有些學校就是開不了課，原因有二，一是時間不夠，二是師資缺乏。以前各縣市是彰化小學推廣得最好，因為那時候有一位任職彰化縣政府新聞處處長的書法家林榮森在大力提倡，彰化的鹿港可能是全世界寫字人口密度最高的，這句話是前故宮書畫處長王耀庭說的，他自己就是鹿港人，鹿港書風可能是從明鄭以後就開始興盛，一直持續到現在。」
「以前黃大洲當台北市長時，在學校裡推動兩件事，一個是慢跑，一個是書法，所以那時候風氣是很好的。陳水扁比較弔詭，他雖去中國化，但自己喜歡書法，他在獄中經常寫書法，這報上有報導，所以我寄了幾本我們出版的趙孟頫字帖給他，他妹妹還打電話來道謝。前教育部長暨前故宮院長杜正勝、前中研院院長李遠哲、現任中研院院長翁啟惠也都喜歡寫書法，翁啟惠的太太是師大美術系畢業的。現在國小學生不寫書法的話，沒接觸就不會有感情，對台灣書法環境的發展來說是地基流失。在台灣小學還有書法課時，包括批發給同行的部分在內，蕙風堂是最大的供應商，市占率最高。」
「儘管遭遇小學書法教育市場需求消失的生意基礎流失，但因為產品多元化，且經常有新產品可以相互調度彌補，影響不至於太大，例如以前二玄社的複製畫是經由蕙風堂賣給故宮，我們是二玄社的台灣區代理，最早我們沒代理時是跟故宮進貨，後來變成故宮跟我們進貨。前年（2013）我們賣給故宮的二玄社複製畫賣到新台幣1700萬元，但去年（2014）中止了，因為故宮和二玄社鬧翻了，故宮要求二玄社接受新的合約／新的版權授權辦法，二玄社覺得沒道理所以不願意，這部分的營收短缺幸好有大陸書的銷售業績來補。」
學書風氣，社會盛、學校不盛
對於30餘年來台灣書法環境的變化，洪能仕表示：「台灣的書法教育逐漸走向藝能休閒科，跟美術、音樂一樣，讓你有一種休閒的技能和素養，已經沒有實用價值了，會有這樣的現象基本上也是西化、電腦化的關係。現在是因為中國崛起，所以會對中國書畫重視，有帶動的作用。書法課恢復對我們有幫助，雖不是每一所學校都很認真的在上書法課，但業績的確是有滿明顯的提升。照理說台灣的師資是不缺，只是不在學校的系統裡面，外面教書法的地方很多，像蕙風堂就有很多書法班，而且招生情況都還可以，但是會來上課的這些退休人士、銀髮族都是因為小時候接觸過書法，所以對書法有感情，如果從來沒有接觸過，那以後就不會有這樣的書法族群了。」
「目前台灣寫書法的風氣是社會盛、學校不盛。10多年來學校書法人口大幅遞減，銀髮族大幅提昇，銀髮族消費能力強，有的還願意收藏字畫，字寫得好了之後有眼力，加上又有財力，就會買。所以我們總體業績是往上提升的，因為消費的單價高了。等這批銀髮族的世代過了會是個問題。前面講時代的因素令寫書法的人口變少了，小學又有超過十年的斷層，從小沒有感情，老了也不見得會想要寫字。楊致遠小時候在台灣學過書法，長大就收藏書法，是相當令人振奮的例子。」
台灣是學習書法最好的環境
洪能仕認為現在的台灣是古今中外學習書法最好的環境，他信心滿滿地說道：「我小時候的毛筆是很差的，很多人的熱情都是因為工具給抹煞掉的，因為不好寫、字又容易髒掉，現在完全不一樣了。又譬如說，唐太宗為了要取得蘭亭序，用卑鄙的手段去騙辯才的蘭亭，這就是歷史上有名的蕭翼賺蘭亭，以皇帝之尊用這種下流的手段將作品給逼出來，可以看出求書的不易，真蹟已經陪葬昭陵看不見了，但是我們現在要看個馮承素的彩色摹本，有可能新台幣100元就有，這是因為印刷術的普及又進步，這是跟唐太宗比；那跟歐陽詢比，他當初騎馬經過一個地方看到西晉索靖的碑，看了覺得不怎麼樣，後來想想覺得不太對，又回頭去看，結果一看就待了兩個晚上，等於看了三天，那時候印刷術不普及，所以唐楷第一大家為了要學習前輩的作品，在那裡看了三天兩夜；和古代皇帝以及第一線書法家來比，我們比他們都幸福多了。」
「美國、日本、澳門、香港的展覽和收藏出版品在台灣都看得到，蕙風堂就都引進來並且把價格平民化，所以現在愈來愈多香港人、馬來西亞人、中國人會專程來蕙風堂買東西，有可能中國人來買日本的東西，日本人來買中國大陸的東西。中國大陸雖有規模比蕙風堂大的筆墨莊，像榮寶齋，但都是國營的，紅星是集團，他們財富鉅大，榮寶齋在琉璃廠就有好幾個店面；但有的店面看起來生意並不怎麼樣，像做木板水印，也看不出有多少個客戶，但是就能有好幾個店面。上海香港三聯書店來蕙風堂辦大陸古籍、藝術類圖書書展時曾說，像蕙風堂筆墨紙硯這麼齊全的單一家店在大陸找不到。我們從材料到教學、到出版，還有個小的展覽廳，就是從學習、到發表、到銷售，這五種功能算是齊全的。」
為本地文化獻策，為國際交流協力
受陳子和、葉公超、陳雪屏以及座落於和平東路、金山南路口的好望角畫廊老闆吳金洪於1976年前後共同推動「國畫走進家庭」運動所激勵，洪能仕也在郝龍斌擔任台北市長任內，建議台北市政府將和平東路取個副街名「美術街」以標誌並提倡該街區文化，但未果，於是催生出《書法教育》免費贈閱刊物，對此他說明原委：「當時和平東路是筆墨文具和裱畫的中心，幾年前郝龍斌當市長時會舉辦『市長與工商界有約』，可透過各個工商會給市政府建議，市府會採納幾個，然後集中開會，我便建議台北市政府給它一個副街名叫做美術街，當時觀光傳播局局長趙心屏來了一個函，要我把和平東路相關的現況做一個報告給她，這要我一家家去採訪，還不能遺漏，實在是力有未逮。我當時是希望官方能幫助一點，但是要我們做那麼多事的話，我乾脆就自己來，辦了一本叫《書法教育》的月刊。當時也曾建議郝龍斌市長任內的文化局主秘王逸群，號召重慶南路及和平東路的商家過年時都在門口張貼春聯，這樣所需花費很小，但卻能讓外地人和本地人同時感受到文化的氣息，不過實施效果也不明顯。」
「《書法教育》發行單位是掛名中華民國書法教育學會，但只付了幾期廣告費，月刊的編輯成本和人力都是蕙風堂出的，從民國75（1986）年5月4日開始的第一期到第164期都是我編的，第165期開始就交還給學會，現在是由蔡明讚在編，到現在29歲了，完全是贈閱，每期印刷2萬5000份，包含海外100多份，主要贈閱與我們有來往的對象，像是每年都來台灣參加由台北市政府舉辦的國父紀念館『迎春揮毫書法展』的韓國、日本、加拿大、美國、香港、中國書法團體。」
「最早跟台灣交流的是，與徐一飛主導之東亞藝術研究會往來的韓國李壽德博士所帶領的書法團體，至今超過35年，其與中華民國書法教育學會至今也往來20幾年了。日本則是往來有五、六年，由高田香坡所帶領的書法團體。來台參展時，這兩團的與會女士皆會穿著傳統韓服與和服，顯示對此項交流活動十分重視。前總統陳水扁市長任內舉辦此活動時，是由中華民國書法學會幫他打工，因為台北市政府只撥了十來萬而已，以最起碼要請來訪的外國書法團體吃一餐，並且動員學會這麼多人來估算，那樣的經費是完全不夠的。」
支持《書法教育》免費贈閱，獲頒「文馨獎」
「關於《書法教育》，當初是希望辦屬於書法學會會內的刊物，但我是想辦開放性的。但是不容易啦，所以剛開始是報紙型，而且不定期，我公司那時也沒幾個人力，很像學校的刊物，很簡陋的；到61期開始，印刷設計公司意妍堂告訴我報紙型和雜誌型成本算起來差不多，所以就把它變成雜誌型，然後從不定期變成雙月、再變成單月發行，實際上有效發行量是2萬4000多份。我是希望這本刊物能發揮影響力，所以希望它的有效發行量是高的，這裡面有包括3000多份是學校，29年來就是這樣一直在贈送，且數量一直在增加。」
「主編工作我做到第164期。從第165期退下來之後我變成它的廣告客戶。我以前怎麼跟人家收款，我就怎麼付款，我一直都是刊物最大的廣告主。這個刊物是只要在蕙風堂登記姓名地址，然後就可每個月免費寄送。付出金錢之外，還很花時間，因為廣告是以書介形式呈現，每本書都要大約翻過，但也因此帶給台灣書法界很多常識和資訊就是了。我後來雖然沒有編輯這本刊物，但是『落紅不是無情物，花落春泥更護花』，我變得比較有時間來照顧我的廣告，以前我主編的時候必須要全面，打字錯誤和文章需要處都必須修改，現在就不用管那些，我只要管好自己的廣告。2004年發行第20年時，還因此獲頒由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所舉行的第七屆文馨獎銅獎，肯定蕙風堂在書法教育推廣方面的貢獻。」（下期待續）
圖片提供｜鄭婷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