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皇帝的編輯達人──《石渠寶笈》初編編纂成員之研究

《石渠寶笈》（圖1）並非清宮中數個宮殿書畫藏品的典藏清冊，而是在乾隆、嘉慶兩朝依據特定審美標準，將宮中難以計數的書畫收藏加以評選、整編後，編纂成的書畫精品目錄。這套特定審美標準的運用，並非單單出自乾隆皇帝個人意志，進行編纂工作的詞臣們應亦為影響評等結果的重要參與者。

依《石渠寶笈》初編凡例結尾所記（圖2），該書編纂者包括張照、梁詩正、勵宗萬、張若靄、莊有恭、裘曰修、陳邦彥、觀保、董邦達九人，編輯始於乾隆九年二月、成於乾隆十年十月，歷時21個月。令人好奇的是，這幾位得以飽覽乾清宮、養心殿、重華宮、御書房四處書畫收藏的詞臣究竟是何來歷？為何得以雀屏中選，參與乾隆朝初期的這場大規模收藏整編活動？本文希望檢視他們的身分或鑑藏經歷，希望對此編輯群的組成有更多的認識。

對於初編編纂者的身分，已有不少研究者論及，最早有系統討論之學者應屬古原宏伸，他透過對《石渠寶笈》初、續二編編纂者身分的分析，以及臣工於作品上留下的題識案語，描述乾隆皇帝由較青澀、不太提出意見的初編階段，在經過近半世紀的歷練後，對己身鑑賞能力增長的信心。（註1）學者劉迪針對諸編編者的族屬、出身、編纂時所任職務、其書畫作品是否被著錄、本身是否有書畫或詩作題跋留存等方面進行查考。（註2）根據他的觀察，除了章嘉胡土克圖，石渠編者均為進士出身，且多以詞林起家，兼有書畫特長。（註3）學者張震則從兩方面分析石渠編纂成員之背景：其一為探討可直接參與乾隆皇帝品題鑑賞活動者之編纂者，特別是入直南書房的「內廷翰林」；其二是對「懋勤殿」的組織功能詳細察考，進而發現《石渠寶笈》初、續、三編編纂時，編纂者多「入直懋勤殿」，成書後部分回歸原單位。（註4）上述這些研究已逐步開展了對《石渠寶笈》各編纂者及制度等多方面的了解。踵繼這些研究成果，筆者擬再就所知，略作補充。

編纂者的排名階序

《石渠寶笈》初編的編纂，是接續著乾隆八年十二月開始、乾隆九年五月成書的《秘殿珠林》初編而來。《秘殿珠林》初編的編纂者由「編輯中土琳瑯」的詞臣張照、梁詩正、勵宗萬、張若靄，以及「閱認西天貝葉」的喇嘛國師章嘉胡土克圖五人組成。（註5）（根據《秘殿珠林》的記錄，「西天貝葉」是指以「西域等體文字」寫造的經典。如康熙六年太皇太后欽命修造的「西域字《龍藏經》」、或是雍正皇帝欽命修造的「蒙古字《金剛經》」等皆屬此類。）《石渠寶笈》初編以漢族書畫作品為主體，因而無需認識藏文、蒙文、佛教典籍的章嘉胡土克圖參與，而新加入莊有恭、裘曰修、陳邦彥、觀保、董邦達五位成員。

編纂團隊核心人物──張照、梁詩正

這九位編纂者中，領銜者為張照無疑。不但在編纂者的序位置於最前，檢視初編作品搭配的漆匣與錦袱內裡雙框標識，亦皆以張照為代表。張照在雍正、乾隆朝不但書藝早獲肯定，亦因身為鑑藏家王鴻緒的外甥，並前後娶了康熙皇帝的書法老師沈荃以及另一位重要鑑藏家高士奇兩人的孫女，因此在收藏與鑑賞等藝文養成上享有豐富資源。根據張照奉敕修纂的各類書籍，研究者甚至將其定位為將漢文化注入宮廷的要角。（註6）

但不應忽視編纂群中的梁詩正。他在雍正末年竄起，於《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的編纂上，重要性應不遜於張照。雍正十二年（1734），梁詩正派赴上書房行走，陪伴皇子讀書，因而與當時為寶親王的乾隆皇帝親近。現存乾隆皇帝於寶親王時期的書畫收藏，超過九成的題跋均由梁詩正代其書寫，由此可見梁詩正與乾隆皇帝在書畫鑑賞方面的互動，早自皇子時期已經開始。現藏於北京故宮的〈弘曆採芝圖〉（圖3）即為一例。此作為寶親王時期的行樂圖。畫中右上角除乾隆皇帝自題，左下方亦有梁詩正的七言長題（圖4），款署「雍正甲寅」年，亦即雍正十二年（1734），也是乾隆皇帝即位的前兩年。題寫當時，君臣二人應未料再過一年多即將執政。雍正十三年梁詩正母親去世，他返家丁憂。但乾隆元年即被召回，可見清高宗對其倚重之深。乾隆初年，書畫上的御題仍不乏梁詩正代為繕寫者，亦有許多作品直接敕令梁詩正加以題詠。

《秘殿珠林》開始纂修的乾隆八年，張照和梁詩正特受乾隆皇帝青睞倚重。當年清高宗於山海關澄海樓觀景時，群臣待命其下，唯獨召兩人上樓聯吟，可見一斑。（註7）張照為康熙四十八年（1709）進士，梁詩正為雍正八年（1730）進士，一為刑部尚書、一為吏部右侍郎，比較兩人資歷，修纂《秘殿珠林》、《石渠寶笈》自然要由張照領銜。然梁詩正於乾隆皇帝心中地位之重要，可由乾隆四十四年乾隆皇帝作一系列懷舊詩時，將其列於五詞臣之首，張照反而居次，可為例證。在修纂《秘殿珠林》、《石渠寶笈》一事上，清高宗曾提到：「蓋因朕前歲纂修《秘殿珠林》一書。張照、梁詩正薦勵宗萬等在懋勤殿行走編輯。」（註8）可知自修纂《秘殿珠林》時，便是依據張照、梁詩正二人的建議，另挑勵宗萬與張若靄共領其事。若以張照及梁詩正兩位組成編纂團隊的核心人物，那麼勵宗萬和張若靄可視為第二圈的參與者。

南張北勵──善於觀測風向的勵宗萬

勵宗萬為康熙六十年（1721）的進士，亦善書，當時與張照有「南張北勵」之稱。勵宗萬的書法作品，除了《秘殿珠林》著錄其數件寫經，《石渠寶笈》亦收錄其作。其中值得注意者，為貯於重華宮、被列為次等的「勵宗萬書九符一冊」。〈九符〉，原為乾隆皇帝於青宮時期的作文，記載連年瑞徵，上呈雍正皇帝。此文一出，似引起陣陣漣漪。時任刑部尚書的張照，亦曾抄錄此文不只一次。（註9）然而，勵宗萬於雍正十年十一月此作不單抄錄全文，還於後副葉作跋一段，奮力讚美當時為皇四子的乾隆皇帝「粹質性成」、「勤學不怠」，及此文「漢唐以下，所稱芝房寶鼎白麟赤雁，以及鮑照可清之頌，魏徵醴泉之銘，皆不足言也」。（註10）由此可見其對仍為皇子的乾隆皇帝示好意味濃厚。勵宗萬當時為鴻臚寺少卿，雖非負責於上書房侍讀、侍講之學士，但仍可接觸到皇子。而由《石渠寶笈》收錄的〈九符〉相關詞臣作品，可推斷乾隆皇帝於青宮時期便已認識勵宗萬、張照等諸位內廷翰林，對於他們的書藝、畫藝以及收藏賞鑑等方面的能力，已有相當程度的認識和了解。乾隆初年《活計檔》裱作檔案中，列有不少裝裱勵宗萬書蹟的記錄，可見他當時持續地為宮廷需要創作，也因能在張照和梁詩正舉薦時中選。

張照之書畫小友、雅好鑑藏的張若靄

至於張若靄為雍正十一年（1733）進士，其身世顯赫，祖父張英、父親張廷玉皆為前朝重臣，推測早已與張照等翰林詞臣相識來往。故宮藏〈明雲間十一家山水卷〉可為一例（註11）。該圖原為張若靄之藏品，張照於乾隆元年（1734）為其書題籤：「集翠駢珠。明代雲間十一名流山水小幀。得天題籤。晴嵐珍玩。」（圖5）且作一跋：「吾鄉本一禪院，中峰本和上道場也。中峰臨濟正支，詩文亦東南之美，趙承旨師事之，其子孫多以書畫作佛事。偶萍蓋其嗣之在啟禎間者也。今觀此卷，人人筆墨清妙可味，雅致亦足尚矣。少時聞本一禪（師字點去）院，藏松雪翁以下名人妙蹟猶殊夥。邇來人物渺然，琳宮蕪廢，僧散廚空，非復曩事。此卷不知何時入京師，晴嵐太史得之廟市，余因得寓目，為之慨然。雲間張照記。時乾隆丙辰十二月。」由此可證張照與張若靄最晚於此時已以書畫賞鑑交遊。

另如張若靄所藏文同〈盤古序圖〉，亦有張照乾隆三年跋，此跋先於張若靄之跋。該卷雖無張照收藏印記，但其跋提到自己以該畫荒率古淡之況味，以及勁如鐵、潤如玉的筆墨，將此作判斷為北宋文同之作。該跋筆調似為自己收藏所作題識。其後方接張若靄乾隆十一年跋。該跋稱即使宮廷書畫收藏中亦不曾見文同的山林樹石之作，故對於自己擁有此作的欣喜之情溢乎言表，最後並於卷中鈐蓋了至少17枚收藏印。若此作曾為張照藏品，則兩人有互相交換收藏品的可能；即使此作非張照藏品，亦可因其可於卷上留題，推斷兩人在乾隆初年均屬於同一個京中書畫收藏圈。

張若靄的書畫癖，在文獻記錄中亦可見鮮活的呈現。如張照於〈自書詩〉冊中錄有一首消遣張若靄錯認董其昌作品之詩，稱其「見者輒譁笑，晴嵐益自喜」之狀。（註12）又如張若靄於董邦達〈秋山霽色圖〉上所留題跋：「予隨諸公閱定內府書畫，獲名蹟甚夥，恨不能快意臨池」，（註13）亦可略窺其性情。黃居寀〈山鷓棘鵲〉上方有乾隆五年御題，其下方則有張若靄、梁詩正等人恭和詩作。推測至遲在乾隆五年時，張若靄已打入內廷詞臣參與乾隆皇帝品題活動的圈子中。張若靄之得以獲選為編纂，除熟識張照外，他對書畫鑑賞的熱情為眾人（包括乾隆皇帝）所知，應亦為一助。

最外圈的莊有恭、裘曰修、陳邦彥、觀保、董邦達

直到《石渠寶笈》編纂時才加入的莊有恭、裘曰修、陳邦彥、觀保、董邦達，可視為幸運的第三圈編纂人員。上述五位除陳邦彥為康熙四十二年（1703）進士外，皆為晚近錄取的進士。

陳邦彥曾於康熙朝編著《御定歷代題畫詩類》，或有助於《石渠寶笈》編纂工作。他並以善仿董其昌書體聞名。（圖6）據載，乾隆皇帝曾出示宮中所藏的數十軸董其昌書軸，要他指認是否有出於其手的作品，經其審視良久後，連他本人也難作辨別。（註14）因乾隆皇帝亦欣賞其書體，故宮藏冷枚〈春夜宴桃李園圖〉上詩文以及〈院本十八學士圖〉上御題，均為陳邦彥抄錄者。

董邦達與張若靄為雍正十一年同榜進士，向有畫名。但於《石渠寶笈》編纂的乾隆九年以前，翻閱《活計檔》記錄，竟無裱裝董邦達作品者。當時以正統派山水畫贏得乾隆皇帝歡心者，應為滿州籍的大畫家唐岱。故受薦編纂《石渠寶笈》時，應為董邦達後來受知於乾隆皇帝的重要契機。

莊有恭、裘曰修兩人均為乾隆四年進士。清代新科進士須入翰林院所設的庶常館學習，三年期滿舉行考試，再依成績分發官職。乾隆九年編纂《石渠寶笈》時，距離乾隆七年莊、裘兩人離開庶常館、成為真正可用官員的時間不久，可說是當時「剛出爐」最新進的詞臣。莊有恭雖參與編纂《石渠寶笈》，亦數次與乾隆皇帝君臣品題唱和，但筆者目前未見其嗜好書畫藝術之資料。裘曰修則較可見書畫藝術方面的發揮，如其後摹仿張即之書體頗肖，乾隆皇帝甚至命他補書宮中所藏張即之作品缺漏處。此外，他似亦積極尋訪傳世名蹟上貢，故宮藏林逋〈手札二帖〉冊即其所貢書蹟，深獲乾隆皇帝天心。最後一位參與編纂工作的觀保，為乾隆二年（1737）進士。觀保後來在乾隆皇帝的觀感中，並不認為他特別有能力。乾隆初年之所以入選編輯群中，其滿州正白旗人的身分，可能發揮了相當的助益。

總之，屬於第三圈的五名纂修者，除陳邦彥自前朝即持續為宮廷書寫作品外，莊有恭、裘曰修、觀保、董邦達均可歸入新進詞臣之列，為編纂團隊中最外圍的幸運生力軍。

編纂《石渠寶笈》的辦公室──懋勤殿

初編的編纂團隊對於編務工作似乎皆未留下記錄。但參與《石渠寶笈》續編的阮元，則有一小段引人遐想的描述。續編距離初編纂修時間差距40多年，但這類特殊的編纂專案，很可能依循相同模式運作。因此阮元的經驗極富參考價值。他在一段序文中言及：「時奉敕編纂《石渠寶笈》，校勘石經，兼在懋勤殿侍值。每當風日清和，早朝人散，開窗散帙，卷軸數千，堆滿几榻。唐宋名跡，目不給賞，無論元明。內璫叉畫伸紙以待，相與啜茗、嘗賜食、評真贗、考跋尾。其絹紙黕黦、印記不可辨者，諸前輩必就元指問。以元年幼，目力足，且識古篆文也。編考既畢，至未時聞乾清宮大鐘鳴一二聲，乃散直出東華門。」（註15）

阮元提到的「懋勤殿」，位於乾清宮西側。根據研究，籌辦《秘殿珠林》、《石渠寶笈》諸編時，會授以參與編纂者懋勤殿行走之職。編成後則多回歸原職。（註16）懋勤殿為編纂《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各編的專案辦公室。其中工作人員，除了科舉出身的詞臣，另有負責抄寫謄錄的懋勤殿供奉數名，以及「專司伺宸翰，及收掌文房書籍、筆墨物件，登載內起居注、御前坐更等事」的太監12名。（註17）這些人員雖未列名編纂群，當時必定亦負擔極重的相關庶務，例如協調編纂時間、將各宮殿的收藏提調至懋勤殿、協助開啟展示書畫作品、照應編纂人員文房飲饌、收拾包裝、物歸原處等。

懋勤殿除為編纂《石渠寶笈》的辦公室，其他如《西清古鑑》等與宮廷收藏相關書籍亦於此處修纂。又如梁詩正於乾隆元年被召回後，即命其「兼職懋勤殿，與同年顧侍講成天恭校《御製樂善堂全集》」。（註18）即使無務時，懋勤殿應亦有少數詞臣「行走」其中，處理如為宮中收藏鑑識真偽、分別等第的工作。在乾隆朝臣工進獻貢單上的書畫作品若蒙賞收圈點者，其上多有「交懋勤殿」字樣。如乾隆四年八月初二日大學士舒赫德貢單中的「文徵明書《楞嚴經》全部」便有此註記。（圖7，註19）另如內府書畫帳上，新進納的書畫作品亦標註「上等」、「次等」之區分。（註20）從這些初步篩檢、區分等次的工作，應不可能交由太監或是以書寫為主要業務的懋勤殿供奉來判斷，其依然需要由翰林院詞臣經手。

以張照、梁詩正為核心組成的懋勤殿《石渠寶笈》初編編纂群，代表當時宮廷書畫鑑賞圈的重點人物。他們品評宮廷的大量書畫收藏，不但留下細膩詳實的珍貴記錄，也成為日後乾隆皇帝品評鑑藏繼續發展的基石，成為有機會與皇帝聯吟共賞的御用書畫友。

註釋：

註1：古原宏伸〈乾隆皇帝の畫學について（上、中、下）〉，《國華》1079期（1985），頁9～25；1081期（1985），頁35～43；1082期（1985），頁33～41。

註2、3：劉迪〈《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初續三編之編纂及版本情況考述〉，《古籍整理研究學刊》，2009年第4期，頁94～100與頁94。

註4：張震〈乾隆內府「因畫名室」的鑑藏活動研究〉，北京：中央美術學院2012年博士論文，頁17～47、93～95。

註5：《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台北：故宮，1971，上冊，頁1～3。

註6：何碧琪〈張照帖學書法特質、形成原因及其影響〉，《書海觀瀾二─楹聯．帖學．書藝國際研討會論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及文物館，2008，頁449～474。

註7：王昶〈太子太保東閣大學士梁文莊公行狀〉，《春融堂集》卷六十一。

註8、18：王先謙《東華續錄》，乾隆二十三年五月甲辰條。

註9：實物可見故宮出版《雍正—清世宗文物大展》圖錄。

註10：《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台北：故宮，1971，下冊，頁722～724。

註11：《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台北：故宮，1971，第四冊，頁2067～2069。

註12：《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台北：故宮，1971，第五冊，頁2908～2909。

註13：端方〈董文恪秋山霽色圖卷〉，《壬寅銷夏錄》。

註14：陳其元《庸閒齋筆記》卷九。

註15：阮元該段文字出自其為沈初《西清筆記》一書所作序。

註16：張震〈乾隆內府「因畫名室」的鑑藏活動研究〉，北京：中央美術學院2012年博士論文，頁26～38、62～87。

註17：《國朝宮史》卷21。

註19：《清宮瓷器檔案全集》卷一，頁361。

註20：見《乾隆二十六年二十七年續入內府書畫目》。

【附表】

《石渠寶笈》初編編纂群簡歷

進士及第時間 編纂時官銜

懋勤殿鑑定章

與懋勤殿有關的還有一方印璽──「懋勤殿鑑定章」。乾隆皇帝的精良書畫藏品上，除了依例鈐用「乾隆御覽之寶」、「石渠寶笈」、「三希堂精鑑璽」等所謂的「五璽」、「七璽」，偶可見「懋勤殿鑑定章」一璽（圖8）。從印文內容上，此章看似是獲得懋勤殿翰林詞臣們鑑定認可才會鈐蓋的某種認證。事實上，此章常作為畫心與隔水間的騎縫印，若干亦見於乾隆皇帝御書後所鈐印記。因此，此章雖云「鑑定」，但不一定與鑑定相關；雖云「懋勤殿」，卻有如「三希堂精鑑璽」的「三希堂」，代表著乾隆皇帝。

圖片提供｜本刊資料室、國立故宮博物院

作者｜邱士華（國立故宮博物院書畫處助理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