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
安土桃山時期的
京都歲月
契機
明神宗（1572～1620）萬曆二十五年（1597），日本豐臣秀吉（1537～1598）第二次遠征朝鮮，促使朝鮮向明朝求援，當時擔任右僉都御史、經略朝鮮軍務的楊鎬（？～1629），寫下了筆法蒼勁雄厚的〈與豐臣秀吉書〉（圖1）。文中，豐臣秀吉成了經事不思周慮的一介莽夫，這樣的觀點可能也反映了萬曆帝的立場；然而，若站在另一端來看，在豐臣秀吉主政時的日本，許多重要的名城逐一躍入天際線，桃山「伏見城」、京都「聚樂第」在狩野派藝術家的打造下，盡顯雄壯豪氣；同時，由千利休所引領的「侘寂」美學，則呈現另一端的藝術光譜。彼時的日本，在豐臣秀吉的主政下，不論在藝術成就或文化修養皆臻至高峰。
10月3日以晚明為中心的「萬曆萬象─多元開放的晚明文化特展」於中正紀念堂展開，此展從十個單元中呈現晚明在生活思想等方面的豐富性，引起學界不小的迴響與討論。如上所述，與萬曆幾乎同一時期的日本安土桃山時代，在藝術與文化上同樣體現了多樣的活力。今年，距離豐臣政權結束正好滿400年，在這樣的雙重契機下，正是一覽安土桃山時代藝術成就的好時機。「安土桃山時代」之名源自於此時期二位重要將軍織田信長（1534～1582）與豐臣秀吉分別在安土與桃山所建立的城廓。這二座名城的重要性不僅在於表面上的雄偉壯觀與奢華裝飾，更具意義的是，二座城廓所呈現的規模反映了建城者至高的地位與指揮調度的能力，如此的景象，恐怕與楊鎬所述的「蕞爾日本」相去甚遠。為了一探日本安土桃山時期的藝術成就，本文以京都為中心，試圖從市景圖及留存的建築構件中，認識彼時日本的藝術與文化，進一步透過這樣的瀏覽，提供另一個觀看當時東亞藝術發展的視角。
織田信長與安土城時期
1573年，通常被視為開啟安土桃山時代的第一年。這一年，室町幕府的足利義昭（1537～1597）終被來自關東地區的織田信長逐出京都。三年後（1576），信長以京都東北方的近江國（現滋賀縣）為基地，在可掌控附近情勢的安土山上建了一座高聳的城堡，以此作為運作日本政權的中心。「安土城」的結構在1579年落成，然其奢華的內部裝飾則延到1581年才完美上演。那麼安土城的容貌究竟有多吸引人呢？當時來訪的歐洲傳教士Luís Fróis（1532～1597）在參觀後，認為此城足以媲美歐洲最雄偉的建築；可惜的是，我們已無法如同Fróis一般，親眼目睹此城的絕代風華，但從考古出土的構件及復原的模型來看，當時的容貌確實足以成為世界上難得一見的建築奇蹟（圖2）。從考古出土物（如敷上金彩的瓦當及屋簷）及文獻資料中，可知安土城的頂層貼滿了金箔，金色閣樓的下一層則為塗上朱漆的八邊形佛堂。可以想見，在遠方便可感受到安土城的光彩耀眼。至於內部的裝飾則可見到由狩野永德（1543～1590）領軍的狩野派所傾力完成的障壁畫或屏風畫。在金色頂層內部繪有三皇五帝，朱漆外表的八角佛堂內則呈現如來說法圖（圖3）。值得一提的是，狩野永德還曾將安土城繪於屏風上，並成為1582年織田信長送給Gregory XIII（1502～1585）的禮物，法蘭德斯畫家Philips van Winghe（1560～1592）也見到了這件作品，並將所見到的安土城繪成線稿付梓出版。
此時的安土城雖然成為織田信長運作軍務的中心，但京都仍然維持天子之尊，保有人文薈萃的首要地位。1582年的夏日，織田信長在京都本能寺舉辦茶宴，展示他自中國進口的精美器具，沒料到部屬明智光秀（1828～1882）叛變，結束了他燦爛而短暫的統治；而安土城也因兒子織田信雄的一把大火，隨之燒毀殆盡，現場只留存石階所砌成的主要道路（日文稱為「大手道」）。值得注意的是，在主要山道的兩旁仍存有信長家臣住所的遺跡，在入口處左方可見豎立著「羽柴秀吉遺邸」的石碑，顯見這位家臣在織田信長麾下占有重要的位置（圖4）。那麼羽柴秀吉是誰呢？他就是大家熟知，對朝鮮發動戰爭而引起明朝皇室擔憂的豐臣秀吉。
豐臣秀吉與桃山時期
☉茶道活動
信長死後，秀吉在多次群雄間的爭戰中獲得勝利，不過，單一面向的軍事成就難以將平民出身的秀吉推向至高的霸主地位。1585年，秀吉被封為「關白」，邀請後成陽天皇（1571～1617）一起觀賞能劇，並在千利休（1522～1591）協助下，為已退位的正親町天皇（1517～1593）奉茶，這不僅是天皇首次參與茶道，千利休也因為此次活動，確立了他在茶道藝術上的重要地位，在這一系列藝術活動結束後，秀吉開始使用由天皇所賜予的「豐臣」這個姓氏。
很顯然，茶道等藝術活動成為豐臣秀吉展現他武力權勢之外，亦兼具高度文化修養的重要手段，例如他在建造大坂城時，便特別在當中設置二間風格迥異的茶室，一間符合千利休「侘寂」美學的簡樸風格，另一間則是金碧輝煌、可隨處移動的「金座敷」。這間金座敷茶室跟著豐臣秀吉的足跡，曾落腳於京都御院（1586）、北野天滿宮（1587）、聚樂第（1587）、九州「名護屋城」（1592）。說起豐臣秀吉所擺設的茶宴，以1587年的北野茶宴最能呈現他對茶道的重視：這次的茶宴一共分為四組，總計800多位茶人出席；除了品茶活動，現場也展示豐臣秀吉的藝術收藏。透過這些文化活動，在在反映他此時至高無上的地位。
☉聚樂第
有關豐臣秀吉在藝術上所營造的豪壯品味，除了北野茶宴，還反映於京都的「聚樂第」（圖5）。1587年，豐臣秀吉已在平安時代的皇宮位置（日文稱「大內裹」，現今為大宮通與丸太町通的西北處）著手興建他在京都的住所「聚樂第」。這座天守閣建成之時高達五層，在當時必定是京都的重要地標。據研究指出，這座官邸從1586年開始建造，一共動員了大約1000位匠師、10萬個工人歷時一年半才修建完成，足見工程的浩大。聚樂第的吸睛之處，不僅在於它的巍峨外貌，尚包含由狩野永德及狩野山樂（1559～1635）等大師所負責的內部裝潢。聚樂第完成後不久，在前田玄以（1539～1602）安排下，邀請天皇參訪這座令人嘆為觀止的建物，這次的出巡雖然無法估算確切人數，但從沿路有6000名的守衛，當前導隊伍已達聚樂第，而隊伍末端仍在御苑的情形來看，不難想像陣容的盛大。
☉大佛殿
在聚樂地建造之時，豐臣秀吉同時將目光投向京都東南方的方廣寺，預定在該地建造一座比奈良東大寺更為雄偉的大佛殿。這項工程由28位「大名」合計選送了6萬名工匠參與建造，其中還包括來自中國的匠師。除了參與的勞力，使用材料更是傾各地之貢獻，例如因刀狩令所收集而來的金屬物，鎔化製成佛造像的配件，至於建物及佛像外部的生漆塗料，則由來自堺市的商人金井宗久（1520～1593）提供。當供奉的大日如來造像完成後，1588年開始進行佛殿的建造，三年後舉行了立柱儀式，1593年上樑，最後在1595年完成建造，不幸的是，整座佛殿毀於1596年的大地震中，此次的地震不只震壞了大佛殿，顯然也震驚了中日的高層，楊鎬〈與豐臣秀吉書〉中便特別寫到「昨年爾國地大動搖」。之後，大佛殿經過幾次的重建終於在17世紀初再次完成，可惜的是，其雄偉的面貌只維持至1662年，目前現址只剩下巨大的梵鐘供人憑弔，但是我們仍可在許多描繪京都市景的〈洛中洛外圖〉中，見識到大佛殿在京都安土桃山時期的重要性（圖6）。
☉伏見城
在大佛殿初建之時，豐臣秀吉便將僅居住二年的聚樂第讓給封為「關白」的豐臣秀次（1568～1595），同時，已成為「太閤」的豐臣秀吉遷往京都西南方的桃山，另建新城伏見城（現今為明治天皇陵墓之處）。聚樂第的命運在秀吉兒子豐臣秀賴（1593～1615）出生後有了轉變，據聞因為豐臣秀賴的出生，使得豐臣秀吉與外甥豐臣秀次的關係急速惡化；1595年，豐臣秀次被迫於高野山結束生命，其家人則被處決於京都三条橋下的鴨川西岸；接著，豐臣秀吉拆除聚樂第，並將部分的建築構件移往伏見城。
伏見城在一開始原僅規劃作為別墅使用，後來改成具備防守功能的城廓建築，不幸的是，伏見城在完成二年後，與大佛殿同毀於1596年，後來在附近的木幡山重建，令人唏噓的是，豐臣秀吉並未在此長居久留，1598年，也就是豐臣秀吉第二次出兵朝鮮的隔年，便病逝於此。原為豐臣秀吉家臣的德川家康（1543～1616）統一日本後，伏見城失去了戰略上的功能，終於在1623年廢城，至於目前所見名稱極為相似的伏見桃山城，則是以觀光目的所建的新城。
豐臣秀吉遺留下的藝術資產
不論是大佛殿、聚樂第、還是伏見城，桃山時代的京都在豐臣秀吉的打造下，皆顯示這座國際城市氣宇不凡的樣貌。這些華麗的景物除了在畫作中仍留有身影，部分的建築物仍可在現今的京都市街中見到真實的面貌，例如大佛殿的巨石地基仍然留存在建造的地點，而聚樂第的身影則可見於西本願寺的「飛雲閣」及其鄰近的唐門，二者皆被認為忠實反映出伏見城的風格與氣勢。以這座被稱為「日暮門」的唐門來說（圖7），其屋簷上所並陳的皇室與豐臣家家徽，已標示了這座唐門不凡的身分，就形式來看，不論建築結構或裝飾均極度繁複，值得特別注意的是，門板上可見狩野派在桃山時期經常使用的裝飾主題唐獅子，個個神情活潑、姿態相異，足見設計者的創意與費心，不論是圖案使用或雕工的技術，均達到琳瑯滿目的視覺效果。
除了西本願寺的日暮門，豐國神社的唐門亦見證了伏見城的印象（圖8）。位於京都國立博物館與方廣寺中間的豐國神社（其外貌可見狩野內膳所繪的〈豐國祭禮圖屏風〉），主要用來祭祀豐臣秀吉。後陽成天皇在豐臣秀吉辭世後一年，任命豐臣秀吉為「豐國大明神」，同年開始建造這座神社。可惜的是，神社在1610年燒毀後，直到1880年才又重新現身於原來的位址。現存的唐門原屬伏見城的一部分，後來輾轉移至二条城及南襌寺，在神社重建時才落腳於目前的位置。此門的外形不若「日暮門」富麗多彩，其屋簷曲線平穩內斂，展現經典的桃山時期建築風格，與此風格相同的唐門，還可見於豐臣秀吉經常造訪的三寶院唐門。伏見城留給京都的資產，當然不僅只有唐門的風采，豐臣秀吉妻室寧寧所居住的高台院中，造形樸拙的「傘亭」與「時雨亭」二間茶屋（圖9）亦可能來自伏見城，茶屋的風格極度純樸自然，處處流露出千利休侘寂美學的影響。
對於桃山時期的京都市景，豐臣秀吉的貢獻不僅在市街上舉首所見的雄偉建物，對於城市形態的重組與規劃，亦是他的重要事蹟。豐臣秀吉在1590年時進行大規模的寺廟遷移計畫，總計約有180間的寺廟重新被安置於「寺之內」及「寺町」，從此造就了京都的另一種城市風貌。此外，他還築起前所未見的京都「城牆」，在城市周圍築起一道植有竹子的土堤（日文稱「御土」），以增加京都的防衛功能。在交通建設上，豐臣秀吉則令增田長盛（1545～1615）修築三条大橋，用來提升城市對外聯絡的便利性。這座以石柱為橋基的長橋，不僅深植於京都市民的記憶中，亦是日本東海道的重要端點，不論是江戶時代旅遊書《都名所圖繪》（1780），抑或是歌川廣重〈東海道五十三次〉（1832～1833）均可見其身影，可說是桃山時期遺留給京都的視覺珍寶。
餘論
在「萬曆萬象─多元開放的晚明文化特展」的海報及導覽手冊書影設計上（圖10），萬曆帝朱翊鈞與豐臣秀吉相隔並陳，前者面相豐腴而後者臉頰凹陷，形成有趣的對比，雖然豐臣秀吉僅在「軍事」單元短暫出場便匆匆下台，卻提供了連繫東亞藝術的指標。將視野投向彼端的日本，以豐臣秀吉領軍的安土桃山時代藝術，同樣多元而豐富。首先，在織田信長及豐臣秀吉的贊助下，狩野永德將狩野派的繪畫成就拉向了事業的巔峰，除了安土城、聚樂第、伏見城等提供了狩野派作畫的場地，其他重要寺院如相國寺〈鳴龍圖〉就是在豐臣秀賴支助下，成為狩野光信（1565～1608）留給京都市的繪畫奇蹟（圖11）。在狩野派興盛之時，歐洲傳教士出現在京都的街上（圖12），所帶來的西洋畫風形成「南蠻藝術」，充滿異國風情。至於此時的建築則呈現各異其趣的外貌，一方面追求雄偉的氣勢，不僅城廓規模屢創紀錄，其奢豪的內部裝飾也引起各界矚目；另一方面，又甚好純樸的美學，不加裝飾的茶屋在千利休的帶領下，成為此時建築藝術的另一項經典，並為後來的茶道文化注入了深遠的影響。晚明與安土桃山時期的美術發展，表面上看似各自經營，但在全球化的影響下，似乎存在著不少的巧合之處，值得未來更多的討論與研究。
圖片提供｜朱龍興（國立故宮博物院南院處助理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