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歐國家丹麥王室收藏中國物品的發展過程，其實與兩國的貿易往來息息相關。中國與丹麥的第一次接觸是在1676年，當時一艘名為「幸運號（Fortuna）」的丹麥商船停留於中國南方港口，而開啟彼此的實質互動。但要等到18世紀之後，兩國的互動關係才逐漸趨於熱絡。1732年丹麥王室學習歐洲強國的經商手法，開始成立亞洲公司（Asiatisk Kompagni，圖1），首次大規模地將貿易領域擴及東方市場，直至1838年才由股東解散。在這百年期間，丹麥亞洲公司共派出100多艘船隻到遠東商務貿易（圖2），其所帶回的茶葉、絲綢和瓷器等物件不盡其數，且在本國的所得利潤更是豐厚，堪稱是丹麥國勢的繁華高峰。因此當時的宮廷成員遂有機會接觸中國事物、使用中國器具，進而收藏中國工藝。
初始熱潮
丹麥最早有關中國陶瓷（當時被稱為印度陶器indiansk stengods）的歷史記載，是見於貿易商城赫爾辛格（Helsingør）約1600年時的民政紀錄。而現在已知早期的中國瓷器，包括一件鑲銀青花瓷碗，其上帶有1608年的哥本哈根城徽以及金匠雅各布．博克（Jacob ter Borch）的標誌；另外則是一件青花蓋碗，其四周邊沿鑲嵌銀箍，並具海軍上將奧維．派克（Ove Gedde，1594～1660）的銘文，後來此物由將軍後裔於1723年奉贈給國王腓特烈四世（Frederick IV，1671～1730）的妹妹蘇菲公主（Sophie Hedevig，1677～1735）。還有一件屬於早期王室收藏瓷器，是附有銀蓋的青花瓷杯，上面印著1644年的年款與主人姓名克絲頓．芒克（Kirsten Munk）。
稍後國王腓特烈三世（Frederik III，1609～1670）和王后蘇菲．艾玫蓮（Sophie Amalie，1628～1685）是17世紀丹麥宮廷收藏中國文物的重要人士。儘管腓特烈三世於1648年登基時因前代的戰亂而導致國力衰落，但這並沒有阻止他推動文化復興的決心。1650年他排除萬難建立丹麥王家珍藏館（Det Kongelige Danske Kunstkammer），該館原先設立於哥本哈根城堡（Københavns Slot）內，但隨著藏品的不斷增加，在1670～1680年代時便搬遷至城堡旁新建的同名館內安置，此即今日的國家檔案館（Rigsarkivet）。該王家珍藏館的收藏活動一直維持到1825年；之後為了符合新的文物陳列規劃，其藏品便分門別類地轉移到數家專門的博物館藝廊裡。
基本上，這間珍藏館是丹麥國王和王后的私人博物館，其藏品反映當時王室成員的收藏品味。如同17世紀的歐洲各國王室一般，腓特烈三世夫妻的藏品內容可說是包羅萬象、應有盡有，從宗教聖物、古代遺跡、藝術作品、自然標本到科學儀器等，具體實踐了當時以聚積物品來認識世界的收藏概念與流行風潮。尤其在大航海時代之後，歐洲對於新興美洲和亞洲大陸的好奇和興趣持續升溫，拓展出愈來愈多的管道與之接觸。佇立於遙遠東方的中國，其出產的各類百工製物，也強烈地吸引著歐洲王室的注意。自此之後在王家貴族的引領下，中國文物遂進入到其收藏體系當中。
在丹麥王家珍藏館中，現知最早註冊於清單裡的中國文物，是一件〈宜興紫砂茶壺〉（圖3），其入藏年代可確認在1656年之前。這是當時丹麥駐荷蘭特使卡列休斯（Peder Charisius）呈獻給國王腓特烈三世的貢品。這類出產自江蘇宜興的紫砂陶壺，因為外觀色澤偏赭紅，而被早先的歐洲人士慣稱為「紅色陶器（terra sigillata）」。從今日東方的審美眼光看來，或許會覺得這只是一件普通的實用器皿；但是對於當時製陶業尚未發達的歐洲人來說，這件物品可說是代表著世界工藝的奇蹟證據。除此之外，卡列休斯也花費25官幣（Rigsdalers）為王室從荷蘭購買一只〈釉下青花長頸瓷瓶〉（圖4左），後來也被保存於王宮之中。從該瓶的鬱金香花飾可看出，這件瓷器應是接受西洋訂製以供出口的外銷作品。
除了王家珍藏館，同樣位於哥本哈根的玫瑰宮（Rosenborg Slot）中，也陳列不少中國陶瓷和飾品。根據宮廷檔案記載，1691年玫瑰宮收到了八件大型的瓷罐和花瓶，應是擺放於壁爐上或櫥櫃中作為室內裝飾用。此外亦指出當時宮中的起居生活，也曾使用不少中國陶瓷來作為飲食器皿。值得注意的是，玫瑰宮裡的兩間廳室：公主彩漆閨房（Prinsessens Lakerede Tårnkammer，圖5）和克里斯欽四世寢室（Christian IV Sengekammer，圖6），都採取特有的中國圖案裝飾，是現存歐洲最古老的遠東風格壁飾。特別在國王寢室裡，還擺放著20件的中國德化白瓷像和五彩花器。這股中國風（Chinoiseries）的裝飾熱潮，很快地便在歐洲王室裡蔓延開來。
邁向高峰
由於17世紀末丹麥王室對於中國的興趣經久不衰，加上亞洲公司的繁榮通商加持，18世紀的丹麥宮廷可說是沉浸在一股中國熱當中。尤其當新國王腓特烈四世（Frederick IV，1671～1730）掌權後，便將主要心力放在玫瑰宮和新建的腓特烈宮（Frederiksborg Slot）之上。不久腓特烈四世增添了兩批豐富的陶瓷收藏：一是從瑞典哥普托公爵（Duke Gottorp）處獲得的戰利品，二是其母后所留下的大筆遺產。這兩批新獲瓷器，連同原本的個人舊藏，都被存放於玫瑰宮的櫥櫃當中。根據現在保留下來的清單指出，腓特烈四世原有的陶瓷藏品共有213件，加上157件的戰利品和母親的舊藏663件，共計1033件，其中囊括青花、五彩和宜興紫砂等。不論數量和種類，都在當時的歐洲王室收藏中名列前茅。
另一位國王克里斯欽六世（Christian VI，1699～1746）和其妻蘇菲．瑪格達麗娜（Sophie Magdalene，1700～1770）的赫哲霍姆宮（Hirschholm Slot，1730～1744年間建立）與克里斯欽宮（Christiansborg Slot，1733～1745間建立）中，其室內裝飾更是充滿中國風味令人大開眼界。由於夫妻倆對於中、日兩國的文物情有獨鍾，因此畢生收集了琳瑯滿目的大量藝品。他們還數次從由廣州返航的丹麥商船和歐洲仿製的中國風作品裡，親自挑選心愛物件以納入收藏。現存六件的〈釉上粉彩瓷缸〉（圖7），當初便是陳列於赫哲霍姆宮中，推測應該是擺設在宮廷花園或室內建築中。該器的琺瑯釉色極其豐富，包括粉紅、朱紅和淺綠等。雖然舊名為魚缸，但在考慮當時的歐式生活習慣下，這些缸器可能是被當成花盆用來栽種植物。
此外，克里斯欽六世的妹妹夏洛特．艾玫蓮公主（Charlotte Amalie，1706～1782）也是中國陶瓷的愛好者。在她的夏洛騰宮（Charlottenlund Slot）裡，便陳列著不少精美陶瓷。該宮殿是克里斯欽六世特地於1730年代為她所建。由於夏洛特熱愛珍稀名作，任何有價值的物品都想納入收藏，當中包括為數眾多的中國陶瓷餐具。1782年當公主去世後，許多物品隨即流失散去，造成她原有舊藏的400餘件瓷器，至今僅四分之一而已。譬如現存十件的〈釉下青花瓷盤〉（圖8），便是屬於這批幸運品。這套瓷盤是由五大件五小件組成，盤心為盛開牡丹、玉蘭等花卉，並附纏枝垂葉窄邊。另外還有一組28件的〈釉下青花瓷盤〉（圖9），外觀皆為敞口、圈足與弧壁，造型圖飾與前者相似，可以看出公主對於餐具選擇的個人品味。
面對歐洲崛起的中國陶瓷熱，為了突顯使用者自身的獨特性和優越感，18世紀的中國訂製瓷器產量遂攀上高峰。內容種類起初是各個名門家族的徽章圖案，緊接著則是西方風景物象圖案的臨摹仿造。這些特地為海外顧客所製作的陶瓷器物，最早是由景德鎮的陶匠瓷工所完成。後來自1730年代後，當釉上琺瑯彩繪與瓷器製作過程可獨自作業時，生產中心遂延伸到廣州地區。例如一件〈五彩琺瑯丹麥王室徽章瓷盤〉（圖10），便繪製丹麥國王腓特烈五世（Frederick V，1723～1766）在1746年登基前的專屬王儲徽章。該盤壁四面開光細花捲草金地，沿口上還繪製王冠與字母F，和描金彩釉卷花相互交替。
在丹麥王室收藏文獻中，關於中國漆製家具的購藏始末，有著豐富的史料與記載，這在西方國家裡極為少見。根據此批資料，不僅可辨認出現存宮中的中國家具作品，更能提供可靠的斷代來源與風格特徵。例如1737年1月丹麥亞洲公司的船隻「什列斯威號（Sleswig）」從哥本哈根出航，並於同年8月抵達廣州。次年（1738）1月要離開中國時，整船已裝滿茶葉、絲綢和陶瓷等貨物，最後於6月19日回到丹麥。那時不少船商和員工都將自身攜帶的中國貨物，以私人名義向國王與王后兜售。其中一分買賣收據便清楚記下王室購藏的清單明細，包含漆椅14把、扶手漆椅二件、漆桌二張、漆製寫字檯二只等數十項（圖11），總共花費690官幣，反映出王家成員對於中國物品的熱烈需求。
趨於平靜
19世紀初丹麥腓特烈宮新添了一座中國式閣樓，名叫「中國島（Kinesisk Ø）」，是由建築師安德烈．柯可洛普（Andreas Kirkerup，1749～1819）所主導設計。按照他的裝潢設計，許多原本存放於玫瑰宮和赫哲霍姆宮的大型陶瓷，在加裝底座之後，被遷移至新樓門口擺成半圓形狀，再次獲得新生面貌。1807年英國與丹麥發生戰爭，當時英軍砲轟哥本哈根，不僅把丹麥艦隊擄走當成戰利品，也破壞宮廷裡的陶瓷作品。根據稍後的損失報告指出，例如來自玫瑰宮的成對大型藍甕中有一蓋受損、原藏於赫哲霍姆宮一件瓷獅塑像的繡球被打破、成對薄胎彩陶花盆缺了一件等。儘管戰事很快平息，但這也似乎預示了丹麥王室裡中國熱潮的降溫。
其實從18世紀末開始，不只丹麥地區，整個西方對中國陶瓷的需求量都逐漸縮小。因為歐洲國家此時已經發展出各自的製瓷業，例如英國的韋奇伍德（Wedgwood）、法國的賽微（Sèvres）、德國的梅森（Meissen），甚至丹麥的哥本哈根，歐洲市場已經不需要從海外進口的中國舶來品，且歐洲各國出產的生活器物和日常家具，反而更能貼近當地顧客的品味美學與使用習慣。就這樣，中國文物在長達數百年的時光裡，向歐洲人提供了東方形象與異國情調的想像寄託。從王家稀物、奢侈珍品，到點綴裝潢、日用器具，以至商品買賣等，中國文物遂成為歐洲社會發展中的生活要素之一，並見證這場漫長的中西交流歷程。（圖12）直到19世紀下半葉時，中國文物才再次以不同身分進入歐洲，發展出另一種收藏模式。關於這部分的討論，則有待來日再續後話。
圖片提供｜林逸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