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佳士得公司工作了22年，從1996到2000年這五年的時間裡，我經手的宋人尺牘有30件之多，而且其中有十件是該作者的孤本，也就是該作品在世界上是唯一的一件，沒有第二件。宋人尺牘即使是南宋作品，至今也有800多年，十分稀有，更何況是孤本那就萬分珍貴了。在這裡我作一個簡單的回顧和介紹與大家分享。
張氏涵廬宋人尺牘
1996年我從巴西一位藏家那裡收到一批宋元詩牘，共有40件之多，其中宋人尺牘有19件，元人詩牘有21件。藏家姓張名文魁，字師良，號涵廬。原籍是上海人，1950年代初移民去了巴西。張氏在上海時與張珩、譚敬等大收藏家都很熟，很多藏品都是從他們那裡得來。
在這批19件宋人尺牘中，有三件是孤本。一件是石介〈內謁帖〉（圖1），石介官太子中允，直集賢院，父母死，歸耕徂徠山下，人稱「徂徠先生」，是一位很有名的學者。一件是曾鞏〈局事帖〉（圖2），曾鞏以文章著名於世，學者稱「南豐先生」，亦被譽為中國文學史上的「唐宋八大家」之一。一件是左膚〈高義帖〉（圖3），左膚不以書法名世，但其書法挺拔暢麗，學米芾，很有功力。眾所周知學米芾最有名的是南宋的吳琚；左膚是北宋人，說明北宋時已有人學米芾了。
收到張文魁這批宋人尺牘後，我就做了一冊專拍目錄（圖4），而且還印製了一張摺頁（圖5），特別介紹這批宋人尺牘。北京故宮博物院的老專家們，看了介紹很感興趣，要求能否拿去北京，讓他們過目，於是我把這批尺牘都帶去北京故宮，請他們鑑定。（圖6）同時北京故宮正在展覽安思遠收藏的碑帖，有一個研討會，會方知道了這批宋人尺牘正在故宮請老專家們鑑定，於是和我商量這麼難得的機會，能否讓參加書法研討會的代表們也欣賞一下這批宋人尺牘，這不在這次我到北京故宮行程的安排中，最後我還是同意了，在故宮漱芳齋作一小時的展覽，展覽場地都是臨時布置的。（圖7）
這批宋人尺牘拍賣結果非常好，都是高出三倍到五倍當時的估價成交。曾鞏〈局事帖〉是北京故宮博物院想要買的一件，結果沒有買到。後來我見到徐邦達先生，他問我是什麼人買得這件書法，我說外國人買的；他又問這個人懂不懂中國的書法，我說可能不懂；他很生氣地說，怎麼讓不懂的外國人買去了。以後我見到他，他常問我這件尺牘有沒有可能再出來，我說一時恐怕不會。結果15年以後這件曾鞏〈局事帖〉再出來了，是當年的15倍價格，最終回到中國為私人收藏。
在這批宋人尺牘中有五件當時是北京翰海拍賣行秦公（1943～2000）買的：石介〈內謁帖〉、左膚〈高義帖〉、富弼〈兒子帖〉、何栗〈屏居帖〉、呂嘉問〈足疾帖〉。現在這五件尺牘都納入為北京首都博物館收藏。其中富弼的〈兒子帖〉（圖8）很有意思，這是富弼為他的兒子托人照顧的一封信，信的末尾說「此亦乞丙去」，「丙去」是燒掉的意思；很幸運受信的人沒有燒去，保留到今天。還有一件朱熹的〈十一月七日札〉（圖9），這件現藏上海博物館。至於拍賣圖錄封面蘇軾的〈近人帖〉（圖4），至今還為私人收藏。
錢俶墨跡與題跋
張氏涵廬這批宋人尺牘是我在1996年拍賣的，1997年就有兩位藏家來找我，說他們也有宋人尺牘，一位是我相熟的藏家，另外一位是第一次見面。先說這位相熟的藏家，他住香港。1997年下半年一日他將我延至家中，出示一手卷，卷簽題：「吳越錢武肅王鐵券圖式 并武肅王忠懿王手迹及宋元明三朝諸題跋上上神品」。內容包括：唐昭宗賜吳越第一代武肅王錢鏐「鐵券」之圖式木刻拓印本，吳越第三代忠懿王錢俶之墨跡手簡（圖10），南宋朱熹真跡及宋元明清民國五朝49人之題跋和觀款。
錢俶書法先前從未有見過，於是著手收集資料進行研究，如何證實這是錢俶的真跡頗費心力。通常對一件古代法書的鑑定是從書法本身的用筆、結體、行氣、布局、紙張、墨色，還有十分重要的時代氣息等方面來辨別。錢俶這件書法從上述各方面來鑑定我都認可，不過心裡總有不踏實之處。
於是查書，在俞劍華編《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稱錢俶：「頗知書，雅好吟詠，宋太宗一日遣使謂曰，聞卿善草聖，可寫一二紙進來。俶即以舊所書絹圖上之，詔書褒美，并稱其筆法入神品。」又再查《宣和書譜》載：「故俶尤喜翰墨，而作字善顛草，其斡旋盤結，不減古人。太宗遣使取其草書進，俶乃以舊習絹圖上之，詔賜以玉硯、金匣、象管、蜀箋等，且示寵焉。」兩書所說相近，且都有「以舊習絹圖上之」。在手卷題跋中有錢俶的後人，諸孫錢直孺題跋：「雍熙中，太宗皇帝詔忠懿王以草聖之妙，可進一二紙來，時王披風恙，不能握筆，得先書絹圖以獻，墨詔慰諭甚厚。今二浙所有，唯民間時得批判狀牒而已。元祐辛未仲秋二十有五日恭覽。諸孫直孺謹題。」（圖11）
先前對於《辭典》和《宣和書譜》都有之「以舊習絹圖上之」，有不明之處。既然太宗要錢俶書法，為何要將舊習絹圖進上。在錢直孺題跋中找到了答案，原來是因為「時王披風恙，不能握筆」之故，所以將舊書進上，頗能釋疑。
另外從時間上來看，《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中的敘述是從《宣和書譜》來，而《宣和書譜》中敘述是從錢直孺的題跋中來。錢直孺跋在元祐辛未（1091），《宣和書譜》成書雖然沒有具體年分，但既然稱《宣和書譜》應在宣和年間（1119～1125）或之後。錢直孺之跋早於《宣和書譜》幾近20、30年。且錢直孺是錢俶的後人，此點合情合理無疑，至此對這件錢俶書法的真實性，找到了可靠的依據。
於是我印製了一分《人間至寶》的宣傳摺頁（圖12）分發各地博物館，圖書館和收藏家。浙江省是吳越國的所在地，特知會浙江省博物館，並決定攜卷前往上海、北京徵求前輩專家意見。原來浙江省博物館亦有一件〈錢鏐錢俶批牘合卷〉，希望浙江省博物館能派員前往上海共同探討研究。1998年3月浙江省博物館派曹錦炎副館長，專家查永玲及保管部主任等三人。上海博物館馬承源館長，汪慶正副館長，單國霖主任等人。佳士得拍賣公司除我外尚有公司在中國大陸的辦事處主任朱仁明等，在上海博物館會面。喜出望外的是，浙江省博物館他們亦攜該館所藏〈錢鏐錢俶批牘合卷〉赴約，該卷是浙江省博物館的一級文物，是不能輕易帶出館外的。兩卷同時在台上展開，相互比較對閱。無論紙張、墨色、花押、書法完全一致，而且浙江省博物館卷後抄有遺失的題跋，錢直孺、危素、錢尚德等跋均在本卷中。故三方專家均認同此二卷書法早期應是同一卷，後來拆散。至於拆散在何時尚有待進一步研究。
兩卷書法匆匆在上海博物館相聚一小時後，第二天我即攜卷前往北京。1996年北京故宮前輩專家們，在看完張氏涵廬所藏宋人尺牘後，曾經表示以後若有重要書畫，希望能攜往過目。所以這次攜卷前往故宮漱芳齋鑑定，到會者徐邦達、劉九庵、朱家溍、史樹青等，經過半小時鑑定後，徐邦達、劉九庵等均認為真跡沒有問題。在錢直孺題跋紙上還有賈似道的觀款，我特別請教過徐先生，是否在其他地方有賈似道的書法？徐老想了一會兒說好像沒有。我又問對於這裡的觀款，您覺得如何？他說氣息尚不錯。
浙江省博物館在上海見面後，回杭州即發表消息題為「稀世珍寶一半在華，一半在美╱吳越二王手跡待重圓╱即將在美拍賣，專家盼復合」一文（圖13）。我亦撰寫了一篇題為「珠還合浦、劍入延平。呼籲華人有識之士，中華瑰寶應歸炎黃子孫」的文章。一時兩岸四地，新加坡、美國、加拿大等地報紙都轉載了，十分轟動。中國中央電視台還要來現場拍攝拍賣轉播。最終這件〈吳越王錢鏐錢俶墨跡手簡卷〉以44萬美元拍出，中央電視台也委託紐約中文電視台「中文傳訊電視」來拍攝了現場的情況。
北宋名臣書翰八帖真跡卷
2001年我在香港又遇見了一件〈北宋名臣書翰八帖真跡卷〉，通過這幾年我經手了這麼些宋人尺牘，對於宋人墨蹟尺牘書法，有了一定的認識。這八件尺牘是十分標準的宋人書法，其中包括有：葉清臣〈移鎮帖〉（圖14）、王安禮〈清勝帖〉（圖15）、曾布〈鄉往帖〉（圖16）、蘇頌〈守郡帖〉（圖17）、范祖禹〈公休帖〉（圖18）、張舜民〈東來帖〉（圖19）、孔武仲〈莘民帖〉（圖20）、李時雍〈鄰廕帖〉（圖21）。
經研究以後，知道此八件宋人尺牘中有五件是孤本。王安禮、蘇頌、范祖禹、孔武仲、李時雍等五人。而且這五人在中國歷史上也是很重要的人物：蘇頌，年輕時即為歐陽修、杜衍所器重，晚年以太子少師致仕，學識淵博，無所不通。范祖禹，協助司馬光修撰《資治通鑑》15年，與司馬光之子司馬康十分密邇。此尺牘就是范祖禹寫給司馬康的，上款「公休」是司馬康的表字。王安禮是王安石的三弟，蘇東坡曾下臺獄，王安禮力救得免。元豐中拜尚書右丞，改左丞，有魏公集。孔武仲曾為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坐元祐黨籍，後復原官。與兄文仲、弟平仲，號「清江三孔」。李時雍與米芾同朝為書學博士，當時在宮中李氏聲名高出米上。於是皇帝「內出絳紗封臂，非奉詔不得書」。所以至今只剩下這一孤本存世。
見如此重要的一件書法，於是我又印製《宋人法書》摺頁（圖22），分發海內外公私收藏，北京故宮徐邦達先生見摺頁後要求過目，我攜卷前往北京，那時徐老已經很少去故宮了，約在徐老家裡，請他鑑定。當天在場除了徐老，還有啟功先生、謝辰生、王連起、楊新、蘇士澍等，那天下午徐老說有寶貝看了，精神很好（圖23）。經過一小時各人仔細鑑定後，一致認為非常好，而且有五人是孤本，非常難得。徐老一生鑑定書畫無數，居然沒見過這卷書法，真是「漏網之魚」了。
蘇軾〈功甫帖〉
以上就是我所經手的30件宋人尺牘。還有一件雖然不是我直接經手，但在2013年秋季蘇富比拍賣行紐約中國書畫拍賣目錄中，我曾經寫過一篇題為「心儀已久之北宋蘇軾〈功甫帖〉」的文章（圖24）。蘇軾〈功甫帖〉拍賣之後，在2014年經過了非常熱烈的討論。在這裡我把所知道這件〈功甫帖〉的情況向大家介紹一下。為什麼我的文章要用「心儀已久」這樣的說法，這還得從第一次我知道蘇軾有一件〈功甫帖〉說起。
1997年上半年有位長者約我相見，聲稱亦有宋人尺牘。見面以後出示照片，果然有宋人尺牘米芾、黃庭堅作品，而且是赫赫有名的兩件──米芾的〈章侯茂異帖〉和黃庭堅的〈小子相帖〉。這兩件書法我都曾經見到過真跡。
時間又要追溯到當時的20年前，即一九七幾年中國仍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我尚在上海朵雲軒任職。其時上海博物館曾經舉辦過一次文化大革命以來「功績」的展覽（亦即文化大革命時紅衛兵抄家得來入藏上海博物館文物的展覽），這兩件宋人法書──米芾的〈章侯茂異帖〉（圖25）和黃庭堅的〈小子相帖〉（圖26）即在該次展覽中展出過。我是在上海博物館的展覽中見到的。
見到是這兩件宋人書法的照片，我即和長者說，這兩件書法不可能是你的。據我所知，這兩件書法在上海博物館收藏。長者說，是在上海博物館，但是我的。當時我不相信他所說的。同時還有一批照片，是他的收藏品，有書畫、瓷器、玉器、銅器等，看上去都很好，照片只能知道大概的情況，最終還是要看原件，於是相約上門看實物。時間安排在1997年7月初，長者住在美國克里夫蘭的近郊。
我和公司器物部門的主管杜先生一同前往，晨早班機早上6點多從紐約出發，到達克里夫蘭已經是8時多，在機場租車自己開車去，大概一小時左右的路程後抵達，可見到在一個寧靜的鄉間，座落一幢很有特色的小房子。後來才知道這屋是主人自己設計的。寒暄一番後開始工作，整整一天我看了有70、80件書畫；杜先生也看了大大小小上百件器物，包括瓷器、玉器、銅器、文房、印章等。
這是一個非常有品味的收藏，我開始了解這個收藏的來源。其實在觀看這些收藏時，已經很清楚地知道了這位藏家是許漢卿。因為差不多每一件藏品他都仔細考證過，並寫下題跋。現在的收藏者是許漢卿的孫兒。同時這是一個非常有吸引力的收藏，一天工作下來很累，觀看每件藏品都作了筆記，拍了照片，還要趕晚上8時多的飛機回紐約；因為拜訪的這一天是7月3日，第二天是美國的國慶，必須回家。
從這以後我就一直和許氏的後人（許氏後人亦姓許，本文以下就用許氏）有不間斷的聯絡，希望能得到這個收藏拍賣。說亦有緣，許氏的太太是上海人，許氏來美居住已有半個世紀，從前亦曾居住過上海，尚能講些上海話。我雖是祖籍廣東，但出生在上海，能說上海話，於是我們之間親近不少。經過一年多的交往，雖然尚未得到許氏的收藏品拍賣，但我們之間以誠相待，取得了相互的信任。
在一次相談中，知道許氏的收藏有部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紅衛兵抄家取走，目前尚保管在上海博物館。而第一次我們見面時，所見到的米芾〈章侯茂異帖〉和黃山谷〈小子相帖〉，即是其中的兩件。同時許氏和我商量，是否可以委託我去上海博物館，看一下在上海博物館保管的究竟是怎樣的一些藏品。我說我可以去上海博物館，我和當時的馬承源、汪慶正二位館長都熟悉，但我不能向他們要求，指明要看許漢卿的藏品。他說不用擔心，他會和上海博物館二位館長聯絡，讓我看許漢卿的收藏。
1998年10月我在上海時，和上海博物館二位連繫，他們已經知道我要去看許漢卿的收藏，安排時間和我見面，也把許氏的收藏準備好，讓我過目。陪我同往上海博物館的是當時我公司上海辦事處的主管朱仁明。我在上海博物館看了許氏的收藏，做了一些筆記，也拍了一些照片。任務完了以後和馬、汪兩位館長見面，二位知道我和許氏熟悉，就和我講上海博物館希望能夠得到米芾〈章侯茂異帖〉和黃山谷〈小子相帖〉兩件宋人書法，能否請許氏轉讓給博物館，並委託我向許氏轉達他們的意向。我也很樂意幫助上海博物館得到這兩件宋人書法。回來以後，我向許氏轉達了上海博物館的要求。
當我把上海博物館想要收藏米芾和黃庭堅二帖的意向告訴許氏以後，許氏認為可以考慮。過了一段時間之後，許氏和我講這些藏品的價值如何他不清楚，要求我作一估價。米芾和黃庭堅的書法從未在市場上出現過，很難估一個確切的價值，我只能以1996年拍賣過的宋人信札作參考估價。在上海時馬、汪二位館長曾經和我說過，上海博物館沒有多少錢可以買藏品，希望能夠估一個合適的價錢，他們能買。最後許氏非常慷慨地出讓了三件藏品給上海博物館，除了米芾和黃庭堅二件書法，還有一套十冊宋拓《淳化閣帖》潘祖純藏本。另外，又把米芾〈道祖帖〉和蘇軾〈劉錫敕〉合卷捐給了上海博物館。（圖27）
自從我在上海博物館見到許氏這些藏品，回來以後我就對這些藏品進行仔細的研究。發掘許氏藏品中米芾的〈章侯茂異帖〉、〈道祖帖〉（圖28），還有蘇軾〈劉錫敕〉（圖29），這三帖在晚清李佐賢的《書畫鑑影》一書裡面有著錄，名為〈蘇米翰札合冊〉。著錄中記錄了兩件蘇帖、兩件米帖，但現在見到的只有三帖，缺少了蘇軾〈功甫帖〉。這就是我第一次知道〈功甫帖〉的情況。同時，在研究中知道此帖除了李佐賢的《書畫鑑影》有所著錄外，還有安儀周的《墨緣彙觀》、徐邦達的《古書畫過眼要錄》都有著錄。而且三本書對〈功甫帖〉都稱頌有加，更引起我對此帖的注重。私忖只有二行九個字的此帖，是否會在文化大革命時的紛亂中，因不注意而被丟棄了。又懷疑此帖是否會在許漢卿收藏之前，就已經被拆散了。
直到後來，見到許漢卿在另一冊〈蘇文忠黃文節合璧冊〉的題跋，才知道許漢卿確實收藏過這件〈功甫帖〉，許跋：「壬午（1942）新春於津門得坡公〈定惠院月夜偶出詩〉、山谷老人〈小子相書帖〉。大雨如懸河。帖為玉局（蘇軾）、雙井（黃庭堅）兩公書中神境。後有覃溪、南山、荷屋、雲台、林諸老題跋，各具韻勝。阮跋內且詳論古人製筆、用筆之不同。清言娓娓，忍俊不禁令人意遠。久病新愈，得此特健藥，可以卻病，可以引年，抑何幸也。敝笈藏有坡公〈送別功甫帖〉、〈劉錫敕文〉，米襄陽〈春入沂水帖〉、〈臈白帖〉、〈章侯茂異帖〉、〈道祖帖〉。今又得此蘇黃合璧冊，皆至友汪兄向叔為作蹇脩，并欲為我物色君謨手迹，擬以蘇黃米蔡名吾齋。汪兄誠盛德君子人也，惟余向守求闕之旨，不敢求全。況即以蘇黃米顏吾居又何不可。壬午花朝淳齋病起書于津寓之晨風閤。」鈐印：「許漢卿印」、「淳齋」。（圖30）
自我見到許漢卿的收藏之後，多年來一直留意尋找〈功甫帖〉到哪裡去，這在我的心目中始終是個謎。直到2012年我買到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的《張葱玉日記．詩稿》一書，在讀到1940年2月4日的日記時，張葱玉提到蘇東坡〈功甫帖〉亦十分贊賞此帖，而且指明是從韓慎先處來（圖31），又引起了我對〈功甫帖〉的探求。我用有據可查的資料，將〈功甫帖〉的流傳經過梳理了一遍：此帖在明朝時為項元汴收藏，有藏印三方。清初則歸安儀周，有藏印一方並載入《墨緣彙觀》。乾隆時為江德量所有，見翁方綱乾隆五十五年（1790）跋。至嘉慶庚午（1810）時已轉入成親王收藏，見成親王題跋。而後李佐賢在同治辛未（1871）《書畫鑑影》成書時，已載入該書。直到1940年2月在張葱玉日記中，明言是韓慎先處來。許漢卿在其一則壬午花朝（1942年2月12日）題跋中，就已經說「敝笈藏有坡公〈送別功甫帖〉」。在同跋中許氏又說其蘇、黃、米書法「皆至友汪兄向叔為作蹇脩」。也就是說都是汪向叔介紹的。汪向叔即是汪士元，著有《麓雲樓書畫記》。許、汪二人當時都在天津的大陸銀行任職，許曾是銀行常務董事，汪則是銀行總秘書，韓慎先是久住在天津的，在天津開設有古玩鋪「達文齋」。故在韓慎先告知張葱玉後，許漢卿通過汪士元的介紹，捷足先登將〈功甫帖〉納入囊中。
2013年6月我從中國返美後，即收到紐約蘇富比拍賣行中國書畫部的主管張榮德來電話（我和張榮德在1970、80年代時，同在上海朵雲軒任職，有五年同事之誼），詢問是否知道有一件蘇軾〈功甫帖〉，得知現在紐約蘇富比拍賣行庫房。我聽到以後十分激動，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功夫。」當我見到原件時，我心裡就明白了，為何許漢卿留在上海博物館的收藏中，不見此〈功甫帖〉。現存的〈功甫帖〉已不是李佐賢《書畫鑑影》著錄中的冊頁了，而是改裝裱成一件立軸。裝裱十分講究，軸有絲質外套，古錦外包首。（圖32）立軸兩端是象牙軸頭，刻有許漢卿楷書題字，字填石青色。一邊軸頭刻「蘇東坡功甫帖」（圖33），另一邊刻「漢卿付珣永保」。（圖34）
立軸裝裱四幅書法，上層兩幅，右邊蘇軾〈功甫帖〉，左邊項元汴收藏印三枚，翁方綱題跋三則。下層右邊翁方綱雙鉤填墨摹本〈功甫帖〉，左邊許漢卿自書題跋，時在癸巳嘉平（1953年12月）。軸中還有許漢卿題跋三則，都是在裱綾上，時間都是甲午（1954）春天。
另外李佐賢《書畫鑑影》書中的〈蘇米翰札合冊〉，其中的蘇軾〈劉錫敕〉和米芾〈道祖帖〉現已合裝成手卷，其簽條亦是許漢卿所題：「宋蘇東坡米元章真蹟合璧卷 甲午首夏重裝 改翁題藏」，鈐印：「改翁」、「許氏漢卿珍藏」（圖27）。說明〈蘇米翰札合冊〉是被許漢卿拆散、分裱的，時間是在甲午年（1954）。而蘇軾〈功甫帖〉裝裱成立軸以後，就給了一個名字中有「珣」字的人。後來我曾徵詢過許氏後人，原來「珣」字是許漢卿的另一個兒子，名「世珣」。行文至此，蘇軾〈功甫帖〉的來龍去脈，流傳經過，也許比較清楚了吧。
關於蘇軾〈功甫帖〉我想說一點我的看法。有人認為這件〈功甫帖〉是雙鉤填墨的摹本，而且是從清中期的《安素軒石刻法帖》中雙鉤摹出。我的看法不同，要做一件雙鉤填墨的摹本書法，紙張是一個非常重要、而且是關鍵的問題：第一，紙張要有透明度，因為沒有一定的透明度是不能夠準確勾勒出所要摹的書法。第二，紙張要不滲水，若滲水的話就會玷汙所要摹的書法，損害原跡。這兩個條件，現在所看見的蘇軾〈功甫帖〉都不具備。〈功甫帖〉所用的是楮皮紙，既不透明、又不滲墨，所以從紙張的角度來看，不可能是雙鉤廓填的摹本。同軸有翁方綱所做的摹本（圖35），用的是油素紙，這種紙用油浸過後既透明、又不滲水，這才是當時普遍用於雙鉤填墨的紙張。所以要做一件摹本書法，通常所說的是油素、雙鉤、廓填三個步驟才能完成。
對於鑑定中國古代書畫的真偽，出現有不同的意見，其實並不奇怪且常有，從前有、現在有，將來還會有。1980年代的中國古代書畫鑑定小組，集中了中國頂級的專家，他們在鑑定的時候也常會有不同意見。在鑑定的領域裡不存在少數服從多數，最後也不一定能有統一的結論；但通過找出更多的材料，進行分析、比對、討論，真理應該愈辯愈明，這個邏輯還是存在的。
圖片提供｜馬成名（前佳士得中國書畫專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