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清初中國鐘錶手工業已初步形成，當時的沿海廣州、佛山，福建地區的海澄、漳州，江南地區的蘇州、南京等地都有鐘錶生產，但規模較大的當屬京城的造辦處做鐘處，在康乾盛世製作了許多鐘錶精品，這些御製鐘現大部分收藏於故宮。
造辦處做鐘處的興起
清宮造辦處是內務府下屬負責御用器物的製造、修復及保管的機構。康熙十九年（1680年，一說康熙三十年）設立。初在養心殿，後移至慈寧宮茶膳房及白虎殿後；雍正年間部分遷於圓明園六所，為承辦活計，「造辦處下設裱作、畫作、廣木作、匣作、木作、漆作、花兒作、條兒作、鏨花作、鑲嵌作、牙作、眼鏡作、如意館、做鐘處、硯作、銅作、釵作、雜活作、風槍作、玻璃廠、鑄爐處、炮槍處、輿圖房、弓作、鞍甲作、琺瑯作、畫院處等數十個皇家正規的御用作坊。」（註1）
做鐘處肩負著御製鐘製作、改製和修復的職責，隸屬於內務府造辦處。「做鐘處前身是自鳴鐘處。自鳴鐘處位於紫禁城乾清宮東廡之端凝殿南，因其地收藏西洋鐘錶得名。自鳴鐘處設置時間無法斷定，但文獻記載表明，它設立的下限是在康熙時期。」（註2）「做鐘處首見雍正元年活計檔。大量檔案表明，由製鐘作坊發展成為做鐘處經歷了一定的過程。從雍正元年（1723）至乾隆四年（1739）八月前，所有製作鐘錶事宜都列錄在自鳴鐘處下，而不是做鐘處下，便可以說明這一點。至於其脫離自鳴鐘處成為獨立機構，肩負起宮中鐘錶製作職責，已是乾隆四年八月以後的事了。從此自鳴鐘和做鐘處各負其責，互不管轄，成為並存的兩個機構，都錄屬於內務府造辦處。」（註3）
乾隆朝是造辦處製鐘業的鼎盛時期，皇家鐘錶的生產不僅數量多，而且品質高，為清代中國宮廷鐘錶業最輝煌的時代。現存御製鐘以「乾隆年製」的居多。嘉慶（1796～1820）以後，做鐘處逐漸衰落，製鐘較少。現陳列於交泰殿的〈黑漆描金木樓自鳴鐘〉即作於嘉慶二年（1797），乃重造於交泰殿火災之後。及至「道光三十年（1850），有匠役六十三，光緒年間做鐘處有孔、蔣二位師傅，其中蔣師傅通曉音樂，能通過移動刺滾所植刺釘的位置來調整鐘上的原配曲子，光緒三十四年（1908）有匠役何廣志。」（註4）雖說1924年溥儀出宮後，做鐘處結束其使命，但有些人仍在宮中從事古鐘錶的保養與修復。
做鐘處人員的構成
身為皇家御用作坊的做鐘處，是中西自然科學交流與融合的重要場所，也是皇帝經常光顧之處。自1693年康熙從海內外召集優秀工匠到皇家御用作坊供職起，做鐘處人員亦逐年增多，形成如下的組合：一是由中國各地鐘錶製作中心選派優秀工匠到皇家供職，其中又以廣州鐘匠為多。據廣州博物館人員考證，「廣匠是由廣東督撫挑選至宮內服役的做鐘能手，乾隆時期，廣匠一般每月錢糧四、五兩，口分銀（飯銀）二、三兩。個別廣匠進京安家時，給安家銀八、九兩。廣匠一般是終身服役，到60歲方可離去，如果因病或某種原因中途退職，由廣東督撫另選鐘匠頂替。」（註5）當時廣州有大批生產高品質鐘錶的工匠，他們的作品一部分供朝廷使用，另一部分則是市場上的時髦商品。現在宮中收藏的亭、台、樓、閣等造型的廣州精品，正代表了廣東工匠最高製作水準。這些來自廣州及江浙一帶的做鐘能手，應是做鐘處的技術骨幹。
二是做鐘太監，他們是宮中最早向西方傳教士學習自鳴鐘機械結構和維修的技術人員。在明末歐洲傳教士利瑪竇所進貢品中，「最令萬曆帝感興趣的就是自鳴鐘，計有大小兩座。」萬曆帝甚至欽定欽天監的四名太監去跟利瑪竇學習鐘錶技術。但清代做鐘處太監的人數不多，各按職官和職掌行事，起著上傳下達的重要作用。
三是來自歐洲的傳教士，他們是御製鐘主要設計人員和機加工的技術指導，是做鐘處技術人員的重要組成部分。如法國人沙如玉在雍正六年七月二十五日（1728年8月30日）抵華後，在同為法國人的巴多明（Dominique Parrenin，1665～1741）推薦下，於第二年春天被召入京，雍正七年（1729）三月初九日，首領太監趙進忠傅怡親王諭：「著西洋人沙如玉在造辦處做自鳴鐘活計，欽此。」（註6）終雍正一朝，沙如玉一直在造辦處供職，檔案中多處記載了他製作鐘錶的情況，如根據中國皇帝的需要發明了報更自鳴鐘（簡稱更鐘）等。而《養心殿造辦處史料輯覽》亦記載了做鐘處在不同時期也有一部分歐洲鐘錶專家在宮中供職。總之，一批批歐洲傳教士至宮中供職，對成功創建做鐘處有非常重要的貢獻。他們帶來了先進的設計理念、機床和製作工具，並和中國人一起工作。光是1736年在他們指導下的工匠就有百餘人之多。在皇帝親自參與和督導，與皇家巨大財力和物質的支持下，「乾隆十一至二十年間，做鐘處生產鐘錶44件。」這些御製鐘件件都是精品。
修復人員的代代相傳
雖然做鐘處機構已消失，但在清末前後仍有少數維修人員在宮中供職。據《故宮博物院歷程》記載，「在1925年故宮博物院剛成立的時候，還沒有設立多工種的修復機構，只是在古物館內有少數幾個人，從事裱畫與鐘錶，小件硬木器的修復工作。」（註7）這些記載充分證明了古鐘錶的修復工作一直在繼續，現眾所知曉的有徐文麟老前輩（圖1），為將古鐘錶研究與修復技術傳承下來的第一代傳人。他先後培養了徐芳洲（徐文麟之子，圖2）、白金棟、馬玉良、陳賀然四位學生，是宮中修復古鐘錶第二代傳人。（圖3）1960年，在原文物修整組的基礎上，又正式成立了文物修復工廠，各專業已有較大發展。進入1960年代，先後有秦世明、王津、齊鋼師從馬玉良，是第三代傳人。（圖4）2005年，亓昊楠作為年輕一代，繼續傳承古鐘錶修復技術。（圖5）
至今，經鐘錶室修復的古代鐘錶都已得到了有效保護（圖6、7），正如故宮前院長鄭欣淼在《故宮鐘錶》指出，宮中大量鐘錶藏品都是各國當時最有代表性的產品。「尤為可貴的是多數至今仍能正常使用，這還得感謝故宮博物院幾代人認真鑽研並勤奮敬業的鐘錶維修人員。」（註8）
註釋：
註1：單士元《我在故宮七十年》，北京：北京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頁260。
註2、3：郭福祥〈清宮鐘錶總說〉、關雪玲〈中國鐘錶〉，故宮博物院編《中國鐘錶》，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頁15、38、39。
註4：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宮中雜件）第21包，5097包。
註5：陳堅紅〈清代「廣鐘」探微〉，收入中國計時儀器史學會編印《計時儀器史論叢》第2輯，頁111。
註6：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藏檔案《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膠捲號68、69。
註7：王樹卿、鄧文林《故宮博物院歷程》，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5，頁77。
註8：鄭欣淼〈前言〉，故宮博物院編《故宮鐘錶》，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頁8。
圖片提供｜王津（北京故宮博物院文保科技部副研究館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