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9月15日，在中共江蘇省委宣傳部的支持下，傅抱石（1904～1965）率領由一批久居江南的畫家組成的江蘇省中國畫寫生工作團一行13人離開南京，「開眼界，擴胸襟，長見識」，歷時三個月，相繼走訪河南、陝西、四川、湖北、湖南、廣東等六省十幾個城市，成為當時中國繪畫界一件極為轟動的大事，也將1950年以來的中國畫寫生活動推向一個歷史的高潮。
在行程中，傅抱石興致勃勃，瞻仰革命紀念地，遊覽風景名勝，參觀工礦企業，一路走一路畫，不斷將個人的主觀感受和歌頌新時代的主題注入畫幅之中。9月29日晚，寫生團一行抵達延安，進行為期四天的寫生。對於這次延安作畫，傅抱石全力以赴，絲毫不敢懈怠。在中國美協陝西分會主席石魯（1919～1982）等人陪同下，他先後參觀棗園、楊家嶺、王家坪、鳳凰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故居、機關舊址以及革命歷史陳列館等，充分接受了一次革命精神的洗禮，詳細記錄有代表性的景色，留下了大量的寫生畫稿（圖1）。對於這次開闊胸襟的延安寫生經歷，傅抱石滿懷激動，多少湧動在心頭的情感化成飛舞的詩情：「我們對革命遺址的參觀訪問，是此行中受教育最深的主要部分，特別我們幾個年紀較大的人，都是從舊社會過來，在如此現實，如此具體又如此感人的教育下，不得不讓畫面上來反映它們、歌頌它們。」
延安是中國革命的搖籃，見證過中國共產黨人光輝的奮鬥歷程，延河之濱的寶塔山，更成為中國革命的象徵。作為中共中央的所在地，作為主席毛澤東革命、生活的地方，延安是億萬人民心中日夜嚮往的聖地，吸引著一批批的熱血青年投身到革命大熔爐之中。1944年春，陳毅曾寫下〈延安寶塔歌〉：「延安有寶塔，巍巍高山上。高聳入雲端，塔尖指方向。紅日照白雪，萬眾齊仰望。」連續數日，傅抱石圍繞著寶塔山仔細觀察，從多個角度精心速寫，譬如，從南市溝北望寶塔山、從鳳凰山北望寶塔山、從王家坪東望寶塔山，可謂細緻入微（圖2）。
作為革命聖地的延安，當然是寫生團畫家重點參觀、寫生的地方。自中國畫寫生運動勃興以來，以風景名勝寫生為基礎的中國畫革新，的確為陷於困境的山水畫帶來了新的生機。伴隨著毛澤東地位的日益「神化」，相關的革命聖地逐步定型，韶山、南湖、井崗山、遵義、延安、西柏坡等，成為無數民眾瞻仰的場所。於是，畫家們也風起雲湧般地走進韶山、井崗山、遵義、延安……他們普遍希望，在寫生之時也能得到革命精神的啟迪和薰陶。這不僅是個人的心願，更是黨和政府的期望。由此，畫韶山、畫南湖、畫井崗山、畫遵義、畫延安，儼然成為畫家們接受革命歷史教育和進行思想改造的具體舉措。
作為一種特定的繪畫題材，革命聖地山水以傳統繪畫語言表現中國革命歷史或政治文化的重要形式，使得新中國的山水畫開始背離傳統文人畫趣味，朝著革命的方向發展。固然，延安地貌並非習慣的表現對象，不宜入畫，但其對於20世紀中國革命史敘事與政治思想空間而言，意義非凡。延安與革命的歷史有著若干的關聯，具有吸引畫家們為之謳歌的足夠動力。描繪延安既有形式、技法上的新努力，又有思想觀念上的新轉變。如何通過表現壯美山川服務於當時的社會政治需求，做到政治與藝術、內容和形式的統一？如何進一步將蘊涵於延安自然風景下的崇高感表達出來？在創作過程中，如何通過瞻仰聖地的革命歷史感悟，消解一般審美中的山水情懷，進而借藝術語言將體驗昇華為形而上的思想精神？這些都是畫家們必須思考的新課題，正如關山月（1912～2000）所提問：「怎樣去歌頌這個革命聖地的無與倫比的英雄氣概？怎樣去描繪這些高山大嶺、這些最美最美的秀麗山川？怎樣去體現出偉大的毛澤東思想的勝利開端？」
1957年的東歐寫生是傅抱石繪畫創作的轉折點，為他的山水畫帶來清新的意境。當年積累的寫生經驗對此前沒有對景寫生習慣的傅抱石的創作，產生了不可低估的影響，並引來若干根本性的變化。他將已有的知識逐漸融入新鮮的感受，傳統的筆墨適時地在新的景致和新的社會要求中，獲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與淋漓盡致的發揮。寫生，成為傅抱石記錄個人感受和構思營造最有效的手段，也是他從自然生活中攝取骨象與氣韻、創造新技法和新圖式最重要的途徑。他在汲取寫實因素之時，不斷地有效協調寫實、寫意，在最大程度上達到寫實、寫意的有機融合。後來，傅抱石還頗有心得地提出了中國畫寫生的四個步驟：遊、悟、記、寫，集中體現了他對於山川景物與筆墨語言關係的獨到理解與把握，在方法論上具有相當的示範意義。
經過三天的實地考察，傅抱石對延安形成了一個比較感性的印象，對構思延安全景已有相對全面的認識。10月3日，他為延安全景經營構圖（圖3）。從南京博物院所藏寫生畫稿來看，「延安寫生」內容相當細微。傅抱石傾盡心思，經營多幅草稿，並以數字標明先後次序，經過一整天的冥思苦想，初步完成「延安全景」小稿。數天後，傅抱石在江蘇、陝西兩地畫家延安寫生交流會上，就延安全景草圖進行觀摩，交流構思心得。
在西安，經過數日醞釀與構思後的傅抱石開始落墨，興致昂揚，回到南京則細心收拾，精心完成了〈延安圖〉卷，題云：「今年九月廿八日，由西安赴延安瞻禮革命聖地，受教至深。此圖經營於延安，落墨于西安，完成于南京。一九六○年十二月廿四日」，用其特有的「抱石皴」筆法，以半俯瞰的角度生動展現出遼闊壯美的陝北黃土高原風光。（圖4）首先，傅抱石用赭墨以飛動旋轉之勢畫出黃土高原土山，漸低漸遠，右段近處土坡上細心勾畫數棵墨樹，歪歪斜斜，疏密有致，自左至右，窯洞、寶塔山、廠房、大橋、農田、人群等緩緩展開，一應齊全；然後以不同墨色皴擦山體，迅疾勾斫，左右斜劈，縱橫老辣，任其墨瀋涸漫，極具敦實渾厚之態；更遠處則以虛筆表現，襯托實景，重重疊疊，逶迤蒼莽；最後以石綠設色，濃淡相宜，然水、墨、赭、綠相互交融，用筆輕鬆靈動，滿紙生情，既有黃土高坡之貌，又顯陝北江南之意。創作時，他運用了移動、重疊的視點，或廣角深遠，或推進特寫，層層推進，將景物以全景的方式盡收筆底，使畫面極具咫尺千里之勢。〈延安圖〉卷宛如一首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的交響史詩，具有強烈的時代精神。
不言而喻，陝北的黃土高原氣勢雄渾博大，層層梯田十分壯觀，令第一次來到陝北的傅抱石激動不已。他在隨筆中寫道：「國慶節那天下午，金色的太陽，照得延安分外美麗。我和錢老不約而同地走到雄踞延河上的延安大橋，只見四周山上一片片的梯田，延河兩岸的楊樹，雖然已是深秋天氣，還是那麼綠沉沉的。向西望去，峰巒起伏，雄渾極了，動人極了。錢老欣然說：『若把延安如實地畫出來，人家一定說我畫的是江南了。一點不錯，陝北江南……我們一輩子也不會忘記。』」高原上勞動的隊伍、行駛的汽車和冒煙的工廠，是畫家著力表現的內容，目的是為體現欣欣向榮的生產建設場面，生生不息，也即所謂「舊貌換新顏」是也。誠然，綠色在新中國繪畫中具有「舊貌換新顏」、「日月換新天」之政治意涵，以昭示中國社會欣欣向榮的特定意象，所以，青綠設色尤為流行，一派勃勃生機，具有迥異於傳統文人畫荒率格調的意境。
體驗新生活、感悟新氣象是寫生團萬里寫生的主要目的，因此，描繪各地轟轟烈烈的生產建設場景是傅抱石的主要任務之一。如何協調傳統山水與「文藝為工農兵服務」之間的矛盾，如何協調大部分畫家已十分熟悉的傳統圖像意義的表達方式和大眾口味和國家象徵之間的矛盾，是當時中國畫改造的重要內容。於是，畫家們紛紛走入生活，尋找時代標籤的象徵性事物。他們想盡一切辦法，用筆墨描繪勞動場面、建設工地、城市景觀，工廠、公路、鐵路、橋樑、水壩等應有盡有。當時的山水畫，煙囪林立，車水馬龍，紅旗飄飄，遍地英雄，一派轟轟烈烈。所以，傅抱石在創作時通過對延安的視覺處理，使得作品既充滿大自然清新的氣息，又傾注飽滿的革命激情，在自然融會傳統繪畫趣味中必須體現時代所要求的思想內容。而晚年的傅抱石也儘量運用委婉含蓄的方式去描繪新生的事物，多在遠景中畫出一片工廠、高爐、煙囪、烏煙，以點綴的方法巧妙地表現出建設的成就和時代的變化。
這裡，傅抱石將平凡的高原景色納入自己的視野，以寫實性的筆墨技巧賦予作品濃郁的感情色彩。全圖墨色交融，層層疊疊，鬱鬱蒼蒼，以低調的偏銀灰墨色、淡赭和淡綠調性，造足了革命聖地的溫暖氣氛和勃勃生機。不僅如此，傅抱石在大面積渲染之時，又注重色與墨的輕重與厚薄的處理，其沖和的主調中蘊涵著豐富的層次，屋宇、遠山、松林無不整而透、透而鬆、鬆而翠，渾厚處頓生微妙與空靈。傅抱石曾經關注過西方美術，在對景寫生中力圖表現直觀視覺感受，適當吸收西畫元素，以彌補傳統中國畫的若干不足，構造出開闊的物理空間，在構圖、敷色方面以嶄新、地道的筆墨形式，完成了對自然景物形與神、光與影、色與墨、虛與實、質與文的高度融合，拓展了觀眾的心理空間。尤其就視覺心理而言，〈延安圖〉卷中那些體察入微的茂密景象充溢著清朗鬱茂的生活氣息，加強了視覺經驗的親切感，拉近了繪畫與生活的距離，也實現了特定題材的政治內涵。於是，「筆墨當隨時代」在傅抱石手下已不再是一句空泛的口號。
概括地說，〈延安圖〉卷脫離了寫生層面而進入主題創作，以「一種寬闊、高大、雄偉的畫面格局，創造了一種濃郁、繁盛、謹嚴的審美風格」，比較成功地完成了從一般山水向一種特定聖地山水的轉移。傅抱石和諧地融會了中國山水畫傳統與西畫造型元素，表現出一種與革命精神相吻合的清新濃郁又不失崇高的特定意境，實現了視覺語言、文化結構、審美趣味與時代題材的有機融合。畫面從筆墨表現到形式構成顯示了他對傳統筆墨形式的突破與創新，從而生動呈現出他在形式探索方面的諸多收穫。
毋庸置疑，二萬三千里長途寫生對傅抱石的藝術道路產生了重要影響，可謂是其創作生涯的轉折點。回到南京後，沉浸於激情中的傅抱石鐫刻白文長方印「抱石所得印象」、朱文方印「待細把江山圖畫」、白文方印「江山如此多嬌」、朱文橢圓印「北國風光」、朱文長方印「當驚世界殊」、白文方印「換了人間」等，表達了對長途寫生的深刻印象。1961年2月，經過革命洗禮的他還由衷地發出了「思想變了，筆墨就不能不變」的感嘆，振聾發聵，一時成為藝術箴言。後來的幾年間，傅抱石帶著觀看寶塔山、延河的深切感受，多次創作〈延安圖〉，南京博物院即藏有五件、郭沫若紀念館藏有一件、傅抱石家屬舊藏一件。他一般以明代延安詩人蕭某「塔影掛清漢，鐘聲扣白雲」入畫，以平視的角度把寶塔布設在較遠的位置，並在群山環抱中，將陝北高原的壯美景色收入筆端，筆墨雄放細緻兼而有之。1963年6月11日，傅抱石再畫〈延安圖〉扇面遣興（圖5），題云：「予自庚子秋觀光以來，往來胸中，無時或釋，今後仍願不斷寫之也。」可見，延安之行對傅抱石的內心觸動不可謂不大。1964年5月，他慘淡經營，創作完成大幅〈延安圖〉（圖6），有意將寶塔置於畫幅的中央位置以突出主題，以紅色為主色調，思想內涵更為深刻。紅霞滿山之上的紅色寶塔，無疑是畫家的熾熱心象，也被賦予了浪漫主義的革命理想。革命聖地延安成了傅抱石心靈情感的棲居地，也是他寄託理想的特殊符號。
值得一提的是，晚年的傅抱石在一些重要的寫生實踐中，多創作一二手卷形制進行探索，反覆推敲、精心錘煉，譬如1959年〈韶山圖〉卷、1960年〈三峽圖〉卷、1961年〈天池林海圖〉卷等，以及這件〈延安圖〉卷——這是他創作中的一個有趣細節。理所當然，〈延安圖〉卷成為傅抱石晚年最為重要的作品之一，他自創作完成後對之呵護有加，一直祕藏於自己的書齋之中。
1964年12月下旬，中國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召開在即，身為全國人大代表的傅抱石攜〈延安圖〉卷北上，準備邀請亦師亦友的郭沫若（1892～1978）題跋。傅抱石與郭沫若交情莫逆，自1933年春在日本東京結交以後，傅氏屢得郭氏提攜。作為傅抱石最敬重的師長和知己，郭沫若是其關於美術精神和藝術理想的傾聽者，也是他很多重要作品的最初欣賞者。晚年，傅抱石每每北上京城，多要專程拜訪郭沫若，每有得意之作總要贈予其收藏，或呈送其鑑賞，諸如〈延安圖〉卷等重要者甚至邀其題詩作跋。1965年1月初，即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剛剛閉幕，傅抱石在某雅集場合出示〈延安圖〉卷，邀請眾友人欣賞，時任中國國務院第三辦公室副主任、國家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兼中共中央工業交通政治部主任谷牧（1914～2009）亦在場，見證了這一段佳話。事後，〈延安圖〉卷留於郭沫若處題跋。
1965年1月21日，古稀之年的郭沫若回想起五年前（1960年3月）視察延安的往事，滿懷激動，詩興大發，賦吟八首：「長征二萬五千里，風卷紅旗過六盤。從此堯天開日月，英雄含笑看岷山。／聖地延安根據牢，發揚馬列重農勞。南泥灣畔秧歌好，祖國新生自土窯。／革命旌旗火樣紅，連年血戰奏神功。大山三座齊推倒，八路長留好作風。／嶺頭猶見塔巍峨，不拜菩薩解荷戈。塔是人民之所造，留為紀念換山河。／煙筒林立入雲霄，大輦如潮過大橋。烈士忠貞垂萬古，豐碑百丈聳江皋。／楊家嶺下紅旗暖，革命禮堂白堊新。無數中華好兒女，聯翩爭做接班人。／傳統作風雪裡梅，大寨精神此地來。已見黃河清澈底，要教宇宙共春回。／錦繡田園面貌新，穿紅著綠倍精神。神州六億皆堯舜，齊向郊原播早春。傅抱石同志作延安畫卷囑題，見此畫彷彿身在楊家嶺下也。一九六五年元月廿一日春節前十二日，郭沫若。」郭沫若以回顧歷史、追思英雄、感慰現實、瞻望未來為主要內容，以獨特的視角、飽滿的激情，真摯謳歌了中國革命和延安精神，點明瞭畫家創作〈延安圖〉卷的深情用意，使作品的價值得到進一步昇華，其政治意涵變得強烈而鮮明，也將畫面意境不斷延伸擴展。郭沫若所題，清雋秀朗中有勁健遒逸之姿，也與傅抱石所作圖文互動，相得益彰，相映成趣。兩天後，郭沫若稍事修訂個別詞語，專門抄錄，與傅抱石〈延安圖〉卷一併發表於《光明日報》1965年1月30日「東風」副刊，產生了廣泛的傳播效應。由此，傅抱石〈延安圖〉卷獲得了良好的社會聲譽，發揮著相當的示範意義（圖7）。
正如郭沫若詩云「錦繡田園面貌新，穿紅著綠倍精神」，新中國成立後興起的中國畫寫生運動，隨著時間的推移，無一不是以走進新社會、體驗新生活、表現新氣象為主要目的，並以此謳歌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給中國社會帶來的新變化。所以，「舊貌換新顏」成為傅抱石創作延安圖像最重要的主旨之一。自然，傅抱石〈延安圖〉卷承載著艱苦奮鬥、自力更生的延安精神，體現出改造大自然的雄心壯志。也就在這次政餘的雅集上，谷牧得見傅抱石佳作，讚賞有加，得傅抱石慷慨相贈，郭沫若題跋後，〈延安圖〉卷遂入藏九藤書屋。1975年，中央美術學院院長吳作人（1908～1997）應邀引首〈延安圖〉，並題識「谷牧同志屬題，一九七五年，作人篆」。三年後，時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兼國家基本建設委員會主任的谷牧再次展卷，感慨萬千，時郭沫若、傅抱石皆歸道山：「一九六五年三屆人大剛開過，傅抱石同志出示此件，徵求意見，我反復展玩，愛不釋手。傅老見此，慨然允贈。十年浩劫，此物倖存，然畫者、跋者均已作古矣。撫今追昔，能不感慨繫之。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廿九日夜記。」
所謂知音相賞，〈延安圖〉卷不僅見證了傅抱石與郭沫若之間濃濃的情誼，而且展示了傅抱石與谷牧之間良好的人際互動，進而成就了中國書畫鑑藏史上的一段佳話。
圖片提供｜萬新華（南京博物院藝術研究所研究館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