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藝術節之學術活動於5月登場，由藝術學院與藝術史研究所共同主辦「插畫、故事講述與書籍文化」系列演講，邀請法國遠東學院（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副教授米蓋拉（Michela Bussotti）、台大歷史系助理教授秦曼儀、日本大阪市立大學大學院生活科學研究科副教授福田美穗、國立台南藝術大學藝術史系副教授于禮本、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藝術史所兼任助理教授Hugh Hudson、國立台灣師範大學藝術史所教授林麗江、陽明大學視覺文化研究所助理教授葉嘉華及藝術家華安瑞。針對中國傳統圖像敘事的問題，法國遠東學院副教授米蓋拉及台師大藝史所教授林麗江的演講有更進一步的討論。
大型精美徽州版畫報功圖之研究
首場演講於5月15日舉行，邀請法國遠東學院副教授米蓋拉演講，米蓋拉專研徽州版畫與徽州學研究，其博士論文即是研究16至18世紀的徽州版畫，此次她演講的主題為「大型精美徽州版畫報功圖之研究」，針對安徽博物院藏〈石氏報功圖〉一幅（188×277公分），以及上海博物館藏〈胡氏報功圖〉二幅進行探析。
安徽博物院所藏〈石氏報功圖〉於1950年代時於安徽省績溪縣旺川石家村發現，而上海博物館藏〈胡氏報功圖〉二幅則由績溪上川的胡氏祠堂捐獻，米蓋拉認為這三幅報功圖尺幅大且形式特殊，製作方式不同於中國傳統書籍插圖的製作模式，她試圖推想這類報功圖當時的印刷技術。績溪縣在清代時已為造紙中心，且產生大型宣紙，因此，此地確實具生產這類大型木刻版畫之紙張條件，不過由於目前的裝裱形式，需再確認作品紙張是由大幅單張宣紙或由多張宣紙拼接而成。另外，刊印的木板是由單個大型木板或由多個小型木板拼裝後印刷等問題，皆需進一步討論。且米蓋拉發現此類報功圖的圖像製作手法運用了類似印章的作法，在紙張上蓋印出許多人物、旗幟等，此作法是較為特殊的，且三幅標題之「報功圖」三字的書法字體相似，代表三者之刊刻者可能運用了相同的模組，故三幅報功圖可能具有相當的關係，意味著徽州地區可能有製作這類報功圖的風氣。
米蓋拉首先分析〈石氏報功圖〉的圖文內容，整幅可分為六個部分，上方兩個部分為文字，上一為標題「武威石氏源流世家」，上二文字則記錄石姓起源、石守信事跡與其家族系圖。下方四個部分為圖像，圖像的觀看順序由右到左，由上到下，米蓋拉認為此幅圖像特殊的敘事手法在於，較古老之前所發生的事件其場景所占尺幅比例較小，較近所發生其場景所占尺幅比例則較大。第一段圖像首先描繪了3世紀的故事，首先描繪石瓊遷潁川，接著描繪石苞打仗的各個場景。第二段、三段圖像則描繪了9至10世紀的故事，描寫石敬瑭與王彥章雙方陣營作戰，以及石敬瑭成為晉王後與契丹友好之場景，以上皆是描繪打仗的場面。第三段左方開始至第四段圖像則描繪北宋開國功臣石守信之事，先是描繪石守信打敗李筠陣營之過程，第四段圖像則描繪石守信慶祝勝利、眾人聚集祝賀之場景，如報封高氏榮錄夫人、敕賜御書樓等事，此段可能為全部圖像中最重要的部分，因此段圖像占畫幅尺幅比例最大，且處畫幅下方位置。
米蓋拉據石谷風先前之研究說到，〈石氏報功圖〉的使用脈絡可能是藏於石氏宗祠中，在每年除夕至元宵節時被張掛在祠堂門口中以供人觀賞，因此處於下方位置的第四段圖像離觀者最近，故最為重要。另外，米蓋拉透過上海博物館藏的各家譜，發現〈石氏報功圖〉中的徽州石氏家族於元末明初時遷移到徽州績溪西部，實際上與石苞、石敬瑭和石守信並未有關係，因此製作此報功圖的人可能是透過戲曲、小說、講史或者口述等方式描繪以上之功績，同時觀者也可能透過圖像與宗人的口述了解石氏家族的起源歷史。不過，上海博物館所藏〈賜胡氏世家朝代忠良江左名帥報功圖〉與〈安明經胡氏受賜田宅於績之胡里鎮八景歷代報功圖〉尺幅非常大，約3公尺高之大小，故不大可能掛於祠堂門口，因此米蓋拉認為報功圖的使用脈絡可進一步再探討。
關於〈胡氏報功圖〉二幅的討論，米蓋拉首先透過1911年《上川明經胡氏宗譜》梳理胡氏家族的流動與起源，考察胡瞳、胡學、胡昌翼、胡延正等人。胡學為江西婺原清華的胡氏始祖，胡學的姪子胡清與胡昌翼遷移至婺原考水，而後胡昌翼子胡延正則遷移到了安徽續溪上川。〈賜胡氏世家朝代忠良江左名帥報功圖〉形式與〈石氏報功圖〉一致，不過上二文字未記錄家族系圖，反而附上〈賜中王胡延正克復城都報功圖序〉，其年款為開寶四年（971）二月十二日，描寫胡延正在四川打仗之事，同時提及胡延正本是姓李而改胡姓一事，下方第一段圖像亦有描繪改姓一事。〈安明經胡氏受賜田宅於績之胡里鎮八景歷代報功圖〉在形式上不同於前二幅報功圖，此幅圖像並未有從右到左的觀看順序，未採用連續敘事的分景模式，而是圖像與文字一同組成整面畫幅，且大部分描繪宗族活動的情形，少有打仗場景，如描繪許多胡氏宗族人物，人物旁題其名字，以較新的手法表現家族系譜。根據王伯敏先前研究，認為此三幅報功圖可能是出於晚明徽州刻工之手，但米蓋拉認為這三幅報功圖四邊有裝飾框，應是清代的作品。
米蓋拉實際至博物館考察作品原件、至宗祠拜訪，同時翻閱了許多宗譜，試圖釐清這類報功圖的製作技術與產生的脈絡，為何這些從北方遷移至徽州的家族要製作這類報功圖，以及這類報功圖又是如何被使用等問題，米蓋拉都將會繼續探討，繼續追尋石氏與胡氏家族。（文／許詩敏）
從書本插畫談明代故事畫表現方式
本場演講於6月22日舉行，演講者為師大藝術史研究所教授林麗江。林麗江以他多年研究明代藝術史的經驗，處理明代手繪本書籍《明解增和千家詩註》，以此出發聚焦討論材料的圖文關係表現，分享她目前觀察到的研究成果。
林麗江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藝術史，一直以來在繪畫、版畫研究與文化交流等議題上有諸多研究心得，為了讓參與此次演講的聽眾能夠快速進入書籍研究的領域，討論作品之前先做了簡單的研究方法介紹。以他以往所做過的研究為例，使聽眾快速地理解當一本「書籍」作為研究材料時需要做的步驟，以及如何被解析、並且有許多不同面向的解讀方式。首先，當研究者開始接觸一本「書籍」作品時，會好奇為什麼被製作出來？就開始追索書籍製作的動機，有可能是因為政治與教化的宣導、個人的宣傳，或是單純為了商業利益的活動之類等，可以透過書的內容與編排方式來解讀背後動機；再來，要了解書籍怎麼被製作，就涉及到編者、畫稿、工匠的運作方式、版本問題等整體工序的討論，是處理書籍作品重要且基礎的一環；最後，一本書籍被製作出來的受眾為何？書籍又是怎麼被使用與接受呢？又會涵蓋到讀者與閱讀後如何回應的問題。不僅如此，書籍研究還可以延伸討論到出版問題，包括區域差異與插圖風格的爭議，以及書籍圖像與其他媒材，像是和繪畫、工藝品的關係等。以上都是書籍研究裡大略要處理的不同討論面向，而當研究者進入到書籍裡的圖像研究時，就需要更進一步去了解分析風格的形成與影響等原因，尤其是畫家、刻工與地域風格等因素，還有版面配置與敘事手法等圖文關係的分析。
這次主要談論到的材料聚焦在明萬曆之前，15世紀時的作品為主，有《明成化說唱詞話》、《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參增奇妙註釋西廂記》與這次新處理的材料《明解增和千家詩註》。《明解增和千家詩註》，明朱絲欄鈔彩繪本，藏於台北故宮，為卷一；還有一本卷二，現存於北京圖書館。此次演講主要根據台北故宮本、即卷一為主來討論。《明解增和千家詩註》為北京地區的製作，屬於學界較少討論的「寫繪本」（Manuscript）媒材，沒有記年，可以拿來作上限的參考作品是同為北京製作1428年《真禪內印頓證虛凝法界金鋼智經》，兩本風格相似，下限則是以1482年《御製新集斷易精萃不分卷》為參考。
《明解增和千家詩註》為上圖下文的版式，在圖文關係的觀察上，林麗江歸納出三點詩文如何轉為插圖的機制，分別是物象緊跟隨文字、同一幅畫面表現兩組詩，與以詩的釋義畫為圖像這三點。第一點物象緊跟隨文字的機制以杜甫〈漫興〉：「糝徑楊花鋪白氈，點溪荷葉疊青錢。筍根雉子無人見，沙上鳧雛傍母眠。」這首詩為例，會發現配圖中有出現荷葉、筍根與沙洲上的水鳥，如實地畫出了詩中的文字，可見物象是緊隨著文字的形式。第二點同一幅畫面表現出兩組詩的現象，以僧志南〈絕句〉和韓翃〈寒食〉這兩首詩以及他們各自的增和詩為例，顯示一個配圖可以表現四首詩。另一個例子是葉清逸〈遊小園不值〉：「應憐屐齒印蒼苔，小扣柴扉久不開。春色滿園關不住，一枝紅杏出牆來。」這首詩的景象只在配圖的右半邊表現，插圖的中間到左半的部分則是表現另一首劉季孫的〈題屏〉：「呢喃燕子語梁間，底事來驚夢裏閒，說與旁人渾不解，杖藜攜酒看芝山。」。此幅配圖畫面上看似突兀不合理的彩雲，其實是空間場景的區隔，使用雲朵將畫面切割成不同場景的方式，藉由觀察圖文的關係才會發現。最後一點是將釋義化為圖畫的模式，以韋應物的〈滁州西澗〉：「獨憐幽草澗邊生，上有黃鸝深樹鳴。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為例，配圖上畫的官員其實就是岸邊的小舟，畫出來是裡面詩人不受重用、仕途不順的自我影射，在此處已與以往山水畫中隱喻情感的傳統方式不一樣，《明解增和千家詩註》配圖已成為一種圖像的典故。
《明解增和千家詩註》是宮廷製作，插圖風格屬於宮廷繪畫的風格，畫面華麗、對紋樣細節很講究，尤其在雲樣的表現上可知畫家熟悉宗教壁畫的製作。而在宮廷之外的製作，則舉了出土文物《明成化說唱詞話》（1471～1478）與《新刊大字魁本全相參增奇妙註釋西廂記》（1498）兩本，介紹各別圖文的敘事模式以及舉例，使觀眾們了解在萬曆之前的明代（1573之前），宮廷與民間的書籍中，插圖與敘事的多樣面貌與精彩的圖文轉換機制。（文／黃馨平）
圖片提供｜台灣師範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