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顏真卿（709～785）的「顏體」是最具「唐風」的楷書。千百年來，顏體的影響無遠弗屆，指導歷代對楷書的認識。所以明人項穆（約16世紀下半）說顏真卿「以真楷知名」；清人孫承澤（1593～1676）說：「魯公書道輝映千古，終以楷為極則也。」可以認為，顏真卿就是以顏體楷書比美王羲之（303～361）的行書，成為書史典範。
因此，前人對於顏體如何生成非常關注，並提出許多解釋。但我認為前人說法都含有一種理論缺陷，即割裂顏體、顏真卿的生活、唐代的環境三者間的關係。換言之，忘記顏體是顏真卿和環境互動的產物。如此一來，對於顏體之所出只能各自推論，莫衷一是。顏體的誕生，彷彿橫空出世。
其實，考察顏書真蹟，（註1）可發現顏氏一生的楷書風格有三個發展階段：1、約43歲前（709～751），學習褚遂良（596～658）《雁塔聖教序》，代表作為《王琳墓誌》（圖1）。2、約43～55歲（752～764），學習盛唐「官楷」，創發「早期顏體」，以《多寶塔碑》為代表（圖2），反映干祿之心。3、約56～77歲（765～785），在早期顏體中加入篆書的筆法和字樣，發展出「晚期顏體」，以《顏勤禮碑》為代表（圖3），落實「文質彬彬、書以合道」的理想。
按上述，我認為「顏體」是顏真卿以儒家經世致用的文藝理念為根基創發的結果，具有強烈政治性格。從顏真卿的生活、唐代的環境考察顏體生發的過程，可發現政治力和士人的干祿心態才是推動唐楷發展的關鍵因素。正是在這樣的環境與心理因素之下，顏真卿才會從褚遂良轉而學習盛唐官楷，進而創發《多寶塔碑》這類早期顏體風格。以下謹就此點向讀者求教。
《多寶塔碑》顯示「早期顏體」源自「盛唐官楷」
關於顏真卿的楷書，米芾（1051～1107）曾指出源自褚遂良。按近年出土顏書《王琳墓誌》的風格確實與《雁塔聖教序》大有關係，但這並非日後的顏體。
顏體的誕生，以《多寶塔碑》標誌，（註2）其「字樣」和「書法風格」皆源自「盛唐官楷」。
所謂「官楷」，指具有標準性、示範性的楷書字樣與書法風格。為因應帝國龐大的行政文書、人才考選、文化事業等需求，早自初唐以來，唐政府就不斷積極徵召、訓練大批專業抄寫員，逐步建立官楷的樣式。如唐太宗（598～649）「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為好手，繕寫藏於庫。」又參考弘文館制度，對入國子監的書學生要求「楷書字體，皆得正樣。」這群專業抄寫員在文獻中稱為「經生」、「書手」、「御書手」、「楷書」、「寫御書」、「官經生」、「經生」等。按《唐六典》、《通典》、《唐書》記載，僅弘文館、秘書省、集賢殿等任職者就有200～300人。
中央書手抄的書又常頒給全國當作範本。以《五經正義》為例，它是唐政府開科取士的教材，須有「國定標準本」以示公正。但《舊唐書》指出，《五經正義》的「文字舛謬」，需要重刊。所以在校勘國定本時，必定要釐定字樣。所謂「標準字樣」就是「標準字體」，對於單字該用什麼部首和偏旁，單字內筆畫的數量和筆畫的相對位置等進行統一和規定。換言之，《五經正義》寫本不僅規定文字內容，還規定字樣。經屢次整理、校勘的《五經正義》共180卷，在653年4月正式頒布天下。按最保守估計，唐中央至少也要抄7萬2000卷，才能各頒一套給全國400多州。為了保證國定本的示範性，唐中央動員大批在弘文館、秘書省的抄寫員來抄寫書卷。所以說，最晚從頒布這7萬2000卷國定本／宮廷本《五經正義》開始，唐代官楷已經成立。法國國家圖書館藏，653年P.3311號殘卷，有「賈公彥」、「褚遂良」、「無忌」等人題尾，就是初唐官楷隨《五經正義》出現在敦煌的實證。
武則天（624～705）也曾在671～677年間主導宮廷書手在長安太原寺抄寫《金剛經》、《妙法蓮華經》、《一切道經》以及她自擬的發願文等，至少9萬4000多卷。此後到安史之亂前，唐中央又屢次向全國頒布各種中央核抄的佛、道教寫卷，其內容、字樣、書法都是全國的標準。按藏經洞寫卷所見，從這個階段開始，寫卷的書法風格已經開始轉變，表明盛唐官楷即將要成形。
735年，唐玄宗（685～762）頒行《開元文字音義》，對唐代楷書正字定下準則。此外，又如《唐會要》載：「（744年）《尚書》應古體文字，並依今字繕寫施行。」將古文《尚書》這類和科舉有關的典籍改寫成新訂的楷書正字，並號令天下遵行。這就是說，通過政治力對天下士人頒定標準教材和字樣，也是形塑盛唐官楷的關鍵因素。
玄宗也常向全國頒行道經，敦煌遺書中的道經就以盛唐時期最多。如742年頒發《洞靈》等經至少3000卷、748年頒「一切道經」等。這些經卷都是崇玄館等書手抄寫，也是全國楷模。
總合上述，可知唐政府常調集大量門下省、秘書省、弘文館等機構中的經生、楷書手等人員來抄書，他們都經過訓練和考核，能寫出符合中央標準的楷書。宮廷寫卷再經嚴格審查，作為各地的範本。可見中央本的字樣、書法風格都有示範性，稱為「官楷」實至名歸，是政治力操作的結果。
附帶說明，唐代官楷常被納入「寫經體」的範疇。寫經體泛指一種3世紀初～11世紀之間的職業抄寫傳統，書體、書風隨時代、地域不同，絕非固定不變。唐代官楷也只是寫經體的一種，初唐官楷和盛唐官楷又有變化，但都各自代表當時寫經體發展的最高水平。（註3）
盛唐官楷正是當時寫經體的表率，它不但指導唐代各地職業書家的抄寫，更影響當時的日本皇室製作《國家珍寶帳》、《大聖武》、《善光朱印經》這類寫卷。（註4）同理，《多寶塔碑》也直接受盛唐官楷影響。前人曾說此碑來自寫經體，（註5）實應該更精確地說，它源自盛唐官楷。
盛唐官楷的樣式可見於當時的寫卷，如：1、P.2530《周易卷三》，660年以前。2、李正言書《阿毗達磨大毗婆沙論卷第一百六十四》，670年（圖4）。3、知恩院藏《大樓炭經》，673年。4、P.2900《藥師經》，675年（圖5）。5、S.1456孫玄爽書《妙法蓮華經卷第五》，676年。6、S.3094劉意師書《妙法蓮華經卷第二》，677年。7、P.2806氾思莊書《太玄真一本際經卷第四》，695年（圖6）。8、P.2861馬處幽；馬抱一書《無上祕要目錄》，718年（圖7）。9、P.2617趙全岳書《周易經典釋文一卷》，738年（圖8）。10、S.4216尹遊巖書《心經》，749年。11、P.2599《老子道德經下卷》，751年（圖9）等。
《多寶塔碑》與上述寫卷有相同筆法和結體特徵（圖10）。最明顯者，橫輕豎重，線條光潔，粗細對比強烈，有稜有角。如「一」字，出鋒重壓入筆，斜向右上，重壓收筆。「百」、「不」等字斜抬右肩，充滿豐腴、昂揚、勁利感。「名」、「若」拉長撇畫及橫畫，字形寬扁多稜角。「大」、「受」字捺筆重壓，略有「雁尾」造形。「受」字放大「又」部比例。「何」、「時」等向勢結字，豎畫微彎，中宮寬綽。「寶」上半偏左、「貝」部偏右，左傾姿態。
字樣也顯示出密切關係。如《王琳墓誌》和《郭虛己墓誌》有三個「明」字，只有一個從「目」；《多寶塔碑》突然把「明」字從「目」的比例提高到4／7，可能就是寫卷的影響。「歡」字「欠」部以點代捺。「解」從「刀」與「牛」。「網」從「冈」，作左高右低結體。「慧」字「彐」部中央作短橫，不像褚遂良作長橫等。「定」字從「之」。「雜」字從「立」。「厭」字缺「厂」部。「修」字從「支」。「聖」作左「耳」右「呈」等等。以上字樣都是在《多寶塔碑》和寫卷中常見到的字樣，其他唐代碑刻卻相對少見。
此外，寫卷中常常見上、下字距小，左、右行距寬的安排，甚至有上、下字互相壓疊的現象。這種情形尤其以卷尾品題一行最明顯。《多寶塔碑》也有壓疊而茂密的章法，如「定即」、「師依」、「界有」、「時斯」、「書武」、「部員」、「郎琅」等字，都有上、下字距小，筆劃幾乎重疊的情形。可見《多寶塔碑》的章法不同於其它碑刻，反而接近職業抄寫的傳統。總之，從筆法、結構、字樣、章法處處可見《多寶塔碑》學習盛唐官楷。
「早期顏體」反映顏氏早年干祿之心
741年，顏真卿寫《王琳墓誌》的書法風格仍近褚遂良。749年寫《郭虛己墓誌》已受到「經生書」的影響。752年寫《多寶塔碑》，早期顏體誕生。結合大環境的情況和顏真卿的經歷，不難理解他的楷法轉變的原因。
顏真卿面臨的大環境有二種情況：1、科舉對正字的要求日趨嚴格，寫錯字恐影響仕途。如《唐摭言》說：「文字乖訛，便在點竄矣。」吏部選官也有「身、言、書、判」的標準，「書」即要求「楷法遒美」。所謂楷法，很可能也包含字樣要守規定。2、官缺越來越少，選人卻越來越多。所以，吏部常先以書、判淘汰許多人，以致趙匡（活躍於766～779）、沈既濟（約750～800）等曾上書反對吏部過於重視「書」。因此，想在眾多選人中脫穎而出，又有誰能不重視書法？
在這種情境下，顏真卿開始努力透過各種寫卷學習「官楷」，為仕途作準備。其中又以751～752年最是關鍵，這應和他的經歷有關。因為他在751年4月轉任武部員外郎，從外地回中央，開始大量接觸中央機關內部的抄寫人員，並開始負責和書法有關的文書工作。他在這個時期有最好的機緣能學習官楷，不但有助於辦理業務，也有利於仕途。
751年4月，顏真卿以武部員外郎的身分主判南曹。他此時要負責審核「解狀」、「保狀」、「考狀」等人事資料。這些資料是國家選官的根本依據，政府對其中的字樣、書寫的格式有嚴格規定，如《封氏見聞記》說：「選曹每年皆先例版榜，懸之南院。選人所通文書，皆依版樣。一字有違，即被駁落。」顏真卿主持南曹業務，他要擬定「版樣」，並審核人事資料是否合乎「版樣」。他若不會寫「官楷」，又怎能擬「版樣」？
身為南曹主管，他不但要監督令史、書令史等人抄寫各種文書，還要親自檢查、統計、彙編各種人事資料。經他審核的資料稱為「官甲」，可作為其他資料庫的標準本，非常重要。官甲經常被使用，若修繕或重寫，也由顏真卿審核。如《唐六典》：「左、右司郎中、員外郎各掌付十有二司之事，以舉正稽違，省署符目；都事監而受焉。」按業務要求，顏真卿若不會寫官楷，又怎能「舉正稽違」？
此外，顏真卿還要考核各色選人在考試中使用的字樣是否有誤。按《唐會要》，弘文、崇文兩館學生要「楷書字體，皆得正樣」才能任職，又說：「弘文、崇文兩館生，今後並依式。試經畢日，仍差都省郎官兩人覆試。」所以顏真卿可能也會去覆試弘文、崇文兩館學生，此時就得注意他們寫的楷書是不是「正樣」，是否合乎官楷的標準。
752年春天，顏真卿更得主持「關試」，出兩道「判」來考當年參加詮選的士子。所以他改考卷時也不可能不去注意其中的字樣和書法。
以上都是顏真卿主判南曹時的重要業務。吏部南曹在唐代三省中屬於比較大的機關，工作繁重；工作內容又直接牽涉檔案書寫是否有誤、是否合乎標準，所以南曹書吏等應該都能寫一手政府認可的官楷。同理，顏真卿若是不熟悉官楷，絕對無法勝任這樣的工作。所以我認為南曹判官的工作可能也是促成顏真卿力學官楷，催生早顏體的重要因素。
小結
綜上所述，我認為顏真卿學習官楷的主因在於官楷具備標準性、實用性和制度性。官楷代表了當時由中央政府認可的字樣和書法風格，能強化行政機能和行政運作。顏真卿必然了解官楷的重要性，所以他學習官楷並不奇怪。事實上，前文也已證明早期顏體如《多寶塔碑》不但有來自職業傳統常用的字樣，書法的風格也頗為接近。因此，我認為顏真卿在個人業務需求以及仕進企圖心的刺激下，非常有可能去向職業書家學習官楷。751年4月開始他從外地回中央，開始大量接觸三省內部的抄寫人員，更為他學習官楷提供了最好的機緣。因此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裡，他就澈底脫離初唐褚遂良的書法風格，寫出具有盛唐官楷風格的《多寶塔碑》，成為顏體日後發展的基礎。
註釋：
註1：顏書唐碑真蹟有11件：《王琳墓誌》、《郭虛己墓誌》、《多寶塔碑》、《東方朔畫贊碑》、《謁天王祠題名》、《郭氏家廟碑》、《顏勤禮碑》、《大唐中興頌》、《鮮于離堆記》、《元結墓表》、《馬璘殘碑》。關於顏真卿書作真偽之考辨，如《顏勤禮碑》，近來有謂偽碑者。然詳考其出土紀錄、拓片流傳、碑文內容、書法風格，確是真跡無疑。又如《顏氏家廟碑》，歷代不疑，但它卻是一塊經過宋人竄改內文後再刻的碑。東京藏《自書告身》應是唐代省吏書原頒告身的複製本，後人附會於顏真卿。以上種種，事涉繁瑣，限於篇幅，此不贅述，請參拙文，〈干祿之心、經世之書：顏真卿（709～785）楷書考論〉，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16年，頁17～189。
註2：如楊守敬著；陳上岷注《書學邇言》（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頁38：「《多寶塔碑》雖為少作，實已別開生面。」角井博認為《多寶塔碑》具有顏體楷書規模宏大的特點，是提示顏體確立起點的基準性作品，見〈《多宝塔碑》〉，《中国法書ガイド40 多宝塔碑》（東京：二玄社，1988），頁10。
註3：中田勇次郎〈両晋南北朝の〉，《中田勇次郎著作集》（東京：二玄社，1984），卷2，頁509～510。中田勇次郎〈隋唐の〉，《中田勇次郎著作集》（東京：二玄社，1984），卷3，頁126～127。
註4：川上貴子〈奈良朝書にみる顏真卿の書体〉，《東アジア石刻研究》，第2号（2010），頁1～7。
註5：如16世紀的王世貞說《多寶塔碑》的書法「小遠大雅，不無佐史之恨。」佐史也就是官方抄寫員，負責和經生一樣的抄寫工作，見黃本驥編《顏魯公集》，卷21，頁8。此後如西川寧、啟功、金開誠等人也有相同看法。
圖片提供｜方令光（國立故宮博物院助理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