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鄧國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
2015年11月下旬，一批香港私人收藏的玉器精選將與北京故宮藏痕都斯坦玉器在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文物館同步展出，以展示中國玉器文化在不同時空下的多元品味。對此批香港私人玉器收藏精選的主人鄧國楨、林勁思伉儷而言，「玉澤恆輝：喜聞過齋藏玉展（Restrained Lustre：Chinese Jades from the Cissy and Robert Tang collection）」標誌生平第一個收藏展（圖1、2），此批收藏耗費其近30年時間精心蒐羅而成。那擁有「喜聞過齋」此一怪誕堂號的藏家究竟是誰？筆者便在一日下午拜訪鄧國楨位在香港終審法院歷史上著名之法庭的辦公室為讀者查明，他在此處帶著自嘲、幽默地講述在收藏上的種種冒險。
中國文化裡，收藏家們為自己挑選的收藏堂號不只反映他們所持有的藝術作品，同時也是自我的映現，或許更常是他們在探求收藏和知識時所抱持之珍貴理想、抱負和價值的方針。鄧國楨法官（The Honourable Justice Robert Tang）也不例外。然而，不像基於場合禮儀，在專業上他必須被尊稱為香港終審法院常任法官，作為藏家角色的他，不愛出鋒頭且和藹可親。不像許多收藏家將收藏安置在高調展示的「堂」或「樓」，鄧國楨和夫人林勁思選擇稱其堂號為具內省意涵的「齋」。「喜聞過齋」意思指齋主虛心接受他人意見，強調請益的精神和知性的興趣，正如在法律界工作受到的訓練，此一態度指引著其收藏的發展。展覽的英文名稱指出藏家的品味是內斂、真確、文人傾向，鄧國楨對展出之李可染〈陶淵明賞菊圖〉沉思冥想，視自己猶如畫中主人翁的化身（圖3）。不意外的，在展覽中以文人齋室作為展陳方式，以給予其寬廣高古玉器和鑑賞脈絡一個謙虛的面向。
一切到底如何開始？
「我從年輕時開始就對中國文學、書法、繪畫和文物很感興趣。事實上，我對西方藝術也很感興趣。我總是喜歡美麗的東西，甚至從很小的時候就這樣了。」然而，鄧國楨一直要到1980年代法律事業很成功時才開始收藏。「（我的收藏）一開始是無傷大雅的。在太子大廈裡有個小店，靠近我當時工作的地方，小店由一對夫婦經營。我經常路過，但那並不是個吸引人的地方……有一天我鼓足了勇氣走了進去。出乎我意料之外的是，當女老闆知道我是個有想法的認真藏家之後，她並不會不親切。我的第一件收藏是王琦（1884～1933）的小瓷板畫，直到現在仍掛在我們其中一間浴室裡。一旦破冰，我便一直回去那間小店，有時甚至一天去個三、四次……不久之後我即對收藏中國藝術整個上癮，並且完全無法逃脫。」
鄧國楨提到的小店指的是「Galaxy」，老闆是王炳權（B. K. Wong）夫婦。1980年代是收藏家們和來自世界各地古董商們經常聚會的據點，尤其是在拍賣季節。Bluett、Spink’s、Eskenazi和Lally都是該店客人。引述另一位常客的話，「那是一間展示非常普通工藝品、無可名狀的店，但炳權總是從他書桌抽屜裡變出非凡的古代珍寶。那兒有點像是間沙龍，你可以聽到對炳權新發現的公開討論。任何對古董收藏感興趣的人都會被吸引到他的店，在此學習、交流、對話。對許多藏家來說那兒幾乎是間『學校』，因為炳權總是會設法取得一些特別的物件，而那裡總會有人具備相關知識並且詳細述說其價值。」今日古董商以私下約定的方式將古董展示給客戶的情況愈來愈多，1980年代這種活潑愉快的同好情誼，遺留至今者幾稀。作為這個城市時代和優先順序如何改變的指標，太子大廈中的古董店剩下很少數的幾家，現今香奈兒精品店的一部分曾經是Galaxy店面所在。
也就是在那兒，鄧國楨購藏了他的第一件玉器。一日王太太給他看了一件西漢玉劍璏（圖4），並說服他帶在身上幾天看看感覺如何。「我到處帶著它並且時常欣賞著它，然後喜歡上它。」這便是鄧國楨購買的第一件玉器。接著的是其他劍飾。目前正在展出的是三件玉劍璏、兩件玉劍格、一劍首，一劍珌，年代跨度從東周到西漢。
安思遠與我
當鄧國楨回憶起Galaxy「並非只是一間讓人在購藏前能夠廣泛徵詢意見的店……它是一間很受歡迎的店，我在那和其他客戶建立了長久的友誼。」鄧國楨在那結交的好友中，以安思遠對他日後得以成為一個收藏家的影響最深刻。安思遠那時在香港擁有一間公寓，一年中有好幾個月會待在香港。他經常在Galaxy接見朋友，「他總在那兒，那兒是他的領土，他覺得他對那個地方有所有權。一天中會待在那好幾個鐘頭，有時會把人們嚇走──他在那時，其他古董商們便不想進去店裡。我因為只是個顧客，所以還好。他會跟我講話。」
不久之後，安思遠和鄧國楨變成朋友，他們的友誼跨出了這家店。「我會去參觀他位在九龍新世界的家並和他共進晚餐。安思遠喜歡乘船出遊，於是我在週日經常使用遊艇，我們出遊時他的助手會隨同，有時安思遠的教子黑國強（今日典亞藝博會主席及總監、中國古典家具古董商）及他姊妹也會一起去。」「他很樂意教我，他說我有非常好的眼力，甚至開玩笑地說我可以去當古董商。他也喜歡我，因為我對東西很有直覺力。當我看到一件東西，可瞬間做決定，我甚至不需要上手。」
鄧國楨與高古玉器的正式相遇開始於一組裝飾龍紋的玉佩飾（圖5）。Galaxy老闆夫婦1986年時興奮地告訴他，這組高古玉器以很好的價錢賣給了安思遠，「他們不給我看這組玉器的理由，是認為我在購買大東西上太沒有經驗。所以我飛到紐約，從安思遠手中買下這組玉器。」
「安思遠教會我許多事。到過他的家，會發現他就是喜歡被美麗的東西所環繞。關於他，我只想說一件事，很多人都認為古董商會留下最好的東西給自己，然後將沒那麼好的東西賣給客人。當安思遠過世時，我發現他雖然擁有很多美麗的東西，但那些都是和他一起生活的。他並沒有把東西藏起來。留下的許多東西都是他原先便不打算賣掉的。這件事告訴我，他是個好古董商，他把好東西賣給他的客人。許多東西都曾出示給我，但我當時並沒有買。」安思遠有句口頭禪：「你可以買我公寓中的非賣品，等我死了以後。」2014年安思遠過世後，2015年3月佳士得一連舉行五天的收藏專拍。鄧國楨參加了拍賣會並買了一件小東西作為紀念，因為他知道安思遠會「更喜歡一個出席率良好的拍賣會勝過一個出席率良好的葬禮。」
高古玉器
當鄧國楨開始收藏時是先從陶瓷著手，尤其著重在宋瓷，「喜聞過齋」現在的收藏也包括了古典家具、金屬器、繪畫、佛教藝術。然而玉器在他心中占據了一個特殊的位置，他和身兼學者和策展人身分、同時是他好友的蘇芳淑選擇出版玉器圖錄。當鄧國楨無法完整解釋他對玉器天生的喜好時，除了中國人愛玉，蘇芳淑在她的圖錄文章中則提供了一個具洞察力的回答：關於人和玉器間的緊密關係，這是一段超過五千年的關係，最早開始玉器是新石器時代的儀式用器，直到後來，儒家思想中把玉器與一切關於人類本質的美好德行聯繫在一起。如她在文中所提：「正是一個人和他的玉器之間有無法分開的連結，因而鼓勵他嚮往成為儒家理想中的君子。」
伴隨著「玉澤恆輝：喜聞過齋藏玉展」出版的圖錄，見證了鄧國楨和蘇芳淑漫長友誼的巔峰。1991年在倫敦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徐展堂展廳的第一次相遇，當時蘇芳淑還是華盛頓特區佛利爾沙可樂美術館中國藝術的資深策展人，之後鄧國楨安排兩件存放在倫敦的高古玉飾展示給她看，一件是蹲踞人形紐件，另一件是弧形鳥飾。
弧形鳥飾是一件仍有朱砂殘留的黃白玉器，是藏家的最愛，成為此次香港中文大學展覽和圖錄封面的主角（圖6）。鄧國楨回憶道，這件玉器在香港財經生活步調緩慢的1987年的一個黑色星期五之後被釋出。年代為商代中晚期（公元前13至12世紀），與婦好墓出土物十分近似。如同圖錄中的討論，蘇芳淑相信此物件並非完好無損，因為翅膀羽毛曾被整理過，並有一個尷尬的彎曲，那兒曾經有腿。但鄧國楨並不贊同此看法，兩方各持意見但仍相互尊重，而這長達近四分之一世紀的對話依舊持續著。
直到2000年，鄧國楨身為沙可樂美術館訪問委員會成員，將喜聞過齋的收藏借予美術館，其中包含一件漢青銅馬，直至今日仍在展出。1991年夏天參觀佛利爾美術館庫房時，見到有名的雙舞人玉佩，鄧國楨深深感到著迷。當沙可樂家族在1994年佳士得拍賣提供一件玉舞人，鄧國楨便下決心一定要得到手（圖7）。儘管該物件預估價頗低，僅3萬至4萬美元，但他知道一定得付出高出許多的價錢才能得標。「我是一個具策略性思考的人，因此想該如何讓我得標的機會極大化。」他並沒有告訴安思遠他打算購買此拍品，因為安思遠有一位非常大的玉器藏家客戶。鄧國楨請埃斯卡納齊（Giuseppe Eskenazi）代表競標，如此這般，鄧國楨的決心讓他付出了比埃斯卡納齊原先預估多數倍的價錢，最終以超出預估價九倍的成交價標得此件玉器。稍後，鄧國楨發現最後和他競標的正是安思遠本人。安思遠祝賀鄧國楨並對他說，他已經躋身為收藏家了。
此一如此受歡迎的舞人玉佩雕刻自淺灰白玉，年代為東周晚期（公元前3世紀）。出版著錄良好，收藏來歷最早可溯至1930年代，更近期的類似物件是出土自廣州南越王主妃的墓中。這一件雙面雕刻的優雅玉人，正如許多高古玉器一般並非原封不動，其上已見到某些損傷。
超過30年的時間，鄧國楨收藏了大約150件的玉器。鄧國楨說，在蘇芳淑和她的共同研究者褚馨的詳細檢查之後，其中20件並不是太好。以鄧國楨的說法，就玉器這個贗品惡名昭彰的項目來說，統計數據上能有這樣的表現已經相當好了。此批收藏並不傾向於包羅萬有，但明確地代表了收藏家的偏好。因此收藏品中超過一半是高古玉器。不像晚期玉器的收藏家是尋求完美和裝飾性的品質，這些早期玉器收藏則有其他不同的挑戰。
正如蘇芳淑所解釋：「在高古玉器收藏領域，一如既往，是很具爭議且困難的。並沒有科學方法可以為這些玉器斷代，很重要的是學者和藏家每一個人依據他們自己的經驗和知識，去判斷並試著得出此物件最公正、最好的可能結論。在早期玉器中，很難發現品相完美的物件。這點標誌著鄧國楨在早期玉器收藏上富於經驗，其收藏中可發現修改過的、損害的，甚至破損、重新拼湊到一起的文物。這些都是高古文物生命中的一部分，我們不應該要求和堅持完美這件事。」
2013年，他們準備出版100套圖錄，2015年9月24日在佳士得舉辦新書發表會以及鄧國楨與蘇芳淑的座談會。很不尋常的是，藏家和學者皆同意在此本圖錄呈現出彼此意見不同之處，反映著學術研究和正直誠實的精神，也邀請讀者一同來發表意見。（圖8）
一個藏家的剖析
常有人說若剖析一名收藏家，會發現收藏只是一連串隨機事件下導致的必然結果。除了和文物機緣湊巧下的友誼和相遇，收藏家的個性也在他所形成的收藏類型留下註記。由於鄧國楨經常在看到東西的當下便做決定，這種習慣常被他朋友笑說是「我必須擁有它」的時刻。他對東周〈淺灰白玉舞人佩〉志在必得的決心，便是如此。為了明確有力的表達他如何受到一件東西的吸引，他描述這些物件所具備的視覺衝擊和內在美感。「有些時候我甚至不需要上手。」這些特質還可以在一件商代玉紐上看到，也是另一個「我必須擁有它」的例子，他在第二次和蘇芳淑會面時曾拿給她看。玉紐的弧凸正面立體雕刻蹲踞人物，內凹背面則刻飾蟬紋，此類紋樣在中國古代玉器上甚為罕見，被認為是薩滿肖像或是神祇。中國考古挖掘中可資比較的有婦好墓和牛河梁、凌家灘新石器時期出土的例子。此7.4公分高的人物直到今日仍是鄧國楨的最愛。（圖9）
雖然鄧國楨承認他在看到喜歡的東西時幾乎毫無自制力，事實上，這種情況很少發生。他經常批評1980年代荷李活道上的某些店家，就算去參觀好幾次也很少發現讓他眼睛發亮的東西。他會買東西的是，察覺到他是位認真的收藏家時會展示他喜歡的東西的店家。最終，他的策略是去香港、紐約或倫敦兩三位嚴肅認真的古董商那兒，這些古董商值得信賴、能提供他建議和他會喜歡的東西。
另一個鄧國楨顯露的藏家特徵，是他為藏品著迷。「勁思經常開我玩笑說，我就像小孩拿到新玩具一樣，會隨身攜帶最新買到的東西一、兩個星期之久。我會帶它們去工作，然後把它們放在辦公桌上，這樣我邊工作時可以邊看著它們。」他腦海中特別浮現出兩件事：1999年8月在紐約買到鈞窯硯台之後，他前往伊斯坦堡旅行。在那兒他把硯台放在過去是鄂圖曼監獄的飯店房間咖啡桌上，這樣他才可以好好欣賞這件硯台。就在那晚他被劇烈的地震驚醒，但他從床上跳起來時並不是確認自身的安全，反而是趕緊將鈞窯硯台放進它的盒子裡、收進行李箱再放進床底下後，他才又回去睡覺。
或許更令人好奇的是，他於1980年代在太子大廈買到的玉駱駝，其長4.8公分、高3.4公分（圖10）。鄧國楨經常將之放在口袋裡隨身攜帶，卻在1990年前往台北的途中遺失，可能是掉在舊的啟德機場航空公司貴賓室。雖然他提供賞金，但東西從未被歸還。然而他卻有預感會再見到。無論何時，當他踏進一間古董店，都會尋找玉駱駝的身影，期待它正在等待他的到來。1999年時，在荷李活道上的一家店裡，他湊巧看到一位收藏同儕正在把玩這件玉駱駝，從收藏同儕處得知他數年前在此間店購得此玉駱駝，而古董商店家搜得自鴨寮街─九龍跳蚤市場。由於那位收藏同儕並非嚴肅認真的藏家，所以古董商說服了他放棄這件玉駱駝。在分隔將近十年之後，玉駱駝重新回到鄧國楨的懷抱。
當圖錄編製計畫進行時，此玉駱駝引起了香港中文大學訪問學者、前國立故宮博物院退休研究員嵇若昕的注意。秉持此圖錄所擁抱的開放對話與包容異議的精神，與鄧國楨與蘇芳淑從其上具絲路流行的紋樣判斷此玉駱駝為唐代之物的看法不同，嵇若昕在其文章中，推論此乃元代或早明時期由熟悉中亞動物的中國或中亞工匠後代所刻。
收藏中國藝術的過去與現在
「四代香港人」現在成為常用以識別跨越超過60年的香港社會四個世代。當社會學家呂大樂創造出這個名詞，他同樣也描述香港經由1920和1930年代出生的成功企業家和商人所促進的繁榮富庶的軌跡，這些成功的商業發展乃經由一專業階層所促成，此專業階層在二戰後嬰兒潮時期受益於良好的教育，並在21世紀因缺乏機會和一種普遍的抑鬱下而逐漸衰退。
尤其在21世紀之前的收藏圈也依循著類似的路徑。在1950和1960年代，與敏求精舍學者風度的精緻圈子遙遙相隔，歷經戰爭、革命和暴亂，一向勤奮工作的全體香港社會，並不贊成將收藏藝術當作為藝術愛好者的活動。早期收藏家多來自於如上海等北方地區，他們通常繼承豐厚的財產。一如鄧國楨的註解，「他們定非節約且明智的廣東人，從前具備這樣特質的廣東人，是無法出現好的收藏家的。」到了1970年代，隨著經濟的日益繁榮，收藏藝術這件事逐漸為香港社會所接受。
1980年代可見到一個新的收藏族群的興起，成員為企業家和如同鄧國楨那樣的年輕專業人士，他們賺得了收藏所需的財富。他們的收藏心態和早期或現在的收藏世代很不一樣。「我和現在買家最大的不同之處，是在於收藏對我來說是一種消費。每次我買了某樣東西，我覺得變窮了一點，我花掉了那一筆錢。那時人們購買藝術品並不是為了投資。這種情況在過去十年內改變了，所以我們那一輩的收藏家，是不可能和某個看到藝術品時會說現在值多少錢、五年後會漲到多少錢的人競爭。當人們將購買藝術品當作一種投資時，會帶動藝術品價格的上揚。我不知道這中間有多少人買藝術品是因為喜歡。如今當然如果你有生意頭腦，就可以收藏並且賺到錢。」
在某些案例中，他們運用在專業中所學到的技巧，這個收藏族群積極地去學習有關他們收藏項目的一切。如同鄧國楨，許多同輩藏家學著鍛鍊看東西的眼力，和學者、有信譽的古董商建立長期的關係，最重要的是他們買的是那些吸引他們的物件。即使在當時藏家人數相對稀少，鄧國楨提到，你仍是個局外人。1980年代晚期到1990年代早期，包括鄧國楨在內的幾位新興收藏家參加了敏求精舍。「敏求當然給予我更多刺激和學習，能夠看到其他人的收藏，也能知道大家對於各自收藏的看法。1991年我們到中國去旅行，各個博物館友善的讓我們看了很多東西。能夠和想法相同的人在一起的感覺真好。」（圖11、12）2007至2009年，鄧國楨成為了敏求精舍的會長。
在大型拍賣公司和古董博覽會的認定上，喜聞過齋的收藏和它的所有人，與今日香港藝術界的玩家大相逕庭。後者的注意力落在追求耀眼浮華的藝術品、大價錢及更擴張的自我。在1980年代，香港蘇富比和佳士得拍賣的設立，提供中國藝術一個新的交易空間。拍賣是謙虛和謹慎的活動，而且舉辦的次數並不多。拍賣場上的人有限且彼此相互認識。從拍賣會之中，鄧國楨開始購藏繪畫。「我將拍賣的『時機點』視為一種藝術，包括你何時加入競舉、如何加入、喊價之間的停頓。我通常會請人代拍，即使我得要付給他佣金，但我可以因此獲得他的建議，尤其是我要買從未看過的東西。」此外他也會採取書面競標，而經驗通常是好的。「我因此能以較原先投標更低的價錢得標，所以並沒有因為我的投標價高，拍賣公司就將價錢拍高而導致我必須付滿投標價的情形發生」。安思遠認為，從來就沒有投標價太低而不能投放的，因為它不需要花費任何代價。回頭看，鄧國楨後悔很多次沒有照安思遠說的那麼做。當安思遠認為沒有其他人對那件拍品感興趣時，他會以預估低標的八成去投標並成功得標。考慮到現今拍賣會上的高價格，「現在如果你那樣做，你的投標價會比預訂的價錢低。在過去，預估低標並非預訂的價錢。」
當年最大的玉器收藏家是何鴻卿爵士（Sir Joseph Hotung），他擁有非常棒的收藏。此外，還有關善明。但鄧國楨並不認為玉器是個流行的收藏項目。稍晚，他開始遭遇到許多台灣藏家的競爭。就目前收藏玉器的情況以及過去和現在的贗品問題，鄧國楨有話想說：「在過去收藏是很危險的，因為贗品比現在容易假造。當時沒有照相術，沒有書籍，很少博物館，也沒在旅行。如果你人在香港，是沒有博物館可以去問的。書籍上的圖片通常是黑白或者是手繪，所以很容易造假。如果以今日絕對數目來說，現在的贗品可能比以前多，但是卻更容易去分辨真或假。在今日如果買到贗品，是因為你功課做得不夠；對有些人來說，則是抱持著一廂情願的想法。我認為贗品最好的朋友，就是一廂情願的想法，人們會自投羅網，因為他們認為自己便宜買到好貨。所以我總是付實在的價錢。」
說到未來中國藝術的收藏，鄧國楨認為中國將是未來市場所在：「在1980年代萬元戶被認為是富有，而今日中國擁有許多認不出的億萬富翁，這是從富庶和繁榮角度來論。收藏是人類的本能……從新石器時代人們已經開始收藏，他們陪葬他們有的東西。如今中國人比香港人和其他地方的人有更多的資產可以去收藏。」
或許，最大的改變呈現在對文物的態度上。藝術日益被視作為一資產類別，即一項投資。鄧國楨相信這是因為許多收藏家／投資客還沒有經歷過任何循環：「一定會有一個向下的循環，如此人們才可能跌出路面。下一回合將提供機會給那些真正喜歡藝術的人。一個真正的收藏家偏好市場下跌，這樣他們才好買東西。價格總是上上下下，當它往下時，會把那些並非認真嚴肅收藏的人給甩落。然而，伴隨著財富的增加，一定會有更多的人擁有資產，並且是真正出自喜歡的去購藏藝術。」
當我們的採訪接近尾聲，如同法官開庭後的總結，鄧國楨給予新興藏家一些建議，將上述的重點重新明確表達：「永遠要做功課，永遠買你能力所及最好的東西，絕對不要想討價還價，絕對不要想找仙丹。」我們一小時的談話範圍，從鄧國楨收藏前期的回憶，一直到他關於收藏中國藝術未來的思考。這樣做時，我們亦深思「四代香港人」此一中國和香港之間的文化辯證，也因此「喜聞過齋」的典型中國玉器收藏在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展出似乎是合適的，那便是「在獅子山下」（編者按：獅子山可眺望港島和九龍全景。〈獅子山下〉是香港電視劇名及粵語流行曲名，寓意香港本土意識的確立與文化身份的締造）──香港人的另一個象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