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為展示和感謝利氏北山堂歷年的捐贈，繼中國書法和宜興紫砂之後，今又推出「北山汲古─碑帖銘刻拓本」展覽，展出北山堂捐贈歷代碑帖精品70件，同時於10月17日假中大中國文化研究所舉辦「碑帖銘刻拓本的研究價值、保護及收藏」公開講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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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理館長姚進莊先致歡迎辭，表示碑帖研究是極其專門的學問，講座提供了瞭解這一複雜問題的絕佳機會（圖1）。創館館長屈志仁（圖2）則在開幕辭中表明，多年來一直希望能舉辦像這樣的展覽和討論會。在他看來古代碑帖，特別是秦漢石刻拓本，雖不過一紙印拓，反而更能保留歷史。他認為石刻拓本一方面具有文字、史料和書法價值，是各種法書的楷模；同時兼具複印功能，卻又與現代印刷不同。因為拓工本身就是藝術家，因此拓本本身就是藝術品，有石塊的質感，是藝術與技術的合成物。一件拓本除了包含書法家、拓工、刻工、歷史人物，也包含歷代收藏家，對之足以追慕古人之風。當1971年文物館創館伊始，正如錢穆（1895～1990）於新亞書院校歌所謂「手空空、無一物」，如何建立館藏是當時擺在屈志仁面前的課題。他提出幾個入藏方向：收藏一般性文物，即每樣藝術都要有樣本；可供教學和研究的標本；以及其他大館未必注意或不重視的藝術品。碑帖相較其他藝術文物較少獲得關注，自然成為入藏目標。在利榮森（1915～2007）的支持下，文物館因緣際會從清末李文田（1834～1895）之孫李棪手中，爭取到入藏其家傳之寶〈東漢華山廟碑（馬氏小玲瓏山館本╱順德本）〉作為第一件碑帖藏品，標誌著文物館碑帖收藏的開始。到了1973年癸丑暮春，文物館舉辦「蘭亭」展後，又得到利榮森的支持和促成，入藏十種南宋「游相蘭亭」。〈華山廟碑〉與「游相蘭亭」共同奠定了文物館碑帖收藏和研究的基礎，也從此培養出許多人才，此次策展人何碧琪就是其中一員。從那時起，屈、利兩位便期盼能為文物館建立有規模和健全的碑帖收藏體系，與舉辦如此規模的展覽和討論會。屈志仁感慨數十年的理想終於實現，利榮森泉下有知也應感欣慰。
展覽的一大亮點是共有八部碑帖獲推薦入選中國第五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並由北京故宮施安昌代表國家圖書館張志清介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主要收入1912年以前書寫或印刷，以中國古典裝幀形式存在，具有重要歷史、思想和文化價值的珍貴古籍。類型包括甲骨、簡帛、敦煌遺書、碑帖拓本、輿圖、漢文古籍、少數民族及其他文字古籍等。評選標準主要依據「古籍定級標準」二級或以上的古籍，要求時代早、流傳少、價值高。2008年起已公布了四批共1萬1375部，其中碑帖有164種。文物館成為香港首個入選機構，獲推薦入選者包括〈東漢華山廟碑（馬氏小玲瓏山館本╱順德本）〉、〈東漢夏承碑（華氏真賞齋本）〉、〈唐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汪氏孝經堂本）〉、〈唐李邕雲麾將軍李思訓碑（吳榮光舊藏本）〉、〈宋刻淳化閣帖泉州本卷六至八集王書（陸恭舊藏本）〉，及「游相蘭亭」〈甲之二御府領字從山本〉、〈乙之五錢塘許氏本〉、〈庚之三莫知所出本〉。它們都屬宋拓，尤其〈東漢華山廟碑（馬氏小玲瓏山館本╱順德本）〉更與北京故宮「四明本」、「華陰本」及日本東京書道博物館「長垣本」，同列傳世四大重要版本，並以紙墨最古、字損較少見長。施安昌回憶，香港「敏求精舍」會員胡惠春（1910～1993）在1973年前後把「四明本」捐獻北京故宮博物院，並致函馬子雲（1903～1986）闡明捐獻純屬個人意願，希望於文化事業有所貢獻，故不必宣傳。1980年代馬子雲應邀到中大文物館，首次見到「順德本」時十分吃驚，遂在文物館館刊發表研究專文。之後前館長林業強為出版「順德本」又致函馬子雲，希望能把「華陰本」木盒的題跋圖片內容寄來。1987年施安昌又把四本題跋完整抄錄與出版，並寫信知會胡惠春。1999年林業強則出版了《漢西嶽華山廟碑順德本》一書。僅以〈華山廟碑〉為例，就足以見證中國大陸與香港、北京故宮與中大文物館的合作早有淵源，亦說明文物捐贈的作用與意義已經超越學術研究，價值變得更加長遠。
若論叢帖刊刻的濫觴，當是北宋真宗淳化三年（992）刊刻的〈淳化閣帖〉，該部叢帖共十卷，包含歷代帝王、臣子、名家，其中「二王」作品占了一半，背後有昭示正統的政治意涵，但自此公私刻帖也競相繁衍。施安昌（圖3）的專題演講正是圍繞著宋代的郡齋刻帖，探討當時地方對朝廷刻帖的回應。所謂郡齋指郡守府邸，隋唐之後則州郡互稱。文獻所載，北宋慶曆年間已有〈長沙帖〉，南宋紹興年間亦有〈武陵帖〉，都是摹刻〈淳化閣帖〉再添加其他法帖集合而成。實物方面，今所見王寀（1078～1118）刻於北宋大觀三年（1109）的〈汝帖〉是一例：該帖收錄歷代名家法書及銅器銘文，從〈倉頡戊己帖〉到郭忠恕〈堯舜帖〉共12卷，有意呈現文字演變的脈絡。原石經過歷代遷移，至清中期已經消亡，繼而摹刻代起。另一刻於南宋淳熙年間（1174～1189）的〈姑孰帖〉亦是一例：該部叢帖只有殘本傳世，卻保留了部分卷次標題、帖石編號和題跋，收錄了包括蘇軾（1037～1101）和蘇舜欽（1008～1048）等當時書家文豪的書法。施安昌認為宋代郡齋刻帖一方面展示了地方對朝廷閣帖的響應，亦可看到從政治場域反應到藝苑掇英，從推崇古典作品到發揚時人新作的轉變。
接著，傅申（圖4）以台北故宮博物院唐僧懷素名下的〈自敘帖〉及其他書法經典為例，論述拓本與書法鑑定的關係。他首先指出刻拓本產生的原因之一是書法鉤填本和臨寫本的產量有限，不能大量複製。刻拓本雖是複製品又非同照相本，與原跡更非完全一樣。最大的不同是，碑石的原拓常被重新裁剪，或從立軸改裝成冊頁，或從冊頁改裝成立軸。刻本也往往會改變原帖的字距、行距。特別因為原帖大小不一，當被收入叢帖時，為求尺寸統一也必定有所裁剪，〈三希堂法帖〉就可說明這一點。事實上，古人雙鉤也並非是在造假，有時連原跡破損處亦會一併鉤出來。另一項特別需要注意之處是印章。原帖上的所有印章，在刻帖時常常不會完全照刻。特別是鈐於筆畫上的印章，因摹刻難度大，往往會被遷移位置或調整大小。若將台北故宮的〈自敘帖〉墨跡本與「水鏡堂本」、「沈銘彝本」作比對，上述諸點皆可印證。至於「契蘭堂本」只是從白底黑字變為黑底白字的翻印本，而非另一刻本，再加上流傳日本的〈自敘帖〉殘本，傅申的研究結果表明台北故宮的墨跡本〈自敘帖〉並非如有台灣學者指出的是明代文彭（1498～1573）偽造，但也非是懷素真跡，而是北宋末年的一個映寫本（註）。傅申再次就中國書法鑑定的各種原則、方法、陷阱等與大眾分享數十年心得。他強調自照片影印技術出現後，讓書法的複製不再依賴刻石，刻拓本似乎變得不再重要，但其原來的歷史意義是毋庸置疑的。尤其面對墨跡殘本，原來的刻拓本有時就能重現原貌，於書法研究和鑑定起了關鍵作用，趙孟頫〈蘭亭十三跋〉的原貌就可從〈快雪堂帖〉刻本一窺究竟。
展覽策展人何碧琪（圖5）則摘取菁華，介紹「北山十寶」、「法帖流風」、「游相蘭亭」、「豐碑古韻」及「銘記平生」五個專題。除了上述「順德本」〈華山廟碑〉的價值，〈東漢夏承碑（華氏真賞齋本）〉、〈唐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汪氏孝經堂本）〉、〈唐李邕雲麾將軍李思訓碑（吳榮光舊藏本）〉、〈宋刻淳化閣帖泉州本卷六至八集王書（陸恭舊藏本）〉等皆為精品，能保存原來風貌。至於「游相蘭亭」，文物館是全球收藏最多的機構，共藏十種。當中如〈甲之二御府領字從山本〉、〈甲之五御府本〉等都是研究「蘭亭風尚」的重要材料。她又以〈十七帖〉為例，說明引用文獻比對拓本時應注意各自的版本問題。何碧琪繼而指出北山堂歷來捐贈文物館的碑帖約有2090件，占了館藏碑帖近六成。追本溯源，它們得以入藏文物館實與清代中期碑帖拓本南傳至廣東，加上當時諸如吳榮光（1773～1843）等廣東藏家與翁方綱（1733～1818）、阮元（1764～1849）等金石大家之間的互動有不可分割的關係，這些藏品的背後實是廣東文化史之一部分，值得格外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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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東京國立博物館的富田淳（圖6）介紹了日本三位近代碑帖收藏大家：中村不折（1866～1943）、三井高堅（1867～1945）和高島菊次郎（1875～1969）。中村不折一生收藏字帖約2000件，最重要的是〈華山廟碑（長垣本）〉，當時以3萬日圓購得，就當時700日圓就可買房而言，可見其價值。中村氏亦通過交換得到收藏，如〈褒斜石刻〉就是與胡維德（1863～1933）交換。三井高堅則在河井荃廬（1871～1945）的幫助下開始購藏碑帖，藏品中屬於中國的有98件，以〈石鼓文〉「先鋒本」、「中權本」和「後勁本」最著名。三井氏對每件藏品都會重新裝裱，並有評記。當時耗資亦不菲，如購於1922年的「先鋒本」就耗資4萬2000日圓。此外，他另購藏有李宗瀚（1770～1832）舊藏「臨川十寶」中的四寶〈啟法寺碑〉、〈孔子廟堂碑〉、〈孟法師碑〉和〈善才寺碑〉。至於高島菊次郎的收藏包含了中國書畫與碑帖。1964年他捐贈277件予東京國立博物館，在他逝世後其夫人於1969年又捐贈47件，後來其子於1984和1998年又分別捐贈14件和七件家藏，使其捐贈總數達338件，中國碑帖占了45件。
最後一位演講嘉賓是北京大學圖書館胡海帆（圖7）。胡海帆講述了北大圖書館館藏碑帖的情況。北大圖書館前身是京師大學堂的藏書樓，至今共藏古籍150萬冊，8萬多份共十幾萬件金石拓本。其收藏並不刻意追求經典，而是求全，亦是為了學術研究。大部分碑帖主要來自繆荃孫（1844～1919）藝風堂舊藏，1957年之前共接受約6萬多份，上起戰國、下到元代。1996年北大圖書館又開始重新收集入藏，至今約有14萬5000份碑帖，共19萬5000張（冊）。總體而言，北大圖書館的碑帖收藏共有六大特色：一、多來自學者，資料全面；二、包含各種金石類型；三、時代全，地域分布廣；四、收藏很有系統；五、曾經金石家題跋或收藏的較多；六、版本類型較全。
碑帖研究涉及刻工、拓工、材料、版本、史料、校勘等問題，其複雜性可想而知，是十分專門的學問，又與書畫研究息息相關，更可填補史料，不可不重視與研究。此次「北山汲古─碑帖銘刻拓本」展覽及公開講座，不只彰顯了北山堂和利榮森的惠贈與遠見，是在向其致敬；對文物館乃至於學界而言，更是碑帖展覽和研究的里程碑，必為往後所參考。此點相信已毋庸置疑！
註釋：詳細論證見傅申《書法鑑定：兼懷素〈自敘帖〉臨床診斷》，台北：典藏藝術家庭股份有限公司，2004。傅申〈懷素《自敘帖》臨床診斷─辨「文彭摹本說」及其斷代〉，《典藏古美術》146期（2004年11月），頁56～65；〈沈銘彝本《自敘帖》密碼─解故宮墨跡本即水鏡堂母本之疑（上）〉，《典藏古美術》151期（2005年4月），頁82～90；〈沈銘彝本《自敘帖》密碼─解故宮墨跡本即水鏡堂母本之疑（下）〉，《典藏古美術》152期（2005年5月），頁78～83；〈確証《故宮本自敘帖》為北宋映寫本─從《流日半卷本》論《自敘帖》非懷素親筆〉，《典藏古美術》158期（2005年11月），頁86～132；〈《故宮本自敘帖為北宋映寫本》後記〉，《中華書道》52期（2006年5月），頁1～10；〈《故宮本自敘帖為北宋映寫本》後續討論〉，《典藏古美術》165期（2006年6月），頁86～94。
圖片提供｜陳冠男（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助理研究主任［書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