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歷史博物館於1958年落成的古物陳列室及畫廊，日後皆成為台灣重要的展覽空間。有別於古物陳列室以教育部提撥古文物為主的典藏展覽，畫廊（1961年興建為「國家畫廊」）展覽更為多元，除了中國近現代水墨大師，也經常展出當代藝術家的作品。在史博館慶祝建館60週年之際，本刊特別專訪前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研究組主任巴東，娓娓道來史博館「國家畫廊」之成立與歷年重要展覽，以彰顯其對台灣書畫藝壇之重大貢獻與影響：
Q：請教當初「國家畫廊」成立的時代背景及宗旨為何？
A：國立歷史博物館成立的時候是教育部轄下的機構，教育部當時沒有其他的藝文空間，但有一批歷史文物，是河南博物館承繼了河南考古出土的一批文物、包括青銅器、玉器、甲骨文等，這些文物需要歸屬，也必須有一個保管機構。為了要保存這批文物讓它有社教意義、又有展示場所，因此嚴格說起來，它應該是一個美術館；但典藏歷史文物，又是一個藝文空間，因此在這雙重的目的下，成立了歷史博物館。
當時一樓、三樓是展示文物，二樓就是國家畫廊的藝文空間。二樓、三樓面窗的區域都開放給民眾喝茶。我記得作家亮軒就曾說這裡窗明几淨，是全台北最有藝文氣息的地方；外國有朋友來都會帶來這裡。展出的畫作也多半較有文雅氣息。由於彼時國內並沒有水準以上的書畫展示場所，而故宮博物院的收藏展示皆以清宮內院的古畫為主，因此這個空間不但是國內首屈一指的書畫藝廊，也是最佳藝文推廣場所，用來展示渡海來台以及台灣前輩書畫家的藝術成就，最能彰顯當代國內藝壇的現況，於是也就順勢成立了「國家畫廊」。
此外，大約在1960～1970年代，國家做國際或海外文化交流時，由於當時並沒有文化部，都歸屬教育部辦理，而教育部轄下則是由歷史博物館負責籌劃。除了前輩畫家的傳統國畫、西畫，也要有些現代風格的面貌，例如虞君質、廖繼春等藝壇人士的倡導，讓「東方」、「五月」等畫會的年輕畫家有了嶄露頭角的機會。所以歷史博物館當時也承擔了國家文化交流和社教推廣的意義與功能。
Q：「國家畫廊」藝術展覽的類型有哪些？
A：我印象中在1980年代以前就有很多膾炙人口的展出，像「埃及文物展」、「馬雅文化展」、「月球岩石展」。比較特殊的是我在服役期間，1981年時竟然在二樓國家畫廊展出19世紀印象派雷諾瓦的畫作，我還特別從高雄趕回台北來看；同年還有畢卡索陶藝展，張大千特別為畢卡索展寫了一篇序文。最早期多半是國內前輩書畫家的藝文展示空間、以及歷史文物的展出，到了後來則開始有很多國際文化交流的大展出現。那時展覽雖然比較沒有什麼論述，通常會場是用毛筆寫一篇序文看板，不像現在每個展都印厚重大本的畫冊，當時多半是印一個小本的目錄冊，但是展出品質都還相當不錯，可說是主其事者和前輩同仁辛苦工作的成果。
我記得1980年前後有一個很棒的展覽，是大都會博物館等處借來的佛教石雕展，在二樓國家畫廊展出，石雕非常美麗莊嚴，那時我才大四，第一次看到讓我震撼的展覽；那個展覽就有一點論述了，有一些文章搭配著展覽發表，當然學術規格也不十分嚴謹，但出版了一本北魏石雕的論文集。很可惜這批東西沒能留在史博館典藏，是一位美國華裔的陳姓收藏家所收藏，據說當時有意出讓，但不知是沒經費、還是沒有這種典藏觀念，最後可惜好像散失在不同的地方。那批佛雕真是非常精采，有一個佛雕的頭像到現在我都還有很深的印象與震撼。對那個時代的大學生來說，有機會看到這樣的視野和藝術品，我覺得對1980年代間台灣社教文化的提昇有很大貢獻，以前沒有人引進國外的東西展出。
另外還有一個書畫展覽我覺得非常棒，印象極深刻，就是收藏家王季遷的一件古畫真蹟〈朝元仙仗圖〉，是北宋繼承吳道子畫風的武宗元所畫的白描人物卷軸，在二樓國家畫廊匾額的正下方展出，真是精采極了，是國寶級的作品。中國大陸早期對外封閉，當時王季遷收藏此寶，據說中共曾和他談條件，如果把那張畫交付出去，就讓他兒子離境到海外，但是王季遷並沒有答應。當時能展到這種等級的畫作真的是很了不起。1997年美國大都會博物館展出購藏自王季遷的一批古畫收藏，但卻沒看到這張畫，事隔多年不知流落何方，真是令人念想。
這些讓人驚豔的展覽，包括雷諾瓦的展出、畢卡索展、石雕展、古畫的收藏展，就算拿到今天來看都仍是了不起的展覽；同時幾乎每年春節國家畫廊都有規畫大型的書畫特展，對年輕學子和藝文圈的人有很大的影響，當時這裡是一個文藝重鎮，故宮在當時還沒有善用它的資源。史博館可以經營成這樣的水準，若以今日博物館的專業要求來看，或許尚有所不足，但是當時能有那樣的活動力與水準氣勢，已經是十分了不起了。年輕學子除了在課堂上學的，能夠常常來這裡晃一晃，對他們人文素質的培養影響很大，我自己的受益就很多。
Q：國立歷史博物館書畫展覽對藝術界的影響深遠，如果以渡海三家為首，渡台創作並投身美術教育的藝術家為例，是否可以請您談談他們的展覽情況及帶來的後續效應？
A：國立歷史博物館與張大千、溥心畬、黃君璧這三位前輩畫家的淵源都十分深厚，曾為他們舉辦重要的展出活動；除了早年的三人聯展，為台灣畫壇建立了「渡海三家」這一專有名詞，也各別為三位畫家舉辦過多次大型個展，例如黃君璧晚年規模特別大的「黃君璧九五回顧展」，以及2014年紀念溥心畬逝世50週年的書畫大展，而張大千的重要展出更是不計其數，同時多年來也累積出版了大量的書畫圖錄、專書與論述，可說是研究近代中國繪畫發展不可或缺的平台。
在渡海三家中，對台灣國畫藝壇實際影響最大的應該是黃君璧，因為他從1949年起渡海來台，即擔任當時國內美術最高學府、師大美術系的教授兼主任，主持系務達20年，倡導國畫寫生，給傳統國畫注入了新的表現力；而藝壇教育界的領導中堅力量，也多半畢業於師大美術系，因此直接影響了台灣畫壇早期的國畫發展風格，其影響之深遠在1980年代前後達到高峰。
溥心畬的繪畫風格承續古典中國文人書畫傳統之精粹於不墜，雖然氣魄格局未能開拓時代風氣之新面貌，但他堅持文化道統的文人精神，保存了一個典雅清逸的美感格調，使他的後繼者得以在現代社會建立新畫風的發展。1980年代以後，他的學生江兆申崛起，可謂將中國文人書畫風格推到了另一個古典的高峰，其門人子弟眾多，延伸了重要的影響。1990年江兆申亦曾在史博館舉行過大型個展，他的藝術成就在自故宮退休後尚有進益，真是有青出於藍的出色成就，不過他的高度其後繼者到目前為止都無法超越，而後續的發展影響尚待觀察。
張大千與史博館淵源最深，自1959年開始首度在館內舉辦畫展，迄今為止，由史博館在海內外所舉辦的大型畫展至少有20次之多，其中尤有幾次重要的展出活動，包括1962年的建立潑墨畫風的巨幅水墨畫作〈青城山通景屏〉展、1968年其精心鉅作〈長江萬里圖〉之首展；由於前述展出太受歡迎，參觀人潮絡繹不絕，史博館還為此延長展出時間。另外，就是1983年他過世前最盛大的畫展，展出畫家生平最巨大的一幅大畫〈廬山圖〉，以及最後一件巨幅墨荷畫作等，都極受轟動矚目；我也因為看了這個展覽深受感動啟發，自此投入張大千之研究，甚至於入館任職以迄退休。
此外，在畫家身後史博館又曾陸續辦過「張大千90書畫紀念特展」（1988）、遠赴溫哥華舉辦「張大千赴加拿大作品首展」（2000），以及四川博物院來台盛大展出的「往來成古今─敦煌壁畫臨本」（2002）；特別值得一提的則是2001年台北史博館精選了60件典藏大千畫作遠赴北京歷史博物館（今中國國家博物館）的「五百年來一大千．張大千繪畫藝術回顧展」；因為這是台灣國家級博物館的官方收藏第一次赴中國大陸展出，可說做了相當大的突破，頗獲北京藝博界之口碑與好評。以後又陸續赴鄭州河南博物院（2007）、瀋陽遼寧省博物館（2009）等，而近年所舉辦的一個大型展出活動，則是2009年的「張大千110書畫紀念特展」，以及2014年所舉辦的「萬里江山頻入夢─兩岸張大千辭世三十週年紀念展」。
比較起來，張大千在「渡海三家」中藝術成就最高，不過我認為他卻是三家中對台灣藝壇影響最少的，除了一些門人子弟，影響幾乎是及身而止。原因是藝壇中雖然多有人模仿他的潑墨潑彩畫風，但多半只是在形式技法方面；有人希望表現具有新穎現代風格的水墨特色，但因為要切割與傳統中國畫的銜接聯繫，因此也不承認曾經受到張大千的影響。就此而言，只是皮相有些類似而已，並不能深入體會大千潑墨彩畫風背後的底蘊內涵；有人更是潑灑得不知所云，因此我認為張大千在台灣藝壇的影響反而不如其他兩家。不過無論如何，由於史博館多年來的推廣與影響，也累積了許多出版論述以及畫集資料，我認為對「渡海三家」傳世的推廣認知，可謂有功存焉。
Q：除了國內展覽，國立歷史博物館也多次為台灣藝術家爭取國外巡迴展的機會，想請您分享幾個有趣或具代表性的巡迴展及相關故事。
A：1950、1960年代間中華民國尚為聯合國的常務理事國，來往邦交國極多，由於重視與歐洲美國方面的聯繫，與各國之文化交流是外交方面的重點工作，這些國際文化交流都由教育部負責，而史博館則實際肩負了相關活動的推廣與執行，因此早在開館之初的1956年，即承辦「巴西聖保羅雙年展」首度向台灣徵集現代作品之展出參與。這項在巴西所舉辦的展覽活動以現代藝術之主題知名，是國際間最早的現代藝術展覽活動之一，不但深具國際知名度，也在現代藝壇活動的領域中深具地位。這次活動的徵件與展出，可說是歷史博物館涉入現代藝術活動推廣之始，當時參與的畫家有馬白水、楊英風、蕭明賢等人，自此史博館辦理過九次台灣參與「巴西聖保羅雙年展」之展出活動。
當時歷史博物館的文藝展出活動，可說是涉及全方位的國際文化交流推廣，除了引介歐美繪畫來台展出，1959年徵集蕭明賢、夏陽、劉國松、施驊、胡奇中、李錫奇等青年現代畫家作品參加第一屆「巴黎國際青年藝術展」，赴巴黎展出。1962年史博館又籌辦台灣現代繪畫赴美展出，乃結合第六屆「五月畫會」於歷史博物館擴大展出，是為「現代繪畫赴美展覽預展」，有多位藝界前輩與新秀的加入，聲勢比往昔歷屆皆更為浩大；後來也曾嘗試將台灣的現代藝術推往歐洲（1970年西班牙「中國現代藝術展」），又推展現代陶藝（1970年「義大利華恩札市國際陶藝展」起連續四屆、1972年「中華民國現代陶藝展」）。由是可知歷史博物館在當年扮演的是國際藝文交流工作的吃重角色，它不但提供了中西文化交流的展出平台，也是國人認知中西藝文資訊的一個重要窗口；同時也讓許多年輕的畫家有機會嶄露頭角，例如莊喆、顧福生、劉國松、胡奇中、席德進（1923～1981）等人。
此外，除了與歐美現代藝壇之聯繫交通，也將台灣的現代藝術訊息遠播南美（1975年巴貝多「中國現代藝術中南美洲展」、1976年哥斯大黎加「中國現代藝術展」、1977年宏都拉斯、瓜地馬拉「中國現代藝術展」）；而在鄰近國家方面更與日本、韓國等東亞各國的許多現代畫會組織，進行多項現代藝術之聯誼交流，舉辦過無數次之交流展出（1976年「韓國現代美術展」、漢城「中國現代畫展」、1977年東京「中華現代繪畫十人展」），這些密切以現代藝術為主題的國際藝術交流一直持續到1980年代後期而不衰（1981年「中日現代陶藝大展」，1983年布魯塞爾「中華民國現代繪畫展」，1984年慕尼黑、布萊梅「中華現代繪畫展」，1986年東京「中日美術交換展」、「第一屆陶藝雙年展」，1987年「中華民國現代繪畫新貌展」，1988年美國「中華民國當代藝術創作展」），爭取了不少台灣中青輩藝術家出國展出的機會。
不過隨著時代變遷，新的博物館及文化相關機構林立，再加上經費資源的日益縮減不足，史博館逐漸退出對外推廣藝文交流的角色，也難以繼續為台灣藝術家爭取赴國外巡迴展覽的機會。不過，館藏藝術品出國交流多半皆由邀請赴國外展出的機構負責，基於文化推廣宣揚的使命，本館的收藏品則有多次赴國外巡迴展出的機會，其中以張大千的作品赴國外展出最多，例如2000年「無人無我．無古無今：張大千畫作加拿大首展」，分別在溫哥華市立美術館及維多利亞美術館展出。另外近年來最新的巡迴展則是2014年本館與成都四川博物院、長春吉林博物院共同舉辦的「萬里江山頻入夢─兩岸張大千辭世三十週年紀念展」。這次展出由史博館規畫內容，彙集了各館早中晚三期不同之典藏風格特色，在兩岸包括深圳、成都、吉林、台北等四個城市接續展出，都得到極佳的口碑與風評。
Q：歷史博物館於1993年成為台灣和香港、中國大陸合作首次展出近現代中國藝壇巨擘的博物館，除了最初的林風眠，也陸續舉辦李可染、傅抱石及徐悲鴻展覽。想請您介紹這些展的籌辦動機、局限困境和其他特殊經歷。
A：就近代中國書畫這一範疇的推廣與介紹，歷史博物館在兩岸美術發展的意義上，確實有不可磨滅的地位與影響。一方面國內並沒有適合的文化機構在這方面做推廣交流平台，同時在1980年代以前美術館極少，故宮博物院以清宮內藏的書畫器物為主，不涉及現代；而台北市立美術館則剛成立沒多久，並且定位也趨向於現代新藝術風格，加上中國大陸當時尚未改革開放，自然也不可能像現在兩岸對藝術文化倡導、收藏、投資那麼熱衷，況且當時又倡行「復興中華」的文化使命，再加上史博館本來的收藏特色，因此推廣當代以及民國以來的重要畫家所形成的近代中國美術，則自然成為史博館推廣藝文活動最重要的特色與重點。
除了前述的「渡海三家」，1980年代初旅法畫家趙無極也曾經來台有過大型個展，作品非常精彩，使我第一次對現代抽象畫感到十分佩服。其後中國大陸逐漸改革開放，中國大陸的文化機構開始與台灣博物館界交流，當時博物館文化機構甚少，故宮與北美館屬性與定位都不適合，於是爭相與國立歷史博物館合作，歷經陳癸淼、陳康順任館長的時代，許多近現代知名的畫家都曾在史博館展出，真有塑造出國家畫廊的氛圍和地位。當時水墨畫壇只要叫得出名字的大老，例如林風眠、李可染、傅抱石、劉海粟、徐悲鴻等人（或家屬），都樂於來台展出，也都在史博館辦過展覽。
當然不敢說當時國家畫廊的水準有多好，但以規格而論，確實是無出其右者。隨著口碑的建立，許多有分量的重要畫家如江兆申、劉延濤、張光賓等大老都在史博館辦過大型展覽，故史博館國家畫廊的定位都還頗受藝界肯定，許多當代知名畫家都期望來史博館展出，即使至今依然如此，這可說是史博館歷任館長及同仁辛苦累積出來的專業口碑吧。不過，可惜後期希望來辦展覽的藝術家愈來愈多，過多非專業因素的介入使得把關難以嚴謹，有些展出品質更是落差很大，因此「國家畫廊」的展出意義也就慢慢式微，再加上曾經配合一些大型的特展活動，甚至將二樓的展示空間全部拆除改裝，「國家畫廊」的名義也就停止了好一陣子。
2010年，史博館張譽騰館長任內重新整修二樓展覽場地，希望重新賦予「國家畫廊」的展覽意義與優質空間，畢竟除了故宮，國內缺乏具有專業水準的書畫展示空間。由於近代中國繪畫是館方歷年來的展覽、研究與典藏重點，於是慎重規劃「中國近現代水墨畫名家特展」作為國家畫廊重新整修後的首檔展出，希望由民國以來多位繪畫名家不同的藝術風格表現，呈現出近百年來中國繪畫由傳統逐漸邁向現代的多元發展與水墨風格特色，算是「國家畫廊」重新出發一個還不錯的起步。
我始終認為，文化或藝術提升的關鍵是「質」而不是「量」，今日博物館機構與展示空間、場所愈來愈多，而各公私立文化機構的經費資源有限，同時競爭也愈來愈激烈，因此要建立國家博物館的專業地位，必須將有限的人力資源致力於品質提升與把關，而不要辦過多的展覽或出版過多的圖書與論述。以前曾有主其事者秉持「先做先贏」、辦愈多展覽與活動則代表著耀眼的管理業績，於是將有限的資源操作到精疲力竭而後繼無力，而品質不佳的展出與出版也就愈來愈多。另外，也要盡量不讓博物館專業受到政商因素或人情關說的影響，這些在現實上雖然難以避免，但必需要有所節制與警惕。就長遠來看，良莠不齊的博物館品質，是永遠無法建立其權威性的；因此一定要把品質做很好的控管，才會有博物館的專業水平。
Q：請您分享及介紹在歷史博物館任內，個人最喜愛或印象深刻的水墨藝術展覽。
A：就我個人經手承辦的案例，印象比較深刻的大概主要有三、四個。最早是1988年我在史博館任職承辦的第一個大型展覽活動「張大千90紀念展」，那時配合展覽舉辦學術研討會，還同時出版了三本專書，分別是八開大版本《張大千90紀念展書畫集》、《張大千紀念文集》、《張大千學術論文集》。台灣早期只有故宮博物院曾在1970年辦過一個中國古畫的學術研討會，之後將近20年沒有機構辦過藝術方面的學術研討會。因此這個大型的國際學術演討會，把當時在國內外中國書畫界的知名學者幾乎都請到了，包括美國的傅申、王方宇、李鑄晉等人，還有前舊金山砥昂美術館館長達祥西、日本學者鶴田武良等，國內有前輩學者李霖燦、蘇瑩輝等人。當時在國內藝壇而言可說是一時盛事，與會的學界同道很多，十分熱鬧。
歷史博物館同時舉辦展覽和學術研討會，可說是在博物館和藝文界開風氣之先，後續影響很大。由於舉辦的研討會十分成功，國內學界藝界包括故宮、台大、師大等機構的相關藝界人士都有參加；主要是國內已經太久沒有舉辦這類的大型活動，也頗有一些實質的發表和討論，因此會場擠得滿滿的，那個感覺和氛圍很不錯。自次年起北美館立即跟進舉辦學術研討會，其後20多年間博物館界、藝術界、大學研究所也經常舉辦各型研討會，幾乎成為一種流行，說起來史博館的「張大千國際學術研討會」恐是濫觴之始，不過這段始末藝術界現在恐怕也無人知道。
我個人認為學術文化要求的是品質，假如經常舉辦、又沒有充實的議題與內容就會流於形式，近年來參加學術研討會的人愈來愈少可見一般。以前圖錄畫集的編撰可能只有畫名作者，或有限的文字說明，而《張大千90紀念展書畫集》可說是在編輯製作的品質大幅提升，除了尺寸、年代、材質等基本資料，並加上詳細的釋文、印章等相關著錄資料，甚至於將每張畫作都加上一段說明，這是加入博物館在研究方面的學術詮釋，可說更具有專業品質；同時又出版兩本重要的相關論述文獻，因此在當時頗受好評。
其後1990年江兆申在史博館舉辦了他的大型書畫個展，可說是彙集了他當時藝術創作生涯中，重要作品最多、也最大的一次個展。這次畫展讓我見識到傳統中國書畫領域，另一位古典大家的藝術造詣與不同風格的能耐；我個人因為這重機緣，對江兆申有了較深入的接觸與觀察研究，後來也因此發表不少有關於他的研究論述，甚至寫一本他的書法研究專書。
另外，2009年史博館又辦了「張大千110書畫紀念特展」，由於歷年來國內外各機構辦的張大千畫展可說是不計其數，因此這個展覽為了區分內容的不同，在品質上可說是精挑細選，盡量找一些比較少曝光又特殊的重要收藏，同時注意展出內容與多元面貌風格的平衡，因此就我個人的意見，可說是張大千傳世多次展覽中，或許規模不大，但編輯製作品質最為精緻，同時也出版了一本展覽圖錄專輯。
2010年歷史博物館重新整修二樓「國家畫廊」展覽場，推出了前述「中國近現代水墨畫名家特展」。內容主軸是歸納中國近代繪畫發展，而呈現出新舊兩種不同的畫風脈絡與方向，一為傳統風格路線，如齊白石、黃賓虹、溥心畬、張大千等人，他們在承續傳統中國藝術精神的本位中求發展，在畫面中也出現了不少因應時代的畫風變化。另一派則為水墨革新路線，如徐悲鴻、林風眠、黃君璧、傅抱石等人，他們則多是早年赴國外留學後歸國的學人，受到西學西畫的風格影響很大，也有自行感應時代的創新表現者。另外，也展出一些畫壇後起而具有相當聲望輩分的畫家，如李可染、江兆申、吳冠中的繪畫作品。當然這一次的展出並不能夠完整周全地代表中國近現代水墨畫的發展全貌，但已大致呈現具體而微的脈絡體系，延續史博館著重這一研究展覽範疇的專業成果。
歷史博物館的典藏重寶張大千1945年作〈大墨荷通屏〉，水墨設色紙本，358×596公分。畫家受到敦煌壁畫雄偉的格局所啟發，開始經營大尺幅巨畫的發軔之作。此作抗戰期間在成都、重慶等地展出，當時轟動藝壇，曾在史博館展出多次。
2009年「張大千110書畫紀念特展」畫展場景，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
北宋武宗元〈朝元仙仗圖〉（局部），紐約王季遷舊藏。1980年前後曾在史博館國家畫廊展出；此作舊傳吳道子所繪，張大千獨拈出係出自武宗元之手，真是行家手眼。
近代中國繪畫是史博館收藏的重點項目，黃君璧1981年作〈青山漁船〉，水墨設色紙本，139×64公分。
2010年張譽騰館長任內，由監察院移撥國立歷史博物館的重要收藏──張大千1969年作〈深山古柏〉，水墨潑彩紙本，102×194公分。
台灣前輩畫家林玉山以畫虎知名，這是2010年史博館「中國近現代水墨畫名家特展」的展出作品。1974年作〈虎〉，水墨紙本，54.2 × 38.8公分，國立歷史博物館。
圖片提供｜巴東 （藝術研究工作者、前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研究員兼研究組主任） 採訪︱張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