側理、澄心堂與金粟山藏經紙──故宮何炎泉談乾隆仿製的三種古紙

1757年春，乾隆南巡，趙昱以珍貴的家藏小山堂舊藏兩張「側理紙」進獻給皇上。乾隆南巡所獲、傳說中以海苔所製的東晉名紙「側理紙」，就正在國立故宮博物院「品牌的故事—乾隆皇帝的文物收藏與包裝藝術特展」。

這是台北故宮首度展出一張沒有書畫翰墨的空白紙張。有別於過往展覽，此次的書畫處展品著眼於「紙」，可視為第一次以紙為概念的小專題，有歷歲月風華的宋代古紙，也有「乾隆股份無限公司」出品的「乾隆牌」好紙。「澄心堂紙」、「金粟山藏經紙」、「側理紙」三大名紙齊登場，本刊專訪書畫處副研究員何炎泉細說此展，細看紙張。

覓東晉名紙—側理紙

乾隆皇帝得到進獻的側理紙，於隔年（1758）高興賦詩〈詠側理紙〉，一句「澄心金粟父視兒」，何炎泉說：「點出了乾隆對這三種古代名紙的看法。他認為側理紙生產於東晉，所以是宋代澄心堂紙和金粟山藏經紙的父親，而後二種紙也就是兄弟關係。仿製也就是他生的三個小孩，三個小孩有著不同的命運。」何炎泉說故事，讓我們聽下去。

「側理紙」最早記錄在東晉王嘉《拾遺記》：「側理紙，後人謂之陟釐。南人以海苔為紙，其理縱橫斜側，因以為名。」南巡獲紙實際質地如何？何炎泉檢視，「色灰白泛黃，紋路縱橫斜側，表面相當粗糙，並未經過加工處理，隨處可見稀疏孔洞，全紙的厚薄極不平均，與尋常書寫用紙的品質差距甚遠。整個攤開無首尾，除許多摺痕外，尚有一道疑似接縫的痕跡，細看後推測應該是圓筒抄紙簾之接縫處，與乾隆〈詠側理紙〉『囫圇無縫若天衣，縱橫經緯織網絲』所載相符。」天下名紙如此品質，不禁啟人疑竇，而乾隆心裡又是怎麼想？

乾隆早在南巡獲紙前即已關注，於1746年〈快雪時晴帖〉說「愛此側理」，〈伯遠帖〉讚「光潤堪愛」；在〈御臨王獻之書洛神賦十三行并圖〉冊中自題：「乾隆己巳（1749）冬至月，獲此宋箋，愛其側理如玉，與筆墨相發。」這時的乾隆將東晉側理紙與宋箋混為一談，也在質地上完全搞混。八年後，喜獲此紙，並在該年冬天試用此紙，於〈御臨米芾雜帖〉卷題：「側理紙以海苔為之，見王嘉《拾遺記》。今春南巡有持獻者，古色盎然，非近世楮公所能製，臨此試之。」這時的乾隆，確認側理紙為東晉古紙。而，乾隆在得到這兩張側理紙後，命人檢視內府舊藏，再得側理紙五張，作〈再詠側理紙〉（1758），提到：「徒觀麤且厚。恐不宜墨卿。」紙粗又厚不適合寫字，並於〈書側理紙得句〉言「始悟向乃未曾細考也。」承認先前誤認該紙為光潤宋箋，且深感「腕力惟漸劣」，說明此紙性澀，在質地上完全與他喜歡的緊結光滑背道而馳，寫來頗為費力。

光陰似箭到了1772年，乾隆〈再詠側理紙〉說明了此紙之珍貴，千年難得，比晉代陶瓷或三代銅器都難見，並與王羲之故事串連起來，讓手中的七張側理紙更具正統性與典範性。最晚在1781年，浙江成功仿製，乾隆試紙〈浙省新製側理紙成試書因得句〉：「邇年倣為命浙匠，始猶難之近則熟。」以前曾命浙江紙匠仿製，最近才製紙成熟。孰料，乾隆在1788年〈浙江製側理紙成，用壬辰試書因得句，並仍以整紙書之〉說海苔製紙是商賈為炫奇獲利的言詞，並記：「偶詠側理紙，而浙江即有倣為之者。絜矩人君所好，不可不慎也。」

何炎泉率直說：「歷時20多年所仿製出的紙，中間的停頓或許也反映出乾隆的熱情不再，也可能是有所發現，然而杭州織造卻是一直謹記在心。乾隆不承認是他要仿的，還警惕自己將來言行須更加謹慎。仿澄心堂紙、仿金粟山藏經紙都大張旗鼓蓋有仿製印記，但仿側理紙連蓋印都沒有。」

最終，乾隆其實是知道真相的。展中的側理紙，盒中附一小籤揭祕：「側理紙一張，係前代仿製。其色澤甚舊，惟質性略絕粗鬆，不及內庫所藏。」書蹟為翰林院大學士梁詩正手筆。沒有皇帝旨意，誰敢亂寫。依今日學者研究，製造此「天衣無縫」圓筒狀紙的圓網造紙機，應是在康熙年間發明，也就是說清宮的七張古側理紙是前代不是晉代。傳說畢竟是傳說。看時光飛逝，乾隆回首從前，從獲紙，試紙，到仿紙成功；從高興，建構正統，到告誡自我，此中心境波折起伏，足堪玩味。

搜古寺珍品—金粟山藏經紙

展中的明唐寅〈對竹圖〉拖尾題跋、祝允明〈書千文〉可看到蓋有著歪斜的「金粟山藏經紙」朱印。此紙是中國古代寺廟開發出來的「獨立品牌」，源於浙江海鹽金粟山下的金粟寺，為該寺藏經紙，大約造於北宋治平年間（1064～1067）或更早。紙以桑皮、楮皮為原料，內外塗蠟並砑光，又以黃蘗藥染，質地厚實，可分層揭開，精細瑩滑且防蟲不蠹，久存不朽，紙背鈐「金粟山藏經紙」朱印，專供寺院寫經之用。數量極大，為所在地多家作坊所製。最晚在明中葉前，已如鳳毛麟角珍稀。

「使用於書畫上，可早至金元時期。自明代中葉開始，大量為文人所使用。」展品就是最好的例證。明唐寅〈對竹圖〉「畫卷拖尾題跋很珍貴，集唐寅、沈周、黃雲、祝允明、文徵明、都穆等當時的重要文人，書於金粟山藏經紙。寫得最好的是祝允明，因為這種紙滑，不好寫。沈周只要碰到這種紙，怎麼寫怎麼出差錯。沈周跋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寫在藏經紙上，多處失控，就有人說是假的，但絕對是真的。因為你要假沈周不會去假寫在藏經紙上的沈周。」祝允明書於此紙的神采，還可見其1523年作〈書千文〉。草書中參雜行體，採字字獨立寫法，用筆單純自然，行氣連貫，有著沉穩內斂的氣息，為其晚年規矩草書之傑作。「傳世藏經可分為抄、印兩種，寫經一般用卷筒藏經紙，經卷上無摺痕；印經則使用摺版藏經紙，折成本子。」詳加留意，祝允明〈書千文〉即是用無摺痕的抄本卷筒藏經紙；明徐賁〈獅子林圖〉引首乾隆行書「香界傳真」，有著清晰的摺經痕及印經痕跡。

金粟山藏經紙世稱為「金粟箋」，即是因乾隆。清沈楙〈金粟箋說跋〉：「乾隆中葉，海宇晏安，上留意文翰，凡以名紙進呈者得蒙睿藻嘉賞，由是金粟箋之名以著。」內庫舊藏加以各地進呈，乾隆集天下金粟箋，甚至特別標榜其藏有唐代的。「今匣中所藏者唐時金粟箋，較之宋時花箋紙、明時宣德紙堅緻瑩滑，尤為精妙。」乾隆喜紙緊結光潤，有不滯筆的流順感，並可顯露行筆墨跡。「『堅緻瑩滑』，此四字完全可作為乾隆對於紙張的最高評價。」除紙質優越，富悠久歷史，且經文隱約可現，頗有宗教護持之感。乾隆御製詩〈藏紙扇〉：「裁彼金粟箋，制此清風扇……隱隱青蓮文，寂寂法輪轉。」〈詠藏經紙扇〉：「雲中龍爪隱蜿蜒，搖動如聞妙諦宣。」將經文形象轉化為「青蓮文」、「雲中龍爪」，在搖扇風動時正如「法輪轉」、「聞妙諦宣」，乾隆心中法喜充滿。

乾隆皇帝敕命杭州織造仿製，不計成本，甚至將永樂大典舊紙、舊宣紙、高麗藏經紙等當作原料；若顏色不對或過於勻整，都要求重新再呈新抄樣本，品管嚴格。紙成蓋上橢圓「乾隆仿金粟山藏經紙」標記，並刻意歪斜，仿效古金粟箋。在乾隆九年（1744）已可見到乾隆皇帝使用仿製金箋紙。展中宋馬遠〈剡谿訪戴〉乾隆對幅題詩、清董誥〈書劉勰文心雕龍〉皆書於仿製金箋紙，細看比較「金粟山藏經紙細密堅挺，偏向麻紙類。仿製還是較為鬆軟，砑不過古紙的光潤，有簾紋，較像宣紙的質地。仔細看書法的邊緣線，古紙不會暈開，仿製的還是有點暈。」

創天下第一—澄心堂紙

「若論及書法史上的名紙，南唐澄心堂絕對是首選。從北宋開始，澄心堂紙就被文人視為天下第一，直到今日依舊如此。」何炎泉肯定地說。

澄心堂紙自宋以來眾說紛紜，實物上「哪一張是澄心堂紙，還是有所爭議。但我認為最有可能的就是蔡襄這一張。」宋蔡襄〈書尺牘〉：「澄心堂紙一幅。闊狹厚薄堅實皆類此乃佳……」王壯為〈就蔡君謨真跡再談澄心堂紙〉指出「此」字可指為本件就是澄心堂紙。且本幅小件，符合前人所記「幅狹不堪作詔命」，「堅實」也與諸家記載相合。細觀書法，「蔡襄臨古功力深厚，對傳統筆法與技巧掌握嫻熟，無論書寫哪一類書體，最基本的特徵就是圓轉流暢。反觀此作，全篇一筆一畫仔細地書寫，每一筆都顯得扎實沉穩，感受到一種從容中帶謹慎的書寫態度。貴於端重又增一分工緻。這絕非一張普通的紙，否則蔡襄不會寫得如此用心。不僅是蔡襄楷書第一，更是宋人行楷之最。」何炎泉更從乾隆鈐印之印泥滲油，殊異於同樣有著乾隆鈐印的其他宋代作品，說明此作非宋紙。

然而在該書著錄的《石渠寶笈初編》認知裡，並不被認為是澄心堂紙，唯一認可的澄心堂紙反而是宋高宗〈千字文〉冊，載記：「澄心堂紙，朱絲欄本」，列為上等，但實為御書院書家所書。「顏色暗沉，表面過度膠漿，產生龜裂，作品上很多橫向裂紋。」與記載中白晰潔淨的澄心堂紙完全不同。隨著內府藏品增加，到了《石渠寶笈續編》就有很多記為澄心堂紙的作品，但其實都不是，並已經開始出現使用乾隆年間的仿澄心堂紙的作品。

在沒有真正的仿製對象時，夢幻逸品澄心堂紙成為乾隆發揮想像力的舞台。賈全〈八駿圖〉，乾隆皇帝題引首於「乾隆年仿澄心堂紙」上，紙張經過染色、上蠟及砑光，光滑緊結，橘紅色紙上描金龍紋，製作精美。實際上，乾隆的仿澄心堂紙染有黃、綠、白、粉紅、淡月牙色白等多色，描金有花鳥、松竹、山水、龍紋等圖案，且用金有紅一點、白一點、黃一點等不同金。紙成後蓋隸書「乾隆年仿澄心堂紙」方印標記，且特別規定「每張上用硃墨印，用戳記一顆，不可用油印。」

如此彩色蠟箋與古籍裡記載的澄心堂紙不同，質感卻近於金粟箋紙。乾隆認知「澄心、金粟」是兄弟，且檔案或著錄上出現的仿澄心堂紙，年代上都比仿金粟箋晚，澄心堂紙的仿製很有可能是基於仿金粟箋的成功經驗。

何炎泉歸結：「若嚴格說所有乾隆的文創，唯有仿澄心堂紙。仿澄心堂紙是乾隆的發明。他講求正統，所以對時間最早的、跟王羲之有關的側理紙瘋狂。乾隆仿澄心堂紙，是要做出最富麗堂皇、最高規格等級，歷史上天下第一最好的紙，且承繼澄心堂名，代表著身為正統的自豪，甚至用此紙來賞賜友邦國王，成為大清國的文化展示項目。」

圖片提供｜國立故宮博物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