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鞏，中國文學史上一個不可或缺的傑出人物，「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生而警敏，讀書數百言，脫口輒誦」，「窺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銳意進取，據仁依德，務為經世之學。其為文，浸漫漢唐，砥礪歐（陽修）王（安石），開闔馳騁，言近旨遠，在文風極盛，群星燦爛的北宋中晚期大時代中，如雲表奇峰卓然崛起。受到歐陽修、王安石、蘇軾、黃庭堅等的推重讚譽，「雖窮閻絕徼之人，得其文，手抄口誦，唯恐不及」，（註1）影響極為深廣。但其身後，卻遺墨渺然，連他的推崇者《年譜》編寫者朱熹50年間才一見其真跡手墨。
幸天助賢者，神物護持，他的一封書信，迭經千百年人間滄桑，經歷代有識者的鑑定遞藏，居然尚能保存在天壤之間，使我們這些晚生後學，猶得一其風韻神采。它就是選錄於《唐宋八大家全集》的曾鞏〈局事帖〉。宋〈局事帖〉，紙本，縱29公分，橫39.5公分，曾鞏手書。內容如下：「局事多暇，動履禔福。去遠誨論之益，忽忽三載之久。跧處窮徼，日迷汩於吏職之冗，固豈有樂意耶？去受代之期雖幸密邇，而替人寂然未聞，亦旦夕望望。果能遂逃曠弛，實自賢者之力。夏秋之交，道出府下，因以致謝左右，庶竟萬一。餘冀順序珍重，前即召擢。偶便專此上問，不宣。鞏再拜運勾奉議無黨鄉賢。二十七日。謹啟。」曾鞏生活的年代，距我們將近千年。要解讀此信的內容，明白其所求、所望，以及在何時、何地、何種心境下寫了這一書劄，瞭解他的生平行狀是很有必要的。
曾鞏，字子固，北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生於江西南豐的一個數代官宦之家，書香門第，從小就受到家屬文明的沾溉，有不同凡近的才華與進取精神。青年時兩次落第卻有幸投身文壇巨匠歐陽修門下，極受老師的賞識，並以此誇耀於人：「過吾門百千人，獨於得生為喜。」得老師的指導，他勤奮精進，名傾一時，有「雷動風興，聲薄於天」之譽，「婦人孺子皆能道其姓名。」嘉祐二年（1057），39歲的曾鞏考中進士，次年被任命為太平州（安徽）司法參軍。嘉祐五年經歐陽修保舉返京，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兼判官告院。熙寧二年，曾鞏因與王安石政見不合，自請外放，出為越州（今浙江紹興）通判，熙寧四年改知齊州（今山東濟南），熙寧六年六月知襄州（今湖北襄樊），熙寧八年底知洪州（今江西南昌），十年加授直龍圖閣，移知福州，元豐元年（1078）冬末奉詔知明州（今浙江寧波），僅五個月，又知亳州（今屬安徽），元豐三年又奉命移知州滄州（註2）（今屬河北），在赴任途經開封時被神宗召見始受到賞識而留判三班院，終於結束了12年的宦遊生涯。「12年間他雖居無常，轉任大江南北，但所到之處，體恤民瘼，政績斐然。」元豐四年，他奉敕充國史館修撰，管勾編修院。元豐五年，擢拜中書舍人，九月丁母憂而罷，次年曾鞏持母喪過金陵而獲病去世。
知曾鞏一生之梗概，現在我們可以來讀局事帖了。統觀全篇，可以知道這是給「無黨鄉賢」的一封回信。「局事多暇，動履禔福。」是復述對方告知的近況並給予祝福。「多暇」是北宋晚期官場人浮於事的實況，也是曾鞏多年思考，並終於在他回京後兩次向神宗進言要裁減官員提出「可罷者罷之，可損者損之」（註3）的原由。在這封信中，他重複無黨的話，目的是藉以與自己「日迷汩於吏職之冗」作對比，婉轉地表示對無黨清閒生活的羡慕，是文章的需要。弄明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它牽涉到曾鞏行蹤的考定，牽涉到本劄書寫的年代。在余冠英、啟功等主編的《唐宋八大家全集》中，〈局事帖〉首句「局事多暇，動履禔福。」前用逗號，後用句號，可見他們也將此句斷為對無黨近況及祝福的描述。反之，如「局事多暇」是指曾鞏自己，那麼與後文「日迷汩於吏職之冗」就顯然有矛盾了，「多暇」的「局事」，顯然不是曾鞏寫這封信時的生活狀態，也顯然，考證此劄的寫作年代，不能著眼於曾鞏任職「史局」的時間段上。第二句：「去遠誨論之益，忽忽三載之久。」是說與無黨最後一次見面，聽他有益的議論已經三年過去了。一個「遠」字，既指時間，也指距離，他們二人不在一個城市，見面並不容易。「跧處窮徼，日迷汩於吏職之冗，固豈有樂意耶？」指自己外放於偏僻的他鄉，整天埋沒於繁忙的官場事務，哪裡有什麼快樂啊。「去受代之期雖幸密邇，而替人寂然未聞，亦旦夕望望。」──朝廷指定的任期已非常近了，但接替我的官員卻一點沒有消息，早晚都在等待著。「果能遂逃曠弛，實自賢者之力。」──如果能離開這曠日持久的外放，當然是出自賢者的幫助。「夏秋之交，道出府下，因以致謝左右，庶竟萬一。」──夏秋之交，將便道來府上當面致謝，以表示我的感激之情於萬一。「餘冀順序珍重，前即召擢。」──希望你多多保重，並早日得到升遷的機會。
信不長，提供的信息卻不少。一、它明確告訴我們曾鞏當時是在外放的任上。「曠弛」二字，說明外放已久。前面一個「逃」字，活現了他急急希望改變外放現狀的心情。二、他感謝「無黨鄉賢」的幫助。是怎樣的幫助？曾鞏沒有明說，也不便明說。無黨鄉賢官職很小，曾鞏不可能請托他辦調職回京的大事。他們已三年沒有見面了，三年間這還是第一次通信。因此從時間上說也沒有托他辦事的可能。不過，對曾鞏長時間放外，很多人為他惋惜，為他不平，「人皆為公慊然。」（註4）無黨出手幫忙，應該是主動的。或許有人會說：無黨官職卑微，只是一個八品奉議，有這個能力嗎？要知道，能夠幫上忙的未必是高官。何況，在未可明說的情況下，此處所謂的「賢者」，並非一定指無黨，也可能是他的親友師長。無黨或許為此傳遞了一個事有轉機的消息。對於行將第七次遷移的曾鞏來說，自然會倍感欣慰，並為之感激不盡的。不管怎樣，劄中所說的「賢者之力」，及「果能遂逃曠弛」的希望真奇跡般的發生。此信發出不到一個月，神宗就接見了曾鞏，並大為賞識，還道出了12年不得回歸的玄機：「以卿才學，宜為眾所忌也。」「勞問甚寵」，（註5）立即起用，留判三班院，真的實現了回京的願望，連滄州也不用去了。三、很多人為曾鞏長期放外表示「慊然」，而曾鞏自己呢？他弟弟曾肇在曾鞏《行狀》中說「公處之自若也。」其實並非如此。曾鞏當年是懷著天真的想法出京的，他認為「文章學問有過人者，宜在天子左右，與訪問、任獻納」朝廷覺察你真是個賢者，自然會召你回京，不會「久於外也」。（註6）他想不到黨爭會愈演愈烈，並發展為可以致人於死地的文字獄，也想不到自己後來會列入一分「黑名單」而公之於眾。（註7）他「請貳外藩」，想用實踐來證明自己「治國家、天下之道」。在越州任上，他以民為本，「而州賴以治」。調任齊州後，還向皇上表達了安心地方政治的忠心：「臣心繫北辰，身縻東土。」「敢不深究土風，詳求氣序，躬勸農桑之業，輔成坯冶之仁。」（註8）他帶著百姓建水閘、疏河道、造橋樑、懲惡霸，不到一年，「春風隨我來，掃盡冰雪頑。」「隴上雨餘看麥秀，桑間日永問蠶眠。」人民安居樂業，他受到百姓愛戴。曾鞏對自己的政績和生活也很滿意，對齊州、越州等處還有著留戀之情：「只恐再期官滿去，每來湖邊合留連。」（註9）他意氣風發，眼前光明，既沒有「日迷汩於吏職之冗」的煩惱，更未見「遂逃曠馳」的訴求。隨著歲月老去，他已成了「齒髮凋零」的老人，但仍在年復一年的遷徏，甚至一年二遷，他開始發現當權對自己的疑忌和排斥。於是一而再，再而三地不斷在各種奏章及給執政者寫的書狀中描述這種遷移，提醒朝廷自己已經外放了多少時日，提醒他們自己有一個年近九旬的老母需要照顧。他不斷請求皇上召見，多次希望調回京師，即使當個不礙事的「閑慢曹局差遣」，（註10）皆不允。他退而求其次：「或引之近畿，屬以一郡，使諧其就養之心，慰其高年之母。」都不能答應。就連要求順道進京接母親同住也不可。他終於不滿了，甚至還有「抗命」之舉：當朝廷將他從洪州調任福州時，他「辭不往」，還因遷延之官被罰俸，他「不勝徬徨」苦惱，直接給執政上書：「竊計已在聽察之日久矣。」（註11）考察這麼久，沒完沒了嗎？這種怨憂還發之於詩：「羈遊事事情懷惡，貧病年年故舊疏。」（註12）「邅窮萬里飄萍內，到此登臨更幾回？」（註13）更有一首詩這樣寫道：「蠻荊人事幾推移，舊國興亡欲問誰？鄭袖風流今已盡，屈原辭賦世空悲。深山大澤成千古，暮雨朝雲又一時。落日西樓憑欄久，閒愁難有此心知。」清初學者何焯早就指出曾鞏在詩中自比屈原，還隱晦地批評神宗「所任非賢，身遭放棄也。」（註14）而這種境遇、牢騷，不也隱約可見於〈局事帖〉中嗎？
〈局事帖〉紙短意長，內容豐富，其字裡行間流露的信息，還幫助我們解開了這一書劄書寫日期之謎。本信末行受信人的稱呼是這樣的：「運勾奉議無黨鄉賢。」「運勾」「奉議」是曾鞏同鄉無黨的官職。而「奉議」這一官名，因避宋太宗趙匡義名諱，從太平興國元年（976）起改稱「奉直郎」，直至元豐三年（1080）九月官階改制，才恢復這一官職。此前100餘年，沒有奉議郎之稱。（註15）曾鞏在本劄末已用此稱呼，說明它書於元豐三年九月或九月以後，而當年十月二十六日神宗已召見曾鞏，「賜對延和殿」，並結束了外放生涯。因此，這封信只能書寫於九、十月間。由於信末已寫明「二十七日謹啟」。而九月至十月二十六日之間只有一個「二十七日」，即九月二十七日，它便是書寫本劄的確切日期。這時，曾鞏已經62歲。來日無多，（三年後他便去世了）當初「與訪問，任獻納」，治國平天下的政治理想與責任感越來越迫切。（這是有他回京後的作為可以證實的）而此頃，他又奉敕要移知滄州了，因此，〈局事帖〉中急於改變現狀的焦灼心態我們就更不難理解了。
本劄包括上款、日期，不過124字，然敘事不少，內蘊豐富。從起首的平靜致意，至自述近況後的沉鬱蒼涼，再至要遠離「窮徼」的急迫，最後又理性地表達感謝。文字暢達一波三折卻又乾淨利落，與他晚年的文風同出一轍。類似的文字，類似的情境，在他的「上章」「書狀」及其詩文中也屢屢出現。他在回京不久給神宗上的《乞登對狀》中對12年遷播有如此描述：「地窮勢絕，（〈局事〉稱之為「窮徼」［註16］）不敢期於自通。」「陛下聰明睿智……收臣於滯涸」。（〈局事〉稱之為「曠弛」）返京升職了，別人祝賀他，曾鞏這樣回信：「差池一紀，久落風波，推徏七州，寢沉迷於簿領。」（〈局事〉之謂「日迷汩於吏職之冗」）均與本劄描寫一統，詞語相似。再看一封他在外放時收到朋友問候後的回函：「感期眷存，特賜誨存，（〈局事〉稱為「誨論」）其為感激，但切銘藏。」（註17）把一封問候信稱之為「特賜誨存」，並連用兩個「感」字，可見，患難之中，即使簡單的問安，也足以讓曾鞏「銘藏」於心。更何況無黨鄉賢可能給他帶來了好的消息，帶來了希望呢？看來，余冠英、周振甫、啟功、傅璿宗等前輩學者在主編《唐宋八大家全集》時，將〈局事帖〉作為曾鞏的一篇佚文收入其文集中，（註18）確實有其深見卓識。不愧對前賢，懷著溫情，尊重歷史，這是前輩大家留給我們的啟示。
上述所說鈐蓋在「二十七日謹啟」上的一方印章，是「曾鞏再拜」四字朱文方印，小篆，四字離開邊框都有一定距離，是宋印的特點。用水印，淡而不勻，印色多的地方有暈化的現象，皆與元以後的油印不同。宋人在書劄上蓋印不常見，但絕不是孤例。《石渠寶笈》著錄，今藏台北故宮的《宋人法書冊》中王巖叟〈歲晏帖〉上「巖叟」印，林希〈武林帖〉上「希」字橢圓印，錢勰〈知郡帖〉上「穆」字印，（錢勰字穆父）及同為《石渠》著錄，台北所藏王鞏〈安國執事帖〉上「王鞏之印」，今藏北京故宮博物院的蔡襄〈楷書持書詩帖〉上「蔡」字橢圓印，皆朱文水印，都蓋在日期上，看來這也是當時書劄鈐印的一種習慣。不過也有特例，如台北故宮徐夢莘〈致安國贊善帖〉所鈐鼎形印，程元鳳一劄「元鳳」印則蓋在款字上，就反倒少見了。
說起書寫格式，宋人寫信，常見的開頭起首總會寫上「某啟」、「某頓首」自報家門的字樣。但不這樣寫而是直接開始正文，所見依舊不少。著名的米芾〈寒光帖〉、〈盛製帖〉（皆藏北京故宮），及蔡襄〈癸卯重陽日帖〉（今藏台北故宮），都是流傳有緒的名跡，和曾鞏〈局事帖〉一樣，都直接寫正文而不書抬頭。有些人作書，開頭便寫「某再拜」或「某某頓首再拜」，結束落款又來一次「某頓首再拜」，也很常見，這種重複，是禮貌的表現。所以〈局事帖〉上的「曾鞏再拜」印與落款「鞏再拜」並無重複之嫌，並不違例，只是所見少而已。〈局事帖〉中凡遇應該敬重的人與物，其第一字都換行抬頭，（如「誨論」的「誨」字，「賢者」的「賢」字，「府下」的「府」字，「左右」的「左」字，「順」字、「召」字、「上」字，包括稱呼。）但抬頭都平齊，不像明中期以後常要高出一格，這種「平行款」也是宋人書劄的習見格式。
曾鞏一生勤於學問，不可能在書法上用力太多。但他卻是個金石碑拓收藏家，曾收藏拓片有500張之多，雖主要作為研究歷史用，但反覆展對，古人的書藝自然入目。他又是個過目不忘的人，讀書多，修養好，古拓書法必能融通於胸中。曾鞏文集裡有他關於晉唐碑刻的詩文，可以一證他的心印：如題鍾紹京〈襄州遍學寺禪院碑〉:「其字畫妍美遒勁有法，誠少與為比。」張旭〈尚書省郎官石記序〉:「此序獨楷書，精勁嚴重，出於自然。」他還有題歐陽詢〈九成宮醴泉銘〉的跋，及讀顏真卿小楷〈麻姑仙壇記〉詩。他對上述書家的關注和評贊，對我們欣賞〈局事帖〉的書法很有啟發。〈局事帖〉字形修長，筆劃勁挺，明顯帶有歐字及鍾紹京小楷的格局與筆意。「妍美遒勁」、「精勁嚴重」雖是對鍾、張小楷的讚美，但用來衡量〈局事帖〉，其實也很恰當。看來這種評語，正是曾鞏對自己書法的要求。無怪朱熹在見到曾鞏遺墨後會如此評說：「簡嚴靜重，蓋亦如其為文也。」（註19）他還說：「歐公（歐陽修）文字敷腴溫潤，曾南豐文字又更峻潔。」（註20）南宋陳黃裳則說：「文定公如謝家子弟……正自爽塏有一種風氣。」（註21）我們欣賞〈局事帖〉，撲面而來的不正是「爽塏」、「峻潔」、「簡嚴靜重」的風神嗎？曾鞏的書法，一如其文，朱熹說得一點也不錯。
前文說到「曾鞏再拜」四字印有暈化現象，說明它在書寫蓋章時是一張未經裱背的生紙。此紙質地薄而緊密，間有長而硬的纖維，當是楮與竹的混合料所製，是北宋的特產。後面隱隱有木版印刷的字跡，很多研究者從背面若有若無的字跡認定這是《三國志．魏志．徐弈傳》的殘頁，但卻有北宋版與南宋版的不同意見。不過二種意見都不能作判斷此帖真偽的主要依據，因為北宋版《三國志》雖然至今還沒有發現，但曾鞏用此版的廢頁寫信並非沒有可能。而背面若印的是南宋版《三國志》，當然也不能論定〈局事帖〉是偽作，因為用前人書簡或公文紙來印書，南宋時期的本子已屢有發現。上海博物館王南屏舊藏的《王文公文集》便是其中著名的一本。
鑑定古書畫是一個十分複雜的過程，需要從多方面考量，特別是對於年代久遠的作品，其流傳經歷也是極為重要的一環。〈局事帖〉的收藏者大致有以下幾位：何良俊、項元汴、安儀周、王芑孫、曾燠、費念慈、許源來、張珩、張文魁等。
何良俊（1506～1573）在〈局事帖〉上鈐蓋的是一方「清森閣書畫印」，朱文，在紙的左下方。良俊字元朗，松江人，嘉靖時任南京翰林院孔目，是一個好讀書藏書的學者，久居吳門與文徵明等友善，亦好收藏書畫，蓄「楊少師、蘇長公、黃山谷、陸放翁、范石湖、蘇養直、元趙松雪之跡不下數十卷。」（註22）他收的宋人書劄亦不少，今藏台北故宮博物院的呂公弼、韓絳、孫甫、呂大防、呂嘉問、劉正夫、汪藻、趙令畤、蔡卞、蔡翛、陸游、范成大、張孝伯、吳說，（註23）今藏北京故宮的蔣之奇，上海博物館的張孝祥等手劄不下20餘通。皆真跡，可見目力之精。其中蔣之奇、呂公弼、劉正夫、汪藻、韓絳、趙令畤、孫甫、呂嘉問、呂大防、蔡卞、蔡翛和曾鞏一樣都是元祐黨爭中人物。作為學者，何良俊對這段歷史這些人物顯然有特殊的興趣。此後這批書劄悉數被項元汴收得，估計在他之手已裝裱成冊，（12劄裱一冊，正是古人裝裱冊頁的標準數字）才能聚而不散地歸於項氏了。這種有目的有選擇的分類收藏，從一個側面證明〈局事帖〉是被何良俊認定為元祐黨人曾鞏手墨的。
認定上述20餘件宋人書劄都悉數被項元汴收得，是因為各帖都鈐有項氏天籟閣的藏印。項元汴是明代最為富贍的收藏家，據多位研究者統計，其藏品至少在1000件之上，大多為歷史名作。他特別重視宋元人作品，收的宋人書劄數量更在何良俊之上。他在曾鞏〈局事帖〉上鈐有七印，分別是「項子京家珍藏」、「墨林山人」、「項元汴印」、「宮保世家」（半印，一半在騎縫上）、「檇李項氏世家寶玩」、「退密」。可惜，他和何良俊都沒有著錄書傳世。（一部《蕉窗九錄》還是託名的偽作）但在一開不大的書劄上連鈐七方藏章，已可見他的喜愛之情了。
大概正是上述裝潢保護措施得法，何、項收藏的這批北宋遺劄至清早期又都到了安儀周手中，安氏是大家公認的清代最有眼力的二大鑑藏家之一，這批書劄每一開都被鈐上他的藏印，（他在〈局事帖〉上鈐有「儀周鑑賞」及「無恙」鶴形印。）並著錄於他的《墨緣匯觀》中，而何、項遞藏的陸游、吳說、孫覿、張孝伯等劄則未見安氏藏印，估計這批南宋人書劄並未與元祐人物劄裝裱保存在一起，而在安儀周之前已分散他處了。安儀周身後，他的藏品大多被乾隆收入內府，包括上述元祐黨人書劄。而〈局事帖〉及蔣之奇〈北客帖〉（今藏北京故宮）、張孝祥〈涇川帖〉（今藏上海博物館）皆未著錄於《石渠寶笈》，可見它們是在安氏藏品被收入內府前在安家散出的。
安儀周之後，〈局事帖〉被王芑孫收得，但不久就為曾燠家族所有，鈐有「盱江曾氏珍藏書畫印」。清末，它曾入費念慈手，鈐有「西蠡審定」的白文印。費氏是晚清著名金石學家，負鑑賞盛名。他久居蘇州，可見〈局事帖〉正流傳於江南一帶。
民國，它入許姬傳、許源來兄弟「天泉閣」，並歸之於鑑賞奇才張蔥玉，張氏青年時便以善藏聞名上海，吳湖帆等前輩都極為推重，所收宋元名跡多精品。1949年後被聘文化部文物局任處長，為國家徵集、鑑賞古書畫，有一言九鼎之譽。1949年前夕，他經濟發生巨變，所收宋元書畫及大批名人書劄皆變賣殆盡，〈局事帖〉遂為上海實業家張文魁所得。文魁亦善鑑，尤好收書法，後定居海外，1996年以其所藏付佳士得紐約拍賣，消息一出，舉世震驚，中國國家文物局亦派專人前去競爭，是有中國藝術品拍賣以來質量最高的專場拍賣。曾鞏〈局事帖〉由此聞世，而為學界、藏界瞻目了。
以上是〈局事帖〉明清以來的流傳經過，由於各家的藏印皆無疑義，故鑿鑿可考。但它自項氏到安家，時間上尚有一段空隙，而卞永譽、吳升、倪濤三家的著錄卻為我們填補了這一空白。卞永譽是清初人，嘗官刑部侍郎，然獨善書畫的鑑別與考據，同時商丘宋犖亦稱善鑑，卻自謂「品題鑑賞遜公遠甚」。為了編著《式古堂書畫匯考》，他「一聞名跡所在即步履相過身親目睹，隨援筆繕寫而歸。」他生活的年代，距明亡不久，嘉興項家的珍藏一部分已毀於戰火，餘者幾乎都被清軍千夫長汪六水搶掠一空。一個武夫不可能帶著大批書畫轉戰沙場，必然會就近換取錢財。卞永譽很有可能在江南見到項氏這批遺藏。《書畫匯考》就逐一記載著上述何、項二家傳承的那批元祐黨人的書劄，除蔡翛外一個不缺。（可能是對蔡京父子的反感，《匯考》於此二人書件都不著錄）和他同時的蘇州吳升，在其《大觀錄》裡也同樣有對包括〈局事帖〉在內的這批北宋書劄的詳盡記錄。可見在明、清易代之時，這批記載著北宋晚期歷史風雲的珍貴書劄，一直被不知名的江南藏家保存著，直到安儀周手中。由於上述原因，諸如書寫格式、鈐印習慣及印章的不可能後蓋，（經多次裝裱的字畫，紙上刷有漿糊和膠礬，印泥不可能暈化）以及書信內容、心緒與作者經歷的吻合，用詞措語與一貫文風的相似，書法氣息與文獻記載的類比，加上清晰的流傳脈絡，歷代著錄及鑑藏家都確認〈局事帖〉是曾鞏的手墨，就像從未懷疑過那批何良俊舊藏的元祐黨人書劄一樣。
古書畫的命運，決定於它的流傳。〈局事帖〉和今藏台北的那批北宋人書劄，從安儀周那裡分出，〈局事帖〉如本文所述，從王芑孫開始，流轉於江南幾位有財力、目力的鑑藏大家手裡，得到了妥善的保存，200多年來，逃過種種劫難，和進入內府一直安藏宮中並最後被國民政府帶到台灣的那近十頁北宋書帖一樣，都保持著紙墨如新的良好狀態。不能不說是歷史的奇跡，是文博界、收藏界的幸事。（從這批書劄的保存狀態看，或許在何良俊以前就為人善藏，藏者是南宋？還是元或明初哪一位有心人，尚無法考證。宋元人很少在書劄上加蓋收藏印，不敢妄斷。）
曾鞏手墨歷來難得一見，除〈局事帖〉外，宋元以後絕少見於諸錄。原因是曾鞏自捲入黨爭並因之外放，十多年中為求自保幾乎不再與人通信，更不主動給京中舊友通信。這是他自己說的：「鞏久茲外補，利在退藏，一切不為京師之書，以此亦疏左右之問。」「僻守陋邦，遠違嚴屏。自便退藏，莫馳竿牘之問。」（註24）返京後，直至去世，更專注於他的「顧問」之責，為整朝綱，除弊政出謀劃策，僅在任中書舍人的100多天之內，就書寫有制誥、詔、策200餘首。（註25）一心國事，私人通信自然無暇顧及。而其前半生因勤於治學，書劄手墨也不會多，在文字獄熾烈的時候，一定又人為地被毀。無怪稍晚於他的朱熹，一生留心曾鞏的文字:「五十年乃得見其遺墨」。（註26）如今，這歷劫不磨，依舊墨光燦然的千年遺珍、人間孤本再度問世，能不為曾鞏慶，為中國文化界慶乎？
圖片提供｜中國嘉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