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年後，李唐巨蹟再考訂──存世與著錄中李唐〈長夏江寺圖〉流傳版本的研究

研究動機

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李唐〈長夏江寺圖〉是李唐存世的重要作品之一，曾經清內府舊藏，收錄於《石渠寶笈初編》中。根據明代張丑《清河書畫舫》及清代厲鶚《南宋院畫錄》所載宋犖跋語可知，李唐〈長夏江寺圖〉先後可能存在過至少五個版本。乾隆皇帝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發現了〈長夏江寺圖〉存在多版本的問題，遂命眾詞臣研究其中原委，並將初步研究結果記錄在《石渠寶笈續編》以及現存的〈長夏江寺圖〉尾紙之上。學者李霖燦1960年發表〈李唐江山小景圖卷〉一文，提出台北故宮藏李唐〈江山小景圖〉可能是幾個〈長夏江寺圖〉中的一本；但由於時代地域所限，撰文時其並未得見北京故宮藏本，不得不說是研究中的憾事。而這幾個版本〈長夏江寺圖〉之間的相互關係及具體情況，亦是長時期困擾美術史學界的疑案。

本文在前輩學者研究的基礎上，首先會通過李唐存世作品的風格學比較，將李唐的畫風及特色直觀地展示，以便學界專家學者考辨比對。本文重點將通過深入分析多本著錄有李唐〈長夏江寺圖〉的文獻，釐清幾個版本的原委，更正前人研究中的謬誤。希望能夠對澈底認清李唐〈長夏江寺圖〉風格及存世版本問題起作用。這對中國美術史的探討，將會是有趣而且重要的。

李唐&〈長夏江寺圖〉概介

李唐（約1066～1150），南宋畫家。字晞古，河陽三城（今河南孟縣）人。初以賣畫為生，宋徽宗趙佶時入畫院，宋室南渡後以成忠郎銜任畫院待詔。他擅長山水、人物，變荊浩、范寬之法，蒼勁古樸，氣勢雄壯，開南宋水墨蒼勁渾厚一派先河。晚年去繁就簡、用筆峭勁，創「大斧劈」皴，所畫石質堅硬，立體感強，畫水尤得勢，有盤渦動盪之趣。兼工人物，初師李公麟，後衣褶變為方折勁硬，自成風格。李唐與劉松年、馬遠、夏珪並稱「南宋四大家」。

現存於北京故宮博物院的李唐〈長夏江寺圖〉（編號新146337）（圖1），縱45公分、橫251公分，所繪原為長江岸上群峰羅列，寺觀叢林、互相映帶。江水粼粼，風帆出沒於其間，氣勢雄偉壯闊。但由於破碎過甚，現已難以辨認本來面貌。（註1）此幅無李唐本人款署，卷前有宋高宗題「長夏江寺」四字，卷後又識「李唐可比唐李思訓」。根據此圖的後半部分乾隆皇帝的御筆題詩：「將謂無雙品，誰知乃有三……求是夙心諳。辛丑長至月再題」，再結合本圖尾跋的記載及《石渠寶笈》兩次編撰的著錄，可得知李唐的〈長夏江寺圖〉曾經存世多個版本，並且已經引起乾隆皇帝的注意。為了弄清其中原委，他令詞臣做出初步考訂，其中對錯摻雜；本文將嘗試在釐清有關〈長夏江寺圖〉版本發展的脈絡，力圖將其存世與著錄中的面貌清晰地展示在讀者面前。

學者李霖燦在論文〈李唐江山小景圖卷〉（註2）中，通過對現藏台北故宮的李唐〈江山小景圖〉（圖2，註3）進行風格學的深入考證，認為畫中主要使用的泥金苔點法「金光閃爍、鮮豔奪目」，此特點正是繼承了唐朝大李將軍的傳統，印證了李唐是李思訓畫法的嫡傳。李霖燦進而認為此圖以「江山小景」的形式命名並不符合畫意，而太趨空泛；通過翻閱歷代繪畫著錄中有關李唐〈長〉圖的記載，李霖燦認為〈江〉圖很有可能就是清代宋犖曾經收藏的一版〈長夏江寺圖〉。在李霖燦的文中，對於其他幾個版本也給了初步推斷。由於其所處時代的局限性，有些推斷以現在的眼光來看有待商榷，筆者將在下文詳述。

〈長夏江寺圖〉與〈江山小景圖〉風格學比較

◇構圖

首先〈長〉圖與〈江〉圖的寬度相差不大（前者45公分、後者49.7公分）；但長度上〈長〉圖的251公分比〈江〉圖的186.7公分，長了近70公分。但是仔細觀察可以發現，〈長〉圖與〈江〉圖畫面的開始部分構圖非常相似──都是從長江的江面一隅開始，有漁船優遊其上，畫面進而向左側岸上延伸，樹巒疊嶂、沿江蜿蜒。在江岸樹石的上方，李唐始終保持了江水一線在畫面上方，確保了畫面構圖的穩定與內容的豐富。這兩幅畫最大的區別在於，〈長〉圖首尾更加完整，從畫面右側的江水起始，進而描繪江岸樹石的雄偉茂密，再到畫面左側的江水綿綿及至出畫；而〈江〉圖有畫面右側的江水，進一步向江岸推進，卻在雄強的山峰處戛然而止，給人意猶未盡之感。為了讓讀者便於直觀感受兩幅畫構圖的異同，筆者特意用線描圖勾勒出兩圖結構以便比較（圖3）。

◇筆墨與畫風

首先〈長〉圖繼承典型的唐代「大小李將軍」青綠山水的風格，設色古雅深厚；同時〈長〉圖又兼具北宋、南宋之交的宋代院畫特質，既有華北畫派的雄強險峻，又開啟南宋院畫敘事溫婉的先河。細看〈長〉圖局部的山石樹木，用筆雄強有力（圖4）；而觀〈長〉圖的整體，又彷彿使人置身於安逸舒適的江南一隅，充滿了人文情懷。其次再看〈江〉圖，作為李唐泥金苔點風格的代表，其畫面整體風格給人的感受比〈長〉圖更加華麗細膩，幾艘江船揚帆行駛在波光粼粼的江面上，還有人物坐船頭江釣，充滿著生活氣息。此圖初看起來細膩婉約，但整體觀看的話，斧劈皴勾勒暈染出的江岸樹石，依舊能夠體現出北宋華北畫派對雄強氣勢的追求（圖5）。李唐的〈長〉圖與〈江〉圖乍看好像有所區別、各具特色，但其實它們的時代風貌又是共通的。

歷代著錄所載的〈長夏江寺圖〉

作為李唐山水的代表作之一，歷代書畫著錄亦不乏對〈長〉圖的記載。由於南宋～清代時間跨度長達600餘年，這期間著錄有關〈長〉圖的資料多達十餘條；由於〈長〉圖存在過多個版本，筆者將搜集的著錄按時代先後排序，便發現這些資料記載的並不是同一幅〈長〉圖。關於〈長〉圖不同版本的分析將在下文討論，凡著錄內容有極類似或照搬前人者，本文只列著錄書籍名稱而不贅述。（註4）

◇元代夏文彥（註5）《圖繪寶鑑》卷四記載：「李唐，字晞古，河陽三城人。徽宗朝增補入畫院。建炎間太尉邵淵薦之，奉旨授成忠郎，畫院待詔。賜金帶。時年近八十。善畫山水人物。筆意不凡。尤工畫牛。高宗雅愛之，嘗題長夏江寺卷上云：李唐可比唐李思訓。」

◇明代朱謀垔（註6）《畫史會要》卷三記載：內容同上。

◇明代張丑（註7）《清河書畫舫》卷十上記載：「李唐，字晞古，河陽三城人。建炎間與馬遠夏珪同為畫院待詔，賜金帶。善畫人物山水，筆意不凡。尤工畫牛。得戴嵩遺法。所製長夏江寺圖卷古雅雄偉，今在吳郡朱氏。前有高宗御題，後有開封趙與懃印。真筆妙品上上。如馬遠松泉圖，夏珪溪山無盡圖名跡，然皆不能及之，固宜前人稱許云。」

◇清代卞永譽（註8）《式古堂書畫匯考》卷44記載：內容同上。

◇清代厲鶚（註9）《南宋院畫錄》卷二記載了數條清初人士的文集中有關李唐〈長夏江寺圖〉的記錄，現分列如下：

（1）清代順治時期陳廷敬（註10）的《午亭文編》記錄有：「李唐長夏江寺圖於大內見之。宋高宗題云：『李唐可比唐思訓』。花石綱殘艮岳空，湖光金粉畫難工。那知零落風煙外，卻開金函玉牘中。」

（2）清代康熙時期張英（註11）的《存誠堂集》，有一首為李唐〈長夏江寺圖〉的題詩：「一幅鵝溪絹色陳，祗今書畫兩精神。墨光透紙釵痕字，筆陣橫秋斧劈皴。翠華消息斷河汾，遙望蒼梧隔暮雲。畫譜宣和才誤卻，何堪重話李將軍。」

（3）清代高士奇（註12）的《苑西集》記錄有他觀看了李唐〈長夏江寺圖〉後所作詩：「山下深江千頃碧，山腰松栝勢百尺。古寺樓臺杳靄間，濃陰覆地晝掩關。遠岸蒲帆疾如馬，何不此地銷長夏。李唐清興殊激昂，山盤水闊開洪荒。炎風撲面氣蒸鬱，展卷颯颯生微涼。」

（4）清代朱尊（註13）的《曝書亭集》有對李唐〈長夏江寺圖〉的記載：「康熙乙丑二月，納蘭侍衛容若購得李唐著色山水卷，邀余題籤。唐字晞古，河陽人。宣和中曾直畫院。南渡後入臨安，年已八十，授待詔。觀其畫法古雅深厚，宜為思陵所賞。卷首題曰『長夏江寺』，卷尾題曰『李唐可比李思訓』。按宋人著色山水，多以思訓為宗。蓋春山薄而秋山疏，惟夏山利用丹墨。思陵比之思訓，可謂知言也。」

（5）宋犖（註14）在文集《西陂類稿》與《漫堂書畫跋》對李唐〈長夏江寺圖〉有著非常重要的記錄（引文中a、b、c編號與註釋為筆者所加）：「南宋李晞古長夏江寺，余見凡三卷：（a）其一為遷安劉總憲魯所藏。余曩曾購得，筆墨濃厚，神采奕奕。上有高宗題云『李唐可比唐李思訓』，乃從來烜赫名跡也。旋為有力者負之而趨，迄今悵惘。（b）其一無高宗題，殘缺已甚，余見於梁相國棠村（註15）先生座上。所謂『素絲斷續不忍看，已作蝴蝶飛聯翩』，殊無可憶。（c）此卷雄峭幽邃，寫出江山之勝。以泥金點苔尤為奇創。流傳有緒，詳董文敏跋中，品在劉氏卷下、梁氏卷上，亦希世之珍也。康熙甲申（1704）正月，余從嶺南得之，足以豪矣。裝池竟，漫為跋尾。」

◇清代安岐（註16）的《墨緣匯觀》中關於李唐〈長夏江寺圖〉有如下的記錄：「李唐長夏江寺圖卷，絹本，太覺破碎。著色山水。後首高宗題『李唐可比唐李思訓』，字大如錢。」

◇清乾隆十年《石渠寶笈》初編卷之五上．貯養心殿╱列朝人畫卷上等（養心殿）中關於李唐〈長夏江寺圖〉的記錄：「宋李唐長夏江寺圖一卷，上等昃一，貯養心殿。素絹本著色畫未署款。卷前有宋高宗趙構題『長夏江寺』四字，上鈐『御書』（朱方），卷後宋高宗又識『李唐可比唐李思訓』，上鈐『御書之寶』（朱方）。卷首有乾隆御題詩『上方宜結夏，溪壑幽且深。瑟爾籟盈耳，蕭然風滿林。清江澄定體，古月照禪心。欲詠丹青妙，雲煙杳莫尋。乾隆己未夏五御題。』」（圖6、7、8）

◇清乾隆五十八年《欽定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五十七冊╱第五十四．寧壽宮藏列朝名人書畫三（寧壽宮）也記錄有一件李唐〈長夏江寺圖〉，但由於此圖是乾隆皇帝自己發現命名的，並非以上著錄談及的〈長〉圖。關於這一問題，筆者將另行成文論述。

通過梳理以上著錄可以發現，至少在清代宋犖的《西陂類稿》與《漫堂書畫跋》記錄之前，所有前人記錄的李唐〈長夏江寺圖〉大體是同一件作品。前代記錄都提到的此畫特徵就是「宋高宗題云李唐可比唐思訓」。而使問題變得複雜的著錄則始於清代的宋犖，在他的文集中明確記錄有三本〈長〉圖存世，且都經他過眼。由於這三本的記錄都非常詳細，李霖燦在〈李唐江山小景圖卷〉文中亦對這三個版本進行分析，但由於時代條件所限，其並未得見現存北京故宮的李唐〈長夏江寺圖〉，這不能不算是研究中的憾事。時至今日，筆者則對於〈長〉圖的版本與流傳有更新的認識與發現。

〈長夏江寺圖〉題跋及乾隆御題詩

儘管李唐〈長夏江寺圖〉貴為北京故宮的一級品文物，但此卷的尾跋卻被前輩學者所忽視。而這段尾跋恰恰對於釐清〈長〉圖的眾多版本問題，起著頗為關鍵的作用。乾隆朝詞臣曹文埴（註17）、梁國治（註18）、董誥（註19）通過分析畫面及研究前代學者的著錄筆記，做出了關於〈長〉圖版本的初步判斷。而圖上乾隆皇帝的幾首御筆題詩更是將其發現〈長〉圖存在版本問題，進而命詞臣考證其中原委的前因後果展現出來。

首先〈長〉圖的後半部分有一首乾隆皇帝的御筆題詩「將謂無雙品，誰知乃有三。彝尊跋久佚，成德字空探。後獲璧堪合，五言城詎慙。詞臣教考證，求是夙心諳。辛丑長至月再題。」（圖9）根據落款可以判斷出此詩作於乾隆四十六年（1781），晚於《石渠寶笈初編》的編撰時間乾隆十年（1746）達35年。而這35年間恰恰可體現出乾隆皇帝及其詞臣對於〈長夏江寺圖〉認知的變化。從詩中可以看出，乾隆皇帝當時認為〈長夏江寺圖〉存世有三個版本，並且朱彝尊的跋都已經不見，於是命詞臣考證出原委。而根據尾紙跋文可知，〈長夏江寺圖〉的存世版本不是三本，而是至少五本。

再看卷尾的跋文（註20）：「是卷舊入石渠寶笈，首題曰『長夏江寺』，後題曰：『李唐可比唐李思訓』，皆宋高宗書，精彩煥發，書畫並臻妙品。」（圖10）尾跋中更有價值的記錄還有：「可知惟朱彝尊跋稱納蘭侍衛容若購得李唐著色山水，古雅深厚，宜為思陵所賞。卷首題曰：長夏江寺，卷尾題曰：李唐可比李思訓云云。與此卷適相吻合……是卷未入石渠前或經性德收藏，而以彝尊跋中稱其字，故割去之耳。其後有梁清標印記者，蓋清標性喜收藏，當是出示宋犖後續得之。卷至陳廷敬、高士奇、張英三人同時侍直內廷，跋稱見於大內，當即是卷。繹其詩意非奉敕題詠，故未敢收錄入。而是卷之為彝尊所跋無疑也。」

這段題跋的價值在於詞臣們經過考證，認為現在存世的版本正是朱彝尊題跋的那件，而且認為此卷正是經過清代名士納蘭性德（註21）收藏的那本，只是後來割去了相關藏印。至於後邊有梁清標的收藏印，詞臣們解釋為梁氏太喜歡收藏，先後買過兩本〈長夏江寺圖〉；前一本就是宋犖看到並記錄的那三本之第二本。而現存世本的〈長夏江寺圖〉是梁清標在那之後又買的，所以沒被宋犖收錄提及。這也成為了令後人摸不清〈長〉圖版本脈絡的重要節點。跋文中同時提到，清代前期陳廷敬、高士奇、張英三人曾經同時在內廷供職，他們在文集中著錄的見於大內的〈長〉圖指的就是現在存世的這本。

乾隆朝詞臣進而確信現在存世的北京故宮藏本正是張丑《清河書畫舫》記載的那件。但至於如何解釋《清河書畫舫》中記錄的本子前後都有宋高宗（思陵）題款和開封趙與懃印章，而存世版卻只有題款而沒有印章呢？當時的詞臣們經考證給出的答案是──推測可能為明末（張丑之後）的裱工在重裝時割去，他們認為這也是書畫收藏中常有之事。此外，還有版本為劉魯所藏，有宋高宗題款；另一版本為梁清標所藏，上邊沒有宋高宗的題記；再另一個版本為宋犖所藏，上有泥金書，無宋高宗題款。而這其中唯一有宋高宗題記的就是劉魯本，卻也沒有了記載中提到的趙與懃印及劉魯藏印。至於梁清標與宋犖版本則一直沒有入藏過清內府。他們給出的原因是──自古以來著名的書畫家因為鍾情於某一題材，多會創作多個版本存世。相應其雷同的經典之作也會很多，這些作品不一定一一進獻給宋高宗，這也就能解釋為何不是每幅都有高宗題記了。同時，詞臣們也說了另一種可能，那就是畫上的題記也有可能被低劣的裝裱工割去，導致沒有李唐本款與宋高宗的題記和各家印章等。（註22）

〈長夏江寺圖〉各版本研究的結論

李霖燦在〈李唐江山小景圖卷〉文中，闡述的中心觀點是推斷台北故宮藏李唐〈江山小景圖〉其實正是清代宋犖談到的三個本子中的第三本，本文將之稱為c本（李霖燦文中稱之為丙本）。他的論點是宋氏著錄的〈長夏江寺圖〉c本有五個特徵：（1）雄峭幽邃，寫出江山之勝；（2）以泥金作苔點；（3）有董文敏跋文；（4）宋氏曾重加裝池；（5）宋氏曾有跋尾。以上五點特徵中，前四點與台北故宮現藏本基本吻合，只有第五點的宋氏跋文今已不見，可能為後人割去。由於筆者未見過此本實物，故在此不做深入討論。

現在筆者著重談一下現藏於北京故宮的李唐〈長夏江寺圖〉流傳經過。根據《石渠寶笈續編》及是卷跋尾的記載，乾隆內府對此卷給出較為明確的鑑定意見：首先，眾詞臣明確表示該卷絕不是宋犖提到的三本中的任何一本，而是另外一本。他們認為該卷是張丑《清河書畫舫》中記載的那本，後來此卷經康熙朝名臣明珠（註23）之子納蘭性德收藏。由於安岐與明珠家的特殊關係（註24），很有可能在安岐《墨緣匯觀》中對於該卷的過眼，就是在納蘭家族收藏時期，於明珠府內得見之。其記錄中的「絹本，太覺破碎。著色山水。後首高宗題『李唐可比唐李思訓』，字大如錢」與存世版本非常吻合。根據朱彝尊的著錄可知，納蘭性德還曾邀他賞閱該圖。應該在納蘭性德去世之後，此卷經梁清標收藏過。再之後此本入藏清康熙內府，清代名臣陳廷敬、高士奇、張英當是在康熙內府中見到此本的。該圖的流傳經過當為：南宋內府（收藏）—張丑（著錄）—納蘭性德（收藏）—安岐（著錄）—朱彝尊（著錄）—清康熙內府（收藏）—陳廷敬、高士奇、張英（著錄）—清乾隆內府（收藏、《石渠寶笈》著錄）—曹文埴、梁國治、董誥（跋文）。

李霖燦的論文成於1960年，由於當時兩岸交流的阻隔，他還無緣得見藏於北京的這本〈長〉圖，因此產生一些謬誤在所難免。李霖燦當時將納蘭性德收藏的本卷與宋犖提到的劉魯本亦即a本（李文中稱甲本）混為一談，但其實納蘭性德收藏的是卷早在乾隆時期就已經由詞臣們鑑定，與劉魯本亦即a本、梁清標第一次藏本亦即b本、宋犖自藏本亦即c本均毫無關係，是上承自明代張丑著錄的本子。同時，李霖燦當時還推測北京藏本可能就是梁清標第一次藏本亦即b本，其依據是瑞典美術史學者喜龍仁（Osvald Siren，註25）曾在專著《中國繪畫（Chinese Painting）》中提到，他曾經在北京故宮繪畫館中看到此卷李唐〈長夏江寺圖〉（The Long River in Summer），給他的印象是破碎、色彩灰暗。李霖燦認為這與宋犖記錄的梁清標藏本b本的「殘缺已甚……所謂『素絲斷續不忍看，已作蝴蝶飛聯翩』」相近，故此將北京故宮現藏本〈長〉圖與梁清標第一次藏本亦即b本混淆。不過李霖燦在半個多世紀前，即已做出關於李唐〈長夏江寺圖〉的相關版本研究，實屬難能可貴，不愧是李唐研究的先驅。李霖燦的論文為後世學人的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結語

北京故宮藏李唐〈長夏江寺圖〉作為存世南宋繪畫的代表之作，在中國美術史上地位重要。本文一方面通過構圖、筆墨、時代風格等方面，對於存世李唐的〈長夏江寺圖〉和〈江山小景圖〉兩幅名作進行比較；另一方面藉由梳理卷帙浩繁的相關書畫目錄，瞭解〈長夏江寺圖〉的流傳經過，和探究該圖眾多存世版本間的相互關係（參考附錄一表格），力求解決困擾美術史學界的問題。謹以本文拋磚引玉，悉請各位方家指教。

附錄二：李唐〈長夏江寺圖〉尾跋

宋李唐，字晞古，徽宗朝入畫院。善人物山水。筆意不凡。其法古厚中具生氣。南渡後，推為獨步。內府所藏真蹟甚夥，而長夏江寺圖尤李唐煊赫名蹟也。

是卷舊入石渠寶笈，首題曰「長夏江寺」，後題曰：「李唐可比唐李思訓」，皆宋高宗書，精彩煥發，書畫並臻妙品。又續入石渠寶笈一卷，無高宗題字，原題籤曰「長夏江村圖」。而幅中所畫塔勢湧出則是寺非村。我皇上正其訛誤。天題鑑定為「長夏江寺」。於是兩卷遂成雙璧。

近者幾餘覽古，以厲鶚所輯南宋院畫錄載李唐此圖有宋犖、朱彝尊跋，及陳廷敬、高士奇、張英詩。今內府所藏兩卷中皆未錄。命臣等詳加考訂，臣等謹按宋犖跋云所見凡三卷，一為劉魯所藏，上有宋高宗題云李唐可比李思訓；一為梁清標所藏，高宗題殘缺已甚；一為犖所自藏，以泥金點苔。臣等覆核是卷後有高宗題，而卷前多長夏江寺四字，兼有梁清標印記，其新經御定為長夏江寺者無高宗題，亦無梁氏印記，且並非泥金點苔而絹素完好無缺，則均非宋犖跋所見三卷。可知惟朱彝尊跋稱納蘭侍衛容若購得李唐著色山水，古雅深厚，宜為思陵所賞。卷首題曰：長夏江寺。卷尾題曰：李唐可比李思訓云云。與此卷適相吻合。（其所云納蘭侍衛容若按 國朝大學士明珠為納蘭氏，其子性德原名成德字容若。康熙丙辰進士，官至乾清門侍衛）是卷未入石渠前或經性德收藏，而以彝尊跋中稱其字，故割去之耳。其後有梁清標印記者，蓋清標性喜收藏，當是出示宋犖後續得之。卷至陳廷敬、高士奇、張英三人同時侍直內廷，跋稱見於大內，當即是卷。繹其詩意非奉敕題詠，故未敢收錄入。而是卷之為彝尊所跋無疑也。

至續入石渠寶笈一卷，高渾深秀，直追唐人。與此卷筆墨相埒。雖題跋缺佚，望而知為真跡。蓋自古書畫家於得意之處不惜屢作。如王獻之好寫洛神，人間合有數本。智永書千文至八百本。趙五陵按鷹圖有四。杜霄撲蝶圖有八之類是也。臣等奉敕校訂並命補錄陳廷敬、高士奇、張英之詩詳識於後。臣等仰瞻天藻得附名卷末，不勝榮感欣忭之至。臣梁國治、臣董誥、臣曹文埴拜手稽首恭跋。

陳廷敬題李唐長夏江寺圖卷詩：李唐長夏江寺圖於大內見之。宋高宗題云：「李唐可比唐思訓」。花石綱殘艮岳空，湖光金粉畫難工。那知零落風煙外，卻開金函玉牘中。

高士奇觀李唐長夏江寺圖卷詩：山下深江千頃碧，山腰松栝勢百尺。古寺樓臺杳靄間，濃陰覆地晝掩關。遠岸蒲帆疾如馬，何不此地銷長夏。李唐清興殊激昂，山盤水闊開洪荒。炎風撲面氣蒸鬱，展卷颯颯生微涼。

張英題李唐長夏江寺圖卷詩：一幅鵝溪絹色陳，祗今書畫兩精神。墨光透紙釵痕字，筆陣橫秋斧劈皴。翠華消息斷河汾，遙望蒼梧隔暮雲。畫譜宣和才誤卻，何堪重話李將軍。臣曹文埴敬書。

附錄一：李唐〈長夏江寺圖〉各版本列表

〈長夏江寺圖〉（註26）

註釋：

註1：由於是流傳有緒的傳世佳作，1949年後經徐邦達、楊伯達等前輩鑑定為珍甲級別的文物。註2：原載於台灣《大陸雜誌》22卷1期（1961），頁13～19。註3：此圖為宋犖的舊藏，乾隆年間入藏清內府，著錄於《石渠寶笈續編》78冊，是以泥金苔點風格著稱的李唐作品。註4：本文所引歷代書畫著錄基本上來自於于安瀾輯《畫史叢書》，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63。註5：夏文彥，元末明初畫家。字士良，號蘭渚、蘭渚生，祖籍吳興（今浙江湖州），從其曾祖父一代起移居松江府華亭縣（今上海松江）。曾任忠翊校尉、知餘姚州事等官職。善鑑賞，富收藏，亦能畫，作品有〈修篁芙蓉圖〉等。於至正二十五、二十六年（1365、1366）著有《圖繪寶鑑》五卷、補遺一卷。註6：朱謀垔，明宗室，字隱之。封奉國將軍，特擅臨池。其喜愛陶宗儀《書史會要》，認為此書有益書家，於是續寫明代卷於其後。又於崇禎四年（1631）著《畫史會要》。註7：張丑，明書畫收藏家、藏書家、文學家。原名張謙德，一作廣德，字叔益。後改名丑，字青甫，號米庵，別號亭亭山人。昆山（今江蘇省昆山）人，善鑑藏，萬曆四十四年（1616）著《清河書畫舫》12卷。註8：卞永譽字令之，號仙客，清代書畫鑑賞家。隸漢軍鑲黃旗，祖籍山東黃縣，世居遼東蓋縣。康熙間，由蔭生官至刑部左侍郎。註9：厲鶚（1692～1752）字太鴻，又字雄飛，號樊榭、南湖花隱等，錢塘（今浙江杭州）人，清代著名詩人、學者，浙西詞派中堅人物。康熙五十九年舉人，乾隆初舉鴻博。性喜聞靜，愛山水，尤工詩餘，擅畫南宋諸家之勝。著有《南宋院畫錄》、《宋詩紀事》、《樊榭山房集》等。註10：陳廷敬（1639～1712）字子端，號說岩，晚號午亭，清代澤州（山西晉城市陽城縣）人。順治十五年（1658）進士，後改為庶起士。初名敬，因同科考取有同名者，故由朝廷為其加上「廷」字，改為廷敬。歷任經筵講官、工部尚書、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刑部尚書、吏部尚書、《康熙字典》總修官等職。陳廷敬工詩文，器識高遠，文詞淵雅，著有《午亭文編》50卷收入《四庫全書》。註11：張英（1637～1708）字敦復，號樂圃，又號倦圃翁，安徽桐城人，名臣張廷玉之父。康熙六年進士，選為庶起士，累官至文華殿大學士兼禮部尚書。先後充任纂修《國史》、《一統志》、《淵鑑類函》、《政治典訓》、《平定朔漠方略》總裁官。康熙四十七年卒，諡號文端。註12：高士奇（1645～1704）字澹人，號瓶廬，又號江村，浙江餘姚人，清朝著名學者。高氏於康熙十五年（1676）升為內閣中書，領六品俸薪，住大內西安門內。為康熙帝講書釋疑，評析書畫，極得信任。歷任詹事府少詹事、翰林院侍讀學士，晚年又特授禮部侍郎。死後被追諡文恪。他學識淵博，能詩文，擅書法，精考證，善鑑賞，所藏書畫甚富。著有史學著作《左傳紀事本末》、著錄有《江村書畫目》、《江村銷夏錄》等。註13：朱彝尊（1629～1709），清代詞人、學者、藏書家。字錫鬯，號竹垞，又號醧舫，晚號小長蘆釣魚師，又號金風亭長，浙江嘉興人。康熙十八年（1679）舉博學鴻詞科。二十二年（1683）入直南書房。曾參加纂修《明史》。著有《曝書亭集》、《日下舊聞》、《經義考》、《明詩綜》、《詞綜》等。所輯《詞綜》是中國詞學的重要選本。註14：宋犖（1634～1713）字牧仲，號漫堂、西陂、綿津山人，晚號西陂老人、西陂放鴨翁，河南商丘人。著名詩人，書畫家、文物收藏家和鑑賞家。順治四年（1647）應詔以大臣子列侍衛。逾年考試，銓通判。康熙三年（1664）授黃州通判，累擢江蘇巡撫，官至吏部尚書。著作有《西陂類稿》、《漫堂說詩》及《江左十五子詩選》等。註15：梁清標（1620～1691）字玉立，一字蒼岩，號棠村，一號蕉林。明末清初著名藏書家、文學家。直隸真定（今河北省正定縣）人，明崇禎十六年進士，清順治元年補翰林院庶起士，授編修，歷任弘文院編修、國史院侍講學、詹事府詹事、禮部左侍郎、吏部右侍郎、吏部左侍郎、兵部尚書、禮部尚書、刑部尚書、戶部尚書、保和殿大學士等職。著有《蕉林詩集》、《棠村詞》等。註16：安岐（1683～1745？）字儀周，號麓村、松泉老人，清代書畫鑑藏家，與梁清標、高士奇合稱為「三家村」。其祖上為朝鮮人，後居天津，所居沽水草堂在天津城東南，亦有古香書屋，為其所藏書畫名跡處所。關於安岐的族屬問題，史學界有多種說法：一說其父安尚義作為高麗貢使入清，安岐隨父到北京。後安氏父子均成為清康熙年間武英殿大學士明珠家臣。還有說法是認為安岐祖先是被後金軍掠入中原，成為明珠家的家臣，並最終加入八旗旗籍。清初「四王」之一的王翬，曾與著名宮廷畫師焦秉貞精心繪製〈安麓村小像〉，後又作〈雲山競秀圖〉長卷賀安氏壽。註17：曹文埴（1735～1798）字竹虛，號近薇，安徽歙縣人。乾隆二十五年（1760）二甲一名進士，改庶起士，授編修。直懋勤殿，遷翰林院侍讀學士，命在南書房行走，教習皇子。再遷詹事府詹事，後授左都御史。歷任刑、兵、工、戶諸部，兼管順天府府尹，後擢戶部尚書。為官持正，不附權臣和珅。以母老引退。註18：梁國治（1723～1786）字階平，號瑤峰，一號豐山，又號梅塘，浙江會稽（今紹興）人。乾隆十三年（1748）進士，殿試頭名狀元。由修撰累官東閣大學士兼戶部尚書。以經術勤吏治，清儉自守，好學愛才，治事敬慎縝密。著有文集《敬思堂文集》，曾充任《四庫全書》副總裁。註19：董誥（1740～1818）字雅倫，一字西京，號蔗林，一號柘林。清代名臣董邦達長子，與其父有「大、小董」之稱，浙江富陽人。乾隆二十九年進士，授翰林院庶起士。以善畫，受高宗知，歷任內閣學士，擢公、戶、吏、刑部侍郎，充四庫館副總裁。累官至東閣大學士、太子太傅，直軍機先後四十年。註20：詳見附錄二。註21：納蘭性德（1655～1685），葉赫那拉氏，字容若，號楞伽山人，滿洲正黃旗人。清朝著名詞人。其父是英殿大學士、一代權臣納蘭明珠， 母親愛新覺羅氏是英親王阿濟格第五女，一品誥命夫人。其自幼飽讀詩書，文武兼修，17歲入國子監，被祭酒徐文元賞識，推薦給內閣學士徐乾學。其18歲參加順天府鄉試，考中舉人；19歲參加會試中第，成為貢士。康熙十二年其因病錯過殿試。康熙十五年補殿試，考中第二甲第七名，賜進士出身。他主持編纂儒學彙編《通志堂經解》，深受康熙皇帝賞識。其詞寫景逼真傳神，詞風「清麗婉約，哀感頑豔，格高韻遠，獨具特色」。著有《通志堂集》、《側帽集》、《飲水詞》等。註22：《欽定秘殿珠林石渠寶笈續編．石渠寶笈》57冊，頁24～32。註23：納蘭明珠（1635～1708），葉赫那拉氏，字端范，滿洲正黃旗人，康熙朝權臣。其歷任內務府總管、刑部尚書、兵部尚書、都察院左都御史、武英殿大學士、太子太傅等要職。納蘭明珠對康熙議撤三藩、統一台灣以及抗禦外敵等重大事件中起到積極作用。康熙二十七年（1688）因朋黨之罪被罷黜，後雖官復原職但不再受到重用。康熙四十七年（1708）病故。註24：史學界有一種說法，安岐家與權臣明珠家族關係密切。在明珠的扶植下，安氏父子先後在天津、揚州經營鹽業，因而富甲天下。亦有說法認為安氏家族實際是納蘭家族的生意代理人，由於清代規定旗人不得參與經商活動，故旗人的名門望族都通過漢族代理人的形式主掌經營生意。這可能正是原本已經加入八旗旗籍的安岐反覆強調他祖上來自朝鮮半島，而不是真正滿族旗人的原因所在。註25：奧斯伍爾德．喜龍仁（1879～1966），瑞典美術史家、哲學博士。1879年生於芬蘭。赫爾辛基大學畢業。1901～1903年任瑞典斯德哥爾摩國家博物館助理館員。1908～1925年，任斯德哥爾摩大學美術史教授，從事西洋近代美術史研究。1928～1945年，在斯德哥爾摩國家博物館負責繪畫和雕刻的保管研究。曾於1920～1921、1930、1934～1935、1954、1956年先後五次訪問中國。1930年成為芬蘭科學院院士。在其旅居中國期間，開始密切關注並研究東方美術。主要著作有《北京的城牆和城門（The walls and Gates of Peking，1924）》，《中國雕刻（Chinese Sculpture，1925）》，《北京故宮（The Imperial Palace of Peking，1926）》；《中國繪畫史（Histoire de art anciens，1929/1930）》；《中國花園（Gardens of China，1949）》等。註26：此本是在編撰《石渠寶笈續編》的時候，由乾隆皇帝本人從一本佚名的〈長夏江村圖〉發現並認定為李唐作品而來，由於此本的問題與以上幾本區別較大，筆者將另行撰文論述。

圖片提供｜李天垠（北京故宮博物院書畫部）

作者｜李天垠（北京故宮博物院書畫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