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國立故宮博物院、日本三井記念美術館、大阪市立美術館、台東區立書道博物館、石橋美術館、日本私人、奈良國立博物館、東京國立博物館、神護寺、野村美術館、逸翁美術館、黑川古文化研究所、澄懷堂美術館、靜嘉堂文庫美術館
今年度，正逢大阪市立美術館迎來開館80週年，而西日本主要書家和書道團體所隸屬的日本書藝院亦迎來創立70週年。為茲紀念，特於大阪市立美術館舉辦了匯集日本和中國法書名蹟於一堂的展覽。
在日本關西地區，有相當多書家乃是藉由臨習以王羲之為主的法帖及其流派之書作而卓然成家；此外，日本的書法史亦是奠基於王羲之的書法，而後形成自身獨特的發展。為此，本展特別透過中國和日本各自的法書名品來綜觀王羲之書法的傳承，並回顧書學的傳統。
展品當中，中國書蹟約有90件，從王羲之〈孔侍中帖〉、王獻之〈地黃湯帖〉等雙鉤填墨一類作品，到歐陽詢等初唐三大家、蘇軾等宋四大家，再到明末清初王鐸等名家之作；日本書蹟約有120件，從空海等「三筆」、小野道風等「三蹟」，及至以〈高野切〉為首的平安時代古筆名作，再到江戶時代之書作；而篆刻部分，亦有20餘件從戰國秦漢古璽以迄清至民國的優秀作品，總計匯集了約230件，含括諸多日本國寶和重要文化財在內的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除了日本國內70多處的博物館、美術館、寺院及私人等收藏處所，這回還進一步從台灣邀來諸多名品。如以舉世質量最高之中國書法收藏而聞名的國立故宮博物院，便有宋代至明代等巨匠之著名傑作首度在日本公開；而以明清書蹟收藏而知名的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亦有明末清初的絕品書蹟於會場上展出。期盼所有觀眾都能藉由這次機會，享受並沉浸於中、日書法之傳統及其精華。
中國書蹟
王羲之
本次展覽起始於王羲之（約303／321～361／379）的登場。眾所周知，王羲之的真蹟並未流傳下來，不過在日本卻流傳了不少知名的搨摹本和法帖；本展便將那些作品中的精品匯集於一堂。如堪稱傳世唐搨最高傑作的王羲之〈孔侍中帖〉，即為民間相傳最初由光明皇后（701～760）獻予東大寺、而後收貯於正倉院的作品。
碑帖部分，匯集且同時展示了〈蘭亭序〉、〈集字聖教序〉、〈十七帖〉等13種拓本。〈蘭亭序〉有元代吳炳舊藏的「吳炳本」和清代王文治珍藏的「開皇本」等五種；〈集王聖教序〉有「上野本」、「松烟拓本」、「黑川本」（圖1）等三種宋拓本；〈十七帖〉則有同為宋拓的「上野本」和「王穉登本」兩種。
此外，20世紀初自樓蘭出土的〈李柏尺牘稿〉（日本重要文化財），是與王羲之約略同時期的真蹟文書；其內容以當時通行的早期行書加以書寫，雖看似倉促寫就，然第一紙的書風與王羲之〈姨母帖〉有相通之處，誠為令人深感興味的資料。而唐代搨摹的王獻之〈地黃湯帖〉（圖2），則是由宋代內府流出，再經南宋賈似道、明代文徵明等人收藏。
經典
南北朝至隋唐的佛教經典，亦是研究書法變遷時必不可少的材料。其中，約可溯源至5世紀的〈大智度論〉保有濃厚的隸書筆意；南朝齊〈佛說歡普賢經〉、南朝梁〈摩訶般若波羅蜜經〉呈現出南朝寫經般的溫穩書風；隋代〈大般涅槃經〉則似乎體現了南北書風的融合。另有兩種〈妙法蓮華經〉，為作於唐代高宗年間（649～683）的珍貴長安宮廷寫經遺品。
隋唐
相傳王羲之的七世孫智永（約6～7世紀），曾於吳江永欣寺閉門30年，寫成〈千字文〉800本施予江東諸寺。其現存唯一的真蹟本，據推測乃於唐代時被攜往日本，而後流傳至今日。該〈真草千字文〉（圖3）為私人藏品，唯本展已取得作品展出之許可。
初唐三大家部分，陳列了現歸三井高堅（三井記念美術館）收藏的絕品；這些應當都是學書者人手一冊的範本吧！其中，虞世南（558～638）〈孔子廟堂碑〉、褚遂良（596～658）〈孟法師碑〉（圖4），都是清代李宗瀚舊藏的舉世唯一孤拓；歐陽詢（557～641）〈九成宮醴泉銘〉，則為清代端方舊藏且被楊守敬稱為「海內第一」的版本。其餘展品，尚有翁方綱舊藏的歐陽詢〈化度寺碑〉、褚遂良〈文皇哀冊〉等。
在7～8世紀的手書遺品中，最古老的《世說新語》寫本目前保存在日本。該〈世說新書卷第六抄本殘卷〉上，留有據說是平安時代（784～1185）標寫的訓讀記號，亦即有助於將中文漢字以日文讀音念出的日文字母及符號，可說是在文獻學上極其貴重、保留了宋代版本之前樣貌的遺例；觀其端正寫於高級麻紙上的楷書，似為初唐的作品。另有傳賀知章（約659～744）〈草書孝經〉，亦是保存唐代遺風的逸品佳作。
宋
宋、元時代的作品存世有限。日本國內雖擁有一定數量之收藏，但一方面，觀眾有很多機會在各典藏館的展覽中親睹那些作品；另一方面，在大阪市立美術館於2003年所舉辦的「渡海的中國書法：艾略特收藏與宋元名蹟」展中，業已將日本國內絕大多數的宋、元時代名品匯聚於一堂展出。有鑑於此，本次遂決定商借來自海外的書蹟，作為布置本展的主要作品。無庸贅言，倘由藏品的質量觀之，實無勝於國立故宮博物院之收藏。在前年（2014）東京國立博物館與九州國立博物館合辦的「台北 國立故宮博物院 神品至寶」展中，該館的書蹟名品便曾赴日展出，引起廣大的迴響，令人耳目一新。本展雖接續於後，經交涉後仍獲許展出19件宋代至明代的書蹟。
一提到宋代的代表書蹟，必少不了四大家，即蔡襄（1012～1067）、蘇軾（1036～1101）、黃庭堅（1045～1105）、米芾（1051～1107）的作品，本展為此向故宮借展了四家各自的尺牘和詩稿各一件。其中，蔡襄〈致杜君長官尺牘（離都帖）〉充分顯現其學習二王等晉人之軌跡；蘇軾〈次韻辯才帖〉呈現其獨特書風之形成；黃庭堅〈致天民知命大主簿尺牘〉寫下其遭到貶謫後對於家族之想望；米芾〈紫金研帖〉（圖5）則是追憶與蘇軾交遊、具雄壯書風的作品。
蘇軾〈次韻辯才帖〉書於元祐五年（1090），展現豐麗沉著的書風，堪稱其中年之代表作；〈李白仙詩〉（圖6）雖為三年後元祐八年（1093）的作品，卻已顯現出豪爽的運筆。黃庭堅〈致天民知命大主簿尺牘〉，約作於紹聖二年（1095）；相對於此，〈王史二氏墓誌銘稿〉（圖7）中的〈王墓誌銘〉應書於元祐元年（1086）後，〈史扶墓誌銘〉則約書於元符二年（1099）後。由這幾件全為小楷行書的作品，可窺見黃庭堅書風之變化。米芾部分，則一併展示其書風各異的三件作品：〈草書四帖〉與故宮所藏〈致葛君德忱尺牘（德忱帖）〉、〈書論書（草聖帖）〉，都是原先組成其〈草書九帖〉之一部分，為深富學習晉人筆法旨趣的作品；至於或被視為其最晚年之作的〈虹縣詩〉，則是富於章法及圓熟變化的大字長卷。
南宋的作品雖然不多，本次仍展出了圜悟克勤（1063～1135）〈與虎丘紹隆尺牘〉、虛堂智愚（1185～1269）〈與照禪者偈頌〉等高僧墨蹟之代表作，及吳琚（約12世紀晚期）〈急足帖〉、張即之（1186～1266）〈金剛般若波羅蜜經〉等作品。
元
說起元代的代表書家，趙孟頫（1254～1322）必然入列其間，但本展僅由故宮為數眾多的藏品中，擇取趙孟頫寫給中峰明本（1263～1323）的尺牘，亦即〈趙氏一門法書〉冊所錄11則趙孟頫〈致中峰和尚尺牘〉中的三件。
藏於日本的〈蘭亭十三跋〉，是趙孟頫為獨孤淳朋（1259～1336）所贈〈定武蘭亭〉而寫的跋文；此件書蹟無論就內容或書法本身來看，都是顯現趙孟頫如何學習王羲之書風的絕佳資料。另一件〈仇鍔墓碑銘〉，則因應墓碑之特性而以嚴謹的楷書書寫，從中可看出受到唐代李邕（674～746）等影響的厚重書風。相對於此，寫給中峰明本的那些尺牘，則是向尊師懇切訴說心情的作品；各則的書風雖稍有不同，卻都自然流露出趙氏熟習的王羲之書風，誠為格調高尚的名作。期盼能透過這些作品，對應出趙氏因應各別書寫狀態的不同書風樣貌。
之所以如此選件，還有另一個理由，就是希望將它們與流傳至日本的書畫作品並列展出。如靜嘉堂文庫美術館所保存的六則趙孟頫〈與中峰明本尺牘〉（圖8），就是被指定為日本國寶、且足以與故宮藏品媲美的名作。此外，曾於杭州天目山中峰下修行的遠谿祖雄（1286～1344），於返日後創立了丹波名──西天目山高源寺；該寺所保存的日本重要文化財〈中峰明本像〉與另一件私人藏〈中峰明本像〉，亦獲許於本次展出。這些作品都附有中峰明本的自題，讓觀眾能同時欣賞到趙孟頫與中峰明本的書法。
另一件由故宮選出的〈中峰幻住像偈〉，則是饒介（約14世紀中晚期）看了中峰明本像而後寫下的詩作。饒介約活動於元代晚期，其人性格豪放，長於詩文，並善草書；此件〈中峰幻住像偈〉堪稱其代表作之一。書作中摻雜著章草的遒勁瀟灑筆法，由康里一直承襲至明初。
再看康里（1295～1345）的作品，乃以向右上斜抬的險峻結字和富含清峻筆法的野趣而為人所知；然其〈致彥中尺牘〉卻呈現大異其趣的風格，證實了文獻史料提到其行草學王羲之、王獻之（344～386）和米芾的說法，誠為符合本展旨趣的逸品。同樣地，針對與趙孟頫並稱的鮮于樞（1257～1302），本次借展的作品亦非書家自由奔放運筆的行草書，而選擇了雖屬小品卻奠基於古典的〈七言絕句二種〉。此外，楊維楨（1296～1370）〈錢譜跋語〉亦為其逸格書作中別具異彩的作品。以上大多是迄今未曾在日本介紹過的作品，必使所有參觀者的目光為之驚詫。
明
明代部分，乃以日本較為少見的吳派真蹟為展示重點，向故宮借展了沈周（1427～1509）、祝允明（1460～1526）、文徵明（1470～1559）、陳淳（1483～1544）、王寵（1493～1533）、董其昌（1555～1636）等人的作品。
〈草書七言律詩〉為祝允明狂草之代表傑作；其書風乍見之下雖顯奔放，然根底猶帶有王羲之等晉人筆法。〈臨王羲之帖〉則是祝允明為親近友朋細心揮毫的臨帖作品，可謂獲知其人如何理解王羲之書風的絕佳之作。藏於日本的〈臨黃庭經〉（圖9）雖為祝允明年僅27歲時所寫的遺品，仍紮實臨習了王羲之的小楷書風。
文徵明〈自書七言律詩〉為融入黃庭堅筆法的豪放磊落大作，約書於其80歲左右；然其書法亦同時源自以王羲之為首的晉唐風格，此點可由其小楷作品加以確認。其中，〈草書千字文〉、〈前後赤壁賦〉同為文徵明行草書代表作，唯前者書於其60歲，後者則是他晚年近89歲之作。透過這兩件作品，可以看出文氏書風之嬗遞，呈現出由銳利嚴謹且富於變化，過渡至鋒芒內斂、典雅端正的軌跡。藏於日本的〈楷書刺客列傳〉，亦同為奠基於晉唐風格的嚴謹精緻小楷佳作。
沈周〈化鬚疏〉乃是學黃庭堅而創作出的獨特書風，誠為其大字行書的傑出之作。陳淳〈草書杜甫秋興詩〉是將近10公尺以上、擁有非凡氣魄的長卷，讓人意想不到此竟為其將死之年的作品。王寵〈草書千字文〉則是展現其40歲過世前之際、在藝術上臻於巔峰的名作。
董其昌的書蹟在故宮雖多有收藏，但鑑於本展旨趣乃在於王羲之書法的傳承，故僅擇取了〈臨十七帖〉，盼能以此與〈十七帖〉原帖和日本收藏的其他行書作品互為比較。雖為臨帖之作，猶能看出董氏將王羲之筆法納為己用，以建立自身書法風格之痕跡。
明末清初
明末清初的作品，在日本有著極高的人氣，且日本的美術館和私人收藏家亦擁有為數眾多的藏品。但由於本展無論如何都希望能展示迄今在日本未曾介紹過的作品，遂特地向以明清法書收藏聞名的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請求出借展品。該基金會的收藏中，不僅有以書法著稱的人物，還保存了許多存世極為稀少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及僧侶等之貴重書蹟遺品。只可惜，本次展出僅限定在張瑞圖（1570～1641）、黃道周（1585～1646）、王鐸（1592～1652）、倪元璐（1593～1644）、傅山（1607～1684）、許友（約1620～1663）等六人的作品，這是因為這幾位書家的作品都是以學習王羲之等人為基礎而創作出來，且目前在日本亦多以他們為臨習書法的對象。
其中，想予以展示的王鐸作品雖有不少，但本次僅申請了其臨書和自書條幅各一件，分別是〈臨淳化閣帖〉和〈行書贈單大年家丈〉。相對於日本收藏的〈臨淳化閣帖〉卷乃相對忠實於原帖、呈現以小楷成行臨書於橫卷上的標準作風，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所藏的〈臨淳化閣帖〉軸，則以連綿的草書大膽運筆。就臨寫於長型條幅的情況而言，一般草書作品多半會偏離原帖，並嘗試使用各種運筆、章法和墨法；本幅亦為其例。另一件以行書寫自作詩的〈行書贈單大年家丈〉，則是將學習王羲之而養成的強韌筆法予以靈活運用的名作。諸如此類的行書作品，在王鐸的自書作品中便占了大半。至於日本收藏的〈臨王渙之二嫂帖〉，則是介於其草書臨習作品和行書自書作品之間的遺例。
雖然傅山〈行草書錄李商隱詩〉的絹色相當暗沉，相當可惜，但由於此件書蹟在何創時書法藝術基金會的藏品中，亦格外顯露出富含筆力的雄偉運筆，故本次仍決定借展此件絕品。〈嗇廬妙翰〉（圖10）則於楷、草、行、篆、隸等書體中，夾雜各種古字、金文、和異體字等，既展現了傅山在文字學上的見識，且細察之下又能由細筆行楷書等看出其深不可測的筆力。以傅山研究聞名的波士頓大學教授白謙慎，便對此件別無類似作例的貴重珍品，給予「中國書法史上最奇特且最難解作品」之評語。另有〈太原段帖〉，為專收傅山書蹟之刻帖代表作；這類精拓殊為難得。
日本書蹟
經典
當佛教於6世紀傳入日本之際，大量經典亦隨之而陸續傳入，寫經之風亦變得更加地興盛。帶有丙戌（686）紀年的〈金剛場陀羅尼經〉，便是日本現存最古老的寫經作品，展露出與同時代歐陽通（？～691）相近的書風。及至奈良時代（約6世紀末～8世紀），官方成立的寫經所倣效唐朝，嚴格推動系統化寫經制度。這個時代的經典，均以隋唐風格的嚴謹楷書整齊書寫，迎來日本寫經之巔峰；〈金光明最勝王經〉（圖11）便是其中相當卓越的作品。待進入平安時代，寫經書風逐漸日本化，一變而成為典雅優美的樣貌，並日益朝向經典裝飾化發展。諸如在畫稿上以金銀泥描繪寶相華、鳳凰、草花等的〈竹生島經〉、在染有各式顏色的紙上灑布金箔、銀箔、金砂的〈色紙法華經〉、在扇形的紙上裝飾雲母粉、金箔、銀箔且於畫稿上描繪貴族和平民風俗的〈扇面法華經冊子〉等，都是在日本才能欣賞到的裝飾經書。
「三筆」與「三蹟」
當桓武天皇（781～806在位）將都城遷往京都、且開始建設平安京之際，最澄（766～822）、空海（774～835）、橘逸勢（？～842）等人，則於804年隨使節一同渡海赴唐。那些從中國傳來、且以佛教為首的新文化，最終在嵯峨天皇（786～842；809～823在位）的時代開花結果。在書法上，同樣流行著以王羲之為首的晉唐書風；而空海、橘逸勢、嵯峨天皇三人，則成了代表平安時代初期的「三筆」而為後世所稱頌。其中，空海為首屈一指的擅書者，將王羲之的正統書風傳播到日本，功勞可謂極大。在本展中，共匯集了七件空海的遺作，包括其入唐之前的〈聾瞽指歸〉、寫給最澄的尺牘〈風信帖〉、在高雄山神護寺的灌頂記錄〈灌頂歷名〉（圖12）、記有《金剛般若經》釋義的〈金剛般若經開題殘卷〉兩件、以及大字作品〈崔子玉座右銘〉兩件。除此之外，亦展出了最澄寫給空海的尺牘〈久隔帖〉，以及可資證明最澄之弟子光定（779～858）在比叡山領受菩薩戒的嵯峨天皇〈光定戒牒〉。
到了平安時代中期，代表的書家則為世稱「三蹟」的小野道風（894～966）、藤原佐理（944～998）、藤原行成（972～1027）三人；他們讓王羲之的書法在這個時代逐漸轉為「和樣化」（日本化）。其中，小野道風的〈三體白氏詩卷〉，以楷、行、草三種書體分別抄寫《白氏文集》，在繼承王羲之書風之餘，又使典雅的楷書、厚重的行書、及富於變化的草書，各具有其獨特的格調。藤原佐理的〈詩懷紙〉據信受到了小野道風的影響；該作包含他的〈國申文帖〉和〈頭弁帖〉同樣都以舒展沉著的筆法寫成，為富有造型感的作品。藤原行成的〈白氏詩卷〉和〈本能寺切〉，則分別謄寫了《白氏文集》和古人文章；其優雅平穩的書風，體現了「和樣」書法的最高峰。
平安假名的發展
進入平安時代後，使用假名（亦即由漢字變化而來的表音文字）書寫的書法亦開始興起，並於11世紀中葉至12世紀間獲得長足的發展。其纖細優美的筆法和世稱「散書」的布局章法，結合了各式加工用紙的美感等，孕生出日本獨特的傳統之美。
一般公認此一書寫藝術之最高峰，為《古今和歌集》中現存最古老的寫本〈高野切〉。此寫本共有20卷，由三位擅書者所書，可各別分類為第一種（殘存卷1、卷9、卷20）、第二種（殘存卷2、卷3、卷5、卷8）、和第三種（殘存卷18、卷19）。第一種，只裝飾在每卷的卷首和卷尾，據推測乃由最優秀的書家負責書寫；其以懸腕直筆寫就的緩急自如線條、端正優雅的結構、及美麗而連綿的幅緣裝飾等，確實體現了絕妙的假名之美。同一書家或同一書風系統的作品，有〈大字和漢朗詠集切〉、〈和歌體十種〉、〈歌仙歌合〉等。第二種，已確認為源兼行（1033～1074）所書；其特徵是以筆端右傾之側筆所畫出的粗線條，呈現個性化的書風。同一書家或同一書風系統的作品，有〈栂尾切〉、〈雲紙本和漢朗詠集〉、〈關戶本和漢朗詠集〉等。至於第三種，據信出自三位書寫者當中最年輕的一位；其簡化後的字形相當整齊，流暢明快的用筆亦令人印象深刻。同一書風群組，有〈蓬萊切〉、〈近衛本和漢朗詠集〉、〈伊予切〉、〈法輪寺切〉、〈有栖川切〉等。
說起假名之美深具特色的要素之一，便是「散書」。以中文而言，或許可稱之為「章法」，但若就字面意義來說，則是指在紙幅上分散文字的技巧，藉著自由改變每行的長度、行首與行尾的位置、各行傾斜的角度、及行與行之間的留白等，以充滿抒情的華麗手法在尺幅較小的紙面上創造出優美的宇宙。此間最出色的作品，為世稱「三色紙」的〈寸松庵色紙〉、〈升色紙〉、和〈繼色紙〉。〈寸松庵色紙〉（圖13）的書寫內容，為《古今和歌集》中的四季之歌；其原本為蝴蝶裝的冊頁形式，後來被分割成一張張色紙而保存下來。只見由中國舶載而來的竹紙，被施加以美麗的裝飾，並藉由各形各色的散書之妙和深刻強烈的線條質感，形成富有高格調趣味的作品。〈升色紙〉則是書有名為《深養父集》歌集的冊頁；其乃在撒有雲母的紙上，以圓轉纖細的高雅線條展現各種粗細濃淡的變化和巧妙的結組，讓紙面上洋溢著美麗動人的風情。〈繼色紙〉（圖14）亦寫有出自數本歌集的和歌，其形式為使用染成藍、綠、赭等色的鳥子紙所製成的蝴蝶裝冊頁。在其內側扉頁上書有和歌一首，乃於裝裱時將兩張紙拼接在一起。這類自在運用「散書」的空間處理手法，相當大膽清新，未見於其他類似作例，但在現代美術中也有與此概念相通的作品。
上述作品之外，本展還匯集了各有可觀的平安假名名作，包括筆致舒展的〈曼殊院本古今集〉、運筆使轉流利輕快的〈本阿彌切〉、以用紙裝飾之美著稱的〈石山切〉等。在接續於其後的時代，還將介紹多位書家，包括於鎌倉時代渡海成為日本最早禪寺──建長寺──開山始祖、並傳播南宋張即之（1186～1263/1266）書風的蘭溪道隆（1213～1278）；室町時代以闊達自在的人品和書法而聞名的一休宗純（1394～1481）、江戶時代留下充滿個性書作的慈雲飲光（1718～1805）、白隱慧鶴（1685～1768）、良寬（1758～1831）等歷代高僧之墨蹟，以及桃山．江戶初期被稱作「寬永三筆」的近衛信尹（1565～1614）、本阿彌光悅（1558～1637）、松花堂昭乘（1582～1639）等人的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