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故宮博物院藏（傳）董其昌〈煙江圖〉（圖1），無論題材還是風格都非常獨特。〈煙江圖〉在長江沿途各個景點之側標註出地名或簡介，1992年《故宮文物月刊》106期載文〈大江東去浪淘盡 千古風流人物──長江萬里圖特展概述〉的觀點認為：「而在整體的風格方面，二幅畫皆偏於硬澀，應是傳仿之作。」（註1）言下之意〈煙江圖〉不是董其昌的真跡。但是，〈煙江圖〉的存世並非和董其昌沒有絲毫關聯，因為此作的圖式和董氏的藏品〈長江萬里圖〉、〈蜀川圖〉等作品，以及輿地圖都有相似性。本文就以此為出發點來探討董其昌的「煙江情懷」。
董其昌與古代輿地圖的關係
隨著中國古代政治、經濟和文化的重心從黃河流域逐漸向長江流域南遷，對這條雄偉壯麗的大河的探索從未停止。長江的水系，與農業生產與水上交通關係密切，對長江沿途的旅行和探險也廣受歡迎。因此，大量描繪長江的輿地圖產生並保留下來。輿地圖的特點，就是描繪長江的流域，標註地名和各種信息，以備治理、交通和戰爭之用。
（傳）董其昌〈煙江圖〉款為天啟六年丙寅（1626），水墨畫，分段題款，畫的是從長江口逆流而上的諸多景點，直到白帝城以上大江發源的岷山。既然〈煙江圖〉與古代輿地圖非常相似，那麼探討此作和輿地圖之間的關係是非常必要的。
明代政府非常重視輿地圖檔案工作，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即下令將「天下城池山川地理形勝，亦皆圖以成書，藏之內府，以垂永遠。」（註2）地圖檔案歸兵部職方司管理，《明史．職官志一》載：「職方掌輿圖、軍制、城隍、鎮戍、簡練、征討之事。凡天下地里險易遠近，邊腹疆界，俱有圖本，三歲一報，與官軍車騎之數偕上。」（註3）所以明代留下了不少珍貴的古輿地圖，具有珍貴的科學和歷史價值。
學者姜道章曾經總結了中國古代輿圖的十項特徵，分別是：一、以大地是平坦的概念為基礎；二、以計里畫方為基礎；三、詳於畫水，略於畫山；四、在地圖上表示思想的觀念，即以變形表示特別的觀點；五、以使用者為中心的地圖定位；六、行政區劃變遷地圖的繪製是歷史地圖的主流；七、絕大多數中國古地圖都是政府繪製；八、地圖上有許多文字註釋；九、手稿地圖占極重要的地位；十、用高度象形圖圖畫式符號表示山和建築物。（註4）除了第二、六、七、九這幾項與繪畫沒有直接關係，剩餘六項正是古代輿圖與山水畫的相似之處。
董其昌曾經奉詔搜訪史料，先後編纂神宗、光宗、熹宗三朝實錄。《明史》稱其「廣搜博徵，錄成三百本，又采留中之疏，切於國本、藩封、人才、風俗、河渠、食貨、吏治、邊防者，別為四十卷，仿史贊之例，每篇系以筆斷。」董氏對自己的「太史氏」的稱呼非常在意，甚至視為一種榮譽。他因修史和編纂留中奏疏的需要，以及多次奉旨出差、四方旅行，必然對包括輿地圖在內的檔案資料非常熟悉。
明代的輿圖多源於元代朱思本的《輿地圖》，是「長廣七尺」的大幅，可惜朱氏作品今已不存。其繪圖原則被羅洪先《廣輿圖》所引，羅氏在朱氏基礎上加以補充和編排，變成地圖冊，方便查閱和保存，因而羅氏可謂繼往開來的中堅。羅氏《廣輿圖》與董其昌幾乎同齡，之後又陸續增加了一些圖，這些應該是董氏能夠搜集並使用的輿地圖。但是羅氏之後到明亡，政區建置和地理沿革都有了新的變化，兵部職方司主事陳組綬的《皇明職方地圖》應運而生。陳氏書編於崇禎八年（1635），次年完成付印，堪稱明代輿地圖的殿軍。《皇明職方地圖》問世的崇禎九年（1636），董其昌剛好去世。他雖未見到，但是陳氏此書是最為接近〈煙江圖〉創作年代的，與董氏的地理觀念也最為相似。
《皇明職方地圖》這類輿地圖在刻成書籍時，雖然方便使用，但因尺幅限制而產生一些問題。特別是在繪製「大一統圖」或者「全圖」時，書籍有限的高度往往限制了縱向的展開。因此，這類「全圖」被壓扁而橫向拉長很多，置於數頁之內。我們不能用現代地圖的觀念去看待古代輿地圖，這種適度的變形並不是做不到精準，是因為巨大的「全圖」往往過高而不便於上下觀看，而左右移動則要方便很多。雖然變形導致了全貌的失真，但是有「以使用者為中心的地圖定位」這一特點，並不會對實用產生任何問題。《皇明大一統地圖》抓住了長江與黃河這兩條最主要的河流，左西右東橫向展開，充分體現了「詳於畫水，略於畫山」的特徵。（圖2）其實，輿地圖之所以重視河流甚於山脈，是因為水上交通方便。而山脈地形複雜不利於交通，除非山區管理的需要才會描繪專門的山脈地形。同時，水因地勢而走，有如葉脈網絡。人類大多因水而居，重要的城市、據點往往與河流有關。抓住河流走勢就好比提綱挈領，方能統攬全局。
《皇明職方地圖》還刻有專門的〈江山圖〉（圖3），即對長江水系全貌的描繪。這類官方繪製的輿地圖很大程度上涉及到國家社稷的機密，特別是軍事機密，歸兵部職方司管理，並非如同普通書籍那樣廣為流傳，因而民間很難得窺。綜觀古代書籍出版，其刻製的圖版寫意性很強，加上文化和書籍的普及程度並不高，民間的個人要想從各類方志與名勝的圖譜中集成一卷長江圖絕非易事。
〈煙江圖〉應當屬於山水畫，卻能夠如輿地圖那樣準確地標註沿江的名勝和據點，很多景點的描繪與實景對照還頗為相似。所以，〈煙江圖〉的作者至少需要滿足四個條件，才有創作的可能性。第一，他可能收藏過前代的長江圖，可以作為參照；第二，他有相當的身分地位，才有機會目睹並研究深藏於政府的輿地圖，熟知輿地圖的體例；第三，他應當到過大多數長江沿途的景點，才能抓住那些景點的主要特徵；第四，他需要較高的文化修養和藝術才情，積累書籍中歷史、地理的文化典故，並廣泛搜集與長江有關的圖式。可見董其昌是符合這些條件的，他很可能畫過類似的長江圖。
董其昌所見「長江圖」
董其昌的時代，松江鑑藏圈至少有兩幅長江題材作品聞名遐邇，即傳巨然〈長江萬里圖〉（圖4）和傳李公麟〈蜀川圖〉。（註5）這兩幅名作都經過董其昌鑑賞並題跋。董其昌跋〈長江萬里圖〉（圖5）云：「予嘗見李伯時〈長江圖〉於陳太僕子有家，筆法精絕。及觀此卷，乃宣和御府所收，小璽具在，定為北宋以前名手，非馬、夏輩所能比肩。後有吾鄉陸文裕題跋，書法秀整，足與畫為二絕，殊可寶也。己未中秋後五日，董其昌題。」（註6）董其昌將這卷畫定為北宋人作，晚清時為陸心源藏，才定為巨然所繪。「陸文裕」是松江前賢陸深的謚號，其跋在董跋前。結合兩跋與收藏印，大體可知明代中後期此卷的流傳。
陸深跋〈長江萬里圖〉時此卷收藏於張大輪處。張大輪（1484～1539），字用載，號夏山，金華人，正德九年（1514）進士，累官至江西參政、四川布政使左參政等職。陸深跋於嘉靖甲午（1534）農曆八月，觀於江西布政司之紫薇樓，應當就是在張大輪江西官任上。陸深跋云曾見過其他長江圖，一卷為在京口所見米芾畫在澄心堂紙上，「筆勢奇怪，有意外象」；另一卷為在松江家居時，有蘇州人以一卷夏珪畫相示，「墨氣古勁可愛」。相比而言，陸深認為此卷是郭熙的風格，「平遠清潤，有不盡之趣」。畫上還有項元汴印章，應該曾藏「天籟閣」。萬曆四十七年（1619）董其昌跋時，已經歸其收藏。
董其昌跋〈長江萬里圖〉說，曾經在松江陳所蘊家觀李公麟畫〈長江圖〉。陳所蘊，字子有，官至南京太僕寺少卿。他與董氏是萬曆十七年（1589）同榜進士。陳氏曾藏的〈蜀川圖〉原是松江顧從義藏的「四名卷」之一，後歸陳所蘊、董其昌藏。董氏跋云：「龍眠畫精工極矣，余尤愛其蠅頭細書，展之皆可尋丈，榜署之法從此可得，所謂小字如大字也。或曰米元章筆，然《宣和譜》稱伯時書逼魏晉，安得以伯時題畫書概歸海岳耶？董其昌觀，因題。」其再跋云：「此卷余得之海上顧氏，今轉入思延將軍手，得所歸矣。壬寅臘日重觀書。其昌。思延乃宮諭王師竹先生子，好古能詩，中州人。」
結合卷上王穉登、陳所蘊、高士奇、乾隆帝等跋，可知〈蜀川圖〉大概經過吳門王穉登鑑藏，後歸松江顧從義。陳所蘊曾從顧氏得到李氏〈瀟湘圖〉，後和吳廷交換古鼎。〈蜀川圖〉從顧氏流出後輾轉被吳廷得到，攜帶至上海，陳氏以80金購得，即他自己所說「失一得一」。但是，董其昌再跋於萬曆三十年（1602）壬寅，那時〈蜀川圖〉已是王思延的藏品了，而陳氏跋於萬曆三十六年（1608）戊申。所以，是董其昌先從顧氏得到〈蜀川圖〉，然後轉給王思延。（註7）大概王氏又將此卷轉給吳廷，然後才被陳所蘊購買。
據此可以發現，萬曆四十七年（1619）己未，董其昌跋傳巨然〈長江萬里圖〉時說的陳所蘊藏李公麟〈長江圖〉，應當不是他曾經的藏品〈蜀川圖〉，而是另一幅畫。因為董氏在十多年前就已經收藏過〈蜀川圖〉並為之兩跋，他明確知道從王穉登開始此卷就名為〈蜀川圖〉，有時他也稱之為〈蜀江圖〉，但絕不會稱之〈長江圖〉。何況從畫卷名稱可辨，〈長江圖〉畫的是長江全景，〈蜀川圖〉畫的是長江上游。所以，長江題材的繪畫，董其昌至少見到了以上三卷。〈長江萬里圖〉和〈蜀江圖〉這兩卷的創作形式和輿地圖有著相似之處，有的學者甚至直接把此二卷畫當做輿地圖看待，認為是南宋或金朝因戰爭需要而描繪的。
回到（傳）董其昌〈煙江圖〉，圖中共標註了47處長江沿岸名勝，前38處，即到荊州為止，可以確定有董其昌遊蹤。卷首有董其昌款行書「煙雲萬里」四字引首，緊接其後的文字云：「天啟丙寅春，於眉公處假得石田先生所題郭都閫〈長江萬里圖〉，展玩浹旬，愛而弗能置也。是歲之夏，息居湖莊，驅暑無計，因思學邯鄲故步，追念舊圖蹊徑。始自金、焦，溯源岷蜀，渺焉如夢依依，猶有可想。爰日與子墨客卿、管城子相起居，興到則縱筆所如，興盡則已。起自五月廿二日，成於九月幾望，幾百有餘日。但筆法雜出，略無定體，唯以自娛。初未嘗歇，求合於昔人也，並系之以歌。」
其後有長篇七言歌行，模仿沈周題〈長江萬里圖〉舊例，吟詠全圖景點。陳繼儒藏「石田先生所題郭都閫〈長江萬里圖〉」，不在前文所述三卷「長江圖」之內。若假設董其昌畫過類似〈煙江圖〉這樣的作品，那麼這是第四卷董其昌鑑賞過的「長江圖」。
董其昌的「長江之旅」與「煙江情懷」
由於長江從九江開始偏向北行，太湖流域又稱「江左」。〈煙江圖〉以北固山和甘露寺作為長江下游起點，金山、儀真都是南北往來的必經之地。（圖6）鍾山、金陵是明王朝的南都，董其昌曾經前去參加鄉試，並擔任官職。他的筆下經常提到在這些地方的活動和朋友們，本文不再贅述。再往西經過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的各處山川名勝。董其昌因數次公務溯江而上，對他來說江右和湘楚才是寄託情懷的夢鄉。至於四川的巫山、白帝城，以及長江源頭岷江，董其昌並無機會前往。
前述〈煙江圖〉款識提到從五月廿二日到九月幾望，畫了將近百有餘日。在逐步完成〈煙江圖〉的過程中，「筆法雜出，略無定體」，全幅沒有統一風格。如鍾山是「師米南宮意」，天門山「仿洪谷子」，九華山「仿吾家北苑法」，廬山「仿黃子久意」，南嶽「師高尚書法」，巫山「稍用黃鶴山樵法」。這與董其昌經常集歷代各大家的書法風格進行創作倒是如出一轍。（註8）不論董其昌對長江的理解有多複雜，毫無疑問的是，他將長江視為一條聯繫自己內心「瀟湘情結」的紐帶。乘船從長江溯流而上，便可以通往「江右」，進而到達湘楚──這才是解讀董氏「煙江情懷」的關鍵。
董其昌與楚地的因緣很深，他不僅收藏過很多與瀟湘景致類似的古畫，自己也創作了大量作品。他的一則題跋云：「憶余丙申持節長沙……蓋十年而余再遊三湘，事與境會，若預為詠懷者。」（註9）董其昌將數次前往湘楚的經歷與自己的詩歌創作聯繫起來，歸之於詩讖。
對於湖廣提學副使一職，董其昌的內心始終抱有複雜的心理。他將從皇長子講官被外放為湖廣提學副使，視為貶謫，所以並未馬上赴任。他曾回憶萬曆二十四年（1596）持節赴長沙封吉藩時，舟行洞庭所見，正如米友仁〈楚山清曉圖〉題跋所說「楚中宜取湖天空闊之境」。但是由於公務繁忙，他一直未能將此景形之於筆墨。此時董其昌忤執政之意而落職，即他所說「有以盤礡詆余者」。後又有楚客來訪，他作詩數首，都帶有《楚辭》勞諷之意，並以王維自況，表達了嚮往隱居的願望。董其昌在三山道中夢見自己書寫韓愈〈送李愿歸盤谷序〉，次日早晨便聽說受彈劾的消息。他推測受彈劾的原因是自己沉迷於書畫，後來驗證果然如此。因此，湘楚之地對於董其昌而言，既意味著貶職的惆悵苦悶，又象徵了縱情山水、隱居不仕的理想。
董其昌在湘楚的舟中鑑賞書畫、揮毫潑墨，並將所藏董源作品、米氏雲山和真實風景對照。他從項德明手中購得米友仁的〈瀟湘白雲圖〉，畫上題「夜雨初霽，曉煙欲出」。此卷隨身相伴，舟次洞庭湖時，看見「斜陽篷底，一望空闊，長天雲物，怪怪奇奇」，他不禁感嘆那風景正是一幅「米家墨戲」。自此，每將日暮時分，董其昌都會「捲簾看畫卷，覺所攜米卷為剩物矣。」（註10）但是米友仁從未描繪洞庭或北固山的江山，而是以山中白雲為勝。米氏筆下未規模具體的山川狀貌，而是從寫意雲霧的需要來安排山水。董其昌闡述這種繪畫境界云：「但不知雲物何心，獨於兩地可以入畫。或以江上諸名山，所憑空闊，四天無遮，得窮其朝朝暮暮之變態耳。此非靜者，何由深解，故論書者曰：一須人品高。豈非以品高則閒靜，無他好縈故耶。」（註11）受此啟發，董其昌看見湘江上的奇雲變幻，聯想到郭熙畫雪山，悟得古人所說「郭熙畫石如雲」並非虛言；而那些平展的沙渚坡腳和南方空氣濕潤的感受，則更近於米氏雲山的水墨淋漓。換言之，長江沿岸的湘楚風景，與董氏的「煙江情懷」最為接近。
除了公務與鑑賞，董其昌還熱衷於考察物情事理。《畫禪室隨筆》有一段記於萬曆二十年（1592）農曆五月的文字，他認為祭風台為三國周郎赤壁的真實所在，即位於湖北東南部的嘉魚縣南70里的江邊，而非蘇軾〈赤壁賦〉中所寫的黃州赤壁。因大雨過後，江畔沙渚中會有箭鏃被沖出。當地人拾給他看，若以火炙烤猶能傷人，他推測應是古代毒藥所造。因此，董其昌確定這個「折戟沉沙鐵未銷」的處所就是古赤壁。然而在董其昌的家鄉松江也有一處名為「小赤壁」，他曾說湖北黃岡的齊安赤壁「高僅數仞，廣容兩亭」，而松江的赤壁卻有其三、四倍大，所以感到非常失望，（註12）更加懷疑黃州赤壁並非古赤壁。（註13）董其昌畫〈燕吳八景冊〉的「赤壁雲帆」即指明為松江橫雲山的小赤壁。（圖7）
在另一則筆記中，董其昌考證了張居正霸占遼王府的事情。因為董其昌官署在遼王廢宮附近，距離張宅很遠，因此張居正是受誣陷的。那時距張家被抄僅20年左右，且萬曆皇帝正在盛年，董其昌為張居正鳴不平尚須冒風險，也可算得是較早的相關史料。這些活動既是董其昌對長江流域事物的牽掛，也是他「煙江情懷」的外現。
結語
各種描繪江景的唐宋古畫，基本都曾經董其昌收藏或品題，而他品題的元明兩代江景作品也不在少數。對於主要生活在太湖流域的董其昌而言，江景題材最易引起共鳴。在江南縱橫交織的水網中，舟行乃是最方便的交通方式。學者傅申曾撰文〈董其昌書畫船：水上行旅與鑑賞、創作關係研究〉，對董其昌的舟行藝術活動進行了生動而詳細的討論。他把中國山水畫分為「山行山水」和「舟行山水」兩大類，詳細梳理了董其昌在舟中的雅集、鑑賞、書畫等活動，同時注意到舟行這樣的環境對董氏繪畫產生的影響。
舟中的狹小空間，主要適合以長卷或冊頁小幅來表現這些景致。作品多是水面空闊之景，即以江河為主脈，這和輿地圖「詳於畫水，略於畫山」有所相通。舟行的山水彷彿是移動的畫卷，景物的展開完全以觀賞者為中心，這種「移步換景」的觀賞方式和輿地圖的「以使用者為中心的地圖定位」極其相似。總而言之，董其昌對「煙江」景致，非常能夠心領神會，在他一生創作中應當算是相當偏愛和擅長的題材了。
註釋：
註1：原文「二幅畫」指的是許道寧〈長江圖〉與董其昌〈煙江圖〉。
註2：《明太祖洪武實錄》卷49。
註3：《明史．職官志一》卷72，北京，中華書局，2011，頁1752。
註4：原文參見姜道章〈傳統中國地圖學的特徵〉，收於氏著《歷史地理學》，台北，三民書局，2004，頁379～394。此總結文字引自《河嶽海疆：院藏古輿圖特展》，台北：國立故宮博物院，2012，頁17。
註5：吳秋野對這兩幅作品有具體考證，本文不再贅述。參見吳秋野〈長江萬里圖的作者與年代考〉，《書畫藝術學刊》第12期（2012）；吳秋野〈蜀川圖繪製與仿製的年代及作者考〉，《書畫藝術學刊》第14期（2013）。
註6：董其昌跋〈長江圖〉曾為陸心源所藏並定為巨然所繪，今藏美國佛利爾美術館。
註7：王世延字思延，號喬峰，信陽人，王祖嫡之子。為京營左參，封鎮國將軍。
註8：筆者曾在《董其昌杭州諸問題綜考》（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2012）深入探討董其昌集歷代大家書風進行創作的現象，杭州靈隱寺藏《金剛經》、日本藏〈仿各家書古詩十九首〉等作品都是很好的例證。
註9：明董其昌《容臺別集》卷四，上海圖書館藏二十卷本《容臺集》，頁16～17。
註10、11：明董其昌《畫禪室隨筆》卷四〈楚中隨筆〉，光緒十四年刊本，杭州，中國美術學院圖書館藏，頁13、14。
註12：明董其昌《容臺別集》卷四，上海圖書館藏二十卷本《容臺集》，頁8。
註13：明董其昌《容臺別集》卷五，上海圖書館藏二十卷本《容臺集》，頁4：「余以丙申秋奉使長沙，浮江歸道，出齊安時，余門下士徐暘華為黃岡令，請余大書東坡此詞曰：『且勒之赤壁。』余乘利風解纜後作〈小赤壁詩〉，為吾松赤壁解嘲。已余兩被朝命，皆在黃武間，覽古懷賢，知當在坡公舊題詩處也，因書此辭識之。」
圖片提供｜顏曉軍（浙江大學博士後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