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1 北朝考古重大發現 山西萬榮發掘北魏汾州刺史薛懷吉墓
北朝考古近日獲得重大發現，山西萬榮縣西思雅村日前搶救性發掘一座北魏大型磚室墓。出土墓誌顯示墓主為北魏末年汾州刺史薛懷吉，於孝明帝孝昌二年（526）歸葬故里。薛懷吉墓具有明確紀年，為此時期墓葬斷代提供了準確的年代尺規；該墓也是晉南地區（太原以南）經科學發掘規模最大的北魏墓葬，出土文物內涵豐富，為北魏隋唐墓葬制度、隨葬品研究增添了珍貴的考古資料。
薛懷吉墓誌是此次發掘最為重要的發現。墓誌發現於甬道南端，邊長85公分、厚15公分。志文以楷書陰刻於青石方格內，每字一格，共26行，滿行26字，共計660餘字。內容主要記述薛氏的生平事蹟和為官經歷，薛懷吉曾先後受封北魏鎮遠將軍、恒農太守、益州刺史、梁州刺史以及汾州刺史等，北魏正光四年（523）歿於汾州刺史任上，死後詔贈平北將軍、並州刺史。
薛懷吉歿於北魏末年，其墓位處後來的東魏（北齊）、西魏（北周）勢力交錯地帶。隨葬的大量陶俑，種類有儀式俑、武士俑、騎馬俑等，造型各異、線條流暢、神態生動，兼有北朝時期兩種陶俑的樣式特徵，分別代表北魏兩座都城平城（今山西大同）與洛陽的不同風格。出土的墓誌邊緣、石棺梆板、擋板等部位線刻畏獸、花卉圖案等。這些發現對北朝時期的藝術及信仰體系研究具有重要意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墓誌石刻保存完好，書寫工整傳神，筆法剛勁有力，是一篇不可多得的北魏優秀書法作品。
萬榮薛氏為中古時期河東四大家族之一，同族有3000家，世代為強宗大族。魏晉南北朝至隋唐時期活躍於上層社會與政治舞臺；唐代征高麗、擊回紇、討吐蕃的名將薛仁貴（614〜683）即是薛安都六世孫；宋元明清以來仍有重要影響，今日薛氏仍是萬榮地區的重要姓氏，子孫繁衍，名人輩出。1995年萬榮皇甫村唐墓主人薛儆，其先祖與薛安都同出一脈。目前發現的北魏薛氏墓誌已有四方，包括薛懷吉父親薛真度的夫人孫氏墓誌、薛懷吉弟弟薛懷俊墓誌等，此次發現的薛懷吉墓誌是第五方，而當地應當還有不少薛氏族人的墓葬遺存。
墓中出土陶瓷、鐵、銅與石質等各類遺物共計380件（套），其中陶質遺物除上述陶俑外，還包括馬、羊、雞等動物形象及陶碗、罐、盆等殘片；瓷質遺物有瓷碗底、執壺殘片等；銅質文物主要是銅扣、銅簪、殘銅環以及五銖錢等，均已嚴重鏽蝕；鐵質遺物主要是棺釘；石質文物為墓誌一盒、石槨一副。另外還出土了瑪瑙、玻璃珠等。
出土的陶馬。
出土的陶俑。
出土的女性陶俑。
2 鼎食鐘鳴 尊卑有序 山東滕州大韓東周墓地發掘獲重要發現
考古團隊日前對山東棗莊市滕州市官橋鎮大韓村大韓墓地的中東部進行了發掘，共清理墓葬52座，其中小型墓38座，大、中型墓13座，另外還有一座未完工的墓葬。該墓地的發掘，對於研究棗滕地區東周文化遺存，完善區域文化譜系，深入研究泗上十二諸侯及其與周邊古國關係，還有墓葬制度與喪葬習俗等方面具有重要學術價值。
在大、中型墓葬方面，根據時代特徵，可分為春秋與戰國時期。春秋時期墓葬均屬晚期墓。根據墓道，該時期墓可分為三類。第一類無墓道；第二類為帶有東向短小墓道的平面呈「甲」字形的甲字型墓，墓道往往偏向一側；第三類墓亦為帶有東向墓道的甲字型墓，但墓道稍長且不規整，墓道面一般凹凸不平，或有凹槽，墓道亦偏向一側。該時期墓之墓室皆分為槨室與器物箱，或槨室在南、器物箱在北，或反之。皆一棺一槨。人骨架皆為仰身直肢，頭向東。墓主身邊一般放置朱砂。器物箱中隨葬鼎、豆、敦、罍、盤、匜、成套鈕鐘、車、劍、戈、鏃等青銅器，各式陶器以及石編罄等，部分陶器帶有彩繪。
戰國時期墓葬均為大型墓葬，部分墓葬被盜掘。墓室較深，墓道較長，多為帶一條墓道，平面呈「甲」字型或「刀」字型的墓葬。甲字型墓墓道常偏向一側。另外，刀字型墓中還有一種罕見弧形墓道的墓葬。墓室亦分為槨室與器物箱，或槨室在南、器物箱在北，或反之。墓葬多發展為一棺二槨。人骨仰身直肢，頭向東，墓主身邊一般放置朱砂。器物箱中隨葬各式青銅器、陶器。
在小型墓葬部分，除M35為清代墓葬外，皆為戰國晚期墓葬。均為長方形土坑堅穴墓，有些設置腰坑；多為一棺，少數一棺一槨。人骨皆仰身直肢，頭向多數向北，少部分向東、南或西。隨葬品較少，僅幾座墓葬在壁龕中隨葬少量陶圈足壺、圈足小罐或小壺、盤、匜等，部分墓葬隨葬玉或石質的口含，個別隨葬銅帶鉤、瑪瑙環等。
除以上大、中、小型墓葬外，M38為一座未完工的墓葬。該墓從墓室至墓道逐漸收窄而呈斜坡狀，西側有二層臺階，但沒有槨室，各種跡象顯示該墓在挖掘的過程即終止了建墓。出土的青銅器。
3 埏陶製瓷 焙燒成器 山東泰安發掘近30年最大隋代窯址
日前，山東泰安寧陽縣柳溝新村西南遺址配合高速公路工程進行考古發掘，發現一處隋代窯址作坊，出土器物多數集中於隋代，早到北朝晚期。這是30年來山東地區唯一經過發掘的隋代窯址，基本上可以藉此復原隋代瓷器生產方法和裝燒技術，對於研究隋代瓷器與生產技術提供了新的重要材料。
在發掘出土的瓷器和窯具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數量最多的三角形窯具──「支釘」，這處古窯作坊的燒製方法主要為疊裝裸燒，亦即將器物一層層地堆疊起來，中間架以支釘隔開，防止沾黏。在部分出土的碗中，還能清晰地看到支釘留在上面的痕跡。類似的支釘已經出土了1萬件左右，從支釘數量看來，該處窯址規模和產量相當驚人。
除了以支釘燒製，現場也發掘出「匣缽」，亦即在燒製過程中，為防止氣體及有害物質對坯體、釉面的破壞及汙損，將陶瓷器和坯體置於其中焙燒的容器，與直接跟火焰接觸的燒製方式相比，受熱均勻，以此法燒製者多屬精品。
其它窯具還包括窯壁、支柱和墊圈等，部分窯具上還刻著文字，專家推測，可能是某人負責這根支柱上燒製的碗，所以加以標記，若瓷器燒壞就由記名之人負責。經過粗略計算，此作坊的燒壞率約在10％左右。
除了窯具，出土的瓷器器型也比較豐富多樣，有碗、盤、杯子等，其中可以復原的有100多件，可以作為標本的大約1000多件。雖然探方中還未發現磁窯，但出現與製瓷相關的水井、瓷土、灰坑以及灰溝等，由此可以判斷此處是隋代一個重要的瓷器生產作坊。
出土的疊裝裸燒窯具。
4 寺若成 國則清 遣唐使傳奇再現 江蘇如東掘港國清寺遺址重見天日
江蘇如東掘港「國清寺」遺址在歷時一年的考古發掘後，近來終於重見天日。考古團隊在此發現包括唐宋時期的國清寺各類遺跡十多處，出土文物標本近千件，印證此地正是最後一批遣唐使、「日本天臺宗三祖」之一的高僧圓仁入唐「求法」的起點。此次發現對於研究古代中日天臺宗文化關係、日本遣唐使歷史極具重大意義與價值。
考古專家從遺址的地層關係、出土的唐宋石雕蓮花紋座、有「國清」、「方丈」、「僧」以及「羅漢」等墨書款的瓷片，還有大批佛造像、陶人面塑像等線索，初步確認此處即為唐宋時期的國清寺遺址。這些發現也揭示了國清寺這座佛教名剎的年代和性質：三處築土臺基遺跡的年代大約是唐代元和年間（806〜820），與文獻記載、著名天臺宗法師行滿創建該寺的時間相吻合。該寺的唐宋建築基址東西寬約60多公尺，南北長約80多公尺，核心面積約為1500平方公尺。
專家從布局、石柱坑、牆體形態推斷，在南北中軸線上依次分布著三處主要殿堂。其中，南側殿面寬約20公尺，進深約14.8公尺；中間殿面寬約15公尺，進深約13.85公尺；北側殿面寬約20.1公尺，進深約10公尺。在建築核心區域的東、西和北側還有深約3到4公尺的護廟溝。此次發掘還出土了唐宋時期的建築構件、瓷器、紫砂陶器、石雕、銅錢等，以及豐富的動植物遺存。
國清寺遺址以距今近千年的宋代遺存保存狀態最好，顯示其香火綿延不絕。長江中下游特別是近海一帶的唐宋寺廟建築遺址並不多，而這次考古發掘是南方地區第一次完整地揭示了一個中等規模唐宋寺廟的建築形態與整體布局，因此具有獨特的科學價值。更重要的是，此次考古發現與歷史文獻相互印證，揭示了許多隱藏的歷史之謎。
專家指出，唐宋國清寺建築遺跡及相關文化遺存是一個重要的歷史空間標誌點。在日本入唐僧人圓仁（794〜864）所著《入唐求法巡禮行記》一書中提及「掘溝」、「掘港亭」、「掘港鎮」與「國清寺」的設立和修建，以及日本遣唐使在國清寺的活動等資訊，然而唐代同時期的其它典籍並無記載。因此，過去許多文史學者認為該書中所述並不一定可信。此次考古新發現，加上地方文獻如《掘港鎮志》、《如皋縣誌》等記述也可與之相互印證，例如隋代「掘溝」運河是否存在等等許多歷史疑點，得以獲得釐清或重新思考。
《入唐求法巡禮行記》是圓仁隨第19次遣唐使團入唐求法巡禮過程當中用漢文所作的一部日記體遊記著作。內容記載了唐武宗會昌毀佛運動的有關情況，對於9世紀的唐代社會風俗習慣有詳盡描述，具有很高的歷史價值，是研究晚唐歷史的重要史料之一。圓仁一路遊歷，向中土的大德高僧請教佛法疑難問題，書中涉及圓仁到過的重要地點大約有十處以上，但是目前真正有唐代考古遺跡的，只有掘港國清寺一處，足見其意義之重大。
國清寺遺址是唐宋時期海上絲綢之路東海航線上的重要一環，它證實了日本、東海與掘溝運河、掘港、古運鹽河和大運河、揚州乃至長安之間的聯繫，特別是遣唐使的歷史，這是此次考古發現最重要的價值所在。
出土帶有「國清」字樣的瓷器。
5 陶文解謎 尋邾婁故國 山東鄒城市邾國故城遺址首次發現「邾」字陶文
「邾」字陶文及其對應的陶器。
考古團隊近來在山東鄒城市邾國故城遺址進行考古發掘，主要發掘地點是遺址「皇臺」下西南300多公尺的倉儲區，出土了大批東周到漢代的遺存。在後續的資料整理中，於四件戰國陶器上發現了疑似「邾」字陶文，並經專家確認，這是邾國故城遺址首次發現「邾」字陶文，以出土的文字材料自證了相關文獻記載，具有重要學術研究價值，意義重大。
這些「邾」字陶文分別發現於H623出土的一件「陶量」和三件「陶罍」之上。陶量H623④:9為泥質褐陶，陶色較深，夾微量細砂，質地堅硬，直口，方唇，下腹微斂，平底，素面，外壁和口部經打磨修整，非常光滑。其口部戳印有「邾」字陶文，印面為長方形，邊緣模糊，長約1.5公分，寬約2公分。
經初步分析，這四件「邾」文陶器的年代均為戰國早期。三件陶罍與山東長清仙人台M5:012陶罍、曲阜魯故城M1:6陶罍的形制十分相似。仙人台者為平折沿、頸較短、折肩位置較高；魯故城者為坡折沿、頸相對較長、折肩位置相對較低，邾國陶罍折沿近平、頸部長度和折肩位置介於前兩者之間。從器形的演變規律研判，三件邾國陶罍的形制介於這兩者之間。
據已有研究，仙人台陶罍的年代為春秋晚期，魯故城陶罍的年代為戰國早期。邾國陶罍的年代應該與兩者相近且更接近戰國早期，同出陶量H623④:9的年代應與之相同。而且陶量H623④:9的容積約合姜齊量制的1.5區，姜齊量制為四進制：四升為斗，四斗為釜，四釜為鐘，適用於春秋至戰國早期的齊國、邾國等地，從而進一步證明了陶量H623④:9為戰國早期的器物。而相同的出土單位、相同的質地和顏色、呈倍比關係的容積，顯示陶量和陶罍很有可能是同一時期配套使用的量器和盛儲器。此一發現不僅啟發吾人重新理解陶、罍這種在魯南地區常見的東周陶器之功用，對於研究東周時期邾國度量衡制度等也有重要價值。
邾國故城遺址位於山東鄒城市南10公里嶧山南麓，是東周時期邾國的都城和秦漢時期鄒縣縣治所在，1963年該遺址曾作初步調查，結合文獻記載推定為邾國故城遺址。晚清民國以來，該遺址就以出土大量陶文而深受學界矚目，僅鄒城市博物館就收藏有該遺址歷年採集的陶文標本3000餘件，但一直沒有發現帶「邾」字的陶文。
邾國，古稱邾婁或邾子國，國君為曹姓，起源自周武王封曹安之後「曹挾」於邾，封子爵。地理位置在現今山東省鄒城市、滕州市等魯南一帶，以鄒城市為主，為魯國附庸國，約在戰國中期滅亡。《漢書‧地理志》：「故邾國，曹姓，二十九世為楚所滅。」據《左傳》等文獻記載，公元前614年邾文公遷都於嶧山之陽，時稱「繹」或「嶧」，此即邾國故城遺址。此次遺址帶「邾」字陶文的發現，說明最晚到戰國早期「邾」已經成為行政名稱，而東周邾國的都城應位於此。而由《孟子‧梁惠王章句下》出現的鄒穆公以及該遺址曾出土過秦代「騶」字陶量，可知戰國中期以後，此地又改名為「騶」（鄒）。這應與邾國後來改稱為鄒國有關，為國名與地名互稱之例。
6 抱布貿絲 見證古代貨幣史 河南三門峽出土504枚罕見春秋時期空首布幣
近來，一批稀有的春秋時期空首布幣，在河南三門峽市的一處水利工程工地出土。這批古代錢幣出土時置於一個陶鬲中，被施工的大型挖掘機挖出，目前已經送交三門峽市博物館接收保管。文物專家指出，已知考古發掘出土的春秋時期空首布幣十分稀少，這批出土空首布幣，數量之多、品相之好實屬罕見，對於研究古代中國貨幣發展史，可謂彌足珍貴。
這批空首布幣共有504枚，其中完好的有434枚。博物館的文物專家對其進行清理、測量、稱重和比對分析後，認為該批錢幣為春秋中晚期的空首布幣，其形制均為平肩弧足，面文有「武」、「羊」、「宋」等近十種。盛放這批空首布幣的夾砂灰陶鬲，經鑒定其時代為春秋中晚期，進一步佐證了這批布幣的鑄造年代。
考古人員對發現空首布幣的位置進行了發掘，但並未發現墓葬。初步判斷，這批空首布幣屬於窖藏性質。
由農具鏟演變而來的布幣，是春秋戰國時期周王畿及鄰近地區的鑄幣，《詩經‧衛風‧氓》：「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所謂「抱布貿絲」即持布幣（或布）來換絲之意。布幣主要流通於晉、鄭、韓、趙和魏等國，按形狀可分為「空首幣」和「平首幣」兩大種，公元前221年被秦始皇廢止。
出土的春秋時期空首布幣。
7 江蘇南京浦口星甸發現漢代家族墓地 墓主可能為西漢官吏
考古人員近日在南京市浦口區星甸園區進行考古勘探，並對發現的地下遺跡展開考古發掘，共計出土西漢、東漢晚期及宋代墓葬37座、遺物200餘件。根據墓葬方向和排列方式，初步推斷為一處漢代家族墓地，此發現對於研究南京及周邊漢代建置及歷史變遷具有重要價值，也為認識星甸地區漢代社會物質文化面貌提供了重要資料。
漢墓的隨葬品以陶器為主，還有銅、鐵、石器等遺物，大多放置在槨內棺外。隨葬品的器物類型包括陶罐、陶瓿、陶壺、陶盒和陶鼎等，部分土坑墓中還隨葬有矛、劍等器物。據考古人員推測，這批家族墓的墓主人很可能是西漢時期的低級官吏，或是生活較為富裕的平民。其中一座墓葬內出土了兩枚印章，可惜印文漫漶不清，有待進一步識別研讀，以尋找墓主身分的相關線索。
由於年代久遠，墓地發掘出土的葬具大多腐朽，藉由遺存現象辨認，這批墓葬大多屬於一槨一棺結構，少數為一槨二棺。相較於這批西漢時期的土坑墓，東漢晚期和宋代的磚室墓均損毀嚴重，結構缺失不全。東漢晚期墓葬多為單室，其中一座為前後兩室，隨葬有銅錢、陶器、銅鏡等。
這批墓葬分布較為集中，大多為西漢時期的土坑墓，少量是東漢晚期和宋代的磚室墓。從發掘情況來看，西漢墓葬均為豎穴土坑結構，平面呈長方形，個別墓葬發現有墓道。根據墓葬群的墓葬方向和排列方式，大致可分為南北兩組，北邊一組呈西南—東北走向；南邊一組呈西北—東南走向。其中，南邊一組有三座墓葬規模較大且帶有斜坡墓道，由此可以判斷，這處家族墓地的規劃具有一定的主次或等級區分。
星甸位於長江北岸，北依老山山脈，正處於江淮間一處交通孔道上。據史料記載，該地區在漢代屬於九江郡全椒縣管轄，此次發掘出土的漢代墓葬形制與中原地區的面貌一致，由此可以證實，該地是南京周邊較早開發的區域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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