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的歷史地理學家史念海在《河山集．周原的變遷》中指出，廣義的周原指歷史上的周原，即今關中平原西部，汧河以東、漆水河以西、渭河以北、岐山以南的狹長區域。狹義的周原則是考古學意義上的周原遺址，指今扶風、岐山兩縣的北部，是周人活動的中心地區。西周初年周族由於受到「薰育戎狄攻之」，周太王古公亶父帶領姬姓部族從豳（陝西旬邑、彬縣一帶）遷移到周原，從此他們就以所居的地名「周」為國號。
西周盛世的形成，無疑與八百里秦川西端的這片黃土地有緊密關係。《詩經．大雅．綿》云：「周原膴膴，堇荼如飴」，是說這個地方氣候溫和，水源豐沛、土地肥沃，就連長在這裡的苦野菜吃起來也像飴糖一樣甜美。正是在肥沃的周原上，周太王古公亶父、周季王曆、周文王昌等一大批政治家、思想家帶領人民安民保疆，制禮作樂，從最初的「陶復陶穴，未有家室」，到終成為入主華夏的萬邦之長。
三千年前這是一片貴族林立的王畿之地，鐘鳴鼎食、崇德尚禮的生活在他們遺留給後人典雅精緻的青銅器中得以充分體現。「膴膴周原―來自西周岐邑的青銅瑰寶展」4月10日起於洛陽博物館展出，展出有寶雞地區出土的西周青銅器79件（組），並分為四個單元：「吉金惟史：金文」、「嘉肴既阜：食器」、「兕觥其觩：酒器」、「禮樂和鳴：樂器」，以下就各單元分別簡述。
吉金惟史――
金文
西周是一個彬彬有禮的朝代，她從巫風瀰漫的商代鬼神世界步入敬鬼神而遠之的人文天地，以其旺盛的生命力影響中華文明幾千年。然而，迄今有關記載西周歷史的文字甚少，唯一能證實那段歷史的除了甲骨文，就是鑄造在青銅器上的銘文了。其內容涉及祭祀訓誥、賞賜冊命、土地轉讓、征戰戎事、刑事訴訟、貴族家史等方面，是研究當時社會政治、經濟、軍事、法制和文化的重要資料。
寶雞出土的青銅禮器中有許多追孝祈福的內容，其目的除申行孝道外，就是要保持其世家的尊榮地位，永世享受其特權。1963年出土於寶雞縣賈村鎮的〈何尊〉（圖1），高38.8公分，口徑28.8公分。尊體橢方，口圓而外侈，四面中線起透雕脊稜，口沿下均以稜脊間隔，頸飾獸形蕉葉紋，其下與蛇紋相組合，中段和圈足飾大獸面紋，全器紋飾以細雷紋為地。紋飾採用高浮雕手法，使獸面巨目利爪，粗大的卷角翹出器面，造型凝重雄奇，紋飾嚴謹，富有變化。尊內底部發現了一篇12行122字的銘文，大意是成王五年四月，周王開始在成周營建都城，對武王進行豐福之祭。周王於丙戌日在京宮大室中對何進行訓誥，內容講到何的先父公氏追隨文王，文王受上天大命統治天下。武王滅商後則告祭於天，以此地作為天下的中心，統治民眾。周王賞賜何貝30朋，何因此作尊，以作紀念。銘文中「宅茲中國」是「中國」作為詞組最早的文字記載。根據〈何尊〉、〈何簋〉及〈魯侯尊〉銘文所記載的人物和歷史事件推斷，何應是周王室的大臣，周初因協助周公平定「三監之亂」有功，得到周公賞賜，後又成為輔助周公、召公經營成周雒邑的重要大員。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在西周青銅器銘文中，有不少關於當時戰爭情況的記載。1975年陝西扶風縣莊白村出土的西周穆王時期〈冬簋〉（圖2），通高21公分，口徑22公分。〈冬簋〉侈口帶蓋，下腹傾垂，雙耳。器蓋和器身分別裝飾有兩對花冠鳳鳥，兩兩對峙。冠上長羽錯落有致地飄垂在胸前尾後，不僅襯托著鳳鳥的華貴，也使器物增添了幾分高雅。雙耳被巧妙地設計成昂首豎冠的兩足立體鳳鳥，靈巧活潑，栩栩如生，原來十分嚴肅的器物因為它們的出現立刻增添飛揚的神采。器內底和器蓋內對稱鑄有銘文134字，記載著伯冬率軍抗擊淮戎的經過。
冊命是西周時期周王任命官員的一種制度，凡內服百官與外服諸侯，以及諸侯國的命卿均由周王冊命。2003年眉縣楊家村窖藏出土的十件〈四十三年鼎〉（圖3），形制和銘文基本相同，大小相次。高58.8～22.6公分，口徑49.6～21.6公分。鼎為斂口，厚寬沿向外斜折，方形立耳微外撇，下腹向外傾垂，闊圜底。三蹄足內側扁平。三足之間有一塊兩三角形相套合的範痕，立耳外側均飾重環紋，口沿下飾一周由高凸扉稜間隔的六組竊曲紋，腹部飾一周環帶紋，足近器底處飾獸面紋。鼎腹內壁上銘文31行316字，是為祭祀其亡父龔叔而作。其中銘文上半部分記載周宣王四十三年六月既生霸丁亥這一天，王在周康宮穆宮，冊命為官司曆人（指對朝中臣僚的監察甄別）。銘文中用了四個「毋敢」，強調周王對臣子的告誡：一是施政辦事要謹慎，不能縱樂和貪圖安逸；二是依法行政，明辨是非；三是施政要公道，刑罰要公正；四是施政時不能假公濟私，中飽私囊。
分封制和宗法制是維繫西周社會長治久安的重要制度，但到西周中期以後，隨著西周初年那種「日辟國百里」的局面不再和連年對外戰爭，極大動搖了政權的基礎，開始出現土地交換的事件。這在1975年岐山縣董家村西周窖藏出土〈九年衛鼎〉（圖4）和〈衛盉〉銘文中就有反映。〈九年衛鼎〉通高37.2公分，口徑34.5公分，腹深20公分。立耳柱足，平沿外折，下腹向外傾垂，鼎的底部有一層厚厚的煙炱，說明這是一件生活實用器。器物口沿下飾以細雷紋填底的竊曲紋。鼎腹內壁鑄銘文19行195字。〈九年衛鼎〉是第一件記錄西周土地制度中林地轉讓的銅器，銘文記載這次以物交換林地的交易中，雖然沒有像〈五年衛鼎〉記述的那樣，交易中有執政大臣主持，有三有司具體執行土地交易和勘查地界的過程；但參加的人員比較多，涉及交易雙方及其屬員17人，恰好說明了當時土地交易的嚴肅性。〈衛盉〉通高29公分，口徑20.2公分，鼓腹束頸，口微外侈，連襠、柱足、管狀流，為長舌獸首形。蓋鈕作半環狀，蓋與器有鏈條相連。器頸和蓋沿均飾冠回首分尾夔紋，蓋上增飾一道陽弦紋，腹部飾雙線V形紋，流飾三角雷紋。蓋內有銘文132字，記載裘衛用手工業品換取土地的情況。
西周統治者為了達到長治久安，提出「以德配天」、「明德慎罰」等一系列新的治國理念。反映了西周「禮」、「刑」結合的法制特色，和在刑罰適用中注重實效、靈活掌握的特點。1975年岐山縣董家窖藏出土的〈朕匜〉（圖5），通高20.5公分，通長31.4公分，外形好像一個站立的小動物。寬寬的流、鼓鼓的腹，四隻羊蹄形獸腿，前細後粗，穩穩當當地佇立於地，一條半環形綴於臀部，恰似獸尾。最具匠心的是匜口上部還設計了一個平蓋，蓋的前端作成虎頭形，靜中有動，賦予器物生氣與活力。匜口裝飾竊曲紋一周，其下圍以凸弦紋，簡樸可愛。從造型和紋飾分析，此器當鑄於西周中期後段，自名為盉，實際是匜，說明匜與盉的功能相同。在蓋內和器內底分鑄157字，是中國目前發現最早的刑事判決書。銘文大意是說某年三月下旬的一天，周王在旁京的上宮，跟隨周王的法官伯揚父審理了一個案件，判決如下：「牧牛，過去你值得信任。你敢和你的師打官司，你違背了先前的誓言。現在你又需信守誓言，去跟師修睦和好，歸還這五個人，這樣你也遵從訟詞，遵守誓言了。按照最初的責罰，本應鞭打一千下，並施以墨刑，現在決定大赦你，只打五百鞭，罰銅三百鋝。」伯揚父又讓牧牛重新立誓後，在有關官吏參與下結了案。師朕用得到的銅鑄了這件匜以為紀念。從銘文可以看出，當時的訴訟程序相當完備，而贖刑則是用繳納罰金代替，這給貴族斂取財富、逃避刑罰開設了方便之門。青銅器銘文承載著厚重的歷史，也給了我們探索真諦、實現與遠古對話的機會。
嘉肴既阜――
食器
西周有一套完整的禮儀制度，當時用於禮儀活動的青銅器，稱為禮器，而最能體現禮制的則是青銅禮器中的食器，並形成了繁縟的用鼎制度。食器又可分為飪食器、盛食器、分食器三大類。
鼎是中國古代青銅器的代表，沒有哪一種器物像鼎那樣滲透到中國的歷史、文化與思維之中。在寶雞出土的眾多銅鼎中，有一種溫鼎值得賞析。1976年扶風縣莊白村出土的西周中期〈雙層鼎〉（圖6），通高16公分，口徑12.1公分。立耳，斂口，深腹柱足。腹內有隔，上部盛食物，下部正面有一長方形開口，其內可置炭火加熱。頸部飾竊曲紋，腹部以竊曲紋鏤空，以便通風。由於古代肉食的主要烹飪手段就是煮，吃的時候需要先蘸上醬以調味。孔子曾說：「（肉）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可見當時醬在飲食中的重要性，所以有人認為此類小鼎用以盛放是各種醬類佐料。也有學者稱此類鼎為古代的涮鍋，相當今天的自助火鍋。
鬲是炊粥食器，青銅鬲最早出現在商代早期，西周以後比較盛行，並出現成組的鬲。如1976年莊白一號窖藏出土西周中期〈微伯鬲〉（圖7），通高10.7公分，口徑14.1公分。同出者共五件，形制、紋飾、銘文皆相同。腹略鼓，束頸，寬沿外折，口呈近圓三角形。弧襠，柱壯實足。腹部和三足對應處飾扉稜，腹部飾直稜紋。口沿上有銘文五字，記微伯作鬲。2003年眉縣楊家村窖藏出土〈單叔鬲〉一組九件，通高20公分，口徑15公分。斂口，方唇束頸，寬沿外折，腹壁外弧，弧襠近平，三蹄足。上腹飾竊曲紋，下腹飾夔龍紋。口沿內側有一行17字銘文，記單叔為其妻孟祁作鬲。
甗為蒸食器，流行於商至漢代。甗的造型分上下兩部分，上部用以盛放食物，稱為甑，甑底是一有穿孔的箅，以利於蒸氣通過。下部是鬲，用以煮水。2012年渭濱區石嘴頭村M3出土的〈萬甗〉（圖8），通高47.5公分、口徑29公分。甑鬲連體，甑敞口，扭索狀立耳，腰部有隔，上置心箅，箅上鏤孔作渦紋及十字形。鬲為分襠柱足。口沿下飾獸面紋。鬲部三足上飾有浮雕獸面，作張口噬咬柱足狀。內壁鑄銘文「萬」字。此器厚重端莊，口沿下的獸面紋體軀向兩側伸展極長，線條遒勁流利，鬲蓋面紋飾浮雕較高，形象猙獰，銘文簡短，西周早期青銅器的特點。
簋是盛放食物的容器，相當今天的大碗。簋在西周也是重要的禮器，在祭祀和宴饗時以偶數組合，配合使用奇數的列鼎。天子用九鼎八簋，諸侯七鼎六簋，大夫五鼎四簋，士三鼎二簋。簋的形式多樣，有圈足簋、方座簋、四足簋等。2012年渭濱區石嘴頭村M3出土的〈斜方格乳釘紋簋〉，侈口，卷沿，直腹下收，高圈足。口沿下飾夔紋，間有犧首，腹飾斜方格紋，內填乳釘，圈足飾夔紋。〈斜方格乳釘紋簋〉的商代晚期和西周初期特徵比較明顯，關中西部出土數量最多，極富地方特色。1976年扶風縣莊白村出土西周懿孝時期〈興簋〉（圖9），通高35.7公分，口徑22.8公分。〈興簋〉是微氏銅器群的組成部分，共八件，形制、紋飾、大小、銘文完全相同。圓腹外鼓，蓋頂有圈足狀把手，雙耳作獸首屈舌形，獸角呈螺狀，高出器口，垂珥。矮圈足下連鑄方座，座的四面各有窗櫺形開孔。蓋、腹和座均飾直稜紋，蓋沿和頸部飾重環紋，座面四角飾雲紋，耳舌、垂環飾竊曲紋。器蓋同銘，各為44字，記述興的先祖及父掌管王室威儀，兢兢業業。興又受到周王獎諭並賜佩飾等特鑄此簋，以享祀神祇，祈求多福。微氏為卿，竟用八簋，顯然是逾越行為。這說明鼎簋制度在西周中晚期已遭到了破壞，而維護宗法等級的禮樂制度正面臨著崩潰邊緣。
是盛放黍、稷、稻、粱等飯食的器具，一般成偶數組合。1976年扶風縣法門雲塘村出土西周晚期〈伯多父〉（圖10），通高21.5公分，口橫25公分，口縱16.8公分。〈伯多父〉呈橢方形，斂口，方唇，腹微鼓，圈足下有四矮足，獸首形。器口沿下及蓋口沿上均飾一周竊曲紋。填地的雲雷紋較粗。腹部飾瓦稜紋。蓋上有四鈕，可以仰置盛物。器內底及蓋內有相同的銘文，共十字，記伯多父作旅其永寶用。
豆是盛放醃菜、肉醬等調味品的器皿。青銅豆出現於商代晚期，盛行於春秋戰國。豆作為禮器常與鼎、簋等配套使用，構成了一套原始禮器的基本組合，成為隨葬用的主要器類。1974年寶雞市茹家莊M1乙出土一組形制、紋飾相同的四件〈銅豆〉，高9.2公分、口徑12.1公分、盤深2.7公分、柄底徑10.8公分。淺豆盤，圓敞口，假腹粗把。豆壁有一周八枚大圓乳，間有三角形鏤孔。粗把上有菱形、三角形鏤孔。銅豆風格清新，非常少見。
匕是古代分割挹取食物的餐具。古人席地而坐，肉在鑊中煮熟後，用「匕」把肉取出食之。考古發現的匕常與鼎、鬲等器物同時出土。周原出土的匕尖和一側鋒利，既可叉取、又可切割，相當於今天刀、叉、匙的複合體。1976年扶風縣莊白村出土西周懿王時期〈微伯興匕〉（圖11），通長32.5公分，柄長17.3公分。微伯興匕共兩件，同出於莊白一號西周銅器窖藏中，形制、大小、銘文完全相同。柄呈扭索狀，末端作梯形，飾鏤空雙頭龍紋。桃葉匕首內鑄銘文五字「微伯興作匕」。周原出土的青銅食器或整或殘，但不變的是其歷史意義和文化內涵。
兕觥其觩――
酒器
中國釀酒的歷史非常悠久。在河北城台西村商代遺址出土的酒器內，有一些灰白色的沉澱物，經鑑定是人工培植的酵母。商周時期農業發展，有足夠的糧食作為釀酒原料，再加上統治階級在宴享和祭祀中都少不了美酒，因此酒成為貴族的必需品。
《詩經》305篇，酒字共出現了63次，說明酒與彼時人們的生活非常密切。當時的酒依品質而分有清酒、醴、鬯酒等，青銅器銘文中有矩鬯一卣、清酒一壺的記載，可見不同的酒是裝在不同的容器之中的。同時，身分地位不同的人所使用的飲酒器也各不相同，那些琳瑯滿目的酒器正是當時生活的真實寫照。而「觥籌交錯、加官進爵」這些耳熟能詳的成語也都源於三千年前。
尊作為專名，是敞口、高頸、圈足的大型盛酒器。由於酒在祭祀活動中的重要作用，盛酒的青銅尊便成為先秦社會禮儀的象徵，「尊彝」也成為商周青銅禮器的通稱，並衍生出漢語中「尊敬」、「尊貴」、「尊嚴」、「尊長」等詞語。1976年扶風縣法門莊白一號窖藏出土的〈商尊〉，口沿外侈，腹部微鼓，器壁鑄四道扉稜。花紋裝飾用浮雕手法，頸部飾八道蕉葉形夔龍，下有一周小鳥紋。腹部及圈足飾饕餮紋，高30.4公分、口徑23.6公分，身高為口徑的1.3倍。〈商尊〉設計華美，形制莊嚴，製作精良，紋飾繁縟，是典型的商末周初器物，也是當時酒尊中的精品。〈商尊〉的底部鑄有銘文五行30字，大意是說西周初期的某年五月丁亥這天，帝后給商（人名）的妻子庚姬，賞賜了30朋貝、20絲，商便作了這件寶尊祭祀亡父日丁。
卣是盛酒器。《周禮．鬯人》中有「廟用修」的記載，「修同卣，卣，中尊，謂獻象之屬」。可見，卣是一件集實用與禮制於一身的器物。《尚書．洛誥》有「以秬鬯二卣」，《詩經．大雅．江漢》有「秬鬯一卣」的記載。「秬鬯」是古代以黑黍和香草釀造的香酒，色黃而芬香，一般只在祭祀或賞賜功臣時才用。1976年寶雞市竹園溝出土二件〈伯格卣〉（圖12），通高分別為33.6和27.5公分，口徑10.4×12公分和8.5×10.8公分。同出於竹園溝伯格墓中，器形、紋飾、銘文均相同，惟大小有別。〈伯格卣〉的形體橢圓，直口鼓腹，圈足下沿有加厚的邊條。前後左右中線用高聳的透雕扉稜裝飾，以求拓展空間和穩定豪華。提樑的兩端鑄有形象生動的圓雕羊頭。羊角大而卷曲，尖部前指，圓目小耳，栩栩如生。提樑上部亦有對稱的圓雕牛頭，牛角翹起呈月牙狀，吻部突出，雙耳外展，十分傳神。蓋鈕鑄成花苞狀，花瓣雕以犧首。〈伯格卣〉的主題花紋在大饕餮面，分別裝飾在蓋面和器腹。饕餮各作兩組，巨睛闊口，獠牙利爪，兩個巨大的牛角內卷翹起，突出器表，立體感很強。蓋沿、器頸、圈足和腹部饕餮紋的兩側，則配飾形態各異的夔龍。蓋沿和頸部的夔龍垂冠回首，尾上卷；圈足的夔龍則呈探身狀。通體以雲雷紋襯地。器內底及蓋內各鑄銘文六字，記伯格作器。〈伯格卣〉在造型上呈現的肅穆、莊重的氣質與裝飾設計上洋溢的活潑、靈動的風格，巧妙地融合為一體，顯得韻味無窮。
壺為貯酒器。周原出土之〈伯公父壺蓋〉上有「作叔姬醴壺」的銘文。《詩經．大雅．韓奕》有「顯父錢之，清酒百壺」之句。1976年扶風縣莊白一號窖藏出土的西周中期〈十三年興壺〉（圖13），通高59.6公分、徑16.8公分。頸細長，下腹外鼓，蓋冠為圈足狀，頸中部有對稱的獸首銜環雙耳。頸飾垂冠回首長鳥紋，腹飾鱗帶紋，圈足飾環帶紋，壺蓋和頸壁各鑄銘文56字，內容相同，大意是十三年九月戊寅，興在成周的師徒宮入見周王，接受周王的冊封和賞賜。興特作壺以感謝王命。專家們根據銘文中出現的人物等情況，斷定此壺的年代應為周懿王十三年。
斝是青銅禮器，盛行於商周時期，一般為盛酒行裸禮之器，兼可溫酒。《周禮．春官．司尊彝》有「秋嘗，冬燕，裸用斝彝黃彝」之句。裸禮就是在祭祀時，將酒灌於地以示神、祖之飲。1976年扶風縣莊白一號窖藏出土的西周早期〈折斝〉（圖14），通高34.1公分、口徑18.6公分，高領、侈口。腹部肥大，柱足，有一獸首，兩柱呈傘狀。蓋口有雙首蛇形拱鈕，蓋兩側有半圓形缺口，扣合時以便納柱，腹飾雙道折線紋，肩飾饕餮紋，以雷紋為地，蓋飾斜角雷紋，間以目紋，蓋內有銘文七字，內有銘文八字，記折為父乙作寶尊彝。
盉出現於商代早期，盛行於商代晚期至西周。古文獻說其為酒器，用以調味。《說文．皿部》﹕「盉，調味也」。古人用酒是按一定比例兌水的，古籍中所謂「玄酒」就是指兌酒之水。《禮記．禮運》：「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疏》云：「玄酒，謂水也。」從出土情況看，盉主要是盛水，若與酒器組合，則用水以調和酒的濃淡；與盤組合，則起盥沐作用。2012年渭濱區石嘴頭村M3出土的〈冉盉〉（圖15），通高28.5公分、口徑11.6公分。該盉圓侈口，斂頸，鼓腹，分襠，三柱足。頸部有管狀流伸出，對應的另一側有獸首。蓋面隆起，下有子口與器口相合。蓋頂有獸首環形鈕，側面另設鏈條與獸首形連接。蓋面和頸部飾一周以連珠紋為界的勾連雲紋。下鑄有族徽「冉」字。該盉形體修長，三足高聳，有一種挺拔秀麗之美，是典型的西周早期銅盉造型。
罍為大型貯酒器。《詩經．周南．卷耳》有「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詩經．小雅．蓼莪》有「缾之磬矣，維罍之恥。」這是古人對罍的吟詠。2012年渭濱區石嘴頭村M1出土〈銅罍〉（圖16），通高43公分。罍為平折沿，方唇，頸部微斂，肩上有一對獸首銜環耳，弧腹斜收，下腹有牛首環形，圈足較高。肩部飾圓渦紋。類似的罍在寶雞發現較多，如1972年扶風北橋村、1976年扶風齊家村、2006年扶風紅衛村均有出土。方罍出土較少，1976年扶風縣莊白一號窖藏出土一件西周中期〈陵方罍〉，通高38公分，口徑13.8×14.8公分。〈陵方罍〉為方口直領，圓肩，方圈足，下腹內收，兩耳獸首銜環，腹正面下部有一獸首長舌形鼻，肩部四面各飾兩個凸旋渦紋兩個，前後兩面肩部正中飾一小獸首，頸部、肩部及圈足上均飾弦紋。器形莊重素雅，毫無神祕獰厲之感。顯示出個性化的美感。口內有銘文三行八字，記陵為其父日乙鑄器。
斗為挹酒之器，在古詩文中，有許多關於斗的記述。《詩．大雅．行葦》有「酌以大斗，以祈黃」之句。《詩經．小雅．大東》：「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2006年扶風縣五郡西村出土的27件青銅器窖藏中，也有三件形制、大小相同的銅斗（圖17），通高5.8公分、口徑6.6公分、柄長9.2公分、柄端寬6公分。斗為斂口鼓腹，圈足，腹一側有獸首形，另一側有柄。柄飾鏤孔雙首共身龍紋。上腹飾蟬紋，下腹飾瓦稜紋，圈足飾鏤孔魚鱗紋。出土時放置在一件簋內，同墓未出土其他酒器。歷史的車輪將許多往事早已湮沒於塵埃，然而存世的這些青銅酒器，卻可以讓我們淡卻時光，重回昔年。
禮樂和鳴――
樂器
西周時期音樂也被納入禮制的範疇，樂器同禮器一樣，成為貴族身分等級的標誌，不同等級的貴族在樂器的數量和使用方式上都有區別。如當時以鐘、磬、鈴等為代表的金石類編懸樂器，就形成了樂懸制度，對用器、擺列、音階作了嚴格規定。
鐘乃眾樂之首，流行的年代最久、地域最廣，在青銅樂器中與鼎在青銅禮器的地位相仿，都可作為各自的典型代表。1976年扶風縣莊白一號窖藏出土五組共24件西周中期〈甬鐘〉，其中有興鐘14件，是典型的西周中晚期編鐘。最大的一件通高70.6公分、重40.8公斤；最小的通高22.7公分、重2.85公斤。其中Ⅲ式鐘六件（圖18），形制相同，大小相次。管狀甬與體腔相通，出土時甬內尚留有泥範，旋有幹，合瓦形腹。鉦部兩側各有三排長枚，腹內各有一對調音槽。甲乙兩件鼓部飾對鳥紋，枚間飾對角雙頭獸紋。其餘四件鼓部左下方各增飾第二基音的標誌鸞鳥一隻，是西周中期的典型樣式，改變了西周早期以單一雲紋為主的裝飾，出現了鳥紋等新紋飾，也改變了早期三件一套的組合形式。
先秦典籍很少有鈴作為樂器的記載，但考古發現的鈴有與樂器同時出土的例子。如安徽汪洋廟遺址陶鈴與陶塤同時出土，說明早在新石器時代，鈴就有作為樂器使用的先例。最早的〈銅鈴〉出土於1986年山西襄汾陶寺遺址，距今約4600～4000年。1976年莊白一號窖藏與興鐘等同時出土的還有七件一組的〈編鈴〉（圖19），通高14.3～9.9公分、腹圍24.3～17.5公分，重0.3～0.2公斤。形制和紋飾均相同。合瓦形，半環鈕，鈕下一孔，以便繫鈴舌於鈕。腹飾陽線獸面紋。音樂在先秦時期有其特殊的功用，它與禮關係密切，受其制約、為其服務。正如《禮記．樂記》所說：「是故先王之制禮作樂也，非以極口腹耳目之欲也，將以教民平好惡而反人道之正也。」
周原青銅器的重要意義在於它涵載著歷史信息、藝術品格和精神信仰。歷史證明，周人在周原的很多思想和活動，成為以後統治的試驗和模本，進而影響了後來整個中華民族文化的進程。可以說，每一個炎黃子孫的身上都留著他們的深深烙印。
圖片提供｜陳亮（寶雞青銅器博物院副院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