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犧牲」到「共活」：論Mattauw大地藝術季《曲流擺：曾文溪的裏淺山》的策展感官問題

流域與裏淺山的地理折轉

本文的書寫，源自於筆者曾在2022年間，因緣際會下現場參與數場「Mattauw大地藝術季」《曾文溪的一千個名字》的前導展演、工作坊及後續藝術季期間的系列活動，進行側記與觀察寫作。當年的《曾文溪的一千個名字》經過多年期的實地踏查走訪，以曾文溪上、中、下游的地文、水文和人文為主要深掘對象，並透過「獵人帶路」、「農人帶路」等方式，嘗試將山地部落至平原農田地帶的流域治理轉化為生態倡議、教育與公共參與的藝術實踐，牽引出許多值得思考的課題。

此次，2026年由洪榆橙、黃瀞瑩擔任總策展人的《曲流擺：曾文溪的裏淺山》（以下簡稱《曲流擺》），則出現另一層地理尺度上的實踐視野。《曲流擺》延續著溪河及流域的廣袤空間，進入河流所穿行的淺山及其聚落環境。將視線進一步移向曾文溪中游、幾座水庫之間的淺山地帶。此區域的傳統聚落依靠地勢及水源而形成，水庫的興築改變了土地及農業的生產，農耕活動易改了土壤的質地；大地上的萬物牽動著人們的生息；人類的水利工程又反過來改造著河川的樣貌。河流、基礎設施、農業與人群的生活之間共同交織出一個持續作用的生態網絡。在此一高度動態的關係鏈結中，非人（如水庫、泥沙、動植物）同樣深刻地參與並形塑了地方社會的面貌。

而藝術實踐進入到淺山聚落、河流及農村的生活場域，透過田野調查、五感的體驗、地方共作與居民交流，亦需要重新思辨作品所處的環境現場。《曲流擺》將藝術季帶入曾文溪流域的淺山地帶，包含曾文水庫、六甲匏仔寮、左鎮、楠西（照興、密枝）等地，即位於山地與平原之間的過渡性地理空間。通常由中低海拔丘陵、山麓與河谷所構成，向外銜接平原農地，並與溪流、灌溉水圳、森林、草地及農村聚落形成高度交錯的地景。相較於中高海拔山區，淺山蘊含著更多的人群生活與經濟生產軌跡，經常是兩個環境系統彼此接觸、滲透並相互牽引的所在。

因此，在展演的層次上，《曲流擺》同樣迫使了「地方」本身成為藝術思考的條件。而《曲流擺》所呈現的許多藝術實踐型態，企圖走得更遠一些。其中，「裏淺山」的思維是值得特別注意的部分，其進一步含納進「里山」的想像，提供了不同於「上游—中游—下游」線性地理軸線式的倫理及觀看向度；其所敞向的是一種就地開展、彼此鑲嵌的人地共活關係，並指向曾文溪中游流域的特定人群、社會和歷史，於生活中共同孕育的地理美學及生態政治實踐想望。

策展感官：一種協商性的感知政治

沿著曾文溪中游進入拔林、匏仔寮、左鎮，以及楠西的照興、密枝等地，觀眾所面對的是在工作站、老街、社區協會、圖書館、果園、廟埕、農田與傳統聚落之中的創作。

筆者認為，這亦讓觀看過程開始包含一連串環境感覺的遭逢和偶遇。《曲流擺》讓展區的距離、道路的轉折、聚落之間的交通、不同場域的開放時間，以及天氣與地形，都成為觀看及身體感受的一部分。例如，匏仔寮展區的創作與展演活動分布在聚落內的池王府廟埕、柳丁工作棚、八叔焙灶寮、匏仔寮23號民宅以及周遭的環境之中，行走其中需要依憑肉身感受距離、坡度、濕氣、風、氣味與聲音，觀眾也得以在路上逐漸拼湊出創作、地方生活與環境關係的線索。

另一方面，《曲流擺》的展演當中還包含氣味、聲音、味覺、觸覺、行走等多種展演形式。例如「氣味計畫」以嗅覺感知來觸及曾文溪的複雜脈動，從植物、農作、畜牧、養殖乃至污染痕跡中尋找流域變化。必須注意，這和既往與「殖民感官」有著內在聯繫關係的、以視覺和可視性為運作中樞的展演邏輯不同，透過實地行走、聆聽、嗅聞、觸摸、身體勞動與實作，使原本由測量、分類邏輯與垂直俯瞰所主導的觀看方式，暫時導向一種處於現場的具身性感知，打開了複數的感官型態。

更重要的是，地理幅度上的跨距，也讓觀眾不可能在幾小時之內同時看完所有的事物。此種必須沉浸其中的身體性與難以在短時間內一次「全覽」的視覺極限性，其實構成《曲流擺》重要的觀看條件，並且反向地質問著我們，究竟需要透過什麼樣的環境共感方式來感受及認識地方？如若殖民式的環境感官，是一套制度化的感覺秩序——涉及的是一種對世界「可感知性」（perceptibility）的部署和編排。那麼策展所蘊含的多感官性，以及帶來的多重感官實踐，又可能產生什麼可能？

筆者傾向認為，《曲流擺》所蘊含的一種「策展感官」（curatorial senses），在於提供一個關係性、協商性的感知時空，讓不同知識與感知方式得以繞經觀者的身體而彼此碰撞和細膩交觸。這種「策展感官」實際內蘊了一種趨向照料、看顧、療癒與知覺修護的倫理，此一感官溫柔地接住那些在現代化進程中被邊緣化的感覺、生命物種與脆危的地景，試圖修補人與萬物之間斷裂的信任與連結。

進一步而言，《曲流擺》強調多重感官型態的藝術展演行動，實質上是對視覺中心主義的一種違抗和協調。展演透過氣味、聲音、觸覺與行走的身體性實踐，將觀眾的身心再一次拉回至地方的現場。此種感官—地理美學的形塑，可能即是召返當代人的環境知覺，重建人、地與溪河之間深層連結的關鍵之一。

從「犧牲」到「共活」

再深一層來看，《曲流擺》的策展亦是一種地方關係性的建立過程。官田的拔林即是這樣一處地方。策展團隊自2022年起進入拔林聚落，以賴氏宗祠為基地建立地方工作站，經過藝術家的長期進駐、書店的空間改造與在地居民的無數次交陪，逐漸形成今日此地的展演基底。

筆者亦認為，這暗示了這一場展演實踐並不完全由策展人的意志所控制。因為關係需要時間的累積，也會產生不可預測的變化。而策展能做的是提供某些條件、維繫關係並且持續等待，讓某些事情逐漸發生。「植生計畫2.0」尤其能說明這種深具倫理及時間性的策展路徑。這項計畫延續2022年的「植生計畫」，歷經四年多的醞釀，實踐思維由「採集者」轉向「發酵者」的行動，即是以長期進駐、勞動、照看與等待，慢慢讓地方關係與知識持續地產生作用和階段性的收穫。

另一方面，此次的《曲流擺》也為我們敞開一種從被犧牲的現實處境，走向共同生活的圖景，將問題進一步推往人與流域萬物如何從「共議」朝向具體的「共活」構想。長期以來，台灣的水資源開發與現代化的水利進程中，溪河的中上游流域與淺山聚落承擔了無奈且必然的宿命。水庫的興築、河段的區劃及堤防的築構，使得特定區域成為都市、工業區水源供應與平原水利灌溉需求下的犧牲者；而《曲流擺》試圖打破這種垂直式的資源榨取及剝奪思維。

如若「人與自然共存」的想望，仍然容易把人與自然想像成兩個彼此分離的範疇。人生活在自然之中，自然則成為人需要保育的對象；那麼《曲流擺》所欲朝向的「共活」，應該貼近一種持續和現實問題協商、在脆危環境中尋求與萬物共存的涉身實踐意識。在此種協商的過程中，不同的物種、世代，以及開發與保護之間的利益衝突需要被坦誠地攤在陽光底下，透過藝術季的「裏淺山」倡議，進行更為長期性的對話與理解。

儘管限於篇幅，還有諸多的課題和思考面向無法在本文中一一展開討論，但某種程度上，筆者認為《曲流擺》更接近一場具有行動傾向的展演實踐，其溢出了既往大多數嘉年華式藝術節慶的展示框架，有機會去逐漸磨合人、溪河與土地之間的適性關係。讓人群、聚落與淺山地帶重新奪回流域萬物自身的生存主體性，並且在動態的地方交往過程中反映出「共活」的可能。此種在生態政治性維度的美學重構，亦有更多契機在曾文溪的流域社會中，去播下一顆顆生態反思及倫理關照、修護的覺知種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