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記憶百年
美國布魯克林博物館
亞洲藝術收藏簡史
以「亞洲」為名的博物館，除了2015年底即將開館的台北故宮南院亞洲藝術文化博物館（圖1），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The Asian Civilisations Museum）及美國舊金山亞洲藝術博物館（Asian Art Museum of San Francisco），皆是甚受矚目者。除了上述的專門博物館，國際許多重要的綜合性博物館亦將亞洲藝術做為典藏主軸之一，美國紐約布魯克林博物館（Brooklyn Museum）便為其中一例。其重要館藏除古埃及藝術、美國藝術（包含繪畫、原住民文物等）、以及頗負盛名的女性主義相關典藏，亞洲藝術亦為布魯克林博物館收藏中的華麗瑰寶。
布魯克林博物館成立於1897年，這個機構編制原規劃為圖書館，但隨著該機構開始接收各種文物，轉而朝向設立博物館的目標邁進。除了因應文物收藏的現實狀況，布魯克林博物館的設置還顧慮到文化均富的想法：當時布魯克林地區還不屬於紐約市，政府計畫在紐約市與其周邊地區各蓋一座博物館，位於曼哈頓區的大都會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以及與之隔著布魯克林橋相望的布魯克林博物館應運而生。目前所見的布魯克林博物館主體建築，正如其典藏品一般，在歷經百年的歲月後，逐漸擴展成令人屏息的雄偉樣貌。（圖2）
那麼布魯克林博物館又是如何開始它的亞洲藝術典藏之旅呢？起初，對於文物的收藏，館方並沒有設定系統性的計畫，實際上現今的亞洲收藏樣貌是經年累月之下，在研究人員的偏好與捐贈者品味等因素中逐步形塑而成。本文從這樣的角度出發，隨著時間的腳步、以編年史的方式，與讀者一同見證布魯克林博物館所建構的亞洲藝術收藏。
建構亞洲館藏根基
當亞洲藝術於20世紀初進入布魯克林博物館時，大部分文物由民族學部門（Department of Ethnology）所管理，少部分則歸屬美術部門（Department of Fine Arts）或裝飾藝術部門（Department of Decorative Arts）。換言之，民族學部門一開始對於掌理亞洲藝術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而該部門的研究員史都華．柯林（Stewart Culin，1858～1929），也就成為了建構該館初期亞洲典藏的重要功臣。
1903年，柯林成為該館第一位民族學領域的研究員，他曾擔任賓州大學考古暨古生物學博物館館長，研究華裔美人社群的生活及文化，因此培養出對亞洲文化的強烈興趣。1909年，他展開亞洲訪察之旅；在往後長達26年的工作服務期間多次參訪亞洲，並且在行程中為館方購藏了約1800件亞洲文物。值得一提的是，當時以亞洲藝術品作為典藏主軸的想法尚未成型，所攜回的文物主要用來教育大眾認識歐洲以外的文化。若從現今的時空回顧，當時的作為實為亞洲藝術的收藏奠定了良好的基礎。柯林擔任研究員期間（1903～1929），將收藏考察範圍延伸到日本、中國、韓國與印度等地，成為當時美國收藏亞洲文物的先鋒。特別是其中的日本北海道愛努（Aynu）的文物典藏（圖3），柯林可說是奠定基礎的大功臣。根據該館亞洲藝術研究員寇敏斯（Joan Cummins）表示，館方所典藏的愛努文物目前約有800餘件，這些珍貴的藝術品未來很可能成為日本愛奴博物館借展時的重點。
此外，印度藝術可說是柯林擴展亞洲藝術收藏的另一個區塊，從當年從印度購回的巨幅掛布來看（圖4），依其尺寸及拱門等結構，這件作品是用來懸掛在紀念性建築上的織品，具備如壁畫般的裝飾功能。畫中充滿著當時生活在印度各式各樣的人物，最為特別的是，穿著歐式服裝的葡萄牙人亦成為被描繪的主角，使得整件作品不僅充滿著異國情調，也反映出當時印度早已成為東西文化與貿易中心的事實。在柯林任職的最後十年裡，九幀來自拍賣市場的印度插畫手稿（Qissa-i-Amir Hamza）是這期間最重要的收藏。雖然其中五幀已不再為該館所收藏，但剩餘四幀幾乎已成該館的鎮館之寶（圖5）。這些印度插畫手稿原為圖冊，起源於蒙兀兒帝國帝王阿克巴（Akbar，1556～1605在位）對穆罕默德後代所傳播之伊斯蘭教故事的獨特喜好，他令宮中畫師以前所未見的大尺寸繪出Hamzanama的內容（編按：即主人公Hamza bin Azrak開拓的傳奇故事），完整的圖冊共計1400張圖畫，每張畫的背後均配有相關的文字描述（圖6）。這套令人驚豔的巨作，歷時15年、動用了約50位畫師才得以完成，可見畫作的繁複及重要性。從風格來看，其畫面的結構可追溯到波斯的細密畫，然就尺寸或細節（如明亮的用色）而言，則來自於蒙兀兒帝國獨特畫風的影響。
如前所述，除了研究人員的購藏，博物館文物捐贈者的品味亦決定了館藏的特質；譬如上百件的中國玉石器與明、清代掐絲琺瑯器皿等，皆是在這個時期捐贈而入藏該館。隨著收藏的增加，博物館同時亦改善亞洲文物展示空間。1920年，館方將人類學部門下的亞洲文物集中獨立為「東方典藏（Oriental Collection）」，並給予這些文物專屬的展覽空間。利用一樓展示來自中國、日本、西藏及韓國的文物。此外，柯林更藉由情境式的展示手法（Contextual Display）呈現亞洲文化；在他的努力下，日本廳堂、印度耆那教休憩室相繼被構築起來，提供民眾參觀展覽時的身歷其境的氛圍。
發展東方藝術部，催生中日韓收藏
1929年柯林辭世後，其職位由研究墨西哥藝術的學者賀伯．史賓登（Herbert J. Spinden，1879～1967）繼任，至於該部門亞洲藝術的部分，則交由曾於荷屬東印度殖民地政府從事民族學研究的塔斯羅．亞當（Tassilo Adam，1899～1948）負責。亞當同年先成為東方藝術（Eastern Art）方面的助理研究員，五年後，再晉升為負責東方及近東藝術（Eastern and Near Eastern Art）的研究員；除了人員的異動，這段期間博物館組織亦面臨調整與改變，從民族學部門中分出幾個獨立的單位，包括1931年成立東方及近東藝術部門（Department of Eastern and Near Eastern Art）。三年後，在勞倫斯．羅勃茲（Laurance P. Roberts，1907～2002）主導下，這個部門更名為東方藝術部（Department of Oriental Art）。之後，羅勃茲除了主導東方藝術部的發展，他亦於1939年時起擔任博物館館長、直至1946年止。就任館長的期間，著名的普拉特（Pratt）家族持續不斷地捐贈文物，雖因二戰及羅勃茲從軍的關係，使得亞洲藝術的發展稍見萎縮，然而來自普拉特家族的慷慨捐贈並未停歇。例如該館日本藝術的明星展件〈「賞櫻宴」屏風畫〉（A Cherry Blossom Viewing Picnic，圖7）便是來自普拉特家族的收藏，這件難得一見的屏風畫，是目前存世最早描繪賞櫻主題的屏風畫之一：畫中穿著華麗和服的遊女手持長煙管向右方徐徐前行，反映出日本江戶時期城市生活的一景，中間一名女子轉身遞交折下的櫻花與短冊給中間的武士，為這幅賞櫻宴傳遞出浪漫的春天氣息。
二戰後，隨著喬治．凱茲（George N. Kates，1895～1990）就任於東方藝術部（1947～1949），發展的重點開始轉向中國文物，特別是家具的收藏；這樣的趨勢在喬治．李（George J. Lee，1919～1976）繼任研究員（1949～1959）時更見成長，有關中國繪畫與陶瓷，特別是唐朝至元朝方面的陶瓷收藏更加豐富。1952年，在李的努力下，奧古斯都．赫勤（Augustus S. Hutchins，1856～1948）捐贈了360件中國陶瓷，使亞洲文物愈見豐富。在收藏這批琳瑯滿目的瓷器過程中，夾帶著一件令人津津樂道的趣聞，為亞洲藝術的收藏史添增一段傳奇的色彩：其中一件名貴的元代〈青花魚藻罐〉（圖8），據說原本置於赫勤家車庫洗手槽的下方，用以承接水槽的漏水，當李去長島拜訪赫勤家族談論文物捐贈時，在離去之際借用了車庫的洗手檯洗手，恰巧便瞥見置於下方的元代青花瓷罐，在徵詢赫勤的兒子後，將其攜回博物館妥善收藏。這件產自江西景德鎮的青花罐，原來可能作為盛酒所用，就年代及品質而言，目前與其相類的存世器物並不多見。此器物的表面以青色鈷料在四方描繪魚戲蓮藻的圖樣，具有「清白廉潔」的寓意，推測當時極可能為中國官員所使用。
除了中國與日本藝術，韓國文物的捐贈不論數量或品質，亦在此時開始了長足的進展與提昇，當時典藏韓國藝術的博物館並不多見，連美國大都會博物館對韓國文物的典藏都不及布魯克林博物館來的豐富；若再從韓國都曾向該館商借韓國文物展出的實例來看，足見其典藏文物的珍稀性。其中，最值得一提就是達爾文．詹姆士三世夫人（Mrs. Darwin R. James III）在1956年所捐贈的高麗〈青瓷壺〉（圖9）。這件12世紀初的精美器物，除了作工細緻、亦可見難得的巧思，其器身以蓮瓣層層裹覆，側邊伸展出的蓮梗，卷曲地輕附在側邊形成壺身的把手，壺蓋則以倒扣的覆蓮與壺身相互呼應。除了靜態的植物，匠師亦在柄與蓋面分別裝飾著蛹與蝴蝶，暗示著蝴蝶破繭而出的美麗意象。這件舉世難得一見的高麗青瓷除了造型獨特，流傳的經過亦十分特別：20世紀初，這件青瓷因為基督教長老會傳教士何瑞斯．恩德伍（Horace K. Underwood，1859～1916）的夫人治癒了許多韓國王室成員的流感，因此獲贈了這件珍貴青瓷，之後才又因緣際會地轉至親屬詹姆士三世夫人手上。
印度、伊斯蘭藝術的收藏與展示
1959至1970年，在代理研究員安德里．庫尼（Andree L. Cooney）及路易．卡茲（Lois Kats）的帶領下，重新聚焦於印度藝術的收藏與展示。如〈綠度母像〉（Green Tara，圖10）便是當時最重要的入藏之一（事實上該文物從1937年便寄存於博物館，但直到1960年才讓售給館方）。初見此造像，可從腳下的四方蓮座、頭部背光與左下方的供養人，得知是位具有神性的人物；祂身上穿戴的透明天衣與垂飾纓絡亦可見於其他印度神祇。但又如何得知這件石雕所塑之像為綠度母呢？據卡茲於1966年的研究，從右上方的蓮花花苞與頭上雕有不空成就佛（Buddha Amoghasiddhi）等母題，研判出這件雕像代表的身分。此外，右下方身擁四臂的一髻羅剎王菩薩（Ekajata）亦是經常與綠度母同時出現的神祇。在佛教中，所謂的多羅（Tara）即救度菩薩，在梵文中「tar」是渡過的意思，其角色即作為佛教徒的明燈或指引，而綠度母因為保護信徒安然渡過危險，而特別受到印度信徒的歡迎。
在接續卡茲的研究員查爾斯．威金森（Charles K. Wiklinson，1897～1974）努力下，不僅於1972年成立了伊斯蘭藝術陳列室，更建構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卡札爾王朝（Qajar Dynasty，1794～1925）波斯藝術收藏。威金森所致力收集的卡札爾時期藝術品，當時並非一般收藏家所重視的範疇，這也才使得今日布魯克林博物館得以擁有伊朗本土以外最負盛名的卡札爾藝術典藏。葉海亞王子像（Prince Yahya）便是當時所入藏的一件精品（圖11），這件如同真人大小的肖像，原本可能做為皇宮建築內部（如壁龕）的裝飾，作品在畫面的左上方題有葉海亞王子殿下等字。葉海亞王子是卡札爾王朝第二位統治者法特赫阿里沙（Fat'h-Ali Shah，1772～1834）的第43位兒子，彼時為了維持政治上的穩定，王子通常會被派至各省進行統治，而葉海亞王子便被派至裏海（Caspian Sea）邊緣的吉蘭省。此畫成於1835～1836年左右，也就是葉海亞17、18歲之際。畫中人物以傳統的坐姿面對觀者，身上的珠寶清楚地說明了皇室不凡的地位，此外，人物前方所擺置的珠寶盒、懷錶、鑲滿珠寶的瓶子，則暗示著卡札爾王朝對歐洲奢侈品的喜好。威金森之後，由羅伯．摩斯（Robert Moses，1935～）於1973～1988年時擔任研究員。摩斯首先重新建置亞洲藝術陳列室，特別將其中一個區域專門展示韓國藝術，成為紐約第一個韓國藝術的常設展。此外，深諧日本藝術的他，也使該館的日本典藏及展覽獲得相當的重視。
更名！亞洲藝術部誕生
1988年，東方藝術部更名為亞洲藝術部（Department of Asian Art），由艾美．波斯特（Amy Poster）擔任研究員與主任，原本在近東部門的伊斯蘭藝術也在此時重新納入在亞洲藝術部門。以亞洲為名，博物館開始省思館方在亞洲藝術與文化中的貢獻，也重新檢視了典藏方針。依此方向，部門開始研究早期各種文物入藏的過程。此外，持續的典藏作業，更是未曾停歇的重要工作。1991年，館方獲贈一尊柬埔寨雕塑，豐富了東南亞文物的收藏（圖12）。這件雕像完成於高棉帝國時期（The Khmer Empire），當時可能是神廟中的神像，由於雕像並不十分完整，難以辦識身分，但有學者推測這尊雕像可能是印度教的濕婆神（Shiva）。就造型來看，其身軀的幾何比例與光滑的表面屬喀霖式（The Khleang Style）的傳統，預視了高棉風格的開端。
近期，亞洲藝術部門已經發現到文物跨越國家疆界的重要性，並開始強調亞洲藝術與文化的跨文化特性，在展覽的主軸除關照單一文化的獨特性，也強調彼此之間的連結。亞洲藝術部門持續在過往研究人員與收藏家努力的礎石上拓展他們的基業。從發展脈絡來看，不難發現過往著重在典藏面向，強調其百科全書式的特色；當前的重點則試圖從布魯克林博物館的立足點上，呈現亞洲族群的多元面貌。
2007年，寇敏斯接續波斯特的職位。在寇敏斯上任之時，除了協助策劃難得一見的日本歌川畫派展（Utagawa：Masters of the Japanese Print，1770～1900），亦展開她的亞洲博物館參訪之旅，在亞洲藝術典藏上占有重要地位的國立故宮博物院自然成為訪問的重點。2014年，故宮南院曾經就印度繪畫此一亞洲藝術重要議題，邀請學有專長的寇敏斯來台進行短暫的學術交流及訪問，除了從他山之石中擴展國人的亞洲視野，也搭建起故宮南院與國際亞洲藝術研究的良好網絡。
筆者按：本文撰寫時除參考布魯克林博物館出版之專書《Journey through Asia：Masterpieces in the Brooklyn Museum of Art》及官方網站資料，特別感謝該館亞洲藝術研究員寇敏斯博士的協助。此外，有關圖片的取得，在此特別感謝布魯克林博物館Deborah Wythe的幫忙。惟文中內容若有未盡理想之處，當由作者自負。
圖片提供｜美國布魯克林博物館（Brooklyn Museu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