哇！這也太小了吧！
20多年前在國立故宮博物院陳列室中，曾經展示過一件百層木套杯，大大小小的杯子就像玩具一般排開來，是當時受歡迎的人氣展品（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木套杯之一，故雕110）（圖1）。博物院研究人員亦嘗試探詢其來源，並獲歐洲學者告知此為所謂的「紐倫堡杯」（Nuremberg goblet），可見當時即認知到這些收藏在清宮中的百層木套杯就是來自遙遠的歐洲，可惜未有進一步的探究。事隔多年，今年7月百層木套杯以人氣展品之姿又重現於故宮正館的展廳之間。此前，百層木套杯僅於2009年在故宮南院預定地嘉義「探索亞洲─故宮南院首部曲特展」短暫現身。
你知道嗎？這些大大小小的杯子收起來後，可以放到最外層的木筒中。原來，外表看起來像一個不起眼的木筒，其實是一個收納盒！打開之後，讓人著實嚇了一跳，包括最外層的高足杯，一共藏了近百件大小相遞、層層套疊的小木杯（見頁152）。杯壁如紙片一樣薄，一個套著一個，由大到小，最小的幾件連小指頭都無法伸進去。百件木杯最後竟可盡納木筒內，簡直像在變魔術――不信的話可以數數看。算得頭昏，怕自己會算錯嗎？不用怕，木筒底部帶有「xxx．xxxx．xxx」陰刻記號，也就是「百」之意。而且在另一件外盒已經散失的木套杯（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木套杯之二，故雕91），共有88個木杯留存，湊近仔細一看，在薄得像紙片的每件小木杯上面，除了有鏇床車削的痕跡，還刻有花紋，甚至有阿拉伯數字，「100」、「99」、「98」、「97」……在第20件以下，因為太小就沒有花紋及數字了，最小的幾件木杯目前雖已不存，但說原來共有100件應該不會有錯。
此類木套杯目前在國立故宮博物院收藏中共有兩件，如前述之二（故雕91）那件木套杯缺外盒。另外，北京故宮博物院古器物部收藏有一件，宮廷部收藏有兩件（此外，宮廷部中另有一件僅留外盒的作品，舊名為〈木刻四節繩紋筒式盒〉），皆為清宮舊藏。（註1）郭福祥在發表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木套杯的文章中提到，宮廷部收藏的兩件木套杯中，百層木套杯（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木套杯之二，圖2）保存得相當完整，有近百件的木杯，最小的杯之後就是一個綠豆般大小的小圓球，與廣東象牙球最內面是一個小圓球之情況相似；另一件為五十層套杯一組的木套杯（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木套杯之三，圖3）。郭福祥引用了三筆乾隆晚期內務府《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以下簡稱《活計檔》）文獻，補充了筆者先前的研究，指出乾隆晚期清宮將此類作品稱為「黃楊木套杯」；並且由檔案推測，在乾隆晚期時，清宮中至少有七件這類的木套杯。（註2）
從北京故宮博物院的實物中，我們也得到原來不知道的一些訊息：首先，有五十層木套杯之例（北京故宮博物院藏木套杯之三，圖3），表示此類木套杯不見得一定都是百層，也有五十層的例子。此外從底部刻記羅馬數字「xxx．xxxx．xxx」或是「xxxxx」，極有可能是以「x」（十）為單位，否則羅馬數字中，100應該記為「C」（centum），50應該記錄為「L」。再者，由實物搭配檔案，我們看到木套杯放在紫檀或紅木匣帶玻璃蓋之陳列實況（圖2，玻璃蓋缺）。而其之三木套杯外盒底，有鋼筆書寫「Losovio」款識（圖3），推測是否可能是在歐洲所使用的收藏編號「L.S.VI.」，不過目前尚無法確認其原來之脈絡。
這些木套杯在清宮典藏陳設的脈絡又是如何？國立故宮博物院藏木套杯之一（故雕110）這件百層木套杯（圖1），千字文舊號是天字一二八七號，對照《故宮物品點查報告》，可得知原來收藏在乾清宮西暖閣，「入古次等西洋木盒盃」。而北京故宮博物院特藏的陳設檔案中，乾清宮《庫存入古次等陳設檔案》（道光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立），就提到有「西洋木套盃一分（紫檀木玻璃罩蓋盛）」。兩者所指應當是同一件百層木套杯，原來被編為「上古次等」、典藏陳設在紫禁城重要宮殿乾清宮之中。此外，從今日留存的木套杯收藏包裝，也可推知當時木套杯陳設之呈現狀況，以紫檀木或紅木製匣，加上玻璃罩蓋，這種展示或存放方式，很可能也來自西洋（圖2）；而清宮為之搭配的紫檀木座，也因應西洋木套杯的形式，加上了一些西洋裝飾要素，例如圓形圍欄與象牙製的欄柱頂。從《活計檔》的記錄中，我們也看西洋木套杯搭配另一種四面安玻璃的紫檀木匣，配好後奉旨送往圓明園的水法殿中擺設。乾隆二十四年五月〈匣裱作〉：「二十九日郎中白世秀員外郎金輝來說，太監胡世傑交西洋百層套盃一件隨四面玻璃糊錦匣一件，傳旨，着照樣另配做紫檀木匣一件。四面仍安原玻璃，上下縧環無玻璃處添安玻璃，得時擺水法殿，欽此。」（註3）
歐洲王公們的小玩意兒
有趣的是，在整理分析這些木套杯後，我們發現這些收藏在兩岸故宮的多層木套杯風格很一致，細節也都大同小異。就如歐洲學者所言，它們可能都來自17世紀的紐倫堡地區（今德國境內），且都是用當時神聖羅馬帝國宮廷中流行的鏇床車製而成的。這些多層木套杯，在當時歐洲王公貴族的好奇箱或稱奇品收藏室（Kunstkammer）中，也是必備的藏品之一，流傳至今仍保存在歐洲各地的宮廷收藏中，例如奧地利的安布列斯堡（圖4）、德國的柏林（圖5）、丹麥的哥本哈根（圖6）等地。丹麥哥本哈根國家博物館中就陳列有三件同類百層木套杯作品，其中兩件分別刻有1650及1653紀年，杯上也有細線刻劃花紋及數字（圖6-1），這兩筆紀年數據讓我們可推知，這些相近的作品都是在17世紀中期左右製作，作為奇巧的工藝品流通於當時歐洲各國的王公貴族手中。一方面收入他們奇品收藏室典藏，一方面也是各國流行餽贈的外交禮物。
由於尺寸較大（約20～30公分），清宮中的木套杯大多陳設在後宮廂房中，而乾隆時期流行的小型奇品收納盒――多寶格中，並沒有見到這類作品的蹤跡。不過此次赴東京國立博物館展出的〈雕紫檀木多寶格方匣〉中，就收納有一件可能是薩克森宮廷作坊鏇製的小象牙盒，盒壁鏇削得極為細薄、重量很輕，盒蓋上的層層鏇削的紐，與德勒斯登宮廷的車鏇象牙風格相合（圖7）。
16、17世紀時以鏇床車製象牙或木器的工藝，在神聖羅馬帝國境內各個宮廷中迅速地展開，用車床鏇磨象牙或木器成為王侯們休閒的玩好之一。除了親自操作鏇床外，許多王侯也贊助車鏇能匠製作複雜的精美作品（例如圖7的象牙盒即為薩克森宮廷的著名鏇匠Georg Wecker所製），而我們所見的這些多層木套杯，就是17世紀德國南部的巧匠以鏇床車製而成的作品。這種類似俄羅斯娃娃的多層套杯概念，不知道與紐倫堡另一項擅長的製品「內套杯形法碼」（nested cup-weights），或是1493年出版的《紐倫堡編年史》由地球向外各星球以同心圓方式，共同層層組成的宇宙空間是否有關，有待未來進一步研究。（註4）
西洋奇巧器．千里迢迢到中國
應該算是清宮中舶來品的西洋百層木套杯，來源可不簡單，極可能在17世紀晚期到18世紀初期作為外交禮品進入清宮的收藏。《海國四說》中〈粵道貢國說〉，順治十二年（1655），「廣東巡撫奏：荷蘭遣使齎表文方物請貢……使臣進貢方物……人物鏡四面，白石畫二面，鍍金刀、鑲銀刀各一把，烏鎗、長鎗各二桿，玻璃杯、雕花木盒、石山匣各二個。」（註5）所謂「雕花木盒」是否就是百層木套杯，我們或許無法百分百確定，不過在同一事件的荷蘭檔案紀錄的清單中，亦曾出現標為「Nuremberg curiosities／toys」的物品。而類似的車鏇製品在當時荷蘭東印度公司所到之處都有留存，例如南非開普敦及斯里蘭卡。可見這類神聖羅馬帝國境內製作車鏇多層木套杯，極可能在17世紀就被當成荷蘭人拓展海上貿易的外交禮物之一，在當時的全球貿易網絡中有其位置。（註6）此網絡也可作為未來考察歐洲車鏇技術在全球傳布之框架。
讓我們再回到中國，此後的文獻記錄指涉就相當清楚。雍正十一年（1733）十一月二十六日，傳教士戴進賢、巴多明、徐懋德、德里格進獻西洋物品給雍正皇帝，《西洋人戴進賢巴多明徐懋德德里格等進西洋奇器禮單》：「洋木百套盃壹尊、比例尺壹個、取方向儀壹個……景物畫圖拾幅、容鏡壹個、法瑯戒指壹個、法瑯片貳個……花磁盒壹個……鼻烟陸瓶」；雍正皇帝於其上硃批：「千里眼大小四個、眼鏡六副、法郎（瑯）片一個、容鏡一個、避風巴爾撒木香六盒、西香兩匣，收此六樣，其餘按單給去。」（註7）其中所謂的「洋木百套盃」，應該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百層木套杯。
而《活計檔》乾隆三年五月〈廣木作〉中提到：「二十九日司庫劉山久、七品首領薩木哈、催總白世秀來說，太監毛團、胡世傑、高玉交，白玉玲瓏筒一件（有蠟補）、西洋木百層盃……傳旨，將白玉玲瓏筒改做瓏卦香筒，西洋木盃收拾。」更明確地指涉這類作品。（註8）同樣根據《活計檔》之紀錄，乾隆四十一年造辦處清理暢春園陳設時，將大多數物品送至崇文門變價，奉旨「留奇工木套盃一項」，也可確證清宮對這些西洋木套盃的濃厚興趣。（註9）
從雍正時期西洋傳教士進單的「西洋奇器」之名稱，到清宮造辦處清理暢春園內陳設儲存物品呈覽後奉旨「留奇工木套盃一項」，我們今天看到這些作品可發揮一點想像力，想必這些陳設在清宮中的西洋「奇器」、「奇工」木套杯作品，也曾讓清宮中王公貴族們訝異於那深不可測的神奇鏇削技藝，不停追問裡面大小相遞、無法想像的薄器壁、層層相套的套杯，及裡面究竟有幾層？清代著名小說《紅樓夢》中賈府的陳設也曾經出現竹根、黃楊木十層套杯等物品，文中並描述其裝飾「雕鏤奇絕，一色山水樹木人物」。（註10）從其描述的形制及裝飾，極可能是工匠模仿西洋木套杯之作法再加上中國傳統紋飾之作品，或許可做為前述狀況的輔證。
透過清宮中收藏的西洋百層木套杯，我們不僅看到清宮與當時國際文化接軌的一面，隨著西洋外交使節及傳教士的往來，他們亦帶來許多當時歐洲宮廷奇品收藏室中必備的物品作為外交禮品，包括儀器、鐘錶、鏇床車製之作品，以及自然界標本（象牙、珊瑚、鴕鳥蛋、魚化石），就如賴毓芝所提示的，這些物品也是各地宮廷奇品收藏室中流行典藏的品項。（註11）雖然我們目前還不確定清朝宮廷是否完全意識到這些外交禮品在西洋文化脈絡中的意義，但它們同樣受到喜愛的這點，則是不容懷疑的。另一方面，不僅是鏇床車製的奇器進入清宮，西洋鏇床及相關技術也傳入清宮的宮廷作坊，當時如此深入的工藝技術交流也不應該被輕易忽視。（註12）車床機械操作及相伴隨的知識概念，在清宮如何運用與傳遞，或許是我們在驚嘆百層木套杯的高超技藝之餘，必須要再深入思考的。比起經世致用之學，實用知識的傳遞在中國文化中一直是不受重視的一環，然而西洋木套杯所蘊含的鏇床車製設備、機械操作以及相伴隨的知識概念，卻具體地體現了當時東西交流的重要管道及表現，其在文化交流上可能的意義，以及象徵王權統治的國際政治文化意涵亦不容忽視，值得未來進一步探究。
筆者按：本文有多處承蒙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研究員陳國棟指正，在此特表致謝。另感謝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處長蔡玫芬，以及北京故宮博物院古器物部張林杰、劉岳、郭福祥三位先生慷慨提供相關信息。除此之外，於相關資料提供及作品年代判定、識別等方面，也蒙各方學者及博物館館員協助，不及備載，在此一併表示感謝。
註釋：
註1：郭福祥〈故宮收藏西洋木套杯的發現—清宮西洋木套杯補遺〉，《紫禁城》215期，頁82～87。
註2：郭福祥，前引文。至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宮廷部中僅存木外筒的那件作品，是否為國立故宮博物院故雕91木套杯之外盒，則有待未來進一步考訂。
註3：《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24，乾隆二十四年五月〈匣裱作〉，頁451～452。感謝郭福祥提示此條紀錄。
註4：《紐倫堡編年史》圖版參見Hartmann Schedel，Weltchronik，Nürnberg，1493。
註5：參見（清）梁廷撰，駱寶善、劉路生點校《海國四說》，北京，中華書局，1993，頁205。
註6：Thomas DaCosta Kaufmann〈Scratching the Surface. On the Dutch in Taiwan and China〉，in《Mediating Netherlandish Art and Material Culture in Asia》，ed. Michael North and Thomas DaCosta Kaufmann，Amsterdam：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also Chicago and London，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forthcoming 2014。
註7：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清中前期西洋天主教在華活動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2003，第一冊，頁72。
註8：《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8，乾隆三年五月〈廣木作〉，頁376。
註9：《清宮內務府造辦處檔案總匯》冊39，乾隆四十一年十二月，頁473。
註10：（清）曹雪芹撰，劉鶚續，《乾隆抄本百廿回紅樓夢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冊五，〈賈寶玉品茶攏翠庵．劉姥姥醉臥怡紅院〉，第四十一回，頁1。
註11：賴毓芝專文介紹了歐洲保存最完整的早期好奇箱收藏奧地利的安布列斯堡，並將康熙時期的清宮收藏與之連結，提供一新的角度來看清宮的收藏。賴毓芝〈從到康熙的算學到奧地利安布列斯堡收藏的一些思考〉，《故宮文物月刊》，270期（2006：3），頁106～118。
註12：參見施靜菲〈也是舶來品：清宮中的花式鏇床〉，《國立台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第32期（2012），頁171～238。
圖片提供｜施靜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