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主辦的「中國陶瓷史研究取徑：亞洲觀點國際學術研討會」於1月29日在該校文學院舉辦，為期兩天的研討會邀請世界各地的學者齊聚參與，共計六場次。主辦單位台大藝史所所長施靜菲開幕致詞提到，中國陶瓷史研究與考古材料關係密切，特別重視物質性觀照，和陶瓷具有跨區域流通的大量商品等特質，此現象恰與近來人文領域學術思潮中的物質文化研究和全球史研究不謀而合。然而，這種風潮可能是陶瓷史研究的契機、也可能是危機，期許研討會共同思考應如何因應，進而發展出具有前瞻性的陶瓷史研究方向。以下就16位演講者所發表之研究內容摘要介紹。
從中土脈絡到跨境研究
首位發表人獨立研究學者曾裕洲講述「論中國鉛釉陶發展在北魏洛陽時期的轉折意義」。其研究關注漢唐之間的中國鉛釉陶發展，從考古墓葬資料梳理十六國北朝鉛釉陶的發展脈絡。十六國時期，三燕和關中地區延續漢代、魏晉以來區域性的鉛釉傳統，直至北魏統一北方，鉛釉陶工業在當時的政治文化中心平城發展，鉛釉陶作為墓葬明器和生活用具普遍使用。然而，遷都洛陽後，墓葬出土鉛釉陶數量驟減，由青瓷取代，直到東魏、北齊時期，鉛釉陶數量復甦，並超越青瓷，在此發展規律下，總結出北魏洛陽時期在中國鉛釉陶發展歷程中所扮演的轉折意義。
日本大阪市立東洋陶磁美術館主任學藝員小林仁著眼於唐代胡人俑，發表題目為「唐代胡人俑研究的新視角」。唐代墓葬出土的胡人俑象徵中國與異國外來文化接觸，胡人俑生動鮮活且富含寫實性的表現手法，顯示出當時中國人對胡人異族的高度興趣，發表者根據唐代胡人俑的造型表現特色，追溯其源流及演變，同時嘗試探討異國文化對於陪葬俑的表現手法產生之影響。
接續討論中外文化交流，《典藏．讀天下》企畫編輯林容伊在其發表「唐宋陶瓷工藝與『西方』玻璃器的關係」中，關注西亞、中亞與埃及之進口玻璃器與中國陶瓷工藝的交流影響關係。漢代以後由海陸商道進口到中國的西方玻璃器被視為貴重珍寶，這種稀有難得的奢侈品特色，很可能是唐宋陶瓷模仿進口玻璃器的原因，接著提出唐宋陶瓷借鑑進口玻璃器案例，分別從胎、釉、彩的色料質感、器形種類及裝飾技法詳細分析，由此呈現中西工藝交流思考面向。
日本沖繩縣立藝術大學教授森達也以「伊朗發現中國瓷器的研究」為主題，報告其在2007、2014年兩度親赴伊朗考察的考古調查成果，詳細介紹在伊朗地區包含斯拉夫、基什島、荷姆茲島及Mafruban等遺址中所發現的9～17世紀中國瓷器情況，進而歸納出以下結論：主要發現晚唐五代產品種類接近唐代沉船「黑石號」所載之瓷器組合，元代以龍泉窯數量最多，明代中期則有龍泉青瓷與景德鎮青花瓷，明後期則見有景德鎮青花瓷與部分東南亞陶瓷，為此時期波斯灣地區陶瓷海上貿易梳理出更加清晰明確的樣貌。
吉林大學教授彭善國發表研究「契丹的色彩：遼代低溫鉛釉陶器」，從考古學角度出發，藉由窯址及墓葬考古調查和發掘，解讀代表遼代陶瓷地方性、民族性特色的低溫鉛釉陶器，分析其編年序列和譜系，並探討其類型與演變，報告中詳盡呈現目前中國考古調查發掘燒造低溫釉陶的遼代窯址實況，包含阿魯科爾沁旗窯址、巴林左旗南山窯址、赤峰缸瓦窯址以及北京龍泉務窯址。
慕尼黑大學漢學研究所博士生張瑋恬的題目為「至正樣式的源起及其在15世紀的發展」。至正樣式是一種元代青花瓷繁複紋飾樣式，被普遍視為元代青花樣式的象徵。發表者從紋飾分析角度，結合最新考古實例，檢視至正樣式不同程度的裝飾風格，並進行更細緻之劃分，提出早於至正樣式的「前驅樣式」，並且推論至正樣式可能依循前驅樣式發展而來。緊接著聚焦於至正樣式中「雙渦旋卷草紋」單一紋飾，藉由雙渦旋卷草紋的變化，來觀察至正樣式的發展樣貌及其在元明青花瓷中所扮演的角色，並嘗試回應明代功臣墓出土至正樣式青花燒造年代之議題。
而元代是否存在專門燒造宮廷用瓷之官窯以及浮梁磁局是否為元代官窯，一直是學界所關注與爭論的重要議題。上海博物館研究員陳潔發表「浮梁磁局與元代官瓷：兼論元青花的性質」，在前人的研究基礎上重新檢視文獻，查考新見文獻材料《將作院提名記》、《郭公敏行錄》，結合元代局院管理、匠役制度及景德鎮考古調查發掘資料，探討浮梁磁局的職能與管理運作情況，總結出設置於至元十五年的浮梁磁局屬於為宮廷燒造瓷器的造作機構，磁局官吏直接管控工匠的生產活動，但相較於明代御器廠的嚴謹，元代浮梁磁局的管理制度與物料產品流通相對鬆散，而其常態性燒造官用瓷器的職能也助於確認元代官窯存在的可能性，並提出浮梁磁局的結束時間約在元末戰亂前後。
台大藝史所副教授兼所長施靜菲發表題目為「跨越國境：14到16世紀紅河流域窯業研究」。雲南與越南的青花瓷在許多方面呈現相似性，譬如鈷料發色、紋樣母題與布局、製作工藝等，發表者在其以研究雲南青花瓷風格演變脈絡的基礎上，配合雲南與越南的實地考察資料，從區域性陶瓷產業發展觀點切入，突破過去陶瓷史研究國界疆域限制之現象，藉由探討雲南東南部青花產地玉溪窯及建水窯與越南北部紅河流域窯業之關係，研究14世紀晚期至16世紀初期紅河流域窯業，這種跨越國境邊界的研究取徑，為東亞陶瓷史帶來不同的觀察視野。
東亞明清瓷器研究
以下三位學者聚焦東亞地區的明清瓷器研究。韓國高麗大學考古美術史學系博士候選人金恩慶，發表「韓國朝鮮時代遺址出土的明代陶瓷初探」，朝鮮王國與明朝帝國之間的陶瓷交流持續不斷，明代瓷器透過公私二重管道傳入朝鮮，這些熱絡交流對於朝鮮陶瓷文化發展有直接或間接影響。考察目前考古成果，朝鮮時代遺址所出土的明代瓷器以青花瓷為大宗，而彩色瓷、龍泉窯青瓷及磁州窯的日常器具亦有出土，但數量相對稀少。進一步就出土品的樣貌討論其品質與消費階層之間的相互關係、為何未有明官窯出土、出土遺物中青花瓷的偏重化以及朝鮮官窯遺址發現有修復痕跡的明代青花瓷等問題。
國立故宮博物院器物處計畫助理易穎梅從紋飾探討中日交流，發表「皮球花紋樣初探：以故宮所藏盛清宮廷器物為中心」。「皮球花」紋樣是一種圓形的裝飾紋飾，又稱小團花，常見於盛清宮廷器物上。爬梳故宮收藏，可知康雍乾三朝製作之具皮球花紋樣的器物，並發現皮球花紋首見於康熙朝製作的銅胎畫琺瑯器，雍正朝則多見於瓷胎畫琺瑯器，而乾隆朝大多成對出現在銅胎畫琺瑯、瓷胎畫琺瑯與粉彩瓷器上。深入追溯皮球花紋可能的圖像來源，首先需釐清中國傳統團花紋和皮球花紋在排列構圖上的差別，同時論述皮球花紋與日本伊萬里瓷器和故宮所藏之日本蒔繪長方匣上的圓形紋飾，具高度相似性，進而提出康熙年間皮球花紋器皿，很有可能是受到當時出現於宮中的日本蒔繪漆器或伊萬里瓷器紋飾的影響，反映了東洋裝飾趣味在清宮工藝品的表現以及盛清時期中日交流的樣貌。
國立台灣大學藝史所碩士王亮鈞在其「紫砂器所見之工藝交流─從日本出土例談起」的發表中，觀察日本、沖繩地區考古遺跡出土的17至18世紀紫砂器及傳世實物，並透過成形工藝、裝飾技法和形制的比對，發現以往被日本學者視為宜興窯所產的無釉陶器中，可能包含其他窯場如廣東潮州、沖繩地區之製品。此外，日本出土及傳世一類模印貼花紫砂器，部分在形制與貼花紋飾上近似於歐洲所藏紫砂器；而歐洲所藏形制特別的紫砂笙式壺，也曾出現在雍正乾隆《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中，這也啟發了宜興窯紫砂器供應外銷與內需市場的多元樣貌。
緊接著兩位學者的研究均與日本有關。復旦大學文物與博物館學系教授劉朝暉發表「吳州赤繪：漳州窯紅綠彩瓷器研究」，探討具有鮮明地方特色和裝飾風格的漳州窯瓷器，並從器物裝飾整體布局及構圖、紋飾，提出漳州窯紅綠彩瓷器借鑑景德鎮瓷器的例子，最後討論漳州窯紅綠彩在日本的傳播與深遠影響。
獨立研究學者王淑津的講題為「青花鶴紋碗溯源─日本砥部燒與台灣北投窯」，說明台灣考古遺址中出現一類裝飾著鶴紋鳥頭、搭配圓點幾何三角形紋飾的「青花鶴紋碗」，其產地為日本四國愛媛縣松山地區的砥部窯。砥部窯使用型紙繪飾的陶瓷彩繪技術，可以快速大量生產相同紋樣之產品，在當時外銷至琉球、台灣、西亞等地。根據調查材料，此類產品亦曾於台灣本地生產，考察北投貴子坑三層崎窯址後，與出土材料和文獻、訪談資料比對，確認此處為台灣青花鶴紋碗之產地。型紙繪飾技術從日本傳播移植到台灣北投，其產品青花鶴紋碗不僅對北投窯業發展史有重大意義，也可以說是台灣青花瓷誕生的象徵。
博物館與收藏家
最後一場次圍繞著博物館與個人收藏議題。美利堅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藝術系助理教授彭盈真以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Samuel P. Avery Collection為主題之個案研究，檢視當時在歐美市場上流通的中國陶瓷種類及其流通管道，探討19世紀中西陶瓷工藝交流議題。大都會博物館在成立初期透由其董事會成員與知名古董商Samuel P. Avery（1822～1904）購入一批近2000件中日瓷器，這批種類豐富的瓷器是Avery透過多重管道購買，例如在Avery Collection中占大宗的外銷瓷，可能來自於英國或歐陸的古董商或者國際博覽會；此外，他也透過出使中國的親戚直接從北京帶回中國瓷器。在工藝交流方面，藉由分析這批作品，呈現中國陶瓷與西方的對話。
台大藝史所副教授盧慧紋則分析英國駐北京領事館醫生兼收藏家波西爾（Stephen W. Bushell，1844～1908）在青銅器與陶瓷的鑑藏與研究，探究波西爾研究的取徑在19世紀晚期，對西方的中國藝術收藏與研究之意義。青銅器是波西爾收藏最早的興趣，他尤其偏愛帶有銘文或見於著錄之作品，但由於對青銅器本身的理解、或是對經典史書的學問欠缺，因此購入的青銅器後來被訂為仿古或作偽器，其中〈晉侯盤〉是早期引起學界爭論的著名實例。而在陶瓷方面，他個人亦購入不少珍貴作品，如明萬曆五彩雲龍大甕和帶有唐英款識的清乾隆青花對燭檯。此外，他致力於收集與翻譯陶瓷史傳統文獻，翻譯《歷代名磁圖譜》、《陶說》等中國陶瓷文獻，並參與撰寫第一本美國本土出版的陶瓷史專書《Oriental Ceramic Art》，書冊中許多傳統陶瓷討論與史料相關記錄首次以英文呈現，彌補當時歐美對於中國陶瓷研究的不足，也為後繼研究提供珍貴材料。
最後一位發表人是海德堡大學東亞藝術史學系博士候選人吳文婷，她以個案研究方式，介紹收藏家Schelling-Karrer夫婦在2011年捐贈給德國卡爾斯魯厄巴登州立博物館（Badisches Landesmuseum，Karlsruhe）的160件中國和東南亞陶瓷器，他們的收藏主要來自於菲律賓的古董商，從Schelling-Karrer女士對其藏品所製作的檔案卡及旅行日誌中，可以看出東南亞地區古董供應商的運作型態，文物隨著四處流動的供應商和購買者流動到世界各地。Schelling-Karrer女士的收藏主要有中國青瓷、青白瓷、定瓷、青花瓷等；還有模仿中國青花燒造的14世紀越南陶瓷器以及泰國瓷器等，則為菲律賓出土或流通。由於此一收藏的多元性反映出跨文化研究的要素，巴登州立博物館在其「世界文化」常設展對於此收藏的陳設特別安排，試圖呈現陶瓷史脈絡，例如將中國、越南、泰國的青花瓷與伊斯蘭、歐洲的青花器共同展出，使觀者領略其相互影響或演變關係。
經過16場內容豐富充實的研究成果發表後，由台大藝史所終身特聘教授謝明良主持綜合討論，現場學者專家對於多個議題交流互動，討論熱絡。此外，謝明良表示，隨著中國考古技術快速進展，不斷更新的挖掘成果或出土窯址、以及大量文獻致使陶瓷史學科研究愈加困難，有賴學者共同克服。而談到如何因應全球史與物質文化研究風潮時，則提出或許可以逆向操作，借助全球史脈絡來研究進行陶瓷史。施靜菲則提到在兩天緊湊而充實的發表中，有以傳統方式所做研究、亦有議題性討論的關注，是陶瓷史學界樂見的發展趨勢。本次研討會從亞洲觀點出發，為未來陶瓷史更深層次的研究奠定堅實基礎。
圖片提供｜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本刊資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