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裝的發展史就像社會文化的縮影,它宛如人類歷史般經歷了由原始至文明,從簡易到繁複的發展進程,從這些包裝品的形態、紋飾、材質等特徵,能折射出不同時期的社會形態、經濟狀態、人文風俗等多方面信息。在距今已有7000多年的浙江昂溪河姆渡原始社會遺址土層中,發掘出葫蘆籽。證明至少在7000年前,先民已培育葫蘆,並食用或用其殼盛物。商周時期,河南安陽殷墟出土的銅觶和銅鉞以及青玉戈上,均留有絲織物印痕,證明當時曾用絲織物包裝。另外,此時出現了諸如壺、罐等青銅材質的包裝容器。戰國、秦漢時期髹漆技藝日漸成熟,並應用到包裝品類中。
唐代由於經濟繁榮,國力強盛,加之統治者崇尚金銀,故有許多造型、紋飾別致的金銀器包裝;漆類包裝則出現了製作更為繁複的金銀平脫工藝。宋代海運空前發展對包裝品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漆器包裝呈現多元化,有雕漆、戧金、犀皮、螺鈿等多種工藝。元代包裝上除承襲傳統,出現了蒙古特色的包裝品,如皮囊類包裝;漆器包裝出現了一批雕漆名家,如張成、楊茂、張敏德等。
明代包裝品隨著海內外貿易的興旺而更加發達,特別是漆器運用在包裝物品上已達幾千年,所涉及的品類廣泛。清代,尤以康、雍、乾盛世,包裝品的發展已達頂峰。清宮器物包裝製作多採用雕刻、繪畫、鑲嵌、燒造、編織等傳統工藝,材料多為紫檀、漆器、琺瑯、竹雕、銀纍絲、織繡品等。此時的包裝品不僅僅是包裝用品,更堪稱藝術品。另外,包裝更注重結構和形式的功用,將實用與藝術巧妙的結合起來。

清宮的包裝盒
清黑漆描金團龍紋斗方盒

清黑漆描金團龍紋斗方盒就是一種包裝盒,它是專門用來裝放皇帝御用的方形紅色書寫絹。瀋陽故宮共有30餘件斗方盒,均為正方形,斗方漆盒的長與寬為62.5至73.5公分,斗方長與寬為57至65公分,各別外附木套盒,長寬均為80公分。黑漆地,上飾描金雲龍紋,四角描蓮花葉紋。惟有火焰處均為描彩漆繪成,龍的四周有六團紅色火焰,中央處的火焰珠邊緣為紅色火焰。盒內放置正方形紅色書寫絹若干張,朱絹上用金銀色描雲龍紋,上罩卍字形框架,上髹黑漆描金蝠壽紋,框架上包貼彩色錦緞,框架中央是金屬拎件,便於提起。框架可以平整地壓住朱絹,同時又能保持空氣流通,可謂設計巧妙,匠心獨運。
盒內所裝的朱絹斗方,上描金銀色雲龍紋樣,是專為皇帝設計製造,用於題寫吉祥語、賞賜大臣的書寫紙品。因其為手工製作、非常耗時,所以產量低。為了對這些朱絹斗方起更好的保護作用,斗方盒的設計和選材也很下工夫,之所以選擇漆盒,是因為漆盒具有防水、防潮等優點,再加上內部巧妙的設計,所以無論是斗方盒的功能,還是包裝上的美感,這些斗方盒都堪稱精品。

驗證身分的佐證
斗方盒上的貼簽

值得一提的是,這30餘件黑漆描金朱絹斗方盒上貼有許多標簽(圖1、2),「故宮博物館號箋PS5335-5434/52,麗一八Ο 850/65-750」、「清室善後委員會」、「洪」、「紅斗」、「故宮博物院,紙絹1798」、「紙絹799」、「麗五七六」;宮283:簽:「故宮博物院,紙絹1792」、「清室善後委員會,五七五」、「國立北平博物院,五七五」、藍章:「文物點收委員會」、「清室善後委員會」、「一百十三號」、藍章:「清室善後委員會辦理」、「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麗二三二」、「故宮博物院,紙絹1807」、「麗二九六」、「故宮博物院,紙絹1808」、「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二二七」、「故宮博物院,紙絹1797」等。標簽上的信息,側面提供了文物的流傳經過。
這些斗方盒輾轉歷經了清、民國、中華人民共和國三個階段。這些標簽就像身分證一樣,證明了這些斗方盒原為清宮舊藏。民國期間「清室善後委員會」曾經清點的文物,後歸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保管。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統治,民國十三年(1924年11月5日),溥儀被驅逐出故宮後,於11月7日決定組織「故宮博物院」;11月21日「清室善後委員會」成立,主要負責對故宮文物進行接收、清點、登記、整理和保管工作。民國十四年(1925年10月10日)成立故宮博物院(又稱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內設古物、圖書兩館。由此來看清朝被推翻後,這些斗方盒先由「清室善後委員會」進行清點和保管;成立「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之後,這些斗方盒又在此展覽、保管,直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前。當時為了保護國寶,防止戰事中受到損傷,故宮博物院將數十萬件文物南遷。五批文物於1933年2至5月先後運離北平,存儲於上海、南京,並成立「國立北平故宮博物院南京分院」。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南京分院文物又分三路疏散到西南川黔諸省。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簽署投降書。抗戰勝利後,三路故宮文物先後集中於重慶,1947年返回南京;1948年底至1949年初,2972箱文物運往台灣;1950、1953與1958年這批文物中的6254箱分三批運回北京紫禁城。至此,距離文物最初遷出故宮已逾20年。(註1)1949年後,從1954至1980年,北京故宮先後八次調撥文物給瀋陽故宮,使瀋陽故宮藏品日漸豐富,這批文物應該就是這期間撥來的。

成熟大器
黑漆描金工藝

描金漆是一種製漆工藝技法。據明黃大成《髹飾錄》記載:「描金,一名泥金畫漆,即純金花文也。朱地、黑質共宜焉。其文以山水、翎毛、花果、人物故事等;而細鉤為陽,疏理為陰,或黑漆理,或彩金象。」(註2)明楊明曾注:「疏理,其理如刻,陽中之陰也。泥、薄金色,有黃、青、赤,錯施以為象,謂之彩金象。又加之混金漆,而或填,或暈。」(註3)這裡所說的彩金象,是指用不同顏色的金箔交錯貼金。
描金漆的做法是在黑或朱漆地上加描金花紋。(據《養心殿造辦處史料輯覽》中記載:「乾隆十年,二月二十五日太監胡世杰傳旨:要紫漆描金八吉祥桃杆呈覽。」[註4]說明描金漆也有紫色地,但黑色和朱色地最常見。)具體製作方法是:「將打磨完的中塗漆,再髹塗紅色漆或黑漆,這層漆叫做上塗漆。乾燥打磨平滑後……推光達到光亮後,用半透明漆調彩漆。薄描花紋在漆器面上,然後放入溫濕室,待漆將要乾燥時,用絲棉球著最細的金粉或銀粉,刷在花紋上,花紋則成為金銀色」。(註5)

文獻記載描金漆為日本學來。明陳霆《兩山墨談》卷18載:「近世泥金畫漆之法本出於倭國(指日本)。宣德間嘗遣漆工楊某至倭國,傳其法以歸。楊之子塤遂習之,又能自出新意,以五色金鈿並施,不止循其舊法。於是物色各稱,天真爛然。倭人來中國見之,亦齚指稱歎,以為雖其國創法,然不能臻此妙也。」(註6)文中詳細記載了明宣德年間宮中派遣漆工楊某去日本學習描金法,楊之子塤又自創出新漆法,以至於日本人來了都為此驚嘆!如《皇明文則.楊義傳》、《七修類稿》等文獻也有類似的記載。
不過,據漆器專家王世襄考證,在中國描金漆早自戰國、漢代就已經產生並掌握了用金、銀的高度技巧。可以肯定在隋、唐甚或更早,描金漆便由中國傳往日本。如此看來,有可能描金漆在日本得到了高度的發展,進而明朝又派漆工去學習。描金漆工藝興於宋代,蘇州瑞光塔曾出土過北宋朱漆描金真珠舍利寶幢。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的〈黑漆描金龍紋藥櫃〉是明代萬曆時期描金漆的代表作,由此可以一窺當時描金漆的超高技藝。清代康熙年間成立了造辦處,用以製作皇家所需的典章用品及日常生活用品等,造辦處設有30餘個「作」,漆器製作相關作坊的主要有:漆作、油漆作,兼有木作、雜活作、記事錄等,這種行為從康熙至宣統,從未中斷,可見當時對漆器的重視程度。從雍正時期的「養心殿造辦處各作成做活計清檔」(康熙年間的檔案已缺失)中的記載來看,當時製作了大量的描金漆、仿洋漆,這與雍正皇帝十分喜愛漆器,特別是描金漆有很大的關係。仿洋漆,是指仿照日本的描金漆。日本的描金漆稱為「蒔繪」,清代,特別是雍正、乾隆時期製作了許多仿洋漆。從瀋陽故宮的黑漆描金斗方盒來看,如此大器,證明當時的製漆技術已經相當成熟。

對比斷代
瀋陽故宮藏四種團龍紋圖案的斗方盒
瀋陽故宮藏斗方盒的主體紋飾是龍紋。龍最早是一種圖騰崇拜,商代以後其意義延伸為美德和祥瑞。秦漢以後則演變成了皇權至高無上的象徵。而龍紋在某些方面成為帝王獨享的紋飾大約始於宋代,到明清時期達到全盛廣泛運用於工藝美術領域當中。特別是清代,對龍紋的使用就更加廣泛,小到筆墨紙硯、大到床櫃建築,可以說在宮廷文化中,到處可見龍紋裝飾。

瀋陽故宮的30餘件黑漆描金團龍斗方盒,通過仔細對比,發現這當中有四種圖案不同的斗方漆盒,無論是龍紋,還是雲紋、火焰、寶珠,從細節來看都有著區別。明代龍紋主要特徵:細頸;小頭;嘴部有張、合之分,張口的伸舌,閉口的上唇似如意狀;髮部精密並呈現上沖的姿態;身軀柔美;爪部蒼勁有力,有三、四、五趾之分,趾甲呈三角形;周圍配以海水、花卉、祥雲等紋樣為主要輔助圖案。清代龍紋主要特徵:龍頭飽滿寬闊,且多處有隆起,形象拙重蒼老;頭上有雙角,毛髮濃密,向腦後披;張口伸舌,巨顎,鼻部多為如意頭形,或如獅鼻;蛇身,鱗紋;爪尖利張揚;尾部則呈現葉子裝的裝飾特點。縱觀龍紋特點進行分析,筆者認為瀋陽故宮的斗方盒均為清代所製。
根據北京故宮出版的《清宮包裝圖典》所刊載的北京故宮藏清乾隆黑漆描金團龍紋斗方盒,長66公分、寬66公分、高6公分,就瀋陽故宮的斗方盒與其對比,可發現:①盒的尺寸大小差不多;②均黑漆描金工藝製作而成;③紋飾圖案都為蓋中央繪飾團龍,間飾火焰珠、雲紋、火焰紋(瀋陽故宮有兩件斗方盒也飾海水江崖紋),四角飾分飾蓮花或荷花(有兩件斗方盒還飾暗八仙紋);④盒內多罩有卍字框架,北京故宮的斗方內的框架上貼彩色錦緞,並罩有白絲質的隔網,瀋陽故宮的卍字框架則是多繪飾蝙蝠、團壽紋(有一件繪的是卷草紋),並罩有彩色錦緞;⑤瀋陽故宮斗方盒的火焰紋均為紅色。下面再將對瀋陽故宮藏的四種斗方盒逐一對比分析。

◎第一種斗方盒(圖3-1至3-4):這種紋飾的黑漆描金團龍紋斗方盒共計十餘件。斗方盒長67~72公分,寬67~72公分。除了團龍的朝向、睫毛有些區別,其他細節描繪基本一致。盒中央飾團龍紋,火焰珠被圈在中間,為順時針旋轉的火焰珠,間飾雲紋及火焰紋。四角描蓮花葉紋。與瀋陽故宮藏的清光緒〈明黃綢彩繡夾龍袍〉對比,①龍紋,龍眼的黑眼睛均朝下;龍嘴大張,咧開至眼側,嘴側外露獠牙;龍髮披散;額部寬;均為五爪;龍鰭及龍尾稀疏,龍鰭呈鋸齒狀,龍尾則為蕉葉狀;肘毛均為三綹。②雲紋呈靈芝狀,這是光緒朝獨有的。③火焰為傳統山字形。④寶珠的左上、右上及下方均圍繞著火焰紋。⑤龍鬚捲曲。另外,與北京故宮的清晚期〈明黃緞緝珠繡龍紋雙喜紋夾龍袍〉上的龍紋對比來看,從龍的臉形、龍眼、睫毛、龍嘴、肘毛、背鰭、龍爪、火焰珠等都與瀋陽故宮藏的這種斗方盒很相似,此種斗方盒應為清光緒或清晚期時期的作品。
◎第二種斗方盒(圖4-1至4-4):此類黑漆描金團龍斗方盒共有十餘件。斗方盒長64.5~72.5公分,寬64.5~72.5公分。所繪的龍牙有八顆、九顆、12顆,但多數為八顆。盒中央飾團龍紋,龍身內飾逆時針旋轉的火焰珠,珠被火焰包圍。間飾雲紋及火焰紋。四角描蓮花葉紋。所繪的龍臉瘦長,龍嘴為「地包天」,牙床呈方形,虎牙明顯,嘴角並未咧開太大。竹葉形睫毛,如意形鼻頭。龍爪四下伸張,爪似粗壯的鷹爪,雲紋為山字形、鹿角狀。這些紋飾特點與《明清宮廷家具二十四講.上》的清中晚期〈平金九龍座屏風屏心升龍紋飾〉比較接近。另外,若與鐵源《明清瓷器紋飾鑑定─龍鳳紋飾卷》刊載的火焰紋對比,可發現瀋陽故宮藏的這種斗方盒上的龍紋比較像嘉慶時期火焰紋,綜上特點,此種斗方盒為清中晚期的作品。

然而令人不解的是,第一種、第二種斗方盒上的雲紋、火焰紋以及四角的蓮紋畫的幾乎一樣,但龍紋和火焰珠卻不太一樣;由此點來看,這兩種斗方盒應該製作時間應該比較接近,應該都是清中晚期的作品。
◎第三種斗方盒(圖5-1至5-3):此種圖案的斗方盒,瀋陽故宮僅有一件。漆盒長62.5公分,寬62.5公分。盒蓋中央花形開光內飾有描金龍紋,此龍描繪的很有特點,龍鬚從眼下開始畫,向兩邊撇,呈八字狀。龍身粗壯。龍爪似鷹爪。龍尾似火焰,龍麟呈網格狀,內點圓點來表示。另外,間飾的雲紋為仰覆雲紋,並飾海水江崖及火焰珠紋,火焰珠位於龍腹下,看似雙聯火焰珠。開光外四朵荷花紋。邊緣處為龜背形錦紋地上飾暗八仙,即魚鼓、寶劍、花籃、笊籬、葫蘆、扇子、陰陽板、橫笛紋。盒側飾回紋、蝙蝠紋。龍爪粗壯有力,龍的整體造型比較特別,鑑於清晚期龍紋變異性越來越多,此種斗方盒應為清晚期的作品。

◎第四種斗方盒(圖6-1至6-3):此種圖案的斗方盒瀋陽故宮僅有一件(宮285),漆盒長59.5公分,寬60.5公分。盒蓋中央海棠形開光內飾有描金龍紋,最有特點的要數龍的臉部細節描繪酷似貓臉,特別是龍的眼睛就像貓的眼睛一樣圓睜著。間飾如意雲紋、山字形火焰紋及海水江崖紋。開光外飾八朵荷花紋。邊緣處為龜背形錦地紋上飾四組桃紋、四組暗八仙紋,分別為葫蘆、寶劍、荷花、花籃紋。盒側飾回紋、蝙蝠紋及果蔬紋。馬未都《醉文明.收藏馬未都.肆》書中說:「洪武時期的龍很有意思,有一種龍叫『貓臉龍』──臉像貓臉,圓圓的,它跟此前元朝的龍、此後永宣時期的龍截然不同。為什麼畫成這個樣子呢?至今無解,不知道什麼原因。洪武一朝在瓷器上所描繪的龍,大部分是呈貓臉狀。」(註7)根據這一點,筆者認為此件文物的臉部與洪武時期的「貓臉龍」很相似。另外,洪武時期的雲紋呈風帶如意形,並呈品字形排列,瀋陽故宮斗方盒所飾的雲紋也呈現出這些特徵。不過,有三點讓筆者有些不確定,①肘毛稀疏呈豎立狀,並不像洪武時期的肘毛那樣如三條飄帶。②五爪之偏上繪有一個似一指或毛類突起物,看似六爪,但又好像是雞爪上面多出的一個肉疙瘩。明代景德鎮御窯廠也曾出土過獨眼龍、六爪龍等畫面,這種現象可能是從不同角度鞭笞了社會不合理的現象。③雲紋為山字形及上下相接的山字形,具有道光時期的特點。綜上幾點分析,此種飾有變異龍的斗方盒應清晚期的作品。
後兩種斗方盒雖然龍紋也明顯不同,而且有些異型,但它們的構圖差不多,都是開光內繪團龍紋,並繪海水江崖紋,開光外荷花和暗八仙都有些相似,所以筆者認為這兩種斗方盒應該年代離得較近,從清晚期有異形龍出現這一說法來看,應該是清晚期;但瀋陽故宮院內專家一說也可能是其他國家向清朝進貢的漆器製品,但尚未查到類似可對比的文物圖片,僅此猜測而已。

特別的使用功能,使這些斗方漆盒與眾不同;特殊時期的標簽訴說著其流傳經過,這些豐富的閱歷是歷史真實的寫照;漆盒上的不同紋飾,是斷代的重要依據。這些清中晚期的黑漆描金團龍紋斗方盒製作之精、設計之巧,正反映了當時的製漆水平,同時也體現了龍作為皇權標誌的清宮文化。
註釋:

註1:鄭欣淼〈故宮文物南遷及其意義〉,《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0年第5期,頁3。
註2、3:(明)黃成著、(明)楊明注,長北譯注《髹飾錄圖說》,山東畫報出版社,2007,頁107。

註4:張榮選編《養心殿造辦處史料輯覽》第三輯,故宮出版社,2012,頁160。
註5:沈福文《漆工資料》。

註6:陳霖著《兩山墨談》,中華書局,1985,頁155。
註7:馬未都《醉文明.收藏馬未都.肆》,中信出版社,2013,頁115。
圖片提供|劉曉晨(瀋陽故宮博物院)
作者|劉曉晨(瀋陽故宮博物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