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立故宮博物院於今年第三季隆重推出「惠風和暢―摺扇集萃特展」（展期自7月1日起至9月25日止），選件囊括院藏明代至民國書畫成扇及扇冊38組件，在炎炎夏日中觀看此展，格外快意舒爽。其中，民國曾熙〈畫古松行書錄大雲无想經殘本〉一作引發筆者好奇，故撰文試作探究。疏漏之處，尚祈方家識者指正。
曾熙的書畫扇
故宮此摺扇購藏於民國七十四年（1985），文物統一編號為「購扇000001」。本幅縱19公分，橫49公分，扇柄竹製，狀似如意。正面畫古松設色，題曰：「老髯腕下亦有十萬甲兵，寫寄祖庵三弟一笑。丁卯（1927，67歲）中秋後。兄熙。」鈐印一「曾熙私印」。（圖1）背面前段節臨《大雲无想經》，中後段為款識印記，全篇概以楷書為主，兼雜隸書筆意和行、草字體，計15行67字。全文為：「爾時會中。有一梵志。名曰直道。即從坐起。驚愕舉手。作息。姚秦寫本大雲无想經殘本，樂叟亦藏一殘卷，筆法正如一手，擬印出與叔言所藏相抗。丁卯八月二十七日。熙再臨。」鈐印一「子緝」。（圖2，作品說明請參考許文美《惠風和暢―摺扇集萃特展》，國立故宮博物院，2016，頁120）
作者曾熙（1861～1930）為書畫巨擘張大千（1899～1983）的老師，國立歷史博物館於2010年曾舉辦專題展覽介紹，喜歡民國時期書畫的同好們應不陌生。曾熙字子緝，號俟園、嗣元，晚年號農髯（據王中秀研究約自51歲起使用此號），湖南省衡陽縣人。因排行第九，譚延闓（1880～1930）稱其為「曾九」，李瑞清（1867～1920）弟子胡光煒（1888～1962）則以「九先生」稱呼。光緒十七年（1891）應試中舉，隸兵部；二十九年中進士，仍留兵部，故日後陳三立（1853～1937）為他撰寫墓誌銘時名為「清故兵部主事曾君墓誌銘」。辛亥革命爆發那一年（1911）年底離開北京返回家鄉，民國二年三月出任湖南省議會副議長。民國四年秋天，摯友李瑞清力勸其轉赴滬上（今上海），並於12月寫下〈衡陽曾子緝鬻書直例引〉。隔年（民國五年）1月23日，《民國日報》刊登了〈曾子緝書例〉，宣告曾熙自此正式踏上由官轉民，鬻書畫維生的旅程。
此扇的受贈人，也就是畫幅款識中的「祖庵三弟」，查為民國四大書家之一的譚延闓（字祖安、祖庵，號無畏）。研究指出，兩人或許在清光緒三十年譚氏進京參加殿試時即已相識，並進一步成為好友；光緒三十四年端午前夕曾到譚府做客，欣賞字畫之餘還能帶回觀賞（見張衛武《曾熙書法研究》，中國西南大學碩士論文，2012，頁29）。民國四年譚母李太夫人六十大壽時曾熙前往祝壽，並下榻譚家（《譚祖安先生年譜》，頁40）。民國五年太夫人過世；六年，曾熙為書墓誌銘（曾迎三編〈曾熙藝術簡譜〉，收於《曾熙書法集》，頁341）。另外，前述〈清故兵部主事曾君墓誌銘〉由譚延闓胞弟譚澤闓（1889～1948）揮毫書丹，可見曾熙與譚家互動良好，此扇的出現也說明了兩人交誼的延續。但曾熙為何要書畫此扇贈予譚延闓？以下有更進一步的討論。
該扇正面畫松寫意，枝幹以赭石勾勒形象，賦色淡雅，並利用焦墨之潤澀變化藉以突顯松針的蒼勁。嘗自言：「髯畫無師，豈能為後人師耶。」（引自王耀庭〈書家畫―曾熙、李瑞清畫藝〉，收錄於《張大千的老師―曾熙、李瑞清書畫特展》，國立歷史博物館，2010，頁25）又，因缺乏系統性的整理和討論，曾熙繪畫風格與技法的來歷不甚明確。不過，從一部分畫作上的題跋來看，研判多是自學而來。例如《曾熙與上海美專書畫作品集》所收〈花卉四屏：畫松〉云：「去夏以重金得吳仲圭（吳鎮）松卷，臨此頗自適意。」〈贈朱鏡波松石書畫成扇〉：「癸亥立秋後一日，用石溪（髡殘）筆法為鏡波兄寫此。」〈梅石圖〉：「甲子二月既望，晴明可愛。見元人寫松，有純用方筆者，因以方筆寫楳，庶不失此樹之骨。」〈牡丹蒼松圖〉：「曏見南沙（蔣廷錫）模元人有此本。南沙用筆雖工整，荒率處尚見天機。髯但法其布置，其用筆仍以篆草之法行之，以適其性耳。」可見畫松並不受一家拘束，自元至清都有效法取徑的對象，頗有書家臨帖，博采眾家之長的味道，亦得見其以書入畫心得。
至於曾熙的書法則有較多的討論，例如前述〈衡陽曾子緝鬻書直例引〉即已概括點出其書學來歷，曰：「季子則學石鼓文、夏承、華山、史晨、太傅、右軍、大令，尤好鶴銘、般若，自號南宗以相敵。」馬宗霍（1897～1976）《書林藻鑑》收錄曾熙書法評述11則，論者多為友人或門生弟子，相對客觀忠實。如符鑄云：「而吾尤愛先生作黑女、鶴銘，刻厲雋峭。運筆所至，無不愜心。」《霋嶽樓筆談》載：「又云，先生臨《黃庭經》，其神安雅，其度沖融，遂覺山陰流風，去人非遠。又云，先生小真書，愈小愈妙，其分布與大書無殊，蓋從鶴銘、般若解脫，獨得聖證者。」今人張衛武《曾熙書法研究》以去滬之前、之後劃分時段，探討曾氏書風之發展和演變。謝建華〈曾熙的書法藝術〉一文依書體（篆、隸、章草、楷、行）分項闡述，說明之間又有交融互用者，書法的特色也愈加鮮明。然尚未見論述與敦煌遺書關係者，以下茲就此次展出曾熙摺扇書幅的內容、特色、書寫背景、動機、意義進行分析：
◎書幅內容
查摺扇前段臨寫自《大雲无想經》卷九，寫本見於羅振玉（1866～1940，字叔言）輯錄的《鳴沙石室佚書續編》，民國六年三月刊行。（圖3）2004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將其與《鳴沙石室佚書》合冊影印出版，名為《鳴沙石室佚書正續編》。據《羅振玉年譜》記載，清宣統三年羅氏渡海東瀛，居京都，翌年建書倉，因篋中舊藏北朝初年寫本《大雲无想經》殘卷，顏其齋曰「大雲書庫」，可以想像此作之於羅氏意義非凡。今日學界對其編年多從寫經題記「清信女張宜（一說宣）愛所供養經。歲在水卯正月十一日寫訖」判斷，然是否為姚秦時代的寫本，尚無定論（一說415年，一說403年和463年，見釋果樸《敦煌寫卷P3006「支謙」本《維摩詰經》注解考》，法鼓文化，1998，頁91）。有趣的是，羅振玉當時即有不同看法，為《鳴沙石室佚書續編》書跋時寫道：「大雲經為姚秦初寫，實當晉世。」
◎書幅特色
羅氏藏《姚秦寫本大雲无想經》卷九字字獨立，結體方正偏扁，用筆強調橫畫和捺筆，且收筆處力道最重，或頓或往右上出鋒。乍看以為全是楷書，其實還有行書、隸書、章草的結字或筆法，可謂是「雜體書」的一種。有些是碑體字，例如「惡」作「 」、「風」作「 」，教育部異體字字典網頁分類為「偏類碑別字」。章法配合扇面形式，結字和用筆也多與羅氏所藏者不同，「道」、「愕」、「坐」等字還算忠實，其他大多加入己意，而非亦步亦趨、筆筆雷同，甚至有漏字和錯字。款署「熙再臨」，可見他是有意識地重複臨池練習。雖未點明臨書範本出處，然而比對書法的結體，可推測就是根據羅氏藏本（印行本）臨寫而來。
◎書寫背景及動機
曾迎三〈李瑞清年譜〉引譚延闓《辛亥北上日記》宣統三年七月初二日條記載：「同士元、一哉步行至宴香居……至臨川見梅庵，看唐人寫經卷，筆意類六朝人，梅庵斷為北魏人寫經，謂與中岳靈廟碑相似也。」初三日：「十一時，俟園乃起，同車至梅庵處……看字帖甚多，以石室寫經為最好。」初七日：「散後與士元同車至臨川館，候梅庵至十二時乃歸。同看唐人寫經，其硬黃紙者唐人書，白麻箋者類北魏、六朝人書。」可知曾熙此時（人在北京）已過眼敦煌遺書。然而，摺扇題跋所示「筆法正如一手」殘卷的收藏者並非李瑞清，而是「樂叟」，也就是向燊（1864～1928）。（圖4）查向氏名燊，字樂穀，號抱蜀子、瓜廬老人等，與曾熙和譚延闓都是湖南人，晚清經學家王闓運（1833～1916）弟子。善詩文，精書畫，又以鑑藏佛經、佛畫最為有名。俞劍華《中國美術家人名辭典》對其生平略有介紹，又以後人向大延等編纂印行《向樂穀先生遺著暨文獻彙編》最為詳實豐富。關於二人的交誼，張衛武在〈曾熙與李瑞清交游考〉中提到：「（民國四年）九月二十日，譚延闓母親六十大壽，曾熙、李瑞清、向樂谷（穀）一同過府拜壽，同桌吃長壽麵。」惜未引用出處，若真，可知曾熙等四人在民國四年之前即已相識，也是目前所查曾、向二人交遊最早的資料。根據向誠〈衡山向樂穀先生一百卅歲紀念文〉記載：「次女瑤姿適衡陽曾珂」（收錄於《向樂穀先生遺著暨文獻彙編》，頁76。曾珂，又作曾憲珂，曾熙四子），時間大約在民國七年之前，兩人從友人變成親家。民國九年，向燊也來到上海，同樣過著鬻書畫自給的生活，曾熙還為他訂定潤例，更說是「商校金石書畫老友也」。向氏去世時，譚延闓時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院長，親自撰文「衡山向道尹墓誌銘」，篆額和本文則由曾熙書丹，三人深厚交情可見一斑。在書畫鑑賞的互動上，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法華玄贊卷十〉、〈雜阿毘曇心論卷十〉均為向氏舊藏，分別有曾熙在民國七年（圖5）和十年的題跋（詳見《鳴沙遺墨―國家圖書館館藏精品大展敦煌遺書圖錄》，頁30、46）又，國立故宮博物院庋藏〈北魏人寫華嚴經〉一卷（向李蘭女士捐贈），卷末鈐有「向燊之璽」、「抱蜀廬藏」、「天朝唐人寫經畫佛盦」印，其後也有曾熙題跋：「此燉煌石室藏北魏人書大方廣華嚴經也……抱蜀主人得此卷為晉譯。其用筆方折。古健勁峭。可與北魏諸碑參看……髯近來最喜晉魏人墨迹。每臨碑石而心眼必嚜嚜。求與墨迹參合。此卷如導從小。竭從鳥之類。北魏人習氣。碑誌可互證也……歲辛酉（1921）十一月。農髯熙識於海上。」（圖6）可知同樣也是向氏篋中舊物。
曾熙書摺扇題識言及「擬印出與叔言所藏相抗」，此一企圖心，與其所處上海當時的出版環境最有關係。在李瑞清極力推薦之下，曾熙的書畫廣受好評，市面上販售的書帖的影響力更是不容小覷。況且他和震亞圖書局主人朱挹芬（1879～？）、有正書局狄葆賢（1873～1941）、神州國光社互有來往，以其身分地位，財力、門路等社會能力當非問題。所以當曾熙看到向燊收藏與羅氏藏本「筆法正如一手」的石室殘經時，以他對敦煌遺書的敏銳度和關心，那種興奮之情可想而知。倘若李瑞清還在世，他們應該會和往常一樣在某人家中或某家餐館裡聚會討論。可惜好景不常，曾熙才會特地訴諸文字，並以摺扇代替書信，告訴老友欲出版向燊藏殘卷和羅振玉藏《姚秦寫本大雲无想經》一較高下的想法吧。譚氏睹物思人，回憶往事，應該也會興起會心一笑吧。此扇書後第三年，兩人相繼仙逝。
◎歷史意義
陳寅恪〈敦煌劫餘錄序〉云：「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光緒二十六年道士王圓籙在莫高窟發現大批敦煌遺書，之後隨即受到各方人馬的關注，本文所舉羅振玉、李瑞清和向燊等人也都陸續注意到這一批「新材料」。雖然尚未看到曾熙收藏敦煌遺書的記錄，但從此摺扇書法可以看到他將新的元素――敦煌遺書摻入書藝創作之中的表現。只不過此類作品傳世不多，個人風格又過於強烈，並未引起重視。除了臨書，曾熙還將過眼經驗化作書論，在〈跋清道人節臨六朝碑四種〉中寫道：「近敦煌石室經卷見有北朝書章草，以證沙簡中晉人手札，并可悟南北行草同源之妙，惜阮氏不及見也。」又以寫經書體創作撰聯，題曰：「以北齊人書經為此，與文殊同一法門。」（圖7）以上種種豈是偶然？若說李瑞清是最早提供敦煌石室經卷予曾熙觀看的關鍵人物，那麼向燊則是扮演曾熙寓滬之後，觀看另一批由湖南帶到上海的敦煌遺書的幕後推手，兩人對曾熙書學發展均起了重要作用。
向燊所藏殘卷的真相、下落不得而知。又此扇是否真如其所願被送到譚延闓手中？譚氏有無回應？皆未能獲證，其流傳始末亦不明確。以上疑問暫記於此，留待再考。
結論
黃才郎說：「扇子在國人的心目中除了具有扇風取涼、驅蚊趕蠅的實用價值外，更是一個浪漫的象徵。而書畫扇則是傳統書畫藝術表現中饒富趣味的品類之一。」除了搧風驅蚊的實用價值，曾熙的書畫扇還具備賞玩、饋贈以及尺牘相思寄情的元素。背面書幅起首臨寫古人書跡，中段以後傳遞訊息和情感，有著臨帖和信札雙重的功能，顛覆了過去對於扇子傳統的刻版印象。深入探討之後發現，它還蘊含臨本的稀珍性、大時代下清末遺老的翰墨因緣、上海金石書畫出版印刷的流行，以及南北的文化角力等多重意涵，甚是精彩。
圖片提供｜國立故宮博物院、陳建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