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是否遇過一件不起眼的小事，最後演變成驚天動地大事件的經驗呢？1998年，一名印尼的潛水夫和同伴為了採海參，來到離勿里洞島（Belitung Island）海岸約3公里、深度約17公尺的海床附近。這周遭的水很清澈，其他漁夫和潛水夫也常來採捕海參，不過由於布滿礁岩，較大的船隻不方便進入。他游著游著，腳被海床的突起物絆了一下，低頭察看卻發現罪魁禍首竟然是一堆色彩斑斕的瓷器。這幸運的一腳，最終引出令世界為之振奮的重大發現。從潛水夫手上買到消息並取得印尼政府許可的德國沉船打撈公司立刻前來探勘，於1998、1999年進行兩次打撈，除卻該木造帆船的船身，共出水約7萬件文物。由於推測失事原因是撞上遺址附近150公尺遠的一座黑色大礁岩，便依此命名為「黑石號」。（圖1、2）
阿拉伯「縫合船」的真面目
潛水夫踩到的這堆瓷器，隨即被確認是晚唐湖南長沙窯的作品，其他遺物也大多被推定屬於9世紀的中國產品。難得的是，浸泡在海水中約1200年後，船身保存卻相對良好，龍骨幾乎是完整的，甚至還殘留了一些繩索和有機填料。船身總長約18公尺，最寬處6.5公尺。主持第二次發掘的海洋考古家Michael Flecker針對沉船殘骸進行研究，由船體構造得知這是一艘「縫合船」，即不用鐵釘，而是利用榫卯接合及以植物纖維所製的繩索將鑽孔的龍骨、船架、板材縫合，此種傳統造船法盛行於印度洋沿岸的阿拉伯、波斯、印度等地。他請人進一步化驗各部位的木料，得知艉柱、船架、外板、隔板、錨幹等處使用緬茄木，橫梁為柚木，鋪板為非洲檜木。緬茄木和非洲檜木皆僅生長於非洲的熱帶區域；柚木則為印度與東南亞所產，且有早期文獻記載印度出口柚木到阿拉伯半島的例子。由於木料來源雜糅非洲和印度等地，因此推測造船廠應該是位在缺乏造船木材、仰賴進口的阿拉伯半島。此外，根據主持重建黑石號原貌與試航計畫的海洋考古學家John Vosmer的研究，黑石號的製作技法及形制相當接近阿曼的傳統造船技術。（圖3、4）雖然很早就有阿拉伯船隻（或波斯，兩者船隻極為相似）進行遠洋貿易的紀錄，也持續有文獻與圖像記載古代阿拉伯的造船技術與外觀構造，然而學界一直苦無實證，因此作為首次考古實例、年代又早的黑石號，是航海史上極為重要的發現。
有意思的是，根據記載，阿拉伯及印度縫合船的錨幹多是石製配上木頭錨臂，然而黑石號的錨幹雖然符合阿拉伯船的形制，材質卻是罕見的鐵製，學者推測這個鐵製的部分有可能是中國供應的。另外，目前雖然無法以科學技術化驗填塞於板材之間、下水後膨脹以幫助縫合船保持防水的植物纖維填料，然而，根據數名植物學家的肉眼觀察，他們推測填料很可能來自原生於東南亞的白千層；而製作縫合船身繩索的纖維物料，也很可能是取自馬來西亞居民最愛運用的纖維植物──黃槿。Michael Flecker據此推測，若上述這些識別推理為真，表示黑石號在不幸沉船之前，可能在印尼停靠時利用當地的材料重新縫合。這類縫合船相對脆弱，經過一段時間的航行之後需要重新檢修，透過系統性的局部處理，船隻可以在不大幅解體的狀況下重新縫合，將繩索與填料汰舊換新。
船隻年代
遠洋貿易船隻所運載的貨物，時常是品項多元且數量驚人，一旦釐清船上貨物的銘文，並交叉比對船上文物與其他定年基準作品的形制，經確定年代後，這些出水的大量文物，往往能帶來對當時物質文化與藝術史更嶄新、更豐富的樣貌，並成為替其他文物定年時的參考依據。黑石號船體規模不算大，然而裝載得密密麻麻的貨品總數高達約7萬件，其中約6萬7000件文物皆為中國陶瓷，此外還有金銀器、銅鏡、銅錢、銀錠、鉛錠、香料、伊斯蘭陶器、玻璃器、印尼金幣、銅秤、骨製骰子等。台北故宮研究員陳玉秀受邀整理沉船遺物時，發現一件外壁陰刻「寶曆二年七月十六日」（826）的長沙窯碗；再者，沉船上199枚「開元通寶」銅錢，背面皆完全沒有唐武宗會昌五年（845）頒布須加上的鑄造地名，顯示沉船年代很可能落在826～845年之間。國立台灣大學特聘教授謝明良則考察沉船出水的大量中國陶瓷器形制，指出這些作品的年代集中在9世紀第二個四半期（即825～850年），更穩固地坐實了黑石號的定年。
黑石號航線
千里迢迢從近東地區航行到東亞的黑石號，經過了什麼樣的旅途？如果沒有突然遭逢沉沒的厄運，又會航向何方？根據謝明良的研究，黑石號出水文物組合中的湖南長沙窯彩繪瓷、河南鞏縣白釉綠彩（部分作品有可能來自邢窯或其他窯口）、白釉藍彩、白瓷、河北邢窯白瓷、浙江越窯青瓷、伊斯蘭陶器、玻璃器、金箔等，與晚唐遠洋貿易重要港口之一的江蘇揚州唐代遺址出土的文物組合一致，這樣特殊的組合在中國只出現於揚州，尤其黑石號出水的長沙窯玩具瓷偶除了長沙窯窯址，就僅在揚州出土；由此看來，返程的黑石號極可能是從揚州起航。遺物中也包含了作為商品外容器的大罐和其他碗盤壺罐的廣東青瓷，顯示黑石號很可能在北上或南下的過程中停靠過廣州。唐代賈耽的《廣州通海夷道》（作於785～804年間）記載了從廣州出發沿著馬來半島到斯里蘭卡、印度南部與西部、巴基斯坦、最後到達位於波斯灣底端之伊拉克巴士拉（Basra）的航程，沿線許多航站點附近的遺址都出土了晚唐長沙窯彩繪瓷、越窯青瓷、邢窯白瓷、鞏縣窯白瓷、白釉綠彩，與可能產自廣東的青釉大罐等組合。
9世紀中葉的阿拉伯商人蘇萊曼（Solaiman）的《中國印度見聞錄》則提到，巴士拉、阿曼以及其他地方，會將貨物運送到伊朗尸羅夫（Siraf）集貨，而「中國船」（目前一般認為指稱前往東南亞與中國的伊斯蘭船）會在此裝貨。尸羅夫在9世紀中葉，是遠東貿易最重要的商港和造船中心之一，由於波斯灣北端的底格里斯河口和附近海面多為沖積淺灘，海船需停泊尸羅夫，將貨物換裝小船，才能進一步運送到巴士拉和內陸的巴格達。尸羅夫港遺址所出土的唐代陶瓷與黑石號載運者相當近似，有些作品甚至完全相同，顯示尸羅夫港很有可能即是黑石號預定的航行目的地。不過，由於黑石號船體規模不大，也不排除其有可能更進一步航行到巴士拉。
黑石號沉船的發現位置在印尼蘇門答臘巴鄰旁（Palembang）附近，該地是當時海上強權室利佛逝國（Srivljayan kingdom，又稱三佛齊國）的交通中心暨航行的重要轉運點，往來的船隻都必須要停靠該地。從揚州啟程航向波斯灣的黑石號，有可能就是在暫時停靠巴鄰旁的出入過程中觸礁沉沒。
出水的文物
數量龐大、種類繁多、品質良好的黑石號文物，為理解當時物質文化與藝術的樣貌提供了非常大的幫助，其中更不乏重要的發現，列舉如下。
◎長沙窯青瓷與釉下彩瓷
黑石號遺物中最令人震撼的文物就數質量俱精的長沙窯瓷器了（圖5），總數約5萬7500件，涵蓋長沙窯址出土品共70種器類的95％。其中光是碗類便占了5萬5000餘件，其他各類器形如執壺、罐、瓶、盞、托、洗、盒、輾、唾壺、燈具、香爐、玩具等共2500餘件。長沙窯的產品在日本、韓國、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印尼、巴基斯坦、斯里蘭卡、伊朗、伊拉克、阿拉伯半島、埃及等地都有出土；中國境內各地雖然也有一些，但最主要的發現集中在當時的重要貿易港口揚州，也因此一般多將其理解為以外銷為主的窯場；黑石號上數量驚人的長沙窯產品，更具體展現長沙窯的外銷面向與運輸實況。這些文物中最讓人印象深刻者，便是以氧化鐵和氧化銅成分的彩料，書繪文字與圖樣作為裝飾的大量釉下彩瓷碗，這些文字與圖樣透露不少有意思的訊息：例如「湖南道草市石渚盂子」銘文，顯示時人可能稱呼長沙窯為「石渚」，而「茶盞子」銘文則表明了該碗的功能。
◎白釉綠彩陶
沉船遺址發現的一批近200件的白釉綠彩陶器也十分有意思，其大多是在胎體上施掛白化妝土，施罩透明釉後，再加上釉上綠彩或淡綠釉，器形、裝飾種類繁多，甚至出現過去未曾發現的器式。關於白釉綠彩器可能的產地，向來有許多種推測；2002至2004年在河南鞏縣窯址的挖掘發現燒造白釉綠彩的證據，其後據稱在河北邢窯窯址也有出土。李寶平、陳玉秀、Nigel Wood主持的科學化驗，以感應耦合電漿質譜分析儀（ICP-MS）比對了八件黑石號白釉綠彩陶與鞏縣窯、邢窯和陜西耀州窯作品的胎土，結果顯示這八件都來自鞏縣窯。然而，謝明良、Regina Krahl、秦大樹等學者都認為黑石號白釉綠彩器的器形、胎釉和裝飾分為幾個類群，並指出其中少部分很可能來自邢窯和其他產地，而主持化驗的李寶平等人也認同有此可能。
黑石號的白釉綠彩器有多件作品陰刻菱形花葉紋，這種紋樣並非傳統中國紋飾，而是常見於伊斯蘭陶器。此外，作品中還包含一種在盃外貼塑吸管的獨特吸飲盃（圖6），同類器只在揚州、伊拉克薩馬拉發現，可能多用於外銷；雖然器形、品質略有不同，但這類作品近年也見於鞏縣窯窯址，而根據化驗，黑石號的吸飲盃的確是來自鞏縣窯。
◎青花瓷
黑石號出水了三件器形完整的白釉藍彩瓷盤，亦即俗稱的「唐青花」，此類作品經比對已知為鞏縣窯所燒造。這三件作品的盤心，都以鈷藍彩描繪近似前述菱形花葉紋的裝飾，同類青花盤也出現於揚州唐代遺址；這些紋飾結構非常近似英國維多利亞與亞伯特博物館（V＆A Museum）典藏的一件波斯錫釉陶白釉藍彩盤（圖7），結合黑石號出水的其他長沙窯和白釉綠彩菱形花葉紋，展現出濃厚的異國趣味與外銷導向。
◎白瓷
300餘件中國白瓷也在沉船遺址中被發現，大部分是執壺、碗、杯、托等餐具，也有穿帶壺、蓋罐等，分別來自數個北方窯口。當中包含了最頂級的邢窯白瓷，多半是杯和托子，（圖8）也有一部分較次級的河北白瓷，可能邢窯和定窯兼而有之。此外，還有另一類胎質較粗、胎色灰白，需施掛白化妝土的作品，其中一部分是河南鞏縣窯的產品；而其他胎質較鞏縣窯佳、但做工粗糙的作品，則可能來自河南其他地區或別的北方窯口。
◎青瓷
在黑石號發掘出的900餘件青瓷，主要來自浙江越窯和廣東窯系。越窯約占其中的200件，包括碗、碟、洗、穿帶壺、執壺、唾壺、蓋盒、薰盒（圖9）等，可粗略分為劃花裝飾和光素無紋兩類，顯見兩路貨並存的現象；素面無紋飾者品質精粗不一，其中也有類似法門寺「秘色瓷」一般色美而大尺寸的精緻作品。值得注意的是，近東地區許多遺址皆出有大量的越窯青瓷，黑石號只裝載少部分的越窯作品，並沒有反映出市場對越窯的需求。另一方面，黑石號所出水的廣東青瓷，大部分是質地比較粗糙的大罐等，應是作為盛裝商品外容器；不過也有一些較精緻的壺罐，和百餘件帶圈足或璧型足的敞口斜弧壁碗。部分作品滿釉、僅足底留下三塊墊燒露胎痕的特徵，顯示來自廣東梅縣窯區。（圖10）
◎金銀器與銅鏡
除卻陶瓷，黑石號也運載了30餘件唐代金銀器（圖11）和29件漢唐銅鏡。這批金銀器嚴密地隱藏在船艙的最底層，是中國境外最大宗的金銀器考古發現。有學者認為，金銀器在中國是高地位、高等級的象徵，因此推斷這批作工精細的作品或許有可能與宮廷有關，尤其是考慮到共伴出水的銅鏡之中，一件尺寸最大的銅鏡的銘文為乾元元年（758）在揚子江心鑄造的百鍊銅鏡（圖12），這很可能便是文獻記載揚州貢入朝廷的著名「江心鏡」、「百鍊鏡」，是很罕見的考古實例。另外，共伴出水的兩件白釉綠彩盤，其中一件的外底陰刻「進奉」二字，另一件則陰刻「盈」字，顯示有可能是進奉到「大盈」內庫的貢瓷。由此來看，這些作品有可能做為朝貢貿易禮品。
◎其他
除了前述可能作為商品或禮品的文物，遺址還出水了一批鉛錠，推測是作為壓艙之用，不過因為其被安放在一些陶瓷的上方，很可能在行船與商貿的過程中也用來交易。另外，共伴出水的伊斯蘭陶罐、玻璃瓶（圖13）、印尼金幣、銅秤、骨製骰子等，都是單件出水或數量極少，推測可能是中東和東南亞籍船員的個人物品。至於中國製的銅匙、漆碗、硯台與墨，則令考古學家推測可能有識字的中國旅客隨船。
早在9世紀前期，這艘以非洲和印度進口木料建造而成的阿拉伯船隻，航行在波斯灣到中國揚州之間的漫漫海洋絲路上，中途可能停靠印尼某處整修，最後在秋冬乘著東北季風回航時，與滿載著數萬件中國陶瓷與其他商品，一起不幸沉沒於印尼海域；然而，它簡直就是那個時代生氣蓬勃的遠洋貿易最具體的縮影，或許也可說是近來最夢幻的考古發現之一，無論是在航海史、貿易史、物質文化史、藝術史等各領域，都顯得意義非凡。這艘船與其上的文物最終在2012年落腳新加坡亞洲文明博物館（The Asian Civilisations Museum），並作為常設展固定與大家見面。亞洲文明博物館亦曾於去年（2015）與加拿大多倫多艾迦汗博物館（Aga Khan Museum）合辦「失落的獨桅帆船：重現海上絲路（The Lost Dhow：A Discovery from the Maritime Silk Route）」特展，關於展覽的內容可參見《典藏．古美術》2015年4月號頁160～165的介紹。
參考書目與延伸閱讀：
Regina Krahl et al, eds.,《Shipwrecked：Tang Treasures and Monsoon Winds》，Washington, D.C.：Arthur M. Sackler Gallery，Smithsonian Institution；Singapore：National Heritage Board，Singapore Tourism Board，2010。
Robert Gardellin and Aileen Lau〈The Belitung Wreck：A Tang Dynasty（618～906）Cargo〉，《Oriental Art》v.55，no.1（2005），pp.64～79。
Rosemary Scott〈A Remarkable Tang Dynasty Cargo〉，《Transactions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v.67（2004），pp.13～26。
圖片提供｜本刊資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