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世紀是荷蘭歷史上的「黃金時代」（de Gouden Eeuw）。除了在政治上脫離西班牙的統治而獨立，更重要的是荷蘭在海外貿易所取得的極大成功。此次「亞洲探險記—十七世紀東西交流傳奇」特展，係荷蘭國家博物館與國立故宮博物院共同攜手合作策展，循著荷使出行的足跡，一探東西交流的傳奇。
Novaya Zemlya的冬天
荷蘭原來是西班牙王國的屬地，於1568年脫離西班牙的統治，1580年西班牙國王兼攝葡萄牙國王，隔年歐洲各國承認荷蘭獨立。荷蘭和西班牙之間的關係急劇惡化，而這場獨立戰爭從1568年開打持續了80年，史稱「八十年戰爭」。（註1）1594年西班牙國王禁止荷蘭人在里斯本進行貿易，在此不得已的情況之下，為了尋求出路，荷蘭人只好開始自行從事對東方的商業和貿易活動。
1596年10月12日，威廉．巴倫德茲（Willem Barendsz）、馬丁．凡．漢斯柯爾克（Maarten van Heemskerck）和他們的船員們懷抱著夢想，向北航行，試圖藉由通過北冰洋這條新航道，避開往南航道上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船艦，航行到中國。他們帶著最新出版的由西班牙傳教士胡安．岡薩雷斯．德．門多薩（Juan González de Mendoza，1545～1618）於1585年所著的《大中華帝國誌》（D'Historie ofte Beschryvinghe van het groote Rijck van China）的荷蘭語譯本（該書是當時歐洲對於中國最詳盡全面的介紹，雖然作者本人從未踏上中國的土地），準備在航行的時間裡仔細地閱讀，藉此瞭解中國，那個遙遠又令人嚮往和憧憬的國家的風土和歷史（圖1）。他們心裡所想的，不過是希望到中國好好地做一場生意，為此他們還準備了數以千計的銅版畫，希望它們會在中國銷售一空，並從中國帶回各式在歐洲千金難求的奢侈品，如絲綢、瓷器等，回國再大賺一筆。然而，這個美夢，很快就泡湯了！
他們的航程並不如預期，在航行後不久，極圈的冬天很快便來臨，他們的船被困在臨近俄羅斯北海岸的Novaya Zemlya島嶼附近的冰層中，於是他們決定上岸並建造了一座小屋避冬。對他們來說，Novaya Zemlya島上的冬天絕對是此生最漫長的一個冬天，不但氣候嚴峻，還有糧食短缺的問題，除此之外，他們還得面對北極熊等野獸的攻擊。在1597年春末，倖存者決定冒險以兩艘小型單桅帆船返航回到文明之地，歷盡千辛萬苦他們終於在1597年11月1日抵達阿姆斯特丹。回到阿姆斯特丹以後他們受到英雄式的歡迎，他們的探險故事被出版，其驚險無比的勇敢事蹟並附上銅版畫插圖，一時成為歐洲的暢銷書而被萬人傳誦。他們在Novaya Zemlya島上建造的避冬小屋和遺留下來的物件，在19世紀末被發現，一件件都見證著他們勇敢追尋夢想冒險犯難的故事。（註2）
巴倫德茲一行人雖然無功而返，但也是在這一年，即1596年荷蘭商船首次繞道好望角而至蘇門答臘與爪哇。1602年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簡稱VOC）正式組織成立，該公司由政府賦予發動戰爭、訂立條約、占據領地、建築堡壘的全權，以嚴密的組織和火力強大的艦隊，在南洋各地開始大規模的商業活動，隨即驅逐原先在此地的葡萄牙人，1619年在爪哇的咖留巴（Calappa）設置巴達維亞府（Batavia）作為其在南洋經營東方商業和殖民事業的根據地。很快地，荷蘭人便迎來海外貿易的全盛時期。茶葉、絲綢、香料、瓷器等，這些琳琅滿目的「異國奇珍」對於歐洲人來說更是「前所未見」的奢侈品，它們不但迅速地成為貴族和中產階級所追逐的「時尚」，更改變了歐洲人的生活，阿姆斯特丹一躍成為世界貿易的中心，歷史上稱此時期為「黃金時代」！（註3）
荷使出行
以巴達維亞作為根據地，雖然常常有往來的中國商船載來貨物，在此地的市集上亦有中國商人穿梭其間（圖2），但荷蘭商人心中最嚮往的還是能夠直接與中國通商。天啟三年（1623）荷蘭曾遣使者范．密爾德（Van Milaert）首度至福建要求通商，未得要領而返。
1664年明朝滅亡之後，清朝政府終於允許西方使節前往北京，順治十年（1653），巴達維亞府遣薛德（Frederic Schedel）到廣東乞市，由平南王尚可喜（1604～1676）轉奏清廷願備外藩修職貢，得旨允行。順治十三年（1656）由德．侯葉爾（Pieter de Goyer)和凱塞爾（Jacob Keyzer）所率領的荷蘭使團抵達北京，依朝貢國例，請求互市。荷蘭使團欲議五年一貢，但清朝政府卻只准其八年一貢，而且來往的員役不得超過百人，令20人到京，且所有攜帶的貨物只能在館交易，不得於廣東私自貨賣。對此雖然清廷認為已經十分寬待，但這條件與荷蘭人心中所想，可說差距十萬八千里。由於此次荷蘭自居藩屬，始獲得與中國通商的權利，但中國政府只准其八年一貢的答覆使荷使大失所望，敗興而歸。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隨行出使的使團中有一位經由阿姆斯特丹市長所推薦而加入的成員約翰．尼霍夫（Joan Nieuhof，1618～1671），他的任務是伴隨著使團將沿途所有城鎮、鄉村、殿堂、河川、堅固或奇特的建築，按其面貌如實描繪下來。在此次旅途中，最令荷蘭人印象深刻的就是南京的報恩寺琉璃塔，對於從未見過如此建築形式的歐洲人來說，簡直就是大開眼界，他們形容這是一座完全由「瓷器」建造的「奇蹟」，在歐洲千金難求的瓷器，竟然被用來搭蓋建築，不但匪夷所思，若非親眼所見，更是無法想像，而報恩寺塔的形象也被約翰．尼霍夫描繪下來。後來他的旅行筆記經由他的兄弟亨德利克．尼霍夫（H. Nieuhof）編輯整理，於1665年在阿姆斯特丹出版，書名為《荷蘭東印度公司的使團晉謁當時的中國皇帝韃靼大汗》（Het Gezandtschap der Neêrlandtsche Oost-Indische Compagnie, aan den grooten Tartarischen Cham, den tegenwoordigen Keizer van China）。此書出版不久後，便有拉丁文、德文、法文和英文譯本的發行，是西方世界第一部配有作者實地製作插圖介紹中國的旅行記，給歐洲讀者帶來深刻的印象。特別是報恩寺塔的形象，更因為此書的流行，宛然成為中國的象徵符號，並在歐洲的「中國風」（Chinoiserie）的藝術表現形式裡，成為一個不可或缺的元素。
1662年後，荷蘭人被鄭成功（1624～1662）擊敗退出台灣之後，與清廷的關係更為親近。康熙元年（1662）荷蘭水師提督博特（Balthasar Bort）率兵船12艘與士兵1200人，協助清軍攻打鄭成功，同時並向清廷乞市，清廷准其兩年一貢。但這樣的待遇很快地就被取消，康熙五年（1666）清廷諭止其兩年一貢。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之下，東印度公司又配出了另一個使團，前往中國斡旋，希望藉由博特率領荷蘭水師有功的理由，向中國請求自由貿易。這個使團由出身於阿姆斯特丹的世家大族彼得．凡．候爾恩（Pieter van Hoorn）所率領。它們浩浩蕩蕩，抵達福州，歷經長達近六個月的跋涉，途中經過了「37座城市，335個村莊以及34座高塔」之後終於進入了北京城，晉見了中國皇帝，並呈獻了許多豪華昂貴的禮物，而此次荷使入京亦被清代宮廷畫家描繪下來，留下了圖像的記錄（圖3）。（註4）但這次耗資巨大的朝貢之行卻一無所獲。儘管使團進貢了無數的禮品，宣揚博特以及荷蘭水師的功績，中國的港口仍然將荷蘭的船隻拒於門外。（註5）這次的使節團中同樣也有隨行的畫家彼得．凡．多尼克（Pieter van Doornik），他在此次的旅行中共畫了22張速寫。
值得提出的是，荷蘭1655和1666年這兩次往中國的北京之旅雖然都空手而回，但是他們沿途所收集的有關中國生活的材料和記錄，都對當時的荷蘭甚至全歐洲對中國的印象產生巨大的影響，掀起了歐洲的「中國風」浪潮。
魅惑的中國瓷器與「荷蘭『瓷』器」的誕生
文化接受中，最顯而易見的就是物質文化。在全球海外貿易中最耀眼的商品，莫過於中國的瓷器。這項被視為是「珍寶」的物質，過去一向被歐洲人視為一種來自東方的玄祕神奇之物而被珍藏。擁有精美的中國瓷器，往往是當時歐洲人身分、地位、財富的象徵。
1613年，一艘荷蘭東印度公司的商船「白獅號」（Witte Leeuw）滿載著中國瓷器，在返回荷蘭的途中遭受葡萄牙船艦攻擊後，於非洲西南岸的聖海倫娜港（Sint Helena）附近沉沒。該船於1976年打撈出水，成千上萬的瓷器破片，一片片拼湊著「黃金時代」的「中國夢」（圖4）。
在瓷器大量進入歐洲後，亞洲也因應歐洲的需求，接受訂製符合歐洲使用習慣的特定器形，除此之外歐洲人還希望將自己的國徽、市徽、家徽等紋章裝飾在這些眩目的中國陶瓷上（圖5）。東印度公司甚至聘請設計師孔奈利斯．普隆克（Cornelis Pronk，1691～1759）為其專門設計中國陶瓷上的裝飾；他所設計的樣稿被送到巴達維亞，再輾轉到廣東，最後透過中國陶工的手轉化在迷人的中國陶瓷上。〈執傘美人〉是他最著名的設計之一（圖6）。普隆克的設計〈執傘美人〉甚至被帶到日本，反過來影響日本陶瓷，在日本陶工的手下〈執傘美人〉成為穿著和服的優雅日本美人。
作為熱銷商品的中國瓷器，自然是眾家窯廠爭相倣效的對象。在日本最初接受來自荷蘭的瓷器訂單時，即被要求要倣效中國瓷器的樣式。荷蘭德爾夫特窯廠原先燒造的是馬約利卡（majolica）鉛釉陶器，在中國陶瓷進入荷蘭市場後，煥然一變轉而模倣中國瓷器，當地的陶工在陶器的表面上錫釉，以模倣中國瓷器潔白的顏色，再以鈷藍上彩，惟妙惟肖地倣造中國瓷器；這個上錫釉的方式雖然來自馬約利卡的傳統，更有可能是受到波斯世界的啟發。因為瓷器大量進口，剛運到阿姆斯特丹的瓷器，往往即時就被德爾夫特的陶工倣效。值得一提的是，在1710年左右，由德國邁森窯廠發現製瓷配方並首次成功燒造歐洲的瓷器之後，德爾夫特窯廠依然持續燒造錫釉陶器的傳統。如今這個被稱為「荷蘭『瓷』器」（Dutch China）的白地藍彩類型，以其優雅的藍色調著稱，也被稱之為「德爾夫特藍」（Delft Blue），儼然成為荷蘭的代名詞（圖7）！
華麗的戰爭：日本伊萬里vs 中國伊萬里
17世紀日本江戶幕府時代在鎖國的政策下，長崎成為日本唯一對外貿易的港口。1641年起荷蘭是獲准在日本進行直接貿易，來日的荷蘭商人被安置並生活在長崎港的出島上。此時中國正值清兵入關，雖然滿清在1644年取得政權，但南方依舊由南明的勢力把持，歷經戰亂，景德鎮窯業衰退。又為了牽制鄭成功等人的勢力，清廷實施海禁。荷蘭人於1624年來台，建立熱蘭遮城以為其對華貿易的轉運站，並經常往來福州。1662年鄭成功攻陷熱蘭遮城驅逐荷蘭人，以為其反清復明的根據地。在種種歷史原因之下，造成荷蘭海外貿易取得中國瓷器的困難，大約1650年左右，荷蘭東印度公司正式停止向訂購中國瓷器。
腦筋動得快的荷蘭商人轉向日本訂購瓷器，進行高風險的私人貿易（private trade）。此時正是日本有田地區窯業方興未艾之際，當地柿右衛門窯的釉上彩瓷作品，造型細緻，設色優雅以及其他窯廠燒造的伊萬里瓷，因為其色彩豔麗，更是風靡一時，這股風潮迅速地席卷整個歐洲，蔚為時尚。而在阿姆斯特丹藝術市場上日本瓷器（特別是柿右衛門瓷器）的價錢更高出中國瓷器許多！（註6）日本柿右衛門瓷和伊萬里瓷在私人貿易獲得的成功，很快地便引起東印度公司的跟進，1659年東印度公司向日本訂製3萬件的瓷器，正象徵著有田窯業正式進入大量外銷的時代。（註7）
一時之間，在荷蘭市場上流通的中國瓷器紛紛被添上柿右衛門樣式的紋飾彩繪，藉此佯裝成名貴的柿右衛門瓷（圖8）。德國邁森窯廠、英國的窯廠和荷蘭當地德爾夫特窯廠也即刻對日本瓷器進行倣燒，紛紛加入市場戰局。值得注意的是，當景德鎮窯業重新復甦後，也開始生產伊萬里樣式的瓷器。這項「新品種」，據說是荷蘭人於18世紀再度向中國訂製瓷器之際，要求景德鎮窯廠倣燒的，於是促使「中國伊萬里」（Chinese Imari）的誕生，與日本瓷器爭奪歐洲市場。（註8）伊萬里樣式以釉下青花為底，在釉上施金彩、紅彩等，在視覺上耀眼奪目，絢麗異常。在18世紀的歐洲市場上，亞洲的中國瓷器和日本瓷器，因為荷蘭商人的「挑撥」，在歐洲大陸上打了一場「華麗的戰爭」！
面對歷史，在大航海的時代，透過海外貿易，文化的交流和相互的影響已然頻繁；而在全球化的今天，文化的交流和相互影響，更藉由網絡科技以一種無聲無息且不易被察覺但卻更迅速、廣泛的方式，無時無刻地滲透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之中。（按：本文為筆者為展覽圖錄所著之專文〈相遇「黃金時代」：十七至十八世紀的東西交流〉刪節版。）
註釋：
註1：有關八十年戰爭，參見Gijs van der Ham et al, 80 jaar oorlog. De geboorte van Nederland (Amsterdam: Rijksmuseum, 2018).
註2：有關此次航行的歷史以及考古出土文物，參見：Jan de Hond, Tristan Mostert, Novaya Zemlya (Amsterdam: Rijksmuseum, 2013).
註3：有關荷蘭對亞洲貿易，參見：Kees Zandvliet, De nederlandse ontmoeting met Azië 1600-1950 (Amsterdam: Rijksmuseum,2003); Jan van Campen, Ebeltje Hartkamp-Jonxis, Asian Splendour: Company Art in the Rijksmuseum (Amsterdam: Rijksmuseum, 2011); Karina H. Corrigan, Jan van Campen, Femke Diercks, Janet C. Blyberg ed., Asia in Amsterdam: The Culture of Luxury in the Golden Age (Amsterdam: Rijksmuseum, 2015).
註4：王靜靈，〈圖像證史—〈賀蘭國人佚牛馬圖〉瑣談〉，《故宮文物月刊》336期（2011），頁88～99。
註5：有關荷蘭使團出使中國的歷史研究，參見：John E. Wills, Embassies and Illusions: Dutch and Portuguese Envoys to K’ang-his, 1666-1687（Cambridge (Massachusetts) and Lond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註6：Menno Fitski, Kakiemon Porcelain: A Handbook (Amsterdam: Rijksmuseum, 2011); Jan van Campen, Titus Eliëns eds., Chinese and Japanese Porcelain for the Dutch Golden Age (Zwolle: Waanders Uitgevers, 2014).
註7：有關東印度公司進口日本瓷器的檔案紀錄整理，參見：Miki Sakuraba & Cynthia Viallé, Japanese Porcelain in the Trade Records of the Dutch East India Company (Fukuoka: Kyusu Sangyo University, 2009).
註8：謝明良〈記故宮博物院所藏的伊萬里瓷器〉，《貿易陶瓷與文化史》（台北：允晨文化，2005），頁137～170。
圖片提供｜荷蘭國家博物館、國立故宮博物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