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中國古董藝術品市場數十載，英國西姆科克斯（Jacqueline Simcox）是現今數一數二的中國織品專家，同時也是著名的倫敦亞洲藝術週的發起人及董事。本刊特別專訪西姆科克斯女士，請她暢談其所認識的屈志仁。
「屈志仁，是位很有魅力的學者，為人卻又相當謙虛。其人格特質也為職務帶來優勢，誠懇態度讓贊助人非常讚賞，當博物館需要協助購入藏品或擴充館廳時，贊助者紛紛解囊。此外，他對於推廣文化具備高度熱忱。在吾輩藝術市場和博物館從業人員中，具有中國文化背景者不多。身為博物館重要策展人，屈氏不但積極策劃大型展覽和撰寫圖錄，還致力向西方推廣中國文化。看過策劃的幾個展覽，我體會到他展現的不單是歷史事實，而是更深入的文化背景和社會全貌。他更鼓勵同仁加深中國文化學養，因此大都會團隊的研究素質在國際間可謂首屈一指。」
「由於我長年處於藝術市場、而屈氏在學術界，所以迄今兩人一直沒有正式合作經驗。然而他非常勤奮，如1990年代為策劃古織品展覽『當絲綢貴如黃金（When Silk was Gold）』，他深入探訪現存古織品文物和流傳技術，以近一年時間走訪各地、蒐集資料，讓此次展覽全面地呈現織品藝術的歷史和文化。過去他在大都會的工作繁重、局限個人研究時間，相信退休後應能持續進行學術研究。」
James C.Y. Watt，
藝術史研究的領航人
對藝術史教育的建言
身為國際知名策展人和博物館工作者，屈志仁也是位藝術史教育家，根據半世紀的觀察和自身的教學經驗，他認為自民國以來，大學學科中並沒有正規的藝術史課程，有的其實是考古學的一個分支，器物研究方面尤其如此，藝術史學科一直難以設立，「主要是因為中國太重文字，而不注重實物，另一個原因是玩物喪志的傳統觀念，認為藝術是文人的一種遊戲，文人消遣的餘事，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談論到鑑識、收藏、購求、閱玩時也說這是『無益』的事，這種思想一直以來都存在，他們以為這種文人『雅趣』，就是藝術史，他們沒有想到藝術史在西方已經成為一個獨立的學科，大學的一個學科，我們現在就缺乏這一方面。1977～1981年，我在香港中文大學擔任藝術系系主任時就強調，應該分藝術史專業跟藝術專業，當時人才不夠，但現在夠了。」
而論及浙江大學由旅美國際重量級學者方聞參與籌劃建立的文化遺產學院，屈志仁表示：「開始的時間晚了點，雖然方聞的精神仍然很好，但要達到既定目標還是遠了點，方聞採行的是西方傳統的藝術史方法，雖然經過調整後頗適合中國學術界；不過要接受他這一套，最好在文史和藝術知識有基礎，那就真的可以得益。自己要建立對藝術本身的欣賞力，對每一代的藝術要有全面的認識，否則沒有辦法接受一套理論來做這方面的研究，一定要有自己的立論，應該要有自己的意見，才能夠接受一套治學的方法，一定要自己領會，要獨立判斷，不是老師說這樣，你就一輩子做得跟老師一樣。」
重新解讀藝術史
除了對當今藝術史教育的建言，屈志仁對於藝術史研究現況也有獨到見解，他認為各個項目的中國藝術史應該從現在重寫，尤其是繪畫史，除了應該學習傳統繪畫史，對主要畫派和主要畫家皆有所認識，更應該注意大名家以外的關鍵藝術小名家，例如在四王吳惲和四僧之外，明末清初的張風和高簡藝術性很高，更能體現畫中有詩、詩中有畫的影響，屬於有「繪本」天才的文學家。他並舉董其昌、黃公望和范寬為例，闡述應跳脫傳統史觀而以藝術性的高下，重新給予藝術史的客觀定位。傳統中國繪畫史非常看重董其昌、黃公望，但一般人是較難看懂的，然而誰看了都感動的范寬〈谿山行旅圖〉，則不論放在中國藝術史或世界藝術史上，都是最高地位；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很轟動，但是乾隆和他身邊的群臣卻無法分辨原作與後代仿作，當一張畫的真假、最好和次好都分辨不出來時，就表示其藝術感染力並不大。其實董其昌和黃公望在畫史上的名氣，跟他們在當時是很重要的人物有關，張大千也是一樣，就留待歷史下定論。當然每一個時代有每一個時代的審美觀，每一個時代有每一個時代的思想傾向，有的時候比較保守，有的時候就比較開放，但屈志仁認為，應當要建立一個現代人可以接受的、覺得有道理的講法，受到藝術語言的感動之後，自然會再去探究背後的文化意義。
此外，針對藝術史研究需要跳脫傳統史觀方能看清真相，他指出：「藝術史受儒家思想籠罩得太厲害，從來歷史只講唐、宋、元、明、清等中原正統朝代，不講遼、金，其實遼比北宋、南宋的版圖寬得多。以藝術史來講，遼、金是唐代物質文明的真正繼承者，南宋是另起爐灶，就是因為它孤立了，把很多胡人雜居的燕雲十六州割斷了，才成為中華文化的核心，宋代有其特殊的地位，它是高潮、它是最後一個朝代，是純中國藝術表現，而且達到表現的極致。雖然唐代的學術文化由北宋接受了，然而唐代的物質文明卻由更北方的遼代接受，當我們釐清這些之後才能夠做出有確實根據的藝術史。藝術史的研究要透過流傳實物，比方說遼代金銀器等於是唐代晚期金銀器的延續，學術思想則是由宋代所接受，一個是精神上的，一個是物質方面，中國文化就這樣到了元代才又合併，所以像這些對中國文化及藝術史的研究，現在可以說才剛開始，還沒有很明確的論斷。若是以完全的正統觀念來看歷史，已經不是太客觀，再以此做為藝術史的根基，那就等於零，所以我說中國藝術研究應該重新開始，古人做的很多工夫，所有材料都可以利用，不過基本的觀念應該有一個比較大幅度的改變，傳統的成見一定要屏棄，不能再永遠根據傳統的說法。」
證史、辨史、補史、觀史
依據多年理論與實務相互印證的心得，屈志仁對藝術史研究的定義和步驟、藝術史與歷史的關係，在2009年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中，有切中旨要、言簡意賅的剖析：「藝術史是對藝術品的研究。研究的第一步驟是判定文物的藝術成分和文化價值。其次是綜合各方面的研究以達成對某一時代的物質和精神文明的認識。最後是和史學其他門類，如政治史和經濟史的結合。」
就藝術史與歷史的關係，他提出藝術可以證史、辨史、補史、觀史的論點：以藝術證史是指「從歷史文獻記載和史學家研究所得的史實，往往可以利用新發現的資料，如地下出土文物來證明。例如近日在河南洛陽、河北和山西太原出土的大量文物可證陳寅恪之『北齊胡化說』。又陝西漢中地區和河南鄧縣出土的陶俑，可見南朝雍州『蠻』的面貌。」以藝術辨史則是指「不同時代或不同出處的史料有時會互相牴觸。文物和藝術史研究或能提供解決問題的線索。例如元代汪世顯家族的族屬問題，傳統史料一般以為汪氏是汪古部族，近來亦有人根據地方志及汪氏家譜考證汪氏家族是漢人。從汪氏墓地發現的器物的研究，可以解決這個懸案。這批出土器物亦可作為元末白蓮教徒起義的口號『貧極江南，富稱塞北』的注腳。」
以藝術補史為「古代事實，史乘或會缺載。不同時代的史官或私史作者對材料的取捨或有所偏頗。藝術史學亦可彌補史料失載的缺陷。例如在洛陽發現的一座西漢墓，發掘報告於1964年發表後，引起很多討論。當時大家的注意力集中在兩幅以『鴻門宴』和『二桃殺三士』為題材的壁畫。其實，更有研究價值的是壁畫上的彩繪雕磚畫。其圖像是羽人乘龍、飛奔的異人異獸等，而著色也異常。這些雕像和用色風格以及所用顏料，都可以說明西漢時期中原與中亞和漠北的文化交流。這些都是史籍不會記載的。」以藝術觀史說的是「每一時代的藝術都有它的獨特風格。我們欣賞古代藝術品之餘，還可以觀察出某一時代的文化和好尚。例如唐代和宋代的美術便有很大分別。唐代陶瓷造型往往模仿金銀器，其造型通常是由幾個獨立體併合而成。而宋代瓷器是純粹的陶藝，其形體是一氣呵成的──即在陶輪上不停拉坯，直至成器為止。前者可說是歷代『胡化』的一個片面，而宋代官瓷則是『復古』的一個表徵。」
學無新舊，無中西
屈志仁自小受清末民初思想家著作的啟蒙，其中心思想在港時期便逐漸形成，而後在資源豐富的美國大都會博物館開花結果，歷經中國和西方文化環境的養成與激盪，故而在看待中國美術史時有其寬宏及深邃的見解，他說：「王國維、梁啟超和陳寅恪這些人都是中國第一代的思想家，對中國文明有一個全新的見解，陳寅恪對中國歷史的完整架構給我很多啟發，治學方面則受到王國維『學無新舊，無中西』立論影響，他說學術沒有中西的，學術就是學術，不能說一定要學西學，別的不學，他把中國的學術推理指出來，外國人的學術推理也指出來，主要的觀點是強調不要故意、一味地用西洋的方法來解釋中國，也不一定要用中國的理論來解釋西洋，而是從一個更高的層次來看這兩方面，所以他反對張之洞所謂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學術就是學術，中學也可以用，西學也可以用，不是為體，體用是不需要分的。」「中國傳統的藝術史觀可以用之於西洋藝術，而歐洲從19世紀開始建立的藝術史方法也可以加之於中國藝術。但不能生吞活剝。因為雙方文化背景不同、文字不同、藝術語言也有別。必定要精通兩方面的藝術語言，才可以靈活利用在一個文化區成長的理論，來研究和了解另一地區的藝術。不然，以歐洲的『透視』法來討論山水畫，或在歐洲油畫中找尋『氣韻生動』的表現，同樣會落空。西洋美術史已成為一個專門的學科，有很多方面可作借鏡，但先決條件是對本國藝術有透澈的認識。」
結語：永不止息的學習&研究
不僅針對中國藝術研究，屈志仁同樣以宏觀視野看待自己的學術生命。今後將繼續以榮譽策展人和首任利榮森獎助教學教授的身分，同時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紐約大學古代世界研究所以及香港中文大學進行研究，他謙虛而豁達地說：「我沒做出來之後有人會做，每個時代有自己思維的傾向，我講出來的道裡，年輕人不一定可以接受，歷史是永遠存在的，但對歷史的詮釋卻不是永恆不變的，沒有一個同樣的說法，所以我寫也好不寫也好，關係不很大，寫出來對讀者提出新的見解就很開心，不能發生什麼作用也無所謂。」蘇東坡〈泗州僧伽塔〉中的詩句：「我今身世兩悠悠，去無所逐來無戀」可為他此刻的心境留下註解……
兩個鐘頭的採訪，屈志仁將個人精彩的際遇和豐厚的學養娓娓道來，筆者十幾年來持續不斷報導屈志仁所舉辦的展覽，如今親炙先生，不只令人如沐春風，同時仰之彌高、望之彌堅，心裡深深讚嘆一位學術巨擘的出現是需要多少天時地利人和與努力。一個接一個絕無僅有的機遇，令同時具備科學與人文訓練，學貫古今中西、博雅通才的屈志仁，在文物鑑賞和藝術史研究上創造一個又一個巔峰，也透過一個個重量級展覽為中國藝術史研究一再打破疆界、拓寬視野，為後人立下難以超越的偉大典型。
參考資料與延伸閱讀：
《走向盛唐（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 200-750 AD）》。《忽必烈的時代：中國元代藝術（The World of Khubilai Khan）》。《Florence與Herbert Irving藏東亞漆器（East Asian Lacquer: The Florence and Herbert Irving Collection）》。《當絲綢貴如黃金（When Silk was Gold）》。《永樂與佛教──早明宮廷藝術（Defining Yongle: Imperial Art in Early Fifteenth Century China）》。《歐亞大草原東部遊牧民族藝術展（Nomadic Art of the Eastern Eurasian Steppes）》。林業強，〈登高壯觀天地間，文物鑑賞家、博物館館長、藝術史家──屈志仁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新亞書院60週年院慶學術講座暨第22屆錢賓四先生學術文化講座，2009。
上圖 2004年「走向盛唐（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 200-750AD）」考古大展開展前，屈志仁參與文物修復工作。此展獲得舉世好評，為中國藝術史研究再造里程碑。
屈志仁所編撰《走向盛唐（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 200-750 AD）》圖錄書影。圖／本刊資料室。
屈志仁盡地主之誼宴請前來紐約參訪之傅熹年（左）、楊新（右）。
11～12世紀中亞東部〈穿花龍鳳紋掛毯〉為屈志仁自波士頓至紐約大都會博物館後為博物館所購藏的第一件藏品，也為「當絲綢貴如黃金（When Silk was Gold）」的舉辦奠下基礎。
1998年屈志仁與楊陽於銀川西夏陵。
Simcox女士。
1997年由屈志仁策劃之「當絲綢貴如黃金（When Silk was Gold）」為大都會與克利夫蘭美術館館藏聯展，展出其獨排眾議、慧眼獨具為大都會博物館所購藏的一批8～15世紀中亞織品，此亦為西方世界最大的相關收藏。
圖片提供｜黃敬懿（倫敦特派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