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去年（2011）7月自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亞洲藝術部門退休、成為榮譽研究員的屈志仁（James C.Y. Watt），半世紀來以其在中國和亞洲文物藝術的學術研究與藝術鑑賞之寬廣而厚實的涵養，享譽國際。如此的涵養，主要透過其舉辦的重要展覽，具體呈現在世人眼前，例如耳熟能詳的「走向盛唐（China: Dawn of a Golden Age, 200-750 AD）」、「忽必烈的時代：中國元代藝術（The World of Khubilai Khan）」、「Florence與Herbert Irving藏東亞漆器（East Asian Lacquer: The Florence and Herbert Irving Collection）」、「當絲綢貴如黃金（When Silk was Gold）」、「永樂與佛教──早明宮廷藝術（Defining Yongle: Imperial Art in Early Fifteenth Century China）」以及「歐亞大草原東部游牧民族藝術展（Nomadic Art of the Eastern Eurasian Steppes）」。
博雅通才，
發亮的博物館推手
里程碑：策劃「走向盛唐」
諸項展覽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莫過於2004～2005年間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所舉辦的「走向盛唐」考古大展，此展自中國14個省市的46間博物館與考古文物單位商借300餘件展品，規模之大，實屬空前。此次重要的考古展覽，展品皆為中國各地發掘的重要出土文物，屈志仁花費長達七年的時間策劃，研究整合近幾十年的考古發現，最後經由近距離的仔細檢視文物，從中讀出其歷史、藝術與文化上的意義，運用豐富的實證資料處理並建構出漢朝末年至盛唐之前550年變動劇烈的年代，這段時期是過去中國藝術史研究上較被忽略的一段。如此精彩的研究成果，可謂為中國藝術史再造里程碑。
屈志仁在當時便指出，策展會選擇這段年代的兩個原因：一為此時期以大變動開始、也以大變動結束，徹底改變中國歷史的發展，與前後時期並無持續的關聯，可以獨立看待；二為此時期文化受到來自全亞洲的影響。在已建立的中國政治、社會以及文化秩序下，此展企圖跟隨經由多元文化漸次融合而成的獨特文明，探討其起源，對最終在公元7、8世紀成為大唐帝國的各個地理區域，和該區域在政治與文化事務上對中國發展有重大影響的時期，進行深入探討。
繼「走向盛唐」之後，2010～2011年間所舉辦的「忽必烈的時代：中國元代藝術」特展，從蒙古元朝出發，不僅討論南宋至元初江南地區文化傳統的延續，更探討元代建立前金代和蒙元交替時期華北的藝術演變，同樣立基於跳脫中原正統、在世界文明史框架下的寬闊史觀，這樣的史觀更早即已出現在2002年的「歐亞大草原東部游牧民族藝術展」和1997～1998年「當絲綢貴如黃金」展，後者更為「忽必烈的時代：中國元代藝術」的織品研究奠定基礎。
牛津人的「博雅通才」
屈志仁如此宏大的視野與史觀其來有自，1936年出生於香港，五歲時，父親屈柏雨為日軍殺害，便由身為著名教育家的母親梁省德撫養成人，從小浸淫在四書五經的中國古典文學環境中。在香港完成初中教育之後，他又負笈英國，就讀牛津大學物理系，接受西方文化與學術的全盤訓練。在歐洲以「博雅通才」全人教育著稱的牛津大學，對其後來博學鴻儒的研究態度影響至深，屈志仁回憶：「當時包括音樂、哲學、心理學、藝術史等都是不考試也不打分數的通識課程，但卻都是必修的」，他笑說：「自己去聽藝術史的課比物理多，學期末去考物理系電磁學考試時，還迷路找不到教室。」此外他也是牛津大學的划船好手，可謂文武雙全。
1960年，屈志仁返港受聘於香港大學物理系擔任許伯眉教授之助教，1960年代初的香港大學人文薈萃、學者雲集，許伯眉便是其一。獲倫敦大學理學博士的他，父親許炳章是詩人、祖父許應騤是清朝一品大員，曾在光緒二十四年（1898）同李鴻章與英國簽下使香港於1997年回歸中國的〈中英展拓香港界址專條〉。家學淵源使許伯眉學貫中西，餘暇時常以吟詩為樂，屈志仁與其往來密切，身受濡染；且當時香港大學中文系亦有林仰山（Frederick Drake）、羅香林、饒宗頤等諸位著名學者，屈志仁從林仰山學中國陶瓷史、雕塑史、印度及東南亞藝術；隨羅香林學歷史；更在國學、文史、藝術各方面問學饒宗頤，打下深厚的基礎，回憶這段往事，屈志仁笑稱：「雖受聘於物理系，但都在中文系聽課，甚至中文系教授在校外開課，也從不缺席，經過四年下來，對中國古籍有所認識，每到一處皆有名師指導，真是甚感幸運。」
學校之外，屈志仁橫跨中西、累積完整的博物館、業界、藏界歷練，也是幫助其建立今日高廣成就的重要因素。屈氏結束在港大的助教工作，於1964年獲聘為香港大會堂美術博物館助理館長，負責有關中國文物、書畫、香港考古方面的館務、藏品徵集和展覽策劃，並在此時期完成香港重要考古發掘與研究經典代表著作《李鄭屋漢墓》，此一成果實奠基於在港大時期，追隨白德醫生（Dr. Solomon Bard）參加田野考古發掘的興趣。屈志仁提到，當時的工作要接觸從現代到古代的藝術，雖不能專一，但面向甚廣。興趣廣泛的他也隨蔡德允學古琴，並跟從馮康侯學書法篆刻。
香港「敏求精舍」最年輕會員
香港因地利之便，在歷史造就的時局下，成為中國大陸古書畫文物外流的樞紐，1949年前後，更因移居香港的上海、廣東一帶重要收藏家帶來大批珍貴的文物，中國藝術鑑藏風氣蔚為一時，荷里活道、摩囉街、半島、文華酒店商場的古董店紛紛出現，交易活絡，而以上海、廣東兩地藏家為主的頂尖收藏家團體「敏求精舍」也在此時成立，為香港藝術圈發揮舉足輕重的影響。屈志仁在公餘閒暇，便時常與同事、朋友前往這些文物古董店瀏覽，更受敏求精舍創辦人胡惠春和利榮森賞識邀請，成為敏求精舍當時最年輕的會員，因此得與前輩們相互切磋砥礪。
屈志仁對此段經歷頗為津津樂道，他說：「和這些前輩收藏家學習的並不光是鑑定，而是他們如何對待文物書畫的態度，他們講究的是個人的趣味，譬如清代繪畫，不論四王和小四王同樣重視，著重藝術本身而非畫家名氣；面對文物書畫是以欣賞為主，斷代雖不一定準確，但也有獨門心得，完全憑經驗而來，在李濟發掘殷墟之前，中國是沒有考古學的，研究文物和宋人一樣全憑文字記載加實務經驗，古董商則有一套自己的收藏標準，收瓷器不一定要康雍乾三代的官窯，私家款也是可以收的，面對玉器、漆器等重點在分辨真偽而非年分。能有如此一時之會，真是覺得自己非常幸運。」
建立香港中大文物館
因這樣的機緣，1971年在利榮森的支持下，屈志仁於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新廈設立文物館並擔任創館館長，屈氏洞悉國際藝術市場規律、明辨文物館具備的條件與資源，充分了解到想要在世界中國文物博物館界建立優勢，便要洞燭機先地收藏和研究當時尚未受重視的項目，例如中國古代璽印、舊拓本和廣東書畫等，其中廣東書畫部分透過籌募經費，購得簡氏斑園藏的明清至近現代廣東名家書畫千多種，奠定了文物館書畫收藏的基礎。其高瞻遠矚的收藏方針，讓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的收藏在數量和品質具有國際水準，並成為極富特色的博物館。此外，他更認為「收藏是研究，展覽是教學」，在他任教於新亞書院時，即充分利用展覽來進行教學。
屈志仁對中國器物的研究有其循序發展的軌跡，例如1974年獲得亞洲基金會洛克斐勒三世資助至歐美研究中國文物和玉器，後於1980年在紐約亞洲協會策劃玉器展覽，並出版學術展覽圖錄《漢至清代的中國玉器（Chinese Jade from Han to Ching）》，發掘不少過去被忽略的玉器品種，並提出斷代的新證據，為極具學術創新的劃時代著作。有關中國青花瓷器青花發色金屬鈷料的史料文獻，屈志仁在1979年《亞洲藝術（Ars Orientalis）》XI卷已有發表，時間早於1980年代中國大陸的相關研究文章。1977～1978年，屈志仁受哈佛燕京學社研究資助，至中國東南沿海窯址及東南亞各地田野考察，於香港中文大學舉行之「中國及東南亞古外銷陶瓷展覽」及國際研討會發表研究成果，更為文物館建立此項目之研究的國際地位。
1981～2011，波士頓～大都會
屈志仁學術生涯中十分特殊的際遇，是在1981年至英國劍橋大學任客座研究員期間，應著名學者李約瑟之邀，參與其主持之「中國科技與文明」著述計畫，負責中國陶瓷科技史專卷；同年（1981）下半年出任美國波士頓美術館的客座研究員，1982年離開中大正式出任波士頓美術館亞洲部主任，為亞洲部重新規劃展廳，並依據館藏將其研究重點自陶瓷轉移至象牙雕刻、玻璃、剔紅雕漆等中國工藝，屈志仁表示：「波士頓美術館擁有整個美國東半部最大的中國藝術收藏，其收藏始自日本明治維新時期，當時日本天皇支持神道教，佛寺窮困便將收藏賣出，美術館在清末時請日本美術批評家岡倉天心為策展人，為美術館蒐藏大量中國藝術品，除了派人駐西安、洛陽蒐羅石刻，岡倉天心自己則在北京收集書畫，一直到辛亥革命開始；基本上波士頓美術館亞洲部收藏等同日本博物館美術館的亞洲部收藏，審美趣味也是日本的，這點從人物畫多於山水畫就可看出。」
1985年底，屈志仁前往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任中國古器物及工藝品高級顧問，1988年升任亞洲藝術部高級主任（Brook Russell Astor Senior Curator），2000年起任亞洲藝術部主席（Brooke Russell Astor Chairman）。任職期間，屈志仁為中國古器物及工藝品展廳重新進行規劃，不僅負責建立收藏並在陳列展示上用心經營，所策劃之展覽如前述，更是引領群倫，獲得各方好評，他說道：「在波士頓美術館工作不到五年，大都會博物館就將我請去，因為要蓋中國藝術館，需要器物專家；當時原本答應要到劍橋大學同李約瑟編中國陶瓷科技史，預計工作一年，結果不到半年就去了大都會博物館，未能完成該計畫，覺得很遺憾。當時在由貝聿銘蓋的中國館所舉辦的第一個展覽『偉大的青銅時代』，是海外第一個具學術性的展覽，香港受限環境視野較局限，大都會博物館的收藏全世界重要文化無所不包，要不是這樣得天獨厚的條件，將無法完成『走向盛唐』和『忽必烈的時代：中國元代藝術』兩個大展，舉例來說，在大都會博物館藉由跨部門的合作，可得知唐代西域全貌以及當時中亞、波斯薩珊王朝的情況，也可與各大博物館及學術機構交流，像是研究中亞便可找俄羅斯聖彼得堡冬宮合作，如此可以不斷拓寬治學領域，在大都會博物館另外一個最大的優勢，就是全世界的古董商都提供最珍貴的東西，至大都會博物館工作可說是我畢生學術生涯一個全新的開展。」
針對最為人所稱道的「走向盛唐」特展，屈志仁提起此展的構思背景：「我有機會能夠辦這個展覽，其實是從很多年前開始醞釀，我對漢末到盛唐這段歷史的興趣，早在我年輕時讀陳寅恪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就已開始，這本書是真正的經典，我覺得應該把這本書以實物呈現出來，讓文物現身說法，這就是『走向盛唐』這個展覽的起源。陳寅恪是真正的天才，他並沒有用很多難以取得的文獻，而是僅從我們都可以找到的《二十四史》，提出新的論點，後來這些都經由考古出土實物和研究驗證無誤，你看這有多厲害，我覺得民初時期的中國歷史研究非常有趣，很多問題是陳寅恪指出來的，他是在中國史學界第一個是用全新的觀點來看中國歷史。」
1980年代末期，我在倫敦百年古董商斯賓克（Spink & Sons）負責經理北美業務。那時諸多中國古物流入歐美市場，包括古織品等，其中部分文物在西方是非常少見的，因而博物館想藉此機會擴充館藏，所以我得以多次拜訪任職大都會的屈志仁。此後我們一直保持著良好的友誼，也時常交換彼此對藝術研究的心得。 〜Jacqueline Simcox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