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 藝國治天下──「宮廷與地方──乾隆時期之視覺文化國際研討會」

「宮廷與地方──乾隆時期之視覺文化國際研討會」

基於皇家御用、品質保證的強勢商品印象，清宮藝術向來都是亞洲華人地區的收藏主流之一，並在拍賣公司因應市場生存競爭、加以包裝突顯之下蔚為風潮，復因符合中國市場興起後，新興買家於投資獲利與奢華品味的需求與偏好而益加興旺，拍品項目從廣泛宮廷藝術聚焦至皇帝貼身使用之寶座、盔甲、刀劍、璽印、朝珠……

清宮藝術，買家永遠的最愛

香港佳士得和香港蘇富比分別於1996年和2002年開始，推出清代宮廷藝術拍賣，後者更將焦點從康雍乾盛清三代，聚焦在籌碼最多的乾隆朝。此一市場策略的產生背景雖有所不同，前者為尋求勝出競爭對手，後者則想拉抬行情相對較低的工藝品項目，但共通點是尋求明清官窯瓷器之外的市場空間，急起直追的北京各大拍場亦自2008、2009年起紛紛仿效，之後幾乎成為拍賣公司每季必定推出的專場、甚至是夜場的重頭戲。

然而扶搖直上的市場行情，令原本即屬高端市場項目的宮廷藝術品門檻日益提高，沒有港幣或人民幣三、五千萬元的身價且相當級數的拍品者，不敢稱「宮廷」，符合如此條件的拍品數量自是相當有限；於是，清代宮廷藝術拍賣專場便在拍品日益浮濫和價格不斷墊高的熟貨密集出現影響下，而有所式微，直至去年（2011）春拍起高價市場疲軟而暫時畫下休止符。回顧迄今歷時15年之久的清代宮廷藝術拍賣，真正發揮效果者僅前香港佳士得亞洲區總裁林華田、和香港蘇富比亞洲區副主席仇國仕創意推出執行之時，北京拍場則多因拍品強度不夠而效力不彰。去年秋拍市場因經濟動盪行情大幅下滑，市場回歸基本面，之前強力包裝而體質過虛的清宮藝術項目便率先受到衝擊。儘管如此，在市場宮廷和文人兩大分流的現實情況下，宮廷藝術將永不退流行，也將永遠是買家的最愛之一。

乾隆時期視覺藝術最新研究成果

只是，藏家在追逐以乾隆為首的清代宮廷藝術時，除了加強自己市場的籌碼，享受帝王收藏的尊榮，是否也曾試著去深究這些清朝皇帝，面對歷朝歷代藝術品的角度和觀念？相對於清宮，在已無皇權的現代，不論身處何處的藏家都是位於地方，在面對古代的清宮藝術時，又是否曾試著建立自己現代與地方的收藏態度與精神？是否了解這些古代帝王傾全國之力和畢生時間，對藝術文化的投入之精神感召，並起而效尤？為自己的鑑賞豐收年留下怎樣的紀錄？收藏市場上最受歡迎的乾隆皇帝，除了是位偉大的收藏家和勤奮的鑑賞家、書畫家，更為書畫陶瓷等各類藝術立論，並進而影響當朝藝術與工藝創作的實踐，在軍事上完成十全武功，在藝術上同樣建立空前絕後的藝術收藏帝國。正如乾隆皇帝的「代言人」台大藝史所教授傅申所說，現在正熱的「乾隆學」，就算花費一輩子也窮究不完。清宮藝術的展覽和學術研究不斷呈獻新的研究成果，便提供了不僅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的契機。

繼2009年「乾隆宮廷藝術學術研討會」之後，向來緊隨國際學術研究脈動並引領中國藝術史研究方向的台大藝術史研究所，於去年12月將相關議題延伸擴大至「宮廷與地方──乾隆時期之視覺文化國際研討會」，討論的面向十分豐富，其中「乾隆宮廷文藝的新角度」中的數篇論文與對收藏和鑑賞乾隆宮廷藝術最為相關，讓人易於知其然、而因此更知其所以然。正如其議題宗旨所提到，乾隆朝宮廷聚集文臣，整理與討論中國的各項典籍、文物，是中國文化集大成的時代，隨著清代修國史所匯集的典籍、製作活計所留下的工藝檔案等龐大內廷檔案的公開、皇帝御製詩和刻寫在器物書畫上題銘的研究，加上與藝術品實物相互比對，對於乾隆宮廷藝術文化的認知較過往更加清晰和完整，同時也提供了新的視角。

鑑賞家暨書法家的乾隆皇

在研討會中，傅申以〈乾隆丙寅（十一）年．書畫鑑賞史上的豐收年〉，指出《秘殿珠林》和《石渠寶笈》初編在乾隆丙寅前一、兩年陸續成書，並觀察到乾隆御製詩在丙寅年當年創作量較往年驚人提高、達到696首之多，而76首題畫詩也占全年詩作的九分之一，其受上書房師傅蔡世遠《二希堂文集》影響、而命名的「三希堂」內收藏的王羲之〈快雪時晴帖〉、王獻之〈中秋帖〉和王珣〈伯遠帖〉，其上也充滿乾隆在丙寅年的自題以及宮廷畫家和詞臣的插畫和題跋；此年的《活計檔》中也有如三希堂匣、御筆藏經紙書三希堂匾文和對聯的相關紀錄。而收藏於紫禁城建福宮「靜怡軒」中乾隆眼中的「四美」──顧愷之〈女史箴圖〉、傳李公麟〈九歌圖〉、〈瀟湘圖〉、〈蜀江圖〉上也有乾隆丙寅年的自題和自畫，宮廷畫家和詞臣們也受命在同年於畫作上題跋作畫，或另外作畫。另外，他也提到紫禁城咸福宮「畫禪室」中所藏之〈富春山居〉子明本上乾隆的50則題跋，許多也是作於丙寅年。最後，並條列出多幅具乾隆丙寅年自題的著名古書畫、臣工奉敕於此年創作的許多畫作、乾隆於此年的御筆畫作、《活計檔》中的裱作大多為御筆等等。

而北京故宮副研究員王亦旻則發表〈乾隆皇帝書法學習經歷考〉，帶來許多過去未曾為世人所見的乾隆書法習作與作品，將北京故宮所藏上萬件乾隆墨蹟結合《石渠寶笈》、御製詩文集等文獻記載，對乾隆在書法啟蒙、臨古等進行考證，整理出其一生學習書法的歷程，並討論家庭和收藏等對其學書的影響。乾隆12歲到25歲皇子時期的習作，集中在摹寫顏真卿〈多寶塔碑〉、王羲之〈樂毅論〉、康熙書作和前人詩句的大中小楷書；即位後，便海闊天空地以內府收藏的名家墨蹟和刻帖為臨習對象，字體從楷書擴展到行草、章草、篆隸等各種書體，從一開始臨宋四家和董其昌，到整理、鑑賞內府收藏完成《秘殿珠林》初編、《三希堂法帖》、《墨妙軒法帖》刊刻過程中對歷代名家名作的臨寫，同時也展現其鑑定和考訂的水準。歸結乾隆臨書的特色有三，一是繼承祖父康熙皇帝「學書之道亦非僅操觚染翰之為，其通於學問性情有如是哉」的學書思想，在書法技術問題之上更看重的是原蹟創作時的歷史背景和人文內涵；二為始終遵循董其昌的臨書理論和實踐；三是注重臨書時紙張的選用，不同書家選用不同紙張，尤偏愛古紙。

乾隆皇帝藝術收藏的建立途徑

相較於上述兩篇微觀深究乾隆皇帝在書畫鑑賞和書法成就的表現，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陳國棟〈內務府官員的外派、外任與宮廷文物供給之間的關係〉，則揭示了後人眼中建立乾隆皇帝既精且鉅的藝術收藏途徑之一，揭開各項藝術品入宮過程的神祕面紗。其研究指出，內務府為清代服務宮廷的官僚機構，也是上三旗包衣旗人的社會組織，有被外派到全國各處替皇帝辦事的機會，為了實現皇帝特定的目的甚至還有在地方上長期任職者，將京城裡的內務府造辦處延伸到整個國家的各處商務或工藝中心，主要執行內務府、特別是造辦處和如意館的命令，宮廷藉此從地方上取得物料、工匠，並進行工藝品的製造或採買，外派或外任的內務府官員一般都曾長期供事宮廷，了解內務府的規矩和皇帝癖好，因此多能圓滿實現皇帝對工藝的需求。至於外任包衣的進貢工作則分為：定期常態性的例貢；內務府轉知包衣稅差後專程送往北京的傳辦貢；皇帝巡幸地方接駕時致送給皇帝禮物的迎鑾貢（路貢）；作為皇帝奴僕的稅差包衣以私人名義「孝敬」主子禮物的私人呈進物品。外任包衣幾乎皆專任或兼任稅收的工作，收的是商業稅捐，派駐的是通都大邑，各地包衣同時進行便可短時間內量產滿足內務府造辦處的需求，並且可由地方取得經費，替造辦處節省支出。

台大藝史所副教授施靜菲〈清宮「廣琺瑯」與廣東琺瑯〉，可謂前述〈內務府官員的外派、外任與宮廷文物供給之間的關係〉一文具體個案的演繹，也有助於進一步了解清宮琺瑯器的複雜面貌。研究指出，17世紀畫琺瑯傳入清宮的同時，也傳入清代鬆弛海禁後唯一對外口岸的廣州，於是清宮造辦處不僅納入廣東工匠，也向粵海關發樣訂製大量的「廣琺瑯」作品（清宮舊藏之廣東琺瑯）；康熙建立清宮畫琺瑯時期，清宮與廣東畫琺瑯不論在人員、原料和技術上關係皆十分密切，但康熙、雍正時期廣東地區所做之實物不多，也因不帶款識而在時代上判定不易，文獻中也見到康熙晚期因為清宮畫琺瑯的自信，而不需廣東再呈進琺瑯和琺瑯顏料的紀錄。然乾隆十三年後，粵海關受命製作琺瑯進宮則成為常態，乾隆晚期清宮以掐絲琺瑯為製作重點，粵海關畫琺瑯製作愈加興盛，官用銅胎畫琺瑯活計製作中心也轉移到粵海關。乾隆時期粵海關造辦的廣琺瑯有延續清宮銅胎畫琺瑯以來的發展、帶西洋母題或風格的作品，也有廣東地方特有的作品。其將清宮舊藏所見實物依款識分為：「大清乾隆年製」款的錦地開光的西洋風景人物／中式庭園人物圖之大瓶、大罐，裝飾圖樣呈現人小風景大，與清宮者不同；「乾隆年製」款則依照實物仿製出難以區分的康雍銅胎畫琺瑯，寫款細緻、配匣入乾清宮，功力驚人；無款者則為如透明琺瑯貼金和纍絲燒藍等廣東特有的上貢作品。

宮廷與地方分向發展的鑑藏觀

台大藝史所助理教授盧慧紋〈宮廷、地方、蘭亭序：從「落水蘭亭」的鑑藏談起〉一文，則提供現今藏家在面對清宮收藏時一個思考的範例，其從詩文、題跋及相關摹刻與摹榻活動入手，探討對於「落水蘭亭（定武蘭亭石刻本）」皆十分看重的乾隆皇帝與考證學家翁方綱，兩人在鑑賞態度上的微妙差異，及皇帝與文人士子對法書賞鑑的差異，反映宮廷與地方學風及鑑藏興趣發展方向上的不同。據其調查，從乾隆以臨寫內府收藏各本〈蘭亭序〉作為書法學習途徑，到1779年摹刻〈蘭亭八柱帖〉之後對〈蘭亭序〉的關注重心皆落在鑑賞方面，被視為最終蘭亭的「落水蘭亭」是乾隆少數關注的石刻本，至於其他的定武拓本他則興趣缺缺，顯示乾隆皇帝對於墨蹟榻臨本的興趣遠重於石刻，其所繼承的是以董其昌為首的明代藏家研究帖學的傳統；而翁方綱對〈蘭亭序〉的興趣則完全落在定武刻石系統的考證方面，為研究各版本的定武蘭亭，不僅製作響拓也收集臨本，承接的是南宋時期的蘭亭考證風潮，也反映18世紀文人士子金石研究的新學術發展。

台北故宮器物處研究員余佩瑾〈乾隆皇帝與宋朝「官窯」鑑賞〉，雖未著墨於宮廷與地方的議題，但從乾隆刻於陶瓷上之御製詩與陶瓷器相互對照的研究，可得知乾隆皇帝對宋朝「官窯」瓷器的認識與看法，並且從御製詩中透露其個人因追緬宋朝官窯所興起的省思，和在以古為貴概念下對當朝官窯的想法。台大藝史所教授陳葆真〈康熙「萬壽圖」與乾隆「八旬萬壽圖」的比較研究〉，聚焦康熙五十二年（1713）為慶祝康熙皇帝六十大壽所舉行的萬壽盛典，為此修纂了《萬壽盛典初集》和繪製了〈萬壽盛典圖〉。依循前者之例，乾隆五十五年（1790）為慶祝乾隆皇帝八十大壽而舉行了乾隆八旬萬壽盛典，為此修纂了《八旬萬壽盛典》和繪製了〈八旬萬壽盛典圖〉，以比較研究的方式探討相距77年之清初兩大「萬壽盛典」的編修書籍和圖畫表現。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沈定平〈西洋銅版畫在乾隆宮廷的流傳論述〉，則闡述西洋銅版畫在乾隆皇帝大力倡導下，刻印全國地圖、描繪戰爭場景和修造園林建築等方面的重要成就。

從上述幾場精彩的演講和論文發表可知，光是乾隆宮廷藝術的一小部分可探討的面向便有如此之多，是否發現博物館裡或從拍賣會獲得的收藏，果真可帶著我們進入時光隧道，以及無限寬廣而趣味十足的古代世界，也會發現學術研討會其實距離人們並沒有想像中的遙遠，學者們的努力，也的確協助這一片藝術沃土耕耘出愈來愈豐碩的果實，幫助大家提升收藏與鑑賞實力，值得關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