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璧，等我！
回眸與期盼
經過長期策劃，備受全球華人矚目的傳世名畫〈富春山居圖〉，在2011年6月1日至7月31日，於台北故宮舉行分離後的首次合璧展覽──前段〈剩山圖〉現藏浙江省博物館；後段〈富春山居圖〉無用師卷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讓分藏兩地的圖卷得以幸會，堪稱年度最重要的藝術大事。
散佚世界各地的古代畫卷與藝術品一樣，像是時光列車拋撒下的美麗珍珠，散落於全球各角落。迄今，在世界仍散佚著數不清的中華文物，見證文明的滄桑與苦難；本文欲考察其中幾件重要書畫作品之流散及收藏現況，希冀其他分散的文物，有朝一日也能聚首！
明宋旭〈山水圖〉卷 小白樓下的碎紙殘篇，重生
宋旭字初陽，浙江嘉興（一說湖州）人，居松江（今屬上海）。喜瀏覽，多寓寺院，後出家為僧，法名祖玄，又號景西居士。擅畫山水，亦精佛像、道釋，長於書法。師承沈周，兼得古法，尤以元人筆意為宗。所作山巒竹樹，落筆不俗；所繪宗教人物，神形生動。畫風溫和蒼鬱，被後世評為「蘇松畫派」先聲。生前與書畫巨擘董其昌和「華亭派」顧正誼友善，明末名家趙左、沈士充、宋懋晉等均出其門下，在晚明江南畫壇上頗具影響力。
宋旭在〈山水圖〉自題：「嘉靖丙寅秋暮，石門宋旭，寫於雲間之圓通精舍。」由是可知，該畫卷作於嘉靖四十五年（1566）深秋，作畫地點為「雲間之圓通精舍」。此時宋旭年42歲，應正值繪畫創作的最佳年齡。據《石渠寶笈．續編》著錄，宋旭所作〈山水圖〉卷內容為：「水墨畫山墅水村，密林曲嶼，征帆破浪，危棧梯雲，柳蔭下漁艇停泊，二人坐談坡陀石上。」（圖1至圖3）
清末民初，宣統皇帝溥儀在遜位後，由於意識到可能無法久居皇宮，便和家人將宮內珍藏的部分書畫、珍寶等攜出宮外，僅歷代書畫一項，數量即達1,200餘件。這幅繪製精美的宋旭〈山水圖〉卷乃由清宮流出，成為溥儀個人藏品。1925年溥儀出宮後，先居住在北京醇王府，後移居天津租界內的張園、靜園，由宮內帶出的藏品也隨之運到天津。1931年冬溥儀在侵華日軍策劃下逃往東北，其後出任偽滿洲國傀儡皇帝。此時宋旭〈山水圖〉卷即和其他古代書畫、金銀器、珠寶首飾、名錶等物，一併成為偽滿洲國宮廷藏品，被整箱放置於長春偽皇宮東院的圖書樓「小白樓」中。
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前夕，關東軍宣布偽滿洲國遷都，溥儀被迫出宮，倉皇逃往吉林通化。在此前後，偽滿宮內所藏的歷代書畫、古物等均遭到侍衛官兵的偷盜與搶奪，一些傳世名蹟受到嚴重毀損，如北宋李公麟〈三馬圖〉至少被撕裂為三截（現分藏於北京故宮博物院和香港私人等處），米芾〈苕溪詩六首〉被撕搶為碎片（現北京故宮重裱修補保存），清王翬〈瀟湘雨意圖〉在搶奪中亦被斷為三截，而有些名蹟如唐虞世南〈積時帖〉等珍貴文物，則被搶掠毀壞，從此不復出現人間。
宋旭〈山水圖〉卷亦在此時被嚴重損壞，畫卷至少被撕成四段。至今所能見到的，只有私人收藏的卷首一小段及瀋陽故宮收藏的卷中、卷末的一大段；至於卷前的包首、引首，卷尾一小段及卷末題跋等，則早已不復存在。現分為私人所藏之〈江上樓艇圖〉及瀋陽故宮所藏〈江上樓船圖〉卷。
由於宋旭〈山水圖〉卷遭到嚴重殘損，卷前已無引首，卷末也未留下任何題跋，因此今日已無法確知該卷在明、清兩朝的傳承過程。若據僅存的私人藏家殘卷來看，卷首右下角鈐有一朱文印，為明末收藏家項元汴的鑑藏印章，說明該卷曾被項氏所珍藏。清朝中期〈山水圖〉卷已成為內府的珍貴藏品。乾隆二十七年（1762），高宗弘曆在展觀該卷時御題七言律詩，又命臣工先後加鈐宮廷收藏印鑑，即所謂的「乾隆八璽」。至嘉慶、宣統兩朝，仁宗顒琰及清末溥儀相繼沿續清宮鑑藏舊例，先後在珍藏書畫上鈐蓋收藏印鑑，這幅宋旭的手卷上亦被加蓋印章，分別為「嘉慶御覽之寶」、「宣統御賞」等璽印。
再從存世的兩段殘卷來看，全卷用筆細膩，著墨典雅，表現江南文人取景創作的精微、細緻與完美。卷首繪絕壁危岩，疏鬆斜立，曲水棧道，石岸夾溪。遠景有水榭莊園，近處有行人負擔。蒼松掩映之下，茅亭臨溪，二人坐談，一童近侍。卷中繪兩岸相對，平湖遠坡，山勢綿綿，雜樹紛呈。湖對岸山色緲然，塔寺聳立，湖中央渡船揚帆，漁舟輕泛。卷末繪沙岸丘陵，柳蔭茂樹，水榭宮院，拱橋石級。另繪層巒巨嶂，塊石突兀，瀑布長流，樓宇錯落，一派世外桃源景色。
從現在存世的兩段宋旭〈山水圖〉殘卷看，私人所藏〈江上樓艇圖鏡心〉雖然尺幅較短，但卷首保存得非常完整，前部騎縫處鈐有「乾隆御覽之寶」、「石渠寶笈」兩印。瀋陽故宮所藏〈江上樓船圖卷〉尺幅較長，約占畫卷總長的三分之二。在這部分畫卷中上部，除有作者題款、鈐印以及嘉慶、宣統收藏印，中心部位還鈐有「石渠定鑑」、「寶笈重編」，乾隆御製詩前鈐有「養心殿鑑藏寶」。如此兩段殘卷合計有乾隆朝五印，尚缺「乾隆鑑賞」、「三希堂精鑑璽」、「宜子孫」三印。按照乾隆年間清宮鈐印的規律，所缺的這三枚璽印一般要鈐蓋在繪畫作品的左上部，而瀋陽故宮殘卷由於缺損卷尾部分，正好是鈐蓋這三枚乾隆鑑藏印的位置。因此可以推斷瀋陽故宮殘本之後所缺部分，已是宋旭〈山水圖〉全卷的最末端。
最後，將存世的宋旭〈山水圖〉瀋陽故宮博物院殘卷和私人藏家殘卷進行實物比較，兩本殘卷在縱向尺寸上有所不同，私人藏家殘卷略小於瀋陽故宮殘卷。究其原因，是因兩本殘卷在裝裱形式上不同所致，私人藏家殘卷畫心的上下裱沿為內斂式，包邊將畫心含於其內；而瀋陽故宮殘卷因入館後重新裝裱，採用加小邊的做法，使裱邊和畫心之間加寬一小條，故使得畫心有所擴大。
再從兩幅殘卷的殘損處看，其殘缺部分基本吻合，其中上部近12厘米寬可以完全接合，畫心頂端的山石、苔點，畫心中部的松樹枝乾甚至細杈、松葉，所有用筆可以完全重合一體。唯一可惜的是，兩本殘卷在畫心下部存在一個較大的三角形缺口，或許是當時偽滿「國兵」搶奪時造成殘損，但即便如此，兩本殘卷在缺口兩側的構圖、運筆上完全一致的，兩者構成該畫卷的完整氣韻和生動氣息，組成一幅完美的藝術精品。
清王翬等〈康熙南巡圖〉十二卷 皇家威儀，隔洋相望之
〈康熙南巡圖〉創作於康熙皇帝第二次南巡後，是描繪清宮歷史、民間風俗的紀實性繪畫長卷。由清初著名山水畫大家王翬領銜，並有眾多宮廷畫家參與繪製，共同完成。〈康熙南巡圖〉均為高頭大卷，敷彩豔麗，每卷橫長約1,400厘米至2,900厘米不等，總長度相加竟超過200餘米，這在中外繪畫史實屬罕見，是清朝宮廷留給後世的珍貴文化遺產。（圖4至圖8）
原畫創作於清康熙二十八年（1689），共十二卷。1900年8月以因列強入侵而由紫禁城壽皇殿散佚出宮，流失海外，現第五、第八卷失傳，僅存十卷（其中第六卷殘存兩段），分別收藏於亞洲、歐洲、美洲四個著名的博物館及私人手中。尺寸均為縱67.8厘米，其中第一卷藏北京故宮，橫1,555厘米；第二卷藏法國巴黎吉美博物館（Guimet Musee），橫1,377厘米；第三卷藏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橫1,393厘米；第四卷藏法國巴黎吉美博物館，橫1,562厘米；第六卷現存兩段，其一香港私人藏家殘卷橫362厘米，其二美國亞利桑那州鳳凰城私人藏家殘卷橫567厘米；第七卷藏加拿大亞伯達大學博物館（University of Alberta Museums），橫2,195厘米；第九卷至第十二卷藏北京故宮，其中第九卷橫2,227厘米、第十卷橫2,559厘米、第十一卷橫2,313厘米、第十二卷橫2,612厘米。
康熙二十三年（1684），聖祖玄燁於平定三藩、收復台灣後，首次舉行南巡，以期實現「宣揚盛世之威、企盼天下太平」的目的。在南下途中，他數次視察黃河、淮河、大運河及南方海塘治理情況，另外加強整飭吏治，安撫籠絡江南廣大漢族士紳，緩和滿族入關後形成的不安。為銘記南巡壯舉，康熙二十八年（1689），皇帝親下諭旨，命內府徵召天下名家，籌備繪製〈南巡圖〉長卷。
當時負責此事者是善於繪事的兵部左侍郎宋駿業，他與內廷畫家王原祁等人極力推薦江南名師王翬，並得到康熙帝首肯。此後年屆花甲的王翬即奉召入宮，具體主持〈南巡圖〉繪製事宜。王翬先是畫出〈南巡圖〉十二卷稿本（亦稱粉本），在所繪各地古蹟、名勝之處，一一黏貼黃簽，書寫其名，呈請康熙皇帝御覽審定，再率領冷枚、楊晉、王雲、宋駿業、徐玫、虞沅、吳芷、顧棠等眾多畫家，按十二卷草稿繪製其正本，耗時六年，創作出舉世驚嘆的〈康熙南巡圖〉十二卷正本。
〈康熙南巡圖〉以極寫實的筆法，繪製康熙皇帝第二次南巡的主要歷程。第一卷從京城永定門畫起，啟鑾南行，隨後各卷表現其經過京畿、河北、山東、江蘇、浙江等省，所經城市有京師、濟南、泰安、揚州、常州、無錫、蘇州、杭州、紹興、句容、江寧、鎮江、瓜州等等，最遠至紹興大禹廟致祭。從第十卷開始，繪其南巡回鑾歷程，最後一卷則已返歸到京城，描繪聖祖榮歸紫禁城、普天同慶的場面。現存南巡圖十卷所繪聖祖皇帝的具體行程為：第一卷，繪永定門至南苑；第二卷，繪平原至濟南；第三卷，繪濟南至泰安；第四卷，繪山東至江蘇；第六卷，繪常州；第七卷，繪無錫至蘇州；第九卷，繪錢塘至紹興；第十卷，繪句容至南京；第十一卷，繪南京至金山；第十二卷，繪永定門至太和殿。
從繪畫創作技法上看，〈康熙南巡圖〉具有恢宏氣勢與壯麗結構，各卷首尾相接，以寫真紀實的形式，表現當時南北各地的山川風貌、人文景觀以及康熙皇帝的主要行跡。從微觀看，畫卷各局部皆用筆精細，高山大河，阡陌平湖；輕舟古寺，百舸爭流；街衢閭巷，車水馬龍。既有世外桃源的悠揚舒緩，又有京師皇宮的金碧燦爛；既有通衢大邑的繁華富麗，又有鄉村茅舍的孤陋荒簡，無數的官吏、士兵、商賈、市民、農戶、漁人、樵夫、婦女、兒童等，無不形象生動。而每卷中所繪聖祖皇帝的形象，則是各卷之焦點，在其身邊擁有眾多身著黃馬褂的宮廷侍衛御前扈後，那些逼真的御用黃傘、鹵簿儀仗、宮廷樂器、豹尾槍、儀刀、弓矢等等，無一不標示著皇帝至高無上的威嚴。
從現在存世〈康熙南巡圖〉各卷實物來看，藏品在乾隆、嘉慶乃至宣統朝，畫卷上並未鈐蓋內府的任何收藏章，甚至連最喜歡品讀、鑑賞佳作的乾隆皇帝，也未在卷面題寫詩文或鈐蓋內府鑑藏璽印。這主要是因為畫卷均繪有聖祖形象，屬於宮廷特藏的「聖容」系列，乾隆皇帝乃按宮中舊制，不復在畫上留下鑑藏痕跡。由於〈南巡圖〉十二卷上沒有加蓋所謂的「殿座章」，已無法考證它在繪成後收藏於皇宮哪座宮殿；然而，若從史實情況來分析，極有可能像眾多帶有皇帝「聖容」的畫卷一樣，是庋藏於紫禁城北部的景山壽皇殿內。在光緒二十六年（1900）「庚子之變」時，八國聯軍入侵北京；在法軍占據皇宮以北的壽皇殿期間，將殿內原藏的〈康熙南巡圖〉、〈乾隆大閱圖〉等部分珍貴畫卷竊走，形成〈康熙南巡圖〉分別散落中國各地與海外的局面。
清金昆等〈乾隆大閱圖〉四卷 險些失傳的閱兵規制
原畫創作於清乾隆十一年（1746），共四卷。1900年8月以後於紫禁城壽皇殿散佚，現第一、第四卷失傳。現存兩卷，均為縱68厘米，其中第二卷藏北京故宮，橫1,757厘米；第三卷藏美國私人藏家，橫1,550厘米。（圖9、10）
清朝以赫赫武功奪取天下，一直崇尚弓馬騎射。清入關後宮廷中承襲祖先舊制，將圍獵和校場閱兵視為重要禮儀，製訂行圍制度和大閱制度。順治年間，定每三年舉行一次大閱典禮儀式，此後各代皇帝在從政之餘，經常率諸王貝勒、侍衛和八旗官兵赴木蘭圍場舉行「秋獮」；在京城內紫禁城午門和南苑舉行「大閱」，以檢閱八旗官兵的操演，提高軍隊的戰鬥能力。乾隆四年（1739），高宗依照祖制舉行自繼位以來的首次大閱。是年11月，他身著金光耀眼的甲胄，乘騎雪白的「萬吉驦」寶馬，在京城南苑舉行閱兵大典，隆重檢閱駐京八旗官兵的軍陣佇列，並觀看數萬官兵依次表演的火炮、騎射、布陣、雲梯等軍事項目。
為了更生動地記錄此次閱兵大典，使宮廷大閱禮儀傳諸後世，乾隆皇帝決定以長卷繪畫，描繪此次閱兵儀式。在正式出閱之前，曾親傳聖旨：「俟大閱之日，著海望（時任內務府總管大臣）將畫畫人金昆等帶著。」以便宮廷畫師在現場作實景寫生。南苑大閱結束後，乾隆皇帝即命由金昆領銜，其他「畫畫人」如程志道、吳桂、程梁、姚文翰、盧湛、張廷彥、金聲、丁觀鵬等一起參與，共同籌畫〈大閱圖〉繪事。經過七年的準備，乾隆十一年（1746），眾畫師以宮廷典制為依據，按照昔日皇帝大閱的實景寫生，開始正式繪製乾隆帝〈大閱圖〉。
在此後的兩年時間裡，乾隆皇帝對繪畫一直予以關注。在閱看畫稿時，一旦發現問題便及時進行處理。如當時「畫畫人」曾將〈大閱圖〉中的八旗旗份畫錯，弘曆不僅傳旨予以斥責，還命將總管此事的怡親王、海望治罪，還對具體管事者金昆、監看專員花善等予以革職、罰俸，從而確保了〈大閱圖〉繪製的真實與精緻。
乾隆十二年（1747），精彩的四卷本〈大閱圖〉繪製完成。四幅長卷如實記錄乾隆皇帝南苑大閱的真實景況，為後世留下極珍貴的圖像資料，透過畫卷可一睹大清皇帝閱兵的盛況。四卷〈大閱圖〉繪成時，乾隆皇帝又命詞臣梁詩正、汪由敦、張若靄、嵇璜、莊有恭等人，執筆書寫各卷後的長跋文字，以記錄皇帝閱兵的具體步驟、舉行儀禮和參加檢閱的軍旅、旗屬、人數等內容，真正落實圖文共存。乾隆十二年（1747）年末弘曆又傳旨內務府，命製作四件雕漆匣，由親信大臣董邦達書寫八分書題簽「大閱圖」三字，中間寫「乾隆丁卯年製」字樣，下邊寫「元、亨、利、貞」四字序號，以示區別。
根據乾隆晚期成書的《石渠寶笈．續編》記載，乾隆帝〈大閱圖〉四卷被分別命名為：第一卷「幸營」、第二卷「列陣」、第三卷「閱陣」、第四卷「行陣」。在畫卷之上，陸續加鈐了「乾隆御覽之寶」、「石渠寶笈」、「乾隆鑑賞」、「三希堂精鑑璽」、「宜子孫」及「五福五代堂古稀天子之寶」、「八徵耄念之寶」、「太上皇帝之寶」等乾隆鑑藏印章。
清朝中晚期，四卷本〈乾隆大閱圖〉與其他帶有皇帝聖容的宮廷繪畫一樣，被保存於紫禁城北側的景山壽皇殿內，受到歷代皇帝的重視。光緒二十六年（1900）「庚子事變」中，由於八國聯軍之法軍駐於壽皇殿，許多官兵對宮中藏品進行盜竊，致使壽皇殿內所藏〈康熙南巡圖〉、〈乾隆大閱圖〉等珍貴畫卷部分散佚，從此，〈乾隆大閱圖〉第一、第三、第四卷流失到海外。
從現在存世的〈乾隆大閱圖〉來看，目前尚保存有完整的兩卷，即第二卷和第三卷。兩本長卷的畫風和裝裱樣式完全相同，卷前包首題簽處和卷末長跋之前，各有隸書題名，其第二卷題字為「大閱第二圖．列陣」，第三卷題字為「大閱第三圖．閱陣」。兩卷以細緻入微的畫筆，分別描繪了八旗左右翼軍及前鋒營、護軍營、驍騎營、火器營各軍佇列狀況，並對乾隆皇帝、御前王公大臣、侍衛、護軍和滿洲、漢軍各旗都統、親兵及成千上萬的八旗官兵逐一寫真，如現代照相對所有參加者進行記錄。其用筆可謂認真，其描繪可謂精細，反映宮廷畫家的嚴謹畫風和豐富的表現能力。
〈乾隆大閱圖〉第二卷一直保存於北京故宮，並在海內外有公開出版，受到世人廣泛的重視。至於〈乾隆大閱圖〉第三卷為2001年9月北京故宮專家聶崇正於美國紐約私人藏家處得見。而〈大閱圖〉的第一卷和第四卷可能早已湮沒於塵世、也可能尚流存於民間，為今後提供更多研究的機遇。
值得一提的是，在〈大閱圖〉第三卷「閱陣」中，有鮮明的乾隆形象，他身穿戎裝，身披鎧甲，頭戴金盔，腰佩玉把腰刀，左、右兩側背著弓袋和箭囊。其威風凜凜，儀表堂堂，反映一代君主的高貴與神聖。據聶崇正考證，圖中乾隆皇帝像造型準確，比例恰當，其用筆多為短線線條，講究光照質感，故推測應為西洋教傳士畫家郎世寧所繪。
成套文物．分藏異地 久違了，故人
時至今日，在世界各地仍然散佚著許多中華古代文物，在書畫方面，除前述的黃公望〈富春山居圖〉、宋旭〈山水圖〉、清宮畫家所作〈康熙南巡圖〉、〈乾隆大閱圖〉，具有代表性的還有數十幅〈紫光閣功臣像〉以及〈雍正先農壇祭祀圖〉等，它們原來身處中國時都曾是完整的一套，只因為歷史變故和世事滄桑，而形成分藏異地的局面。誠摯企盼，這些散佚世界各地的書畫名卷，有朝一日能否以〈富春山居圖〉合璧的成功為例，實現久別的重合。
參考書目與延伸閱讀：《秘殿珠林．石渠寶笈彙編》，北京：北京出版社，2004。馮明珠主編，《故宮勝概新編》，台北：故宮博物院，2010。朱誠如主編，《清史圖典》，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2。戴忠仁，《被火紋身的〈富春山居圖〉》，《藝術收藏設計》，2010年10期。聶崇正，《談〈康熙南巡圖〉卷》，《美術研究》，1989年第4期。聶崇正，《〈康熙南巡圖〉第六卷殘本現世》，《紫禁城》，2010年第7期。聶崇正，《「列陣」與「閱陣」——故宮內外的兩卷乾隆〈大閱圖〉》，《紫禁城》，2009年8期。李理，《佳作隔兩地，殘卷感人心：宋旭〈山水圖〉的兩段殘本》，《中國書畫》，2010年6期。
圖片提供｜李理（瀋陽故宮博物院副研究員暨保管部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