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當代著名書畫家、詩人與古書畫鑑定家徐邦達（1911～2012），於2月23日病逝於北京，享年101歲。這位集「國寶護神」、「華夏辨畫第一人」、「徐半尺」等眾多美譽於一身的學者，對中國藝術文化有著卓越的貢獻。作為堅定的文物守護者，他在1950年代出任文博機構要職，搶救無數重要國寶，使之不致外流，經他鑑考、收購、徵集的書畫名蹟不下三、四萬件。而作為中國藝術史「鑑定學派」的一代宗師，他自30歲起便投入古書畫的鑑別、考訂和編目工作，時間長達70年之久，所累積的豐碩研究成果，最後匯集成500多萬字的《徐邦達集》（圖1）；此套巨著被視為20世紀中國古書畫鑑定學的里程碑，奠定了他在國際學界的崇高地位。
究竟緣於什麼樣的經歷和人格特質，讓徐邦達成為一位偉大的鑑定家和藝術史學者？這位近現代最具傳奇性的書畫鑑定「達」人，又是如何開啟他的鑑定生涯？
早慧的年輕鑑定家：上海灘→紫禁城
徐邦達，1911年生於上海，父親是上海灘有名的絲綢商人，性情儒雅，喜好收藏古書畫。從小在這樣得天獨厚的環境中成長，耳濡目染之餘，讓徐邦達培養出對書畫的濃厚興趣，年輕時即追隨蘇州畫師李濤習畫，後來先後進入著名書畫鑑定家趙叔孺、吳湖帆門下學習鑑定。為了鍛鍊書畫的鑑賞能力，徐邦達更曾臨摹近百家古代書畫，頗得神髓。從他28歲所畫的一幅〈臨陳老蓮仕女圖〉（圖2），即可見到他將晚明畫家陳洪綬古拙的奇石和人物造型、以及用「戰筆」畫出的線條等風格特徵掌握得惟妙惟肖，令人嘆服！
早年臨摹古書畫的經驗，對於徐邦達學習鑑定有很大的助益，他回憶道：「從臨摹中使我逐漸廣泛、逐步深入地瞭解熟悉了一部分古書畫家的藝術形式特徵，因為要臨得像，非一點一畫地細看細琢磨不可。臨摹一遍，真比欣賞一百遍還要記得清楚。」因此，經過短短幾年間的磨練，徐邦達很快成為上海灘小有名氣的書畫鑑定家。
1933年，正逢故宮南遷文物被運至上海租界暫存，繼之1935～1936年故宮應英國邀請，精選部分南遷文物精品赴倫敦展出，當時尚不到30歲的徐邦達即與吳湖帆、龐萊臣、王季遷等幾位鑑定名家一同受聘擔任審查委員；1937年，又有上海博物館舉辦的「上海市文獻展」，徐邦達亦受邀從事古書畫徵集、點檢和陳列的工作，發揮其鑑定長才。在此之際，他也開始進行編撰其過眼書畫簡目的計畫。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徐邦達立即被聘為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員會顧問，翌年經文物管理局局長鄭振鐸介紹，轉到位於北京的文物管理局文物處工作，三年後調入北京故宮博物院，負責徵集、鑑定歷代書畫，以及彙集散落民間（包括自清宮散佚的）的古書畫等工作，同時兼任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教職。這段期間，徐邦達雖以收購、徵集到末代皇帝溥儀當年從紫禁城偷帶出去的國寶，如唐人摹〈萬歲通天帖〉（圖3）、五代胡瓌〈卓歇圖〉、楊凝式〈夏熱帖〉、元代趙孟頫〈水村圖〉、王蒙〈太白山圖〉等傳世名蹟，而獲得「國寶護神」之封號，但身為一位書畫鑑定家，此時的他不僅有機會遍觀故宮珍藏和海內外書畫名蹟，加之不斷累積鑑定經驗，將之著述成書，凡此種種才是促成他日後成為集大成書畫鑑定家之重要關鍵。
揭開故宮古畫密碼：乾隆，你錯了
上海灘時期的徐邦達，除了鑑定，也以書畫創作知名，1946年還在上海舉辦過個人畫展。然而，當1950年他轉任北京故宮博物院服務後，便逐漸將畫筆擱置，一心投入鑑別、考訂古書畫的工作，因為他認為傳統中國「贗品偽蹟泛濫，一直是一個懸而未決的大問題，這個問題只有在和平時代中、在藏品公開的前提下，通過有組織的大規模鑑定活動，才能逐步解決。」隨著1953年故宮繪畫館的開放，徐邦達更是加快書畫辨偽的腳步，希冀能為博物館的展覽、高校課堂教學及出版社的古書畫出版等基礎工作，提供準確可靠的圖像材料和藝術史知識。
1950至1960年代初，徐邦達除了和故宮同仁們解決了北京故宮博物院早期書畫藏品的真偽和文物分級等問題，同時他也將一批歷代相傳的古書畫，如傳為東晉顧愷之的〈洛神賦圖〉（圖4）、王羲之〈雨後帖〉、王獻之〈中秋帖〉、隋代展子虔〈遊春圖〉、唐代閻立本〈步輦圖〉、唐代韓滉〈文苑圖〉（圖5）、五代顧閎中〈韓熙載夜宴圖〉等名作重新改訂為後代的摹本、傳本或仿作。雖然在鑑定辨偽的過程中，這些古書畫可能失去原有光輝顯赫的標籤題名，但徐邦達認為唯有以科學研究的態度和求實的學術精神，才能探究出這些文物真正的歷史和藝術價值。
除了重新改訂五代之前的國寶書畫，他在1958年更為元代黃公望的〈富春山居圖〉重新驗明正身，更成為當時最受矚目的藝術史大事。透過對這幅名畫的流傳史與著錄資料之詳細考證，以及後代款題的真偽鑑定，徐邦達認為其中一幅經乾隆皇帝題了很多溢美之詞的本子（子明卷），實際上是後人偽造的假畫；而乾隆認為是假畫的本子（無用師卷），反倒才是〈富春山居圖〉的真蹟（圖6）。乾隆「以假為真」，使得真本〈富春山居圖〉被打入冷宮二百餘年，經徐邦達的鑑定研究之後，方才沉冤得雪。
徐邦達長年任職北京故宮博物院期間，不僅全面鑑別、考訂館藏古書畫，他在1980年代間也曾參加由謝稚柳、劉九庵、啟功、楊仁愷、傅熹年等文物鑑定名家所組成的「中國古代書畫鑑定小組」（圖7），赴各地文博單位甄別歷代書畫；並且個人曾多次出訪歐美，考察流散海外中國書畫、並與國外專家進行學術交流。數十年來，他所飽覽的清宮歷代書畫珍藏及海內外公私藏品不可勝數，在鑑定上累積極其豐碩的成果，享譽世界，也為他博得了「華夏辨畫第一人」的聲名。
獨具慧眼的「徐半尺」
一談起徐邦達的鑑定傳奇，很多人立即會想起「徐半尺」這樣的雅號，意思是說他在鑑定書畫時，常於畫軸展開半尺之際，即已辨識出作品之真偽。例如有一次，訪客將畫軸緩緩展開，徐邦達才剛看到一片竹葉的梢頭，便脫口而出：「李方膺」，當畫軸展畢，果然是「揚州八怪」之一李方膺的畫作。
在一般人的印象中，鑑定似乎是一項神祕的技藝與知識，在歷史上也流傳著許多諸如「徐半尺」這樣的奇人軼事，像是清代鑑賞家宋犖便喜歡自誇：「黑夜以書畫至，摩挲而嗅之，可別真贗」，說的是他在黑夜中也能辨別書畫的真偽，讓人不免驚詫，此人是否具備如貓狗般銳利的眼力和嗅覺！對於自己在鑑定上的天賦，徐邦達也曾這樣說到：「五十年前看的東西，六十年、七十年前看的東西，我眼睛一閉，都在我的眼睛面前，這個東西很怪的……」
幾十年前見到過的書畫，幾十年後再見時，徐邦達依然記憶猶新，這樣的超凡能力，似乎只有少數人能擁有。曾經與徐邦達在故宮博物院一同共事、著名的文物鑑賞家王世襄，便曾近距離地觀察到書畫鑑定家的活動：「等於就是一部電腦……鑑定的過程非常非常地難，你得有絕好的記憶力，比如你看見了一張畫，必須把這張畫輸入你的腦子裡，並存了檔，你得把這畫記住，你再發現一張畫，就得跟你腦子裡原有的那張畫做比較，風格同不同？除了時代風格必須做比較之外，還有就是個人風格，比較個人風格要拿你現在看到的跟你腦子裡的比，你腦子裡存的東西愈多，你的把握就愈大。」
目鑑＆考訂合璧／鑑定學科系統化
除了過目不忘的記憶力，徐邦達在書畫鑑定上卓然有成的另一原因，在於他對浩如煙海的古代文獻資料和書畫史相關知識皆能嫻熟掌握運用。相較於其他書畫鑑定家，徐邦達最大的特色，便是結合了「目鑑」與「考訂」兩部分，並且從中發展出一套體系完整、層次分明的鑑定學方法。
何謂「目鑑」？簡單地說，就是通過視覺感知的方式，對一件作品的形式和風格進行分析；研究者必須對中國書畫的主要流派、個人與時代風格以及筆墨特徵有深入的瞭解，才能以此作為書畫斷代、辨偽的依據。然而，「目鑑」分析通常需要一定數量的作品作為比較的基準，而且鑑定家視覺記憶的模糊性與主觀性都會影響判斷的準確度。因此，就如同徐邦達所說的：「目鑑，必須有一個先決條件，即一人或一時代的作品見得較多，有實物可比，才能達到目的，否則是無能為力的。」而這時候就需要結合文獻資料進行考訂，以彌補目鑑之不足。
那麼，該如何妥當結合運用「目鑑」與「考訂」兩種方法呢？在幾位中國現代鑑定學先驅中，張珩首先提出，應先以「目鑑」判別一件作品的時代風格與個人風格，作為鑑定書畫的主要依據，再以其他像是印章、紙絹、題跋、款識、裝裱以及相關文獻之考訂，作為鑑定的輔助依據；唯有主要依據和輔助依據均達成一致時，才可斷定此件書畫的真偽或確切年代。
徐邦達的鑑定學方法基本上與張珩類似，不過他更加注重「作品」、「技術」、「史料」三者的緊密連結，盡可能地運用一切可以分析的材料，同時結合風格研究與細緻的文獻考證，將之運用到書畫鑑定當中。因此，他在《古書畫鑑定概論》一書中，於書畫的基本組織、書法中的文字考訂與繪畫中建築物和服飾用品形制（以上三項為書畫主體）之外，更廣泛納入張珩歸為輔助依據的款跋、印章、紙絹綾、幅式和裝潢形式等，做為鑑定的主要分析對象；至於其他像是碑帖拓本、照相影本、古書畫著錄等，才是次要分析的輔助依據。
若以徐邦達對王獻之〈中秋帖〉（圖8）的鑑定為例，便可清楚看到他如何有效結合「目鑑」與「考訂」，解決藝術史上的鑑定難題。首先，從書風、筆墨特徵來看，徐邦達認為〈中秋帖〉的「書法古厚，墨采氣韻鮮潤，雖非勾填，恐是宋人臨仿」，經過與北宋書家米芾〈深秋帖〉的比對，可以進一步推定此帖應當為米芾所臨仿。其次，徐邦達也觀察到〈中秋帖〉的筆畫特別豐潤圓熟，這樣的線條質感若用晉代的硬蕊毛筆是寫不出來的，他透過研究歷代書畫所用的毛筆在製造工藝上的特徵，並結合文獻考訂其演變，發覺〈中秋帖〉所使用的工具可能為北宋中期文人慣用的無蕊軟毫筆，再加上此帖的材質為竹紙，也是宋代才開始出現的書寫材料，諸項證據皆指向〈中秋帖〉製作的時代為北宋年間，此點正與徐邦達推斷其作者為米芾的結論不謀而合。
中國鑑定界永遠的福爾摩斯
在中國傳統書畫鑑定史中，雖然不乏以「目鑑」或「考訂」作為分析對象的例證，但這些例子不是僅側重其中一種方法、多所偏頗，就是分析當中存在著一些無法言傳、難以溝通的觀念和語彙，從而使鑑定這門學問蒙上一層神祕的面紗。直到20世紀後半葉，鑑定學家開始引進西方的科學方法，試圖補救中國傳統以直觀或純粹考據方式鑑定作品的缺失，建立起一套全新的鑑定學理論與方法。徐邦達正可謂其中之集大成者，他將書畫的形式風格、製作工具與技術、以及文獻考訂有機地結合起來，並且系統性地建立古代書畫的鑑定規範，真實還原了中國書畫史的脈絡。
每回細讀徐邦達的鑑定實例，就彷彿閱讀一部偵探小說。面對一幅古書畫，他的鑑定過程正有如福爾摩斯辦案，絕不容許錯過任何值得追索的蛛絲馬跡，其鉅細靡遺的論證過程，正淋漓盡致展現了書畫鑑定學以正確的目鑑為基礎，進而從事嚴密而詳盡的推理之終極目標。徐邦達在鑑定界所確立的實證和科學性的嚴謹學風，並不會隨著他的過世而結束，不僅將繼續被實踐和發揚，他也會以一位鑑定學家的典範為人們所永久記憶，成為歷史的一頁傳奇。
參考書目與延伸閱讀：王連起，〈古書畫鑑定研究的集大成者〉，《故宮博物院院刊》，2010年第6期（152期），頁22～27。余輝，〈徐邦達在學術史上的意義──從顧頡剛「古史辨派」談起〉，《故宮博物院院刊》，2010年第6期（152期），頁28～53。薛永年，〈徐邦達與書畫鑑定學〉，《故宮博物院院刊》，2010年第6期（152期），頁14～21。薛永年主編，《名家鑑畫探要》，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08。趙淑靜、吳琦、陳騫主編，《徐邦達：辨畫奇人》，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6。
圖片提供｜廖堯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