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學者的亞洲視野，越過印度洋
東南亞、西亞，甚至中亞
台灣彷彿在遭逢每個關鍵點、欲追求突破之時，總是呼喊著國際化的口號。但早期所謂的國際觀，主要著重日本、美國與歐洲，並不太關注東南亞島嶼與南亞次大陸，更遑論亞洲大陸最西側的國度。所幸在「南進政策」提出後，促成了中研院東南亞專題中心的設置，近年社會人文教育與學術研究，更試圖建立台灣觀點的亞洲視野。例如：故宮博物院南分院博物館的籌備與各大學亞洲學程課程設置，以及鶯歌陶瓷博物館、國立歷史博物館舉辦的東南亞陶瓷美術相關展覽。不同於過去政治與經濟的導向，這些活動試圖提昇至人、物與文化更等為深層的互動。
過程中台灣亦積極吸收他者的經驗，其中日本觀點正是借鑑對象之一。日本學者的亞洲觀點，除了關心對其文化形塑影響重大的鄰國：中國與韓國外，也涵括了大部分的亞洲區域。本專題就透過三篇文章，試圖呈現日本學者關於亞洲陶瓷研究的一個側面。
坂井隆以台灣出土眾多的安平壺為例，將其聯繫到亞洲網絡的分布關係，進而突顯大員（今安平）浮現於17世紀世界歷史舞台之過程。向井亙則回顧東南亞陶瓷的發展歷程。除了從過去Roxanna Brown側重外銷發展的觀點，轉向本地需求的動力，還從陶瓷技術體系來考量東南亞陶瓷產業的區域分布與互動。向井側重在地觀點的詮釋，部分呈現了日本學者從事東南亞研究的參與模式――學習當地語言並從事長期田野的觀點。桝屋友子專文，演繹了西亞虹彩陶器特殊彩飾技術的傳承消長。自9世紀阿拉伯商人進出亞洲海域進行中國陶瓷等貿易活動以來，作為商品外裝容器的西亞孔雀藍釉瓶就出現於泰國、柬埔寨、越南、中國東南與日本福岡、京都等地。泰國、越南、菲律賓等地也發現了10～14世紀的伊斯蘭虹彩陶與埃及三彩鉛釉陶等。由於台灣在17世紀亞洲貿易網絡位置特殊，西亞薩非王朝的白釉藍彩陶也曾經出現北部大坌坑遺址。未來，隨著台灣的陶瓷貿易網絡逐步釐清，說不定也可以在緊鄰菲律賓的台灣南部發現虹彩陶器!
陶瓷，可以是政治權力象徵物或者貴族階層的威望物，也可以是家家戶戶必備的裝飾物與生活器具。三篇文章共同之處，正是透過陶瓷物的流動，追索其明顯或幽微的存在，顯影底層文化與人的互動交流。
圖片提供｜本刊資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