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南亞自9世紀開始作為陶瓷貿易場域之一，從14世紀開始生產陶瓷器並且對外輸出。其輸出地不僅見於東南亞，亦廣及東亞與西亞。無論是14世紀以後的東南亞物質文化研究，或在亞洲整體的陶瓷貿易研究議題當中，東南亞生產的外銷貿易陶瓷器與中國陶瓷器以及伊斯蘭陶器共同扮演重要的角色。
東南亞新興陶瓷議題
包括東南亞陶瓷器在內，所謂遺跡出土陶瓷器研究的出發點，主要是關於產地與生產年代的判定。有關東南亞陶瓷器的研究，首先進行的是產地判定之研究。在越南北部地區，於1983年透過Chu Dau窯的發現與調查，解開亞洲各地出土越南青花瓷的產地之一為Chu Dau窯。越南中部區域，1991年之後，進行以Go sanh為中心的占城（Champa）陶瓷器調查。占城陶瓷器廣泛流通於東亞與西亞的現象已被確認。泰國方面，由泰國與澳洲學者共同合作，發掘調查Sri Satchanalai與Sukhothai兩處窯址，解開對外輸出陶瓷器的變遷。進行Sri Satchanalai窯址發掘調查的澳洲學者D. Hein博士，認為Sri Satchanalai窯發展樣貌，初期具有與泰國北部地區所謂Lannar陶瓷器相同的窯業技術生產，再經過技術革新生產外銷陶瓷器。另一方面，1988年之後泰國中部Maenam Noi窯進行發掘調查的結果顯示，亞洲各地出土的泰國生產黑褐釉四繫罐當中，包括數量眾多的Maenam Noi窯製品（圖1）。近年，西亞港灣遺跡出土青瓷包含緬甸中部twente製品一事也逐漸明朗化。承上所述，外銷貿易陶瓷器生產窯址的發現與調查之進展，提昇了處理各地遺址出土東南亞陶瓷器製品之確切窯址判定工作的精謹度。
Roxanna Brown編年之研究貢獻
2000年之後，研究輸出泰國陶瓷器最重要者，是已故Roxanna Brown博士關於泰國陶瓷在東南亞的流通研究。Brown博士積極利用沉沒船資料進行泰國外銷陶瓷器的年代研究，在他過世後刊行的專書《The Ming Gap and Shipwreck Ceramics in Southeast Asia（明代斷層與東南亞沉船陶瓷）》，闡述東南亞海域的中國陶瓷器流通量在15世紀中葉最少，然而，彷彿是為了補完數量不足的中國陶瓷般，泰國與越南陶瓷器的流通數量卻明顯增加。此種說法主要立基於1970年代Tom Harrison關於明代斷層的假設。Brown博士最重要的貢獻，乃是立基於數量眾多的沉沒船資料調查，確立泰國外銷陶瓷器的編年。此項業績成為日後泰國陶瓷器年代研究的指標。
如上所述，泰國外銷陶瓷器的研究，整體而言，以窯業技術史研究與泰國陶瓷外銷的流通研究為開端，但是關於生產地周邊陶瓷器的流通消費樣貌則不清楚。我認為，Sri Satchanalai窯生產受到窯場周邊區域的陶瓷器需求很大的影響，因此著手調查分析泰國中部諸都市的陶瓷器資料，並且考察13至16世紀泰國中部需求，對於Sri Satchanalai窯的陶瓷器的生產影響。
近年，以日本考古學者為中心所進行的研究，關注亞洲海上貿易的罐甕類功能。關於泰國以外的各地遺跡所出土泰國製黑褐釉四繫罐，一般認為是區域間往來貿易交換物產的外裝容器，從而顯示區域之間物質交換的實態。泰國陶瓷器方面，陶瓷容器居輸出海外陶瓷器數量的比例頗高，凸顯了大城王朝（Ayutthaya）海上交易以及物產搬運研究議題。此外，泰國東北與泰國北部窯場雖然不見於海外輸出陶瓷器，但是基於理解泰國窯業史所需，有關的發掘調查與研究，泰國研究者已取得一定的進展。
研究泰國窯業史時，比較妥當的作法是分為「北部」、「中北部」、「中部」、「東北部」四個區域來觀察。（圖2）各個地方窯業史的流變，隨著不同時期區域之間窯業技術有互相交流，也有各自獨立發展的時期。以下將透過研究進展說明泰國各地區的窯業發展史，並且在檢視這些論點的過程，提出未來展望。
Buriram與高棉的陶緣血脈
高棉王國與泰國東北Buriram陶瓷器
泰國境內，一個窯場所生產的陶瓷器廣泛流通最古老的例子，是泰國東北部的Buriram窯址群。9至14世紀，泰國東鄰以柬埔寨為中心所建構的高棉王朝，其版圖擴張到泰國東北部與東部。這個時期，泰國東北部Buriram縣境南方Bann Kurat郡為中心分布的窯場所生產陶器，被稱為Buriram窯址群陶瓷器。Buriram窯陶瓷器應被視作高棉陶瓷器的一個地方窯。
生產地研究：Buriram＆Tani窯址
高棉陶瓷研究史當中，Buriram陶瓷器是最早被認識其窯業技術與製品特徵的陶瓷器。在柬埔寨國內，1883年法國學者E. Aymonier在吳哥區域Phnom Kulen發現窯址，後因內戰與混亂，有關高棉陶瓷器生產地的研究並未實行。相對於此，1980年代由泰國藝術局進行的考古學調查，當中包含有Buriram窯址群的發掘調查。從其窯址分布調查結果顯示，窯址群分布包括泰國東北Buriram南部，與柬埔寨國境相近的Bann Kurat郡確認有八個窯址群，再加上周邊區域分布，總計有30處窯址。窯址的發掘調查，在Buriram縣三處地點實行，其中兩個遺址刊行有發掘調查報告書。
進入1990年代，柬埔寨國內也開始針對高棉陶瓷器生產地，進行考古學的發掘調查。特別是1995年在吳哥（Angkor）遺跡群東側的Tani窯址群（圖3）發掘調查，解開了吳哥地域高棉陶瓷器的生產技術與製品特徵。進一步結合先前已經調查研究的Buriram陶瓷器進行窯業技術的比較研究（圖4）。分析結果顯示，兩地窯址群都具有共同的特徵，都是在土墩上面利用黏土塊構築的橫焰式地上窯，窯體平面圖都呈細長方形的形態。火膛與窯室有高低差異，窯室的窯床面呈傾斜。此外，窯室窯床面有支撐窯頂的支柱亦是共同特徵。另一方面兩地窯爐的差異，從平面圖看，Buriram窯址要比Tani窯更為細長。Buriram窯址群，在同一時期平行建築複數窯爐，因此可見共用窯壁，或者運用舊窯支柱列作為新窯側壁的現象，這是Tani窯群沒有的特徵。此外，相對於Buriram窯址群進行窯爐增建或改建時，使用竹子作為補助建材修築共有側壁；Tani窯沒有使用竹子作為輔助建材，而是直接在古窯上面建蓋新窯。若再考慮Buriram窯址群生產的黑褐釉器未見於Tani窯之現象，兩窯址群的技術體系應該有所差異。
Buriram陶瓷器特徵
Buriram窯址群生產陶瓷器的特徵（如左即圖5），主要包括在陶器質地胎土上面施罩黃綠色透明釉的灰釉陶器、施掛不透明黑褐釉的黑褐釉陶器，以及同一器物上施掛灰釉與黑褐釉的雙色釉陶器，還有無釉陶器等所組成。其中，一般最常見者為灰釉碗與鉢。碗鉢內底面與外器壁近底處，有間隔地環狀排列球形黏土塊的支燒痕。這是在裝燒時，以球形黏土塊作為碗與碗重疊之間的間隔具所留下的痕跡（圖6）。比較兩地都有生產的灰釉碗與鉢，Buriram窯址群製品較厚重，吳哥地域的Tani窯製品口緣部位外張斜敞，口緣頂端外折為其特徵（圖7）。其他器類如盒子，兩地窯皆有灰釉與黑褐釉製品。相對於各式各樣型態的灰與黑褐釉小罐類，象、兔、鳥等象生器數量稀少。
Buriram黑褐釉陶瓷生產有大型罐器，日本沖繩縣那霸市首里城京之內遺跡，考古編號灰坑SK01出土一件這類黑褐釉大罐（圖8）。灰坑SK01總計出土上千個以上遭受火災的陶瓷器。原本被收納在首里城倉庫的陶瓷器與物產，在15世紀中葉因為火災破壞，成為一次性廢棄的遺跡。該出土品是研究Buriram陶瓷生產年代研究的重要資料，因為高棉陶瓷器幾乎沒有流通到海外，考察這件作品經由何種管道來到沖繩（琉球）是個有趣課題。
若在多樣型態的Buriram陶瓷器當中，標舉最有特色的Buriram陶瓷器，那非長頸壺莫屬了。器形從細窄的頸部呈喇叭狀外開連接口緣部位，器腹上半身膨脹飽滿，下半部逐漸細窄收縮，至底部再微微開張。這種型態的長頸壺，在泰國各地都有生產，其受歡迎可見一般（圖9）。
Buriram陶瓷器的分布
泰國國內Buriram陶瓷器之分布，以泰國東北部為中心的廣闊範圍。高棉王朝，12世紀後葉至13世紀初期由國王Jayavarman VII統治時期，積極對外擴張統治領域，西南到馬來半島，西北到緬甸，開創王朝最巔峰期。根據大吳哥城（Angkor Thom）碑文，國王Jayavarman VII將仿造他形象的佛像贈與王朝統領下27座都市。其中六個都市經考訂得知是泰國西部與中部的都市。而且，碑文提到的都市當中，泰國西部的Lopburi與西部的Muang Sing地方，都有出土Buriram陶瓷器。
更有甚者，Buriram陶瓷器分布廣及Sukhothai與Sri Satchanalai都市。這兩個都市都是在Sukhothai王朝建立之前的高棉王國統治時代，支配周邊地域的重要都市。其中，在Sukhothai都市的Phra Phaai Luang寺廟出土兩件黑褐釉罐。此外，在Sukhothai都市中心的Nean Prasat區域發掘調查，從最下層的第一居住層，Buriram陶瓷器與北宋時代中國華南產白瓷盒子共伴出土。
若將前述泰國國內出土Buriram陶瓷器的遺跡在地圖上標示出來，其消費分布大概是以Buriram窯址群為中心，半徑約500公里的廣大範圍（圖10）。這讓人不禁思考，Buriram陶瓷器是經由怎樣的流通管道抵達廣闊地方？接著就以兩個遺址案例說明，9至13世紀運銷至泰國最主要河流Chao Phraya水系（華語俗稱湄南河）的Buriram陶瓷器。
◆湄南河上流域：Sukhothai縣Nean Prasat遺址出土例
Nean Prasat遺址位於Sukhothai中心區域，Mahathat寺院與Ramkhamhaeng國立博物館中間的位置，今日仍然殘存東西約50米、南北30米、高1.5米的紅磚建築基壇。根據Sukhothai時代的碑文相關研究，推論這個地區是Sukhothai的政廳機關。1987年進行的發掘調查顯示，從最下層的第一居住層，Buriram陶瓷器與中國宋代華南產白瓷盒子共伴出土。第一居住層也共伴出土Sri Satchanalai無釉陶瓷器，係考察Sri Satchanalai陶瓷器出現時代的珍貴資料，後面會再討論。第一居住層的年代，根據中國陶瓷器的年代推定為12至13世紀。
◆湄南河下流域：Ratchaburi縣Mahathat寺院出土陶瓷器
Mahathat Wong Wihaan寺院（以下簡稱Mahathat）位於曼谷西南邊約70公里，南北向流經Ratchaburi縣Ratchaburi市的Mae Klong河西岸（圖11）。沿著Mae Klong河溯流而上，可以聯繫kanchanaburi等泰國西部各都市，順著河川而下不久就是泰國灣。由於優越的地理位置，促使包含Ratchaburi在內的區域，自Dvaravati（7至12世紀）時代開始，就發展成為具備連結海上交易與內陸地功能的港口都市。
Mahathat寺院，自2003年以來進行大規模的整備發掘工作。這裡介紹2008年發掘調查考古編號TP.7與TP.8最下層出土的遺物。TP.7是緊鄰寺院祠堂基壇北側位置面積兩米見方的探坑。TP.8位於環圍中央祠堂的回廊內側東邊，也是面積兩米見方的探坑。兩個探坑文化層，是在自然堆積層上方厚度約50厘米，包含眾多貝殼的暗灰色土層（以下稱「最下層」），從中出土大量陶瓷器。
最下層出土陶瓷器當中，除了陶器以外，數量最多者是福建產黃綠釉陶瓷器，以碗、缽與壺形器為主。其次是華南產白瓷與越窯青瓷與褐釉陶瓷器（圖12）。其中越窯以碗與缽器類為主，另有瓶、執壺與盒子等。越窯青瓷器沒有見到任何帶玉璧形足者，全部都是帶圈足器，而且大部分以帶低矮的圈足為主。多數為斷面呈四角形的圈足（日人稱「角高台」），僅有少量足端微開的外撇圈足（日人稱「撥高台」）。廣東產白瓷也是以碗與缽為主體，另有盒子等。碗與缽多數帶有唇口，底部器壁厚，帶有寬圈足。褐釉陶瓷器大多數是罐類，除了器身呈啤酒筒形的無頸罐以外，還有被稱為「Dusun Jar」的廣東產粗製青瓷四繫罐。此外，還出土有少量的伊斯蘭陶器（虹彩陶器缽）與高棉陶瓷器。
考察最下層出土的輸入陶瓷器種組合，碗與缽、碟、盤生活飲食器具占半數以上。數量其次者是罐形器等，占整體20％以上。另一方面，盒子與小罐、執壺等生活用具不到全體的10％。
推論兩個探坑最下層出土陶瓷器年代最重要的依據，是越窯青瓷。龜井明德先生考察唐宋時期陶瓷器玉璧形底的出現與消失時期之研究，根據中國紀年銘款出土資料分析指出，越窯青瓷從玉璧形底轉變到圈足之發展，大約集中於公元850年代末至870年代初期左右。由於最下層出土越窯青瓷沒有發現帶玉璧形底者，因此推論這個時期大概是越窯從玉璧形底轉變至圈足形制的9世紀中葉以降。再加上出土有11世紀後半至12世紀前半流行的華南產白瓷，該文化層年代約從9世紀中葉延續到12世紀前半。
9至13世紀：湄南河陶瓷器流通
考察湄南河流域的高棉陶瓷器流通網絡，首要考慮Buriram窯址群的地理環境。Buriram窯基附近幾乎沒有大的河川交通路線，最近的河流Muun河東行注入湄公河。可想而知，湄南河流域的Buriram陶瓷器並不是經由河川交通，而是以陸路為中心來到湄南河流域的。
分布於湄南河流域的高棉陶瓷器種組合，大部分是盒子與小罐類，其出土量也很少。而且，出土高棉陶瓷器的都市，當地幾乎都有高棉寺院之現象特別值得注意。盒子與小罐之功能很可能是作為非日常生活空間的儀禮道具。循此思考，流通於湄南河流域的陶瓷器，並非作為日常生活消費的一般商品來流通，而與高棉寺院同樣是顯示高棉王國統治政權的象徵容器。循此脈絡，Buriram陶瓷器被帶到高棉之支配領域的都市（圖13）。
另一方面，出土中國陶瓷器的樣貌複雜。北宋時代華南產白瓷盒子與高棉陶瓷流通於同一地域，應該考慮它們與高棉陶瓷器是在相同的背景下來到湄南河流域。特別是12至13世紀輸入泰國中北部Sukhothai的中國陶瓷器，大半部分是華南產白瓷盒子之類。
不過，在Ratchaburi縣，出土了比盒子數量更為眾多的中國陶瓷器種為碗與罐類。特別是中國褐釉罐類出土相當數量，暗示這類罐形器很可能是作為搬運物產的外裝容器被帶到Ratchaburi，透露Ratchaburi作為海上交易都市的機能。若要檢視此一觀點，有必要進行與泰國南部其他遺址的比較分析。
13世紀中葉，高棉帝國透露衰頹現象之際，位居其領域西北端的Sukhothai都市，改由傣族統治，建立Sukhothai王朝。Sukhothai王朝的首都設在Sukhothai，副都則是統治其北方距離約70公里的Sri Satchanalai。緊鄰這兩個都市，都是重要的窯業分布地帶。這就是Sukhothai窯址與Sri Satchanalai窯址。在泰國，將這兩地窯址所生產的陶瓷器，統稱為「Sangkhalok陶瓷器」（圖14）。
這兩地窯場所生產的Sangkhalok陶瓷器，實際上由各式各樣的種類構成。特別是Sri Satchanalai窯包含無釉、橄欖綠釉、青瓷、青瓷鐵繪、黑褐釉、褐釉、白釉與鐵繪等豐富種類的陶瓷器，隨著不同時期變化各式組合。另一方面，Sukhothai窯僅有無釉陶瓷器與鐵繪、白瓷陶瓷器。比起Sri Satchanalai窯，變化性少。
兩個S，燒出Sangkhalok陶瓷史
Sangkhalok陶瓷生產地研究
Sangkhalok陶瓷研究史最具劃期性的研究成果進展，乃是1980年代由泰國藝術局與澳洲學者共同進行的泰國陶瓷考古調查計畫（Thai Ceramics Archaeological Project，以下簡稱 TCAP）。該計畫以Sri Satchanalai窯為中心，進行一連串的發掘調查。雖然最後正式的發掘調查報告沒有刊行，但是透過參與發掘調查者的著書與研究論文，可以明瞭其中部分調查經緯與發掘成果。Sri Satchanalai窯址群發源於泰國北部，往南擴展至以連接湄南河的Muun河之西岸位置的城域為中心的廣大範圍。窯址群沿著城域北方的Muun河西岸分布，大致可以區分成兩群。其中，城域北方約5公里處的Ko Noi村已經確認有230處窯址分布，以村名稱呼為Ko Noi窯址群。另一群是城域北方約1.5公里的Pa Yang村確認有20處窯址群，稱其為Pa Yang窯址群（圖15）。其他，包含Muun河對岸（東岸）約有50處窯址群在內，推算總計分布有600～800座窯址。
進行發掘調查的窯址當中，Ko Noi第42號窯址的發掘調查，發現有11座窯有疊壓關係，從最下層的第110號窯到最上層的第42號窯之間，得以辨認其窯體構造特徵的變化，從而建立Sri Satchanalai窯址群的窯業技術變遷史之基本架構。
根據發掘調查成果，窯體結構變遷約可區分成前期、過渡期與後期三大階段。（TCAP將最原初的萌芽階段Most Original Nude簡稱為MON期，即初期青瓷階段。）前期的窯體，是在河岸的傾斜坡面穿鑿出橫穴之後所建築、平面呈橢圓形的橫焰式地下窯。窯壁以黏土塊貼附，沒有看到後期階段所使用的紅磚建材。關於窯體規模，根據D. Hein氏的博士論文，全長4～5米，最寬處有1.6～3.5米。窯體以高低坡差為界，分隔出火膛與窯室。其高低坡差從0.35～1.1米，相較於後期階段高低坡面落差比要低得多。也有如Ko Noi第110號窯的例子，有些早期窯爐沒有火膛底面和窯室底面的高低差異。
MON陶瓷器
前期生產的代表性陶瓷器，首先要舉以罐與缽為主體的無釉陶瓷器。位於Ko Noi窯址群南端的第61號窯址發掘結果，橫焰式地下窯的窯室出土大量無釉罐類燒製的現象。這可能是燒製過程中由於窯頂崩落等原因而棄窯。第61號窯址現地保存在Ko Noi窯址南博物館（圖16）。
另一方面，前期也有生產施釉陶瓷器。不過，此階段的施釉陶瓷器與後來15至16世紀時期對外輸出的陶瓷器相比較，無論是胎體、釉藥與裝燒技法都極其相異。其胎體為暗灰色粗土，器面施掛淡綠釉，不過並非直接在胎體上施掛釉藥，而是先在素胎上施作化妝土，再施掛釉藥。MON陶瓷器的群組，包括罐與瓶、大型盒子、高足大碗、寺院建築材料等器種，但是最普遍生產的器型為盤與碗形器。其中盤形器可見此時期獨特的裝燒工藝，此項特徵亦是探討與後期周邊地域窯業技術交流的重要線索。其裝燒工藝特徵如下：將盤形器口對口、底對底重疊之後，放置在直立於窯室窯床面的筒形支燒具上面燒製（俗稱的對口燒）。為了防止疊燒器物彼此黏著，先將器物重疊之處，口緣端部的釉擦掉，而器底或外器壁則不施釉。在器物口對口，底對底疊放設置的空間內，再利用爪狀支釘區隔，疊燒小罐與小碗等器（圖17）。
裝飾技法：在盤內面化妝土上面刻劃波浪紋與直線紋，罐肩部位壓印紋樣，再於其上施釉。此外，盤口緣部位經常刻削作稜花形狀。這些裝飾技法比較後世的青瓷釉下櫛描紋與鐵繪彩畫等精緻裝飾，要素樸簡單得多。
關於前期的年代
Sangkhalok陶瓷器的研究當中，一個重要的爭論議題是關於Sangkhalok地域陶瓷器生產的起始年代。有名的傳說故事指稱，建立Sukhothai王朝最盛時期的Ramkhamhaeng國王，在1294與1299年訪問中國元朝建立友好邦交回程途中，帶回中國陶工促成Sangkhalok陶瓷器生產的崛起。許多學者對此說法懷抱疑問，於是在窯址發掘調查時，根據碳14年代測定等化學方法進行年代測定分析，試圖解明窯址的燒窯年代。詳細的數據此處不便贅述，簡言之，橫焰式地下窯的試料顯示其生產年代在10至15世紀之間。根據發掘中間報告，提示Sri Satchanalai窯址開始年代可能上溯至10至11世紀。不過，泰國內外的考古報告中，足以證實該生產年代的出土例子目前還沒有發現。考察分析窯址地以外的遺跡出土實例，Sri Satchanalai窯前期的發展可能首先出現無釉陶瓷器，然後生產MON陶瓷器。
首先舉出的例子是剛剛談過的Sukhothai的Nean prasat遺址的發掘調查，從最下層第一居住層出土有北宋時代的華南白瓷盒子、Buriram陶瓷器，與Sri Satchanalai無釉罐壺共伴出土。另一方面，MON陶瓷器出土於第二居住層。從此遺跡判斷，13世紀後半Sri Satchanalai窯已經生產無釉罐類，MON陶瓷器大約出現於13世紀末至14世紀初期。
到了14世紀中葉至後葉，Sukhothai周邊區域有許多出土例證確實MON陶瓷器與中國元代陶瓷器共伴出土。這些例子當中，Sukhothai城內，國立Ramkhamhaeng博物館建地內的佛塔遺構發掘調查顯示，佛塔群出土有推定為同一時期被收納的大量陶瓷器。這裡發現了元代青花碗與青花大罐蓋子、龍泉青瓷帶蓋罐，以及Sri Satchanalai窯四件無釉罐與兩件MON陶瓷器（盤、蓋）共伴出土，推知其生產年代為14世紀後半。
其後，進入15世紀初期，Sri Satchanalai窯發展到過渡期，開始生產輸出陶器，取代MON陶瓷器。我個人認為MON陶瓷器的生產年代大約是從13世紀後期到14世紀末期近百年間。
口對口裝燒，泰陶之母Lannar
Sri Satchanalai陶瓷器的起源
另一項重要的研究議題是Sri Satchanalai窯生產過程，其窯業技術與周邊窯業區域之間傳承與交流的關係。關於此課題，回顧研究史大抵有兩種意見。一者認為Sri Satchanalai窯受到高棉（Buriram）陶瓷器的影響。其理由是Buriram陶瓷器與Sangkhalok陶瓷器部分器種具有共同特徵。而且，Sukhothai王朝建立以前該區域是由高棉王朝所統治，有可能伴隨著高棉王國的衰亡，泰國東北部Buriram窯的陶工移住此地。這種意見可說是側重政治面向的議論。
倘若前期Sri Satchanalai窯的生產起始年代暫且同意可上溯至10世紀末葉，生產時期就與Buriram窯址群生產年代重覆。然而比較兩窯址群的窯業技術，彼此的共通點很少。Buriram窯體平面圖呈細長方形，是於土墩上以黏土塊建築的橫焰式地上窯；相對於此，前期Sri Satchanalai窯的窯體是平面橢圓形的橫焰式地下窯。再者，13世紀末至14世紀末，Sri Satchanalai窯的MON陶瓷器，其盤形器的裝燒技法是將口對口、底對底的器物設置於筒形支燒具上面燒製，然而Buriram陶瓷器灰釉碗盤類裝燒方式，則是運用球形的黏土塊作為間隔墊具，放置於器物內底面與外器壁疊燒。兩個窯群的窯業技術系譜可說全然相異。
關於Sri Satchanalai窯的生產與周邊窯業相互影響的關係，持第二種意見者認為這是與泰國北部諸窯Lannar陶瓷器技術交流的影響。其理由是Lannar陶瓷器窯體，係利用丘陵地傾斜坡地的地下室或者半地下室橫焰單室窯，而且生產的施釉陶瓷器碗盤同樣採用對口燒的裝燒技法。這正好與Sri Satchanalai窯的窯業技術相同（圖18）。問題在於Lannar陶瓷器生產年代究竟為何？假使Sri Satchanalai窯與泰國北部諸窯在相近時期共同都有生產陶瓷的話，北部Lannar陶瓷器與Sri Satchanalai陶瓷器擁有共同的窯業技術基盤，然後Sri Satchanalai陶瓷器變化發展成為生產輸出陶瓷器，以上的思考或許可以成立。Sukhothai窯址與Sri Satchanalai窯址作為輸出陶瓷器的主要生產地，因其知名度、窯製品廣泛的流通範圍與生產量，長期被視作泰國窯業史的中心地。然而若從窯業技法的擴展來看，毋寧說北部Lannar才是中心地，而Sri Satchanalai窯以一南界窯場，結合大城王朝的海上交易策略所發展出來的一種特殊類型的窯業生產模式。
MON陶瓷器分布
理解生產年代被推定為13世紀至14世紀末期間的MON陶瓷器的分布範圍一事，對於理解Sri Satchanalai窯陶瓷生產的性格頗為重要。檢視泰國內外的遺址出土MON陶瓷器之案例，僅在泰國國外有極其少數的出土例子。其中，泰國灣Rang Kwien沉船發現有少量MON陶磁器，包括兩件盤形器與11件小罐類，它們應該不是作為商品，而是船員在船上的生活用品被裝載上船的可能性較高。泰國以外出土例，新加坡皇后遺址（The Empress Place）似乎也出土有MON陶磁器。另一方面，泰國國內其分布僅局限於窯場周邊地域，集中在輸出陶瓷器主要的港口大城與Suphanburi，而且數量很少。
除前述Sukhothai佛塔遺構所收納的MON陶瓷器外，還曾有考古遺址出土收納火葬骨的MON陶瓷罐與大型帶足盒子等，這些特殊功能的事例值得注意。以此觀之，Sri Satchanalai窯與泰國北部諸窯址與Buriram陶瓷器相同，都是以因應鄰近地域陶瓷器需求為其生產主體。
假若從窯業技術系譜的視點考察泰國窯業史研究，一個重要的研究議題將會是泰國北部Lannar陶瓷器的生產地研究。「Lannar」之名，源於13至19世紀統治泰國北部的Lannar王國名稱，泰語意指「百萬之田」。
Lannar王國，是以泰國北部中心都市清邁（Chiang Mai）為首都，沿著山間大小河川開展的盆地所成立的都市之連合體。窯址緊鄰這類型的都市分布（圖19）。仔細觀察窯址的地理環境，如清邁東郊Samkhanpeang窯址多座落於盆地邊緣，或是沿著山腳低窪地的小河分布。
Lannar陶瓷器，最早被報導的窯址是清邁東北約80公里，清萊（Chieng Rai）的Kalong窯址。1934年，由當時Phitsanulok知事Nakhon Praram伯爵所發現調查。
伴隨發掘調查開啟的Lannar陶瓷器研究，始於1970年代由泰國藝術局所展開各地窯址的發掘調查。Lannar陶瓷器窯址當中，Kalong窯址（1972年）、Samkhanpeang窯址（1970年）與清萊的Phan窯址（1970～1971年）陸陸續續展開調查，其調查概要發表於1990年代所刊行之《Lannar古窯址》。期間，J.C.Shaw與Roxanna Brown等歐美研究者，也立基於窯址的採集資料，介紹Lannar陶瓷器特徵。
Lannar陶瓷器的多樣性
1990年代前半期以前的Lannar陶瓷器研究，強調分布於泰國北部窯場的陶瓷器生產具有強烈獨立性的樣貌。
Kalong窯址特徵：使用非常細緻的白色胎體在極薄的器壁上面施掛透明釉製作白瓷，並且使用具有大膽裝飾意匠的釉下鐵繪（圖20）。此外，Wang Nua窯生產施掛淡綠色釉的青瓷等多樣性具有極高品質的陶瓷器。另一方面，清萊的Phan窯址，專門生產類似Sri Satchanalai窯青瓷的篦劃紋青瓷器（圖21）。Samkhanpeang窯址主要製品包括青瓷、釉下鐵繪與褐釉陶瓷器，無論何類都是在粗胎上面施作化妝土再行彩繪紋樣與上釉。此外，一般最為常見的盤形器，可見採用對口燒的裝燒工藝。青瓷盤內面搭配型印花魚紋，鐵繪彩飾則是描畫魚紋、雙魚紋（圖22），在質感與意匠方面，都形成與前述Kalong窯相異的作風。此外，鄰近寮國的Nan縣Bo Suak窯址，使用匣鉢燒製碗與鉢，在青瓷大罐肩部環繞裝飾型押貼花紋。然而，有關各個窯址製陶技術與裝飾技法多樣性的形成過程並不是很清楚。
Lannar陶瓷器的共同性
到了1990年代，開始在多樣的Lannar陶瓷器當中探究其共同特徵與其意義。Lannar陶瓷器共同的窯業技術，首先被標舉者是窯體構造的特徵。Lannar陶瓷器生產窯的共同點是利用山谷谷溪與丘陵坡地的傾斜坡面，建築半地下式與半地下室的橫焰單室窯，窯體使用黏土塊作為建材。其尺寸全長2～6米，最寬1～3米，此與泰國中部Maenam Noi窯址全長105米，寬5.6米，以及Bang Phun窯址（全長8米，寬3米）相比較，屬於小型窯體。
施釉陶瓷器當中，盤與缽的裝燒技法採用口對口、底對底的疊燒方法。此種技法幾乎泰國北部有生產施釉陶瓷器的各個窯址皆可見到。
另一方面，Samkhanpeang窯與Bo Suak窯可見双簷口壺器型，可見於泰國東北部Sakhon Nakhon縣Songkhram河流域窯址群與寮國Vientiane生產，更及於中國廣西省與湖南省等華南部分地區。
近年的Lannar陶瓷研究
近年Lannar陶瓷器最重要的研究是泰國國立法政大學（Thammasat University）社會學系Sayan Prichanchit教授。1980年代，他是泰國藝術局考古調查員，實行泰國中部SriSatchanalai窯、Maenam Noi窯、Bang Phun等重要窯址調查，經驗豐富，到了1990年代，進行清邁近郊Inthakin窯址調查。接著，盡心投入Nan縣Bo Suak窯址與Payao縣Viang Bua窯等發掘調查，進行Lannar陶瓷器生產地之研究。其最新研究成果《泰國陶瓷考古學／Lannar與Payao諸窯址》剛於去年出版。
關於Lannar陶瓷器的生產地研究，考古學的調查研究才剛剛開始。Sayan教授的論著結語，提示Lannar陶瓷器與Sri Satchanalai陶瓷器（MON陶瓷器）廣泛分布共同的製陶技術，乃是傣族獨特的製陶技術這樣的假說。要檢證此一假說，最重要的工作是跨越Lannar陶瓷器的組成，結合近鄰寮國、緬甸、乃至於越南北部甚至到雲南地區進行比較研究。我個人認為，Lannar陶瓷器有可能成為探究泰國人自我認同的重要歷史資料。
圖／台大藝史所提供。
向井亙 1998年金澤大學大學院文學研究科史學博士前期課程修畢，2011年泰國國立Silpakorn大學大學院歷史考古學博士，目前擔任金澤大學國際文化資源學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專長泰國陶瓷考古學、貿易陶瓷史及海洋史研究。
圖片提供｜向井亙（日本金澤大學國際文化資源學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