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大員」指稱現在台南市安平區，也就是安平古堡（古稱熱蘭遮城）所在位置。日本殖民時代，在安平地方發現許多素面無紋白釉罐（圖1），該類白釉罐雖然主要生產於中國福建窯址，但以發現地為之命名，稱為「安平壺」。這也是陶瓷史上唯一以台灣地名稱呼的中國陶瓷品。本文旨在透過安平壺的物質流動，特別是沉船與東南亞（圖2、3）、日本出土的安平壺案例，觀測大員在17世紀亞洲貿易網絡中的角色。
亞洲貿易網絡．物質交換
首先從大歷史的視野簡要說明17世紀亞洲貿易的架構。亞洲東側，從印度以東的區域，古來最重要的物質生產是中國絲與陶瓷器、印度的木棉以及東南亞的香料。橫跨縱長的時間，這些物品彼此的交換，主導亞洲東側的貿易活動。而且，促使交易順利進行最重要的帳務清算工具，乃是銀與銅。銀主要產於日本與墨西哥，17世紀尤其扮演重要的貿易中介。在銅方面，早期中國銅錢最重要，隨著其原料日益減少，日本銅逐漸變得重要。然而，由於中國明朝對外貿易政策本身的限制，亞洲東側海域的貿易活動先是由沖繩琉球王國，稍後由中國海商主導。17世紀，台灣成為中國，特別是福建海商的貿易地點，被動地浮現於國際舞台。這就是大員歷史的由來。從地理位置看，台灣正位於日本、福建與東南亞的交會點，再加上出產當時日本特別需求的鹿皮，於是迅速地發展。
中國絲綢絹織品自古著名。然而，中國絹物因為價格過於高昂，一般人難以消費，再者其清潔不易，對於酷熱的亞洲區域並沒有太大需求。反而是各式各樣染色的印度棉織布，成為炎熱的東南亞區域人民最受歡迎的纖維製品。他們尤其喜愛鮮麗顏色的棉布，棉布也就成為交換東南亞特產香料最重要的商品。印度棉布由於洗潔容易，在濕度高的日本也有廣大需求。傳入日本的印度棉布，有些華麗複雜，亦有些線紋素樸，其中若干圖案後來被日本和服所沿用，成為日常生活普及的設計元素。簡言之，從地圖上看亞洲東側地域距離遙遠的兩個國度──日本與印度，在17世紀因棉布的物質流動而緊密地聯繫著。
回到本文的焦點安平壺。承前所述，安平壺生產於福建複數窯址，然而目前為止發現數量最多者乃是台灣。台南地區除了安平以外，各處皆可見其出土；而除了台南以外，台灣全島17世紀的遺址多數發現有安平壺遺物。例如：台灣原住民聚落所在地的宜蘭淇武蘭遺址，發掘出土有數量眾多的福建窯系陶瓷器（圖4），若以單一陶瓷種類而言，應數安平壺數量最高（圖5）。根據考古報告書與謝明良教授的研究，該遺址安平壺破片達數千件，保存完整者將近100件。事實上，不僅是東北海岸的宜蘭遺址，台灣西海岸的遺址也廣見出土安平壺。（謝明良 ，2005、2011）
就陶瓷世界的種類而言，安平壺屬於粗製白瓷。除了極其少數帶有銘款的製品以外，基本上全器沒有其他裝飾紋樣，僅有施罩白釉。隨著燒製條件的差異，釉色呈現從灰色到白色到青色的變化。鍔形平口是一大特徵，這是為了以布覆蓋縛綁而做的必要部分。此外，內器壁幾乎滿釉，是和其他盛裝容器最大不同之處。製作採上下器身接合成形，器腹中央附近可見接合痕跡。由於採高溫燒製，一般被歸類為瓷器。這也是與其他類罐甕容器最大不同之處。
安平壺年代：沉船中的安平壺
安平壺的生產年代大約何時？最能回應這個問題的資料當是沉船打撈的遺物。這裡要特別介紹三艘知名的沉船發現的安平壺，它們分別是菲律賓的聖地牙哥號（San Diego，1600年沉沒）、從南非出發的白獅號（Witte Leeuw，1613年沉沒）以及越南化德島（Condao）附近的頭頓號（Vung Tau，沉沒相對年代約於1690年）。前兩艘沉船是歐洲帆船，17世紀初期歐洲沉船發現有安平壺的案例不多，而且安平壺數量稀少。頭頓號則是華南沿岸的帆船，沉船年代稍晚，安平壺的生產年代亦較晚，不過於其上發現安平壺數量較多。
出水有安平壺遺物最早的沉船案例，目前係發現於菲律賓海岸的西班牙籍聖地牙哥號。該船在1600年與荷蘭艦隊海戰不幸沉沒，該船原本目的地是墨西哥，因此裝載有大量商品。水下考古學調查所打撈的遺物以中國產陶瓷器居多，其中包含兩件安平壺。與其他時代的安平壺相比較，胎薄而器高，此外口緣直徑比器腹的二分之一。另外，鍔形平口沿薄淺。該安平壺大概是明確編年資料當中最古老的例子（圖6）。
第二個例子是13年後從南非出發往西航行，沉沒於聖海倫那島（St. Helena Island）附近海岸的荷蘭籍白獅號。該船與葡萄牙艦隊海戰被擊沉，水下考古學調查發現有許多中國陶瓷器，其中包含一件安平壺。該件安平壺整體形制與聖地牙哥號發現者極其類似（圖7），說明最早時代的安平壺呈高肩、小口、器高樣式。熱蘭遮城遺址與淇武蘭遺址17世紀早期地層出土安平壺屬於這類型。
按照年代排比而下的案例，還有日本出土編年約在1637年代左右的安平壺（這部分容後再述）。其他沉船資料年代稍晚，例如：越南化德島附近鄰近頭頓港，約在1690年代沉沒的頭頓號。從化德島附近所打撈的安平壺至少有12個（圖8、9、10）。與17世紀初期製品相比較，其高度稍矮，口部直徑與器腹徑比稍大。台灣出土這類安平壺數量眾多，例如：左營遺址等。平唇安平壺，口緣不算太厚，在此之後年代生產的安平壺例子，口緣有逐漸增厚的趨勢。
越南／印尼／日本 出土的安平壺
前面介紹的三艘沉船當中兩個例子發現於東南亞海域（圖11）。事實上，安平壺普見於東南亞，我的雅加達友人就收藏有安平壺（圖12）。即使今日在雅加達的古董店仍有大量安平壺便宜出售。數量眾多，因此價格不太貴。接著我要介紹印尼若干遺址與越南會安遺址（Hoi An）所出土安平壺。它們都是考古發掘出土遺物，可以確認是在過去歷史長河的某個時空脈絡下被運送到此地。我第一次看到安平壺，是印尼蘇門達臘（Sumatra）北端博物館的展示品（圖2），該地其他博物館也有展覽，或許直到今天還是亞洲陸地遺址安平壺發現案例的最西端。若是您到東南亞參訪博物館發現安平壺，一點都不稀奇。
首先看越南中部會安的例子。會安是被登錄為世界遺產的17、18世紀港口市鎮。「日本橋」是會安的代表性建築（圖13），該名源於17世紀前半期，有許多日本人移住在會安，從此名稱推測日人的聚居處距離該橋應該很近。值得一提的是，帶有屋頂的橋建築並非日本傳統樣式，而是屬於華南系建築。在離橋不遠的發掘調查發現有17世紀溝渠遺留（圖14），溝底中央出土有安平壺，伴隨出土中國景德鎮窯與漳州窯陶瓷，均為17世紀前半期製品（菊池誠一，1997）。
接著看印尼，爪哇西部伊斯蘭王國萬丹（Banten）的案例。橫跨16至18世紀，萬丹港市為東南亞貿易的中心地之一（圖15）。其繁盛不僅因為著名的特產胡椒，更因為其位居印度洋與南中國海中間的連結位置。17世紀，荷蘭人最初前來亞洲貿易時的目的地就是萬丹。我自己親身參與當地的發掘調查，發現大量陶瓷器，當中包含有數量眾多的安平壺（圖16）。如圖所見僅是其中一部分，計算底部數量就有31件。安平壺底部沒有施釉，胎釉顏色有各種變化，仔細觀察形制，也有些微差異。
距離萬丹遺跡不遠處，是Tirtayasa宮殿遺址（圖17），遺址地面散布大量陶瓷器。最早吸引我目光的是日本肥前瓷器，該遺跡是日本本土以外出土肥前瓷器最多的地方。何故如此？因為這個遺址存續的年代1663～1683年間，正是肥前瓷器輸出的黃金時代。不過，該遺址出土陶瓷遺物半數以上仍是中國景德鎮瓷器。其中一件青花瓷器帶有「大清康熙年製」的書寫款銘（圖18）。該類型青花瓷與肥前瓷器亦見出土於台灣熱蘭遮城遺址，顯示兩地之間某種聯繫網絡。過去研究顯示，1660～1680年代這段期間清朝實施海禁政策圍堵鄭氏家族，鄭氏家族成為當時東亞海域的海商之一。這些陶瓷有可能是經由鄭氏政權轉運到台灣，再輸出到印尼。毋庸置疑，Tirtayasa遺址也出土有大量安平壺。
往東走，來到蘇拉維西（Sulawesi）東南部的離島布頓島（Buton）窩里沃（Wolio）城跡。從空中俯瞰這環抱狹窄海峽的天然良港，當地伊斯蘭王國就在此處建築東南亞最大規模的堅固城址。城內遍布大量陶瓷器殘件，透過整理亦發現有安平壺破片。（圖19）該遺址的年代延續很長時間，以18世紀的陶瓷器數量最為豐富。這裡的安平壺部分帶有厚重口緣，推測是18世紀製品（圖20）。我所調查的資料，底部所代表的最小個體數有19件。
大船入港，拎瓷壺闖東瀛
日本安平壺，特殊使用脈絡
接著，介紹東北亞日本所發現的安平壺出土案例。日本各地遺跡大多數都有中國陶瓷器的蹤影。不過，安平壺卻僅見於特定地區，首先集中在九州區域，而且絕大部分在長崎縣，再加上鄰近的熊本縣天草地方。檢視九州全圖，安平壺的分布略偏九州的西海岸。其中，鄰近平戶位置的有田地區，是肥前瓷器主要生產地，並沒有發現安平壺。單一城市發現安平壺數量最多者，就是長崎市。據我所知，至少有八處遺址出土有安平壺。
長崎作為葡萄牙人在日本的傳教根據地，開啟歷史的另一篇章（圖21）。1640年代以後，它成為國際貿易港口，不過僅有開放荷蘭船與華南系帆船來航。直到江戶時代結束的19世紀中葉，大部分的日本國際貿易仍然在此進行。而且，當時荷蘭人和華人只被允許住居此地，孕育了長崎城市國際文化的特色。該城市的考古調查發掘與出土遺物相較於日本其他區域，相異之處頗多。以長崎奉行所遺址為例，該遺址係長崎最高權力長官「長崎奉行」職務機關所在地，發掘調查成果顯示正面石台階保存狀況良好，現在復原重現江戶時代奉行所建築外觀，並且成立長崎歷史文化博物館（圖22）。
奉行所遺跡發現眾多珍貴的陶瓷器遺物當中亦有安平壺，包含薄口與厚口等各式類型（圖23）。此外，該遺址也出土有少數來自越南大量生產的粗製青花瓷（圖24）。這類越南產粗製青花盤，根據報導在台灣周邊也曾發現，推測經由台南轉運來到長崎的可能性很高。所謂「長崎奉行」為德川幕府官吏，每一年輪替派遣。因此，當地商人領袖「長崎代官」成為實際具有權力者。與台灣關係密切的末次平藏家族四代世襲「長崎代官」，深具影響力。
數量眾多的長崎市遺址出土有安平壺遺物，除了長崎奉行所以外，還有勝山町等遺址。該遺址過去是末次平藏的住屋所在，發掘調查之後才得知1600年左右建有天主教教堂情事（圖25）。該遺址也出土有安平壺，口緣部位薄淺（圖26），該遺物屬於末次平藏時代或者教會時代並不清楚。不過，據說初代末次平藏早期是天主教徒。
天主教在日本從16世紀中葉左右急速發展，17世紀初期已有30萬人以上信徒。但是1614年開始德川幕府明令禁止，職此之故，葡萄牙人企圖與日本貿易的最後目的無法達成。不過，日本人天主教徒仍然擁有潛在的勢力。1637至1638年，長崎與熊本地區多數天主教徒起而叛亂，反叛軍據守島原地方的原城城寨，現今原城遺址的中心區域，正是當年激戰的地方（圖27），反叛軍的天主教旗幟也被保存下來。這即是日本近代（幕末）以前最大的內亂，史稱「島原之亂」。
該著名遺址的考古發掘調查發現有安平壺，屬於薄胎、淺口類型（圖28）。由於1637～1638年之叛亂結束後，島原城幾乎廢棄不再使用，因此毫無疑問地，安平壺被帶進此地的時間要早。然而，是否安平壺是反叛軍的遺留則無法確定。與安平壺共伴出土眾多的中國景德鎮瓷器（圖29）。推論這些開光青花瓷器是戰爭期間據守城塞的反叛軍所輸入的觀點似乎難以成立，反之若是考慮其為叛亂之前時代所使用的器物可能性較高；安平壺亦然。不過，叛亂之前該地域包含城主在內的天主教徒確實是壓倒性地居多數。
從島原橫越狹長海峽到對岸的天草諸島，這地域是島原之亂反叛軍最初的據點。19世紀後半天主教禁令解除之後，地區居民再次信仰天主教者眾多。崎津現代教會（圖30）距離不遠的海岸邊，因為道路工程施工偶然發現了安平壺（圖31）。出土安平壺呈淺薄口緣，高度不若菲律賓聖地牙哥號沉船打撈遺物，但是兩者風格接近。該安平壺發現時未經擾亂，有意思地是裡面裝有物品，包括下端帶有十字架的珠串（圖32），以及兩尊小型造像（圖33）。乍看之不太能辨識造像內容，但與十字架共伴收納入白瓷罐，因而推定其為聖母瑪利亞像。一般而言，安平壺出土遺物極其罕見罐內內容物被存留下來，崎津的安平壺是個稀有案例。從十字架等天主教相關宗教道具判斷，該遺留很可能是禁教之後的祕密埋藏。崎津的安平壺亦可說是考察日本天主教史的重要物件。再者，十字架與聖像應該不是一開始就被收藏在安平壺，而是某個緊急事故下因為安平壺正好合用，於是慎重地埋藏之。這是極其特別的安平壺轉用（二次利用）案例。
安平壺＆日本肥前瓷器的分布
考察安平壺在東南亞的發現地點，多數遺跡都可確認出土有日本肥前瓷器。不過，肥前瓷器多集中在17世紀後半，安平壺的年代則未必屬於同一時代。舉例來說，越南會安17世紀前半期地層出土安平壺，但是肥前瓷器則是出土於其地層上方的17世紀後半期文化層。從單一遺址同時出土有安平壺與肥前瓷器的的分布地圖顯示，這些地點幾乎都是重要的港市遺跡（昭和女子大學國際文化研究所，2000）（圖34）。亦即，安平壺或肥前瓷器的貿易主導者或轉運者可能沒有變化，兩種性格不同的陶瓷器物都是由相同的商人轉口到東南亞。肥前瓷器由台灣鄭氏商船轉運到東南亞的可能性極高，另一方面安平壺也可能是先運送匯集在台南安平，再轉運到東南亞各地。亦即，以大員為貿易據點的福建系貿易商運來安平壺，台灣鄭氏家族擔任後續的貿易舵手。
向左航，向右航 台灣擁抱全世界
安平壺，功能究竟為何？
安平壺究竟為何物？究其本身並無太高價值，不過是承載其他商品的容器罷了。其內器壁幾乎滿釉，鍔形平口適宜以布覆蓋縛綁的特徵，讓人推測安平壺原來內容物應該是液體之類揮發性極高的商品！一般聯想酒類最為妥當。又因其燒製質地優良，當內容物消耗完畢之後也不會輕易被丟棄，而被重覆再利用。例如，若干區域的安平壺裝有火藥或水銀的傳承，或許是二次利用才出現的使用方式。一再地重覆利用，應是安平壺廣泛分布的主要理由。
17世紀大員，緊密相繫世界脈動
物品經常以其微小的存在，顯影底層文化的流動。安平壺，正是體現台灣與東南亞以及日本貿易與交流網絡的證據。此外，日本出土安平壺脈絡透露與天主教較為緊密的聯繫，或許與澳門的葡萄牙人有所關聯。
1661年，鄭芝龍之子鄭成功為取得反清復明的基地與貿易據點，出兵攻打大員。連來自印尼巴達維亞派過來的援軍都被擊退，隔年荷蘭揆一總督終於不敵投降。此後，鄭成功建立鄭氏政權，仍以大員為據點，將其更名為安平。
鄭成功之子鄭經將台灣島改名東寧，繼續與日本以及印尼伊斯蘭王國萬丹等東南亞區域進行興盛的貿易活動，接著也與較晚來到萬丹的英國人保持聯繫，萬丹船隊與英國船隊都曾來航安平貿易。荷蘭船隊歐式帆船、來自東南亞與福建漳州的華南系帆船與航行東南亞各地的鄭氏船隊，均曾出現在1673年描寫日本長崎的屏風圖繪（長崎市出島史跡整備審議會，1990）（圖35）。這些帆船通常以日本假名標示航行出發地，其中一艘船的書寫文字可能讀做「とうねい」（tounei），這與鄭氏家族稱呼台灣的「東寧」Tungning讀音相近。17世紀在大員，卸下安平壺的東寧船裝載了肥前瓷器，經由大員航向東南亞各地。從安平壺的流動窺知，當時的大員（今安平）的確是亞洲東側重要的貿易據點，與世界的脈動緊密相繫。
最後我想以日本學者生田滋（Ikuta Shigeru）所繪製（生田滋，2009），顯示17世紀前後貿易圈的兩張地圖來做結語。第一張地圖標示15世紀亞洲貿易網絡，主要包括涵蓋大部分東南亞與東非在內的印度洋貿易圈，以及包含布分東南亞的南海、東海貿易圈（圖36-1）。然而，到了16世紀以後，世界貿易圈分成生產銀但沒有貿易商品的大西洋貿易圈，以及雖然生產各式各樣貿易商品但未生產銀的非大西洋貿易圈（圖36-2）。生田教授認為雖然日本與菲律賓亦涵蓋在大西洋貿易圈的最西端，不過網絡邊線繞過台灣，台灣被劃歸在非大西洋貿易圈。然而，倘若我們考慮17世紀的台灣與日本的白銀輸出密切關聯，或許應該思考，台灣亦與日本、菲律賓同樣處於大西洋貿易圈的西端。簡言之，台灣的位置有必要以寬廣的全球化視野來加以考量。
參考書目與延伸閱讀：
生田滋，〈「大西洋貿易圈」の成立とアジアの三大帝國──金銀の流通から見た前近代のアジア──」〉，《海の回廊と文化の出会い──アジア．世界をつなぐ──》，關西大學東西學術研究所，2009，頁3～27。
昭和女子大學國際文化研究所，《世界遺產ホイアン展圖錄》，2000。
長崎市出島史跡整備審議會，〈寬文長崎圖屏風〉，《出島圖──その景觀と變遷──》，東京：中央公論美術，1990，頁74～75。
菊池誠一，〈ベトナム発見の安平壺〉，《東國史論》12，1997，頁83～92。
謝明良，〈安平壺芻議〉，原載《國立臺灣大學美術史研究集刊》2（1995），收入《貿易陶瓷與文化史》，台北：允晨文化，2005，頁187～213。
圖片提供｜坂井隆（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副教授）
